1989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要闻)
专栏:

大力加强农业 稳定农村政策
湘赣滇陇青五省粮食丰收
湖南
据新华社长沙11月3日电 (记者杨善清)湖南省有关部门预计,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可超过265亿公斤,比去年增产11.5亿公斤,摆脱了连续5年徘徊的局面。
据了解,湖南省今年实现了早稻、中稻、晚稻季季增产,从区域上看,仅有个别地区因灾减产。
江西
据新华社南昌11月6日电 (记者刘小宁)江西省在治理整顿中以国家制定的当前产业政策要点为导向,真正把农业排在各产业发展序列的首位,加强领导,落实政策,增加投入,使全省农业战胜严重洪涝灾害,获得全面增长。
目前,江西农作物秋收已接近尾声,农业生产基本定局,省政府近日分析预测的结果是:
种植业迅速恢复发展——全年粮食总产量可达156亿公斤,实打后可望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棉花总产110万担,比去年增长65%;油料总产量1035万担,创历史最高水平;水果、茶叶、烟叶、蚕茧总产均超历史最高水平;甘蔗、黄红麻产量超过去年。
畜牧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生猪在存栏量与去年持平的基础上,可出栏肉猪1200万头,比去年增长2.7%;牛、羊年末存栏量均可创历史最高水平;肉类年总产量第一次突破100万吨。
水产业在连续10年增产的基础上再创新纪录——全年水产品总量预计可比上年增长7%。
全省农业总产值预计可达116.5亿元,比上年增长5%;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去年可增加60至70元。
云南
据新华社昆明11月3日电 (记者马天泽)云南省绝大多数地(州)、县频频传来粮食丰收的喜讯。省主管部门预计全省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达97.5亿公斤,比去年增产3.6%,为历史上仅次于1984年的第二个丰收年。
甘肃
据新华社兰州11月6日电 (记者王云峰)甘肃省传来喜讯:今年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超过62亿公斤,比历史产粮最高年份的去年增加3亿公斤。这是甘肃省自1983年起粮食稳定增长的第7个年头,标志着全省粮食生产已步入稳定增产的阶段。
粮食短缺一直是影响甘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过去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全省人民的吃饭问题,每年要花上亿元从省外调进6亿多公斤粮食。“农业是基础”,“有粮则稳”,甘肃省委和省政府从实践中不断加深对此方针的认识,始终把农业摆在稳定全省大局的首要位置和各项工作的中心地位,省主要领导和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农业、抓粮食,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各项政策,保护并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了全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
青海
本报西宁11月6日电 记者郅振璞报道:青海省统计局的抽样调查实测结果表明:全省今年粮食总产量达11.072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油料总产量1.105亿公斤。粮、油分别比去年增长4.63%、5.72%。
青海是多年来的缺粮省,为减轻国家负担,省委、省政府今年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在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和各国营农场增加农业投入,大搞农田开发,实行科技承包,力争粮食生产有突破性进展。省财政在十分困难情况下为土地开发投资2000万元,金融部门筹资放贷总额也比去年增加5000万元。全省农户人均投资种植业的支出38.74元,比去年增长37.3%。


第1版(要闻)
专栏:

今年外商来华投资持续发展
我新批准外资企业逾四千家
八百多家外资企业成果即将在京亮相
本报讯 记者刘霄从经贸部获悉,今年1至9月,我国新批准外资企业4281家,外商投资协议金额40.06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20.16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6%、19%和29.3%。
尽管北京春夏之交发生的事件使利用外资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稳定,吸收外资的工作仍然持续发展。截至9月底,我国10年来批准的外资企业已经超过2万家,外商申请投入金额321.71亿美元,实际投资141.18亿美元。目前建成并投入生产运营的外资企业已达8000多家,其中85%以上的企业运营情况正常,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效益。
这些企业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例如海上石油勘探开发项目、大亚湾核电站、平朔露天煤矿、广深高速公路等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项目,加强了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
外资企业引进了技术,更新了产品,扩大了出口能力,仅1988年出口额约达24.6亿美元;今年前9个月,出口额已超过30亿美元。
这些企业的科学管理,为我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它们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增加了收入,为大约200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一大批懂得举办跨国公司业务的人才。
为了展示外资企业10年来的成果,经国务院批准,经贸部、国务院特区办和国家计委将于11月9日至15日,在北京的中国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举办为期7天的展览会,39个省、市、自治区、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的850多家外资企业参展。


