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胸怀全局 敢于胜利
——学习邓小平《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一文
冷溶
1948年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刘邓大军部分主力，在胜利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重兵围剿后，从大别山内转出，在淮北与刘伯承司令员会合，以后又一起来到中原局所属的陈谢大军所在地豫陕鄂解放区。4月25日，邓小平召集豫陕鄂前委和后委的负责同志，在河南省鲁山县召开了豫陕鄂前后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赓、谢富治、秦基伟、黄镇、孔从周、张玺等。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讲话，这就是收入到《邓小平文选》中的《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一文。
1948年的春天，正是我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平津、辽沈、淮海三大战役将要拉开战幕之际。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肩负南线战场指挥重任的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胸怀和眼光，站在全局的高度，总结和分析了战略反攻以来全国和中原的胜利形势，明确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这篇讲话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关于从全局出发，勇挑重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胸怀战略全局，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反攻后的胜利形势，是这篇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跃进了一千里，实现了我军的战略进攻，改变了全国战局，成就巨大，意义深远，毛泽东曾给予极高评价。然而，如果仅从大别山的一个局部看，当时的形势却异常严重。许多同志由此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和悲观情绪。刘邓大军在内线作战时，十战十捷，战功卓著，仅鲁西南战役，23天歼敌九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四个旅。于是有人说，反攻以后胜利不如原来大了。我军到大别山后，敌人集中33个旅的优势兵力进行围剿，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部队减员较多，又有人怀疑局面是否变坏了，反攻失败了。后来，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军主力转出大别山，来到淮北，有人又认为这是在大别山站不住了，是前进了一千里，后退五百里。这些错误认识严重影响着部队的斗志，不解决这个问题，刘邓大军就不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坚持大别山斗争，实现战略进攻的艰巨任务。
身为刘邓大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有这些错误想法的同志，在认识上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种从全局出发辩证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
怎样看待反攻后的形势呢？邓小平认为首先要从全局出发看问题。他用算账的方法来说明。他说，反攻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从消灭敌人的数字看，反攻后大别山虽然没有消灭多少敌人，但全国战场，反攻前一年歼敌一百一十二万，而反攻后头九个月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字，加上后几个月，肯定会超过这个数字，可见成绩更大了。再从中原的发展看，大别山虽有一定损失，减员百分之十五，但江汉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陕鄂发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全局看，无论是全国战场还是中原，反攻以后都胜利了。邓小平的这种算账方法，既直观又明确，有力地说明了从全局看问题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看待局部损失和全局胜利的关系呢？邓小平认为，局部要服从全局，为实现全局的胜利，暂时牺牲局部是必要的。我军在大别山确有损失，但正是有了大别山的艰苦奋斗，才有了全国战场的胜利局面。他指出：“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他还指出，打仗从来就是一头担轻一头担重，当我们担重的一头时，千万别忘了整体，整个胜利是有我们一份的。这些话精辟地说明了大别山艰苦斗争对全国战场胜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
有人问，全局胜利是肯定的了，但大别山受了损失，付了代价，怎么能说胜利了呢？邓小平认为这同样需要全面地辩证地看。衡量大别山的胜利，不能仅看是否付了代价，消灭了多少敌人，关键看它的意义和作用。大别山战略地位重要，是敌我必争之地。我军挺进大别山，吸引了敌人重兵围剿，代价肯定要付的。对此，毛主席早有预料，他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住脚。他说只要站住脚，就是胜利。刘邓大军经过艰苦奋斗，完成了这一任务，争取到了毛主席估计的最好前途，胜利是当之无愧的。当时毛泽东在评论全国战局时，表扬了中原和东北，东北仗打得好，消灭敌人多，但毛泽东首先讲的是中原，因为中原有大别山，战略地位重要，对全局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二）
在这篇讲话中我们看到，邓小平同志不但教育全军要加强全局观念，而且他自己就是处处以全局为重的榜样。邓小平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经历，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为了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重兵围剿，当时分成两个指挥所，采取内线坚持，分兵向外，内外配合的方针。由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率领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和一部分主力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司令员率领野战军后方指挥所和另一部分主力，转出大别山到淮北，在外线箝制敌人。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中，邓小平等人与野战军前方指挥所机关五百多人，在敌人数十万重兵围追堵截中，仅以一个营的战斗部队为掩护，与敌人日夜周旋于大别山的深山野岭之间，并指挥大别山内外各纵队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两个月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全过程中最困难的时期，是我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
然而，就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邓小平同志首先想到的还是全局。当时，中央军委为了缓解大别山的严重局面，命令粟裕以4个纵队迅速南下，与陈谢大军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以吸引调动一部分敌人出大别山，减轻大别山的压力。邓小平同志知道后，立即表示，我军在大别山的任务，就是为了吸引敌人重兵于自己周围，使兄弟部队能够展开反攻，大量歼敌。因此，自己再牺牲再艰苦也要坚持住，不能分散兄弟部队的力量。他打电报给中央军委，要求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要立足于长远考虑。他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他还建议中央将他们所属的杨苏纵队留在淮北，参加陈粟军作战，以便大量歼敌。
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这种在自己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能从全局出发，勇挑重担的精神，给许多老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3纵司令员陈锡联回忆道：“在经扶城北的行进途中，我到野战军前方指挥所，见到了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一见面李开玩笑地讲：锡联同志，背得动吗？邓政委接着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这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现在陈粟、陈谢的部队为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围攻，已开始向平汉、陇海路的敌人出击。我准备告诉他们，要作长期打算，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他们可以放手歼敌，对全局有利。”