第1版(要闻)
专栏:

把秋后农村旺季市场生意做足
江苏增加工业品下乡
本报南京11月6日电 记者龚永泉报道:“穿不愁,吃不愁,两眼盯着百货楼”。面对农村这个大市场,江苏省商业厅要求国营商业增加工业品下乡,搞好秋后农村旺季市场供应,把农村市场的生意做足。
今年二季度以来,市场出现疲软,产品库存增加,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江苏省商业部门对当前商品销售疲软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首先是由于城市长期处于过热消费状态中,致使今年城市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有很大回落,1至9月份城市零售总额的增幅回落30个百分点,而县和县以下的零售总额回落只有7个百分点;第二,今年江苏秋熟作物形势较好,生猪、蚕茧等多种经营有较大发展,农民收入将有所增加,加上可观的储蓄和手存现金,农村今年的旺季将好于城市。
江苏省商业厅对增加工业品下乡提出要求:切实转变思想作风,把立足点转移到农村广阔市场,充实和健全工业品下乡队伍;建立检查、考核制度;针对基层供销社目前资金严重紧缺的状况,国营商业可根据不同商品采取灵活的结算方法,如当场结算、约期付款、分期付款、销后还款等,并帮助基层调剂积压商品,搞活资金;强化服务,改坐商为行商,巡回销售,送货下乡,降低批发起点,拆零供应,开展开票、结算、提货、装车一条龙服务;在依靠供销社的前提下,鼓励集体、个体商业多渠道把工业品送下乡。


第1版(要闻)
专栏:

打破传统制作工艺 采用化学方法合成
新型高效抗菌药通过鉴定
经多家医院临床应用总有效率高于95%
新华社武汉11月6日电 (记者熊金超)我国抗菌素药物的研制取得新的突破,一种对人体各类感染具有广泛疗效的新型口服高效抗菌药10月下旬在武汉通过鉴定。有关专家认为,这类药在本世纪末有可能取代老一代抗菌药而成为临床应用主要抗感染药物。
已被卫生部命名为依诺沙星的这种新药,又名氟啶酸,属国家二类新药,是武汉制药厂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1986年武汉制药厂打破抗菌药物的传统制作工艺而利用化学方法合成的口服片剂和胶囊,经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等全国七家大型医院临床应用,对治疗人体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的总有效率高于95%,治疗二类传染病伤寒及胆道、皮肤、软组织等多种感染顽症的有效率接近100%。
临床研究还表明,这种口服制剂对人体炎症的细菌清除率也高于其他抗生素药物。上海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及上海皮肤病防治所将这种口服制剂试用于淋病,接受治疗的23名患者仅一个疗程即告痊愈。
鉴定会上,有关专家认为,这种新药明显优于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氨苄青霉素、红霉素、氯霉素、庆大霉素等抗菌药物。


第1版(要闻)
专栏:

江泽民会见哈恩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今天晚上在中南海会见了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董事长卡尔·哈恩一行。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国家计委副主任郝建秀等参加了会见。
哈恩一行应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的邀请,前来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地区汽车工程学会年会。会议于今天在北京开幕。


第1版(要闻)
专栏:

李鹏分别会见尼泊尔和保加利亚客人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记者杨子迪)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尼泊尔内政国务大臣尼兰简·塔帕和夫人。
塔帕大臣首先转达了尼泊尔首相什雷斯塔对李鹏总理的问候并说,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将以最热烈的方式欢迎李鹏总理对尼泊尔的访问。
李鹏对此表示感谢。
李鹏说,中国和尼泊尔是友好邻国,关系一直很好。喜马拉雅山没有成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障碍,而成了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李鹏说,他不久就要对尼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了,他期待着同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和首相什雷斯塔阁下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中尼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为进一步增进中尼友谊作出贡献。
塔帕大臣是应公安部的邀请于4日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的。今天,塔帕大臣同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进行了工作会谈。
王芳和尼泊尔驻华大使卡特里参加了今天的会见。
本报北京11月6日讯 记者周象光报道:今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保加利亚外交部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及其一行。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李鹏总理回忆了他访问保加利亚的情况,并希望中保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能够不断发展。
应客人的要求,李鹏总理还简要地介绍了我国当前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情况。他强调指出,为了顺利地进行改革和建设,在国际上,我们希望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在国内,我们希望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中国,稳定是第一位的。
姆拉德诺夫外长向李鹏总理介绍了保加利亚的国内情况和对地区形势的看法。
会见时,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座。


第1版(要闻)
专栏:

化工部负责人提出警告
化工污染危及自身发展必须采取紧迫措施治理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记者赵明亮)化工部负责人最近向各地各企业提出警告:化工污染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阻碍化学工业发展的地步,必须采取紧迫措施,抓紧治理。
目前化学工业是全国排放废水、废气、废渣和有毒有害物质的大户;全国被污染的大小河流、湖泊、港口和海域几乎都与化工企业排污有关。由于污染问题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有些化工企业已被迫停产或搬迁。如山西临汾地区染料厂、兰州胜利化工厂、四川什邡农药厂等企业已先后停产整顿;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一些扰民化工企业也将被迫迁出市区;有的企业的新建项目本已万事俱备,只因环境问题得不到批准而被卡壳。
化工部负责人要求化工系统各级负责人和广大职工充分认识到,如不下决心抓紧治理污染,不要说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就是连简单再生产也很难维持下去。
为切实搞好化工系统的环保工作,这位负责人提出实行环境质量逐级领导负责制,即化工部负责人对全国化工行业的环境质量负责,各省、市、自治区化工厅局和各企业的负责人对本地、本企业的环境质量负责,一环扣一环严格要求,督促检查。化工系统各级负责人要克服重生产、轻环保的思想,切实落实环保资金,改变那种不惜花巨款赔偿污染损失,却不愿掏钱治理污染的本末倒置的办法。宁可少搞几个生产建设项目,也要挤出钱来治理污染。同时继续坚持采用强化管理、结合技术改造、开展综合利用等来治理污染。
化工部负责人强调,对那些严重污染环境又无条件治理的中小企业要坚决实行关、停、并、转、迁的方针,决不能心慈手软。


第1版(要闻)
专栏:

陕甘青三省实现双回路联网供电
新华社西安十一月六日电 (中国电力报记者袁林生、新华社记者张若愚)今天,当陇西——宝鸡马营三十三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的闸刀被轻轻推上,龙羊峡至秦岭电厂一千公里的超高压双回路电路全线贯通,结束了陕、甘两省十八年输电单回路的历史,实现了陕、甘、青三省的双回路联网供电。
被列为国家“七五”重点工程的这项超高压送变电工程共投资七千三百六十三万元,最大输送能力四十万千瓦。它的投入运行,对提高西北电网的水火电调节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第1版(要闻)
专栏:

首届国际儿童电视节目展播开幕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六日电 首届国际儿童电视节目展播将为我国少儿观众提供一个大饱眼福的机会,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八十多个优秀少儿电视节目,明天起陆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由全国少儿工作协调委员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这次展播活动,自去年十一月开始筹备,集中了动画片、电视剧、科幻片、童话剧、专题纪录片、歌舞片等各种形式的少儿电视节目,适于观看的对象包括从幼儿园小朋友到中学生。


第1版(要闻)
专栏:

深圳查补个体私营税款660万
本报深圳11月6日电 记者王楚报道:截至10月底,深圳市查补个体工商业户和私营企业偷漏税款660.73万元,已上缴入库546.8万元。
深圳2万多户个体工商业户,偷漏税款面竟高达70%;手法多样,手段恶劣。深圳市税务部门今年8月初抽调700多名干部,组成200多个检查小组,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对2567户进行重点检查,查出有问题的2045户,查补税款罚款622.23万元。


第1版(要闻)
专栏:

从民族虚无主义到卖国主义
——评刘晓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
闻平
“狂人”刘晓波由于插手学潮、煽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已经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罪人。刘晓波走到这一步,不是偶然的,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必然结果。本文拟就他的民族虚无主义、卖国主义谬论给予批判,以期肃清流毒。