这是多么感人的话语，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而这正是刘邓大军一贯的精神。在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为解陕北、山东之危，不顾自己连续作战，未及休整、弹药匮乏、敌情严重等巨大困难，毅然决定提前向大别山出动，“以应全局之需”。在淮海战役打到最艰苦的时候，邓小平曾坚决地表示：只要歼灭南线敌人主力，中野（即刘邓大军）就是打光了，其他各路大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刘邓大军正是以这种精神，在全军中赢得“刘邓打得艰苦”、“刘邓风格高”的赞誉。陈毅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正是因为刘邓在大别山拖住了敌人，各地才能顺利转入进攻，打了不少胜仗。要记功的话，各地只能记一半，另一半要记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战员身上。
（三）
刘邓大军所以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大别山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除了具有全局观念外，还具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讲话中，邓小平着重论述了这种革命精神。
什么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邓小平认为，这就是在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要有不畏艰苦、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他指出，革命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谁都希望革命快些胜利，可是，问你敢不敢胜利，问题就来了。不一定希望胜利的人就敢于胜利。要胜利就要吃苦。”在这里，邓小平批评了当时部队存在的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一个是北方部队怕到南方吃苦头，怕过长江；另一个是“恐美病”。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孤军深入敌人腹地，无友邻配合，无后方物资接济，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且不说行军打仗流血牺牲，就说北方的部队远离家乡，来到南方，从平原到山区，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都不适应，仅此一点，也是够艰苦了。
怎样看待这种吃苦呢？邓小平认为，要革命、要胜利、就要吃苦。在革命战争处于关键时刻，对那些忘记自己肩负的重任，一味害怕艰苦、贪生怕死的人，“最好给他当头一棒，批评他一通”。他严肃地指出，敢不敢过长江，怕不怕吃苦，这是一个路线问题，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他说，敢于胜利，就要敢于过长江。“敌人还统治着几万万人口的地区，只有打过长江去，打到敌人的心脏，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邓小平还指出，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他针对那些怕艰苦，散布悲观情绪的人说，你们说大别山不好，我说大别山好得很。地形好，群众好，不缺粮食，是战略上很好的前进基地，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他说，大别山艰苦是肯定的，但要看到苦能换回许多甜的东西。胸怀全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不会被艰苦的环境所吓倒，就会以乐观的态度对待困难。
邓小平批评的另一个错误倾向是“恐美病”。“恐美病”在解放战争初期曾严重存在，经过一年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已大大减少。但是刘邓大军来到大别山，环境变得艰苦起来以后，“恐美病”又有所发展。有人说，给蒋介石几万万美金和枪炮，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多大用处了，现在就是怕美国出兵，怕美国的原子弹。对此，邓小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他说：“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以为美国出兵凶得很，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不得的。”为了激发部队的斗争信心和勇气，他曾讲过一个毛主席与包瑞德斗争的故事。在延安，有一次美国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狂妄地对毛主席说：我要派七千人降落到你们各个解放区来。毛主席说：不行，出了问题我不负责任！包威胁说：不行我就只有帮助蒋介石了！毛主席严正地回答：你吃你的面包牛油去吧！你有大炮，我有我的小米加步枪，一百年赶你不走，我一百零一年也要赶你滚蛋！第二天，包瑞德非常没趣地去向毛主席道歉。说他昨天因为喝醉了酒，说错了话。邓小平说，殖民地的人，当久了，骨头就软了。但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鲁迅先生常常骂的奴才相，共产党员是不能有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他尖锐地指出，根本问题在于“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不要说美国出兵不是那样容易，就是出兵，我要反问：你还革命不革命？还要不要反帝这个纲领？还够不够得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邓小平的这些话，震动了部队，那些有“恐美病”倾向的人、怯弱的人感到了羞愧，增添了勇气，全军上下建立起了一定能打败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必胜信念。
（四）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当前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从全局出发，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形势，在今天十分重要。十年改革开放，有曲折、有失误。但是这些丝毫也不能掩盖我们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年来，我国的经济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工业、农业、商业、对外贸易和科教事业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如十三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改革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它结束了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这一切对于失误来说，恰恰是我们最主要的一面。最近，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40周年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近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这样才能鼓舞人民，振奋士气，使人民看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光明前途。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是一项前人没有经历过的事业，有一些曲折，付一定的代价是难免的。我们要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要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深刻反思各方面工作上的问题。当前，特别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则下，搞好治理整顿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二，当前的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特别需要有全局观念。这些年来，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导下，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了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成绩显著。但是，在微观搞活的同时，宏观调控没有及时跟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前，我们要下决心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增长，清理整顿流通领域的各种公司以及适当集中资金，取消某些税收优惠，压缩专项拨款等等，这些都要涉及现有利益的分配格局，要求某些局部利益做一些必要的让步，这就要求全国各地、各系统和各部门都要从全局出发，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方针。需要强调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有序的社会变革过程。我们决不允许借口改革搞无政府主义，只顾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利益，否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任何不顾大局，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只会给改革设置障碍。
第三，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是一项艰苦