狂热地鼓吹民族虚无主义,是刘晓波近年来讲演、著述的基本内容之一。在他看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切都是应该否定的。首先,他否定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声称“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他认为,中国从春秋战国到新时期十年长达几千年的文学,基本上是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学,因而毫不足取,必须彻底否定。进而,他否定中华民族的全部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他说:“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扼杀人的创造力,只能造就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一直傲称的四大发明,只不过是传统文化的“遮羞布”。他宣称:“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他以别人称他为挖祖坟的不肖子孙而感到“荣幸”。最后,他竟然否定中国人的人种,胡说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总之,在刘晓波看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一无是处。如此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刘晓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十分荒谬的逻辑,即认为传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此不能以精华、糟粕来区分,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要否定就要全面地否定。刘晓波的这种逻辑的荒谬和浅薄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是出于别有用心的偏见,作为文学博士的刘晓波应当懂得,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虽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决不是单一成分,而是多种成分的矛盾统一集合体。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除了统治阶级的文学,还有被统治阶级的文学。从《伐檀》到《水浒》,从《后羿射日》到《西游记》,反映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揭露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就是所谓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学作品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把它放在其产生的具体时代环境中具体分析。即便是对屈原的忠君思想、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不应简单化地作全盘否定,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忧国忧民之心,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阴阳、儒、墨、名、法、道、农、纵横、杂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虽然汉以后儒家成为正统,但其它各家并没有全部消亡,并且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即以儒家文化而言,虽然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但是对其历史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作为文化遗产,也不能说全部是糟粕。更何况除了这种上层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还有下层的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正是这样的多元统一的文化,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使得我国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必须看到民族文化中有两种成分,否定和拒绝其剥削阶级的糟粕,继承和发展其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华。得过文艺学博士学位的刘晓波对两种民族文化的思想当然是知道的,他杜撰出一个文化传统不可分的理论,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等同于儒家文化传统,借否定儒家文化传统否定中国全部文化传统,这完全是别有用心。
刘晓波的用心在于现实。在他看来,中国现实的文化是几千年来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延续。他说:“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在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中,经过长期的发展,简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强大了。虽然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但在当代中国,从‘反右’到‘文革’,传统文化又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复辟,登上了它的又一个高峰。即使新时期已经开始了十年,传统文化通过‘文革’所传播的影响也很难在短期内消失,它沉淀为民族的潜意识,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数国人之魂。”(《一种新的审美思潮》,《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他认为正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作用,造成了现实制度的“独裁”、“专制”,也造成了国人的愚昧和奴性,也正是传统民族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思想独裁”的工具。可见,刘晓波否定传统的目的在于否定现实,他是为了反现实而反传统的。刘晓波喋喋不休地大讲反传统的真意就在这里。然而,刘晓波的这种反动目的是绝对不能得逞的。刘晓波把我国今天的文化等同于传统儒家文化的胡说八道是无法欺骗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清清楚楚,是在五四运动向传统的儒家文化发动了强有力的冲击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改变中国近百年的落后面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崭新的文化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它既同传统的已经没落的封建的儒家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展开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特别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俭朴、团结友爱、富于反抗等优良品质,从而使这种新的文化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的40年里使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我国今天的文化说成是儒家的封建文化完全是有意的歪曲。当然,我们不否认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的那些落后腐朽的东西确曾不断地顽强地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决不是我国今天的文化所认可的,相反,正是要坚决予以摒弃的,怎么能把这两者说成是一个东西呢?
至于说到刘晓波连中国人的人种都予以否定的谬论,恐怕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都不能不表示极大愤慨。早期贩卖黑人的奴隶贩子曾说黑人是劣等人种;解放前上海滩的租界地公园曾挂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希特勒曾把犹太等民族指为劣等种族。人类不同民族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但绝不存在人种的优劣问题。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有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也都有道德和智力低下的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决定于他所属于的种族,而决定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种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反动的理论之一,是推行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借口。刘晓波身为中国人,却否定中国人的人种,这样的种族主义者在世界上堪称罕见。然而这种事出在刘晓波身上又不奇怪。刘晓波为什么要否定中国人的人种,看看他的“全盘西化”的谬论就会明白。

刘晓波与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对西方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崇拜得五体投地,吹捧得天花乱坠,向往得如痴如狂。
刘晓波说:“西方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文坛“黑马”刘晓波》,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刘晓波把西方与中国的文化、制度的区别,概括为“人”与“非人”的区别。在他的眼里,西方是伊甸园,而中国是地狱;西方人过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中国人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西方世界使人成为人,中国则把人变成非人。刘晓波的这种概括完全歪曲了历史和现实。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不禁会问:古罗马在广场上被出卖的奴隶过的是人的生活吗?中世纪被迫依附于教会和领主的农民过的是人的生活吗?19世纪西里西亚的忍无可忍拿起武器的纺织工人过的是人的生活吗?而到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不但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反使这个问题更加激化和突出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做了科学的考察,在席勒的现代生产使人性分裂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学说。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异化为非人,使劳动者异化为劳动产品的奴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的活动属于别人,它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结果,人(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在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资本主义生产使本应最能表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特征的劳动活动,异化为一种动物性活动,而人那些固有的动物性,相比之下反倒显出一点人的特征,这才是人变为非人的现实。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这种使人异化为非人的不合理现象的愤怒,马克思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终于发现了解决人的异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推翻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正是依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束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非人”的历史,并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进行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推进社会民主,不断地创造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的社会条件。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长期的历史任务。然而,不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和曲折,中国毕竟已经开始起步;而西方使人成为非人的私有制仍然左右着社会,西方资本主义使人异化为非人的现实,从本世纪开始就成为文学艺术家的题材、哲学社会学家的课题,至今方兴未艾。千百万人在被异化的生活中感到的悲观绝望,成为西方根本无法解决的世纪病。刘晓波把西方被异化了的人的非人生活说成是“人”的生活,把我国已经初步消灭了异化的生活说成“非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种是非的颠倒。
刘晓波不仅极力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且大肆鼓吹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由于不可解脱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不可治愈的社会痼疾,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观、绝望之中。一些人在悲观、绝望之余,拚命追求吃、喝、性以及能满足虚幻的自由的各种感性刺激。社会为了保持私有制的稳定,也极力引导和鼓励这种倾向,并设置了各种相应的机构和场所,来满足一些人的这种追求。刘晓波所追求的不过就是这种货色。刘晓波说:“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刘晓波把“性”、“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要求,把个体欲望的实现看作人的价值所在,因而他把现代西方鼓吹感性的个体满足的生活方式,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把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对理性、道德、群体的强调,看作是对生命力的扼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要我在农业文明的未异化和工业文明的异化中做出选择,我宁可被异化。”(《形而上学的迷雾》,第344页)
从这样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出发,刘晓波必然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不满,妄图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刘晓波叫嚷,中国必须“以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言论、思想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27日第3版)然而,怎样才能实现刘晓波所说的这种“彻底的变革”呢?在刘晓波看来,中国人人种就有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太强大,所以“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来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寻找新的思想”(同上)。总之,不可能从中国社会现实内部寻找到刘晓波所希望的变革力量,那么希望的力量在哪里呢?在外部——西方帝国主义。于是刘晓波抬出了他的殖民地理论。他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1989年第3期)因此,当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问他:“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脱口而出回答道:“三百年殖民地”。并不无遗憾地说:“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文坛“黑马”刘晓波》)在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竟如此鼓吹殖民主义,恐怕在世界上也不多见了。你看,殖民化有多美妙,它“打开了封闭的地域”,使“东西方互相开放”,它“带来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殖民者背着殖民地进入了现代化世界。照刘晓波的逻辑,殖民地人民真应伏地叩首感谢殖民者的大恩大德了。照刘晓波的逻辑,人们谴责慈禧、李鸿章,不应谴责他们腐败无能对殖民者割地赔款,而是应该谴责他们没有能够把全部山河拱手让给殖民者。这是货真价实的、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西方殖民者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向殖民地倾销剩余产品榨取超额利润,是“东西方互相开放”吗?西方殖民者在自己的国家里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他们又怎么可能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呢?殖民主义就意味着压迫和掠夺,就意味着殖民地人民越来越贫穷和落后。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进入现代化,只有在其获得独立、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才可能发展生产,向现代化迈进。印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至于香港经济的繁荣,也决不是殖民主义的功劳。香港背靠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40年来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发展,促进了香港这一过境港口的发展,这就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虽然有140多年的历史,但只是在最近40年,特别是在最近10年里经济达到高度繁荣的重要原因。是的,当过殖民地而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有的发展得较快。然而,如果没有沦为殖民地的这段历史,它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水平会更高,因为任何社会形态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内部发展动力和自身规律。殖民化,这是许多东方国家近代历史的客观存在。然而,存在的不等于就是合理的,殖民化正因为它不合理,所以才被历史发展扫进了垃圾堆。刘晓波却要开历史的倒车,为实现全盘西化的目标要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真是荒唐、可笑!这样蹩脚的谬论绝欺骗不了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压迫的中国人民,只能暴露他自己卖国主义丑恶嘴脸。

从学术思想的偏激,到政治思想的反动;从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到鼓吹卖国主义;从“狂人”到“黑手”。刘晓波的思想发展,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是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
客观原因是国际国内的环境。从国际环境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纷纷寻求改革之路,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增多,而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它们乘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的渗透。从国内环境来看,我们党的个别领导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放弃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助长了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的活动,致使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畅通无阻地涌入国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毒害了青年一代,刘晓波就是受毒害最深的一个。
从主观原因来看,这是刘晓波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所决定的。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刘晓波自生的,而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刘晓波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理论和价值观念,接受了某些现代派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刘晓波,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外在的,而是已经化作了他的具有强烈能动性的个体意识,成为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观原因。
刘晓波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强烈的出名意识,他要出名,以满足他的虚荣心的要求;一个是他对所谓的“感性生活”的追求,他要占有一切他想占有的,以满足他的物质的和性的欲望。他信奉“弱肉强食”的信条,因而毫无道德观念;他只崇拜自我,所以极端狂妄。这样的人生观念当然不会相信客观世界有什么规律可循,也根本不会想去了解世界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刘晓波来说,“谁想拥有整个宇宙,谁就该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我。”(《论孤独》,《百家》1988年2月号)他要的是一个“自我”的宇宙。这样,他的世界观只能是唯我主义的唯心论,他的方法论只能是以走极端为特点的形而上学。
极端个人主义是刘晓波讲演、写文章的动力,也是他的反动理论观点的来源之一。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人生态度,追求的是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因而当它恶性发展起来,必然导致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抗,导致和祖国人民相对抗。他诬蔑中国人人种不好,他的卖国主义理论——“当三百年殖民地”,就是这种对抗的必然产物。他这样说,绝不只是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而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要求使然。在祖国利益和个人欲望之间,极端个人主义选择的是后者,而决不会选择前者,刘晓波正是这样。他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文坛“黑马”刘晓波》)在刘晓波看来,中国人愚昧,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妨碍着他的“自我完成”,如果不是语言不过关,他早就不想当中国人了。知道这些,对于刘晓波身为中国人却诬蔑中国人种,鼓吹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就不难理解了。刘晓波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必然导致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全面否定,必然导致卖国主义。最后,他终于堕落成为一个不只是“动口”,而且直接“动手”参与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暴乱的历史罪人。
刘晓波在短短的几年里,用自己的言行描绘出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反民族、反祖国、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员。对于他的反动面目,我们必须给予坚决的揭露! (全文将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发表,
本报有删节)


第1版(要闻)
专栏:

发明冷拉方钢一次成型新工艺
庄稼汉夺得尤里卡金牌
苏志英(左一),原是一名与土地打交道的庄稼汉,现在是河北省文安县安里屯冷拉钢厂厂长。他在多年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发明了“冷拉方钢一次成型新工艺”,在第37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冷拉钢材一次成型新工艺比传统工艺效率提高2—5倍,节电50%。据有关专家测算,采用他的冷拉新工艺,全国每年可节约钢材1200万吨。现在他又研制成功了六角形、三角形、扁方型冷拉新工艺。图为苏志英在观察拉制六角形钢材的工艺过程。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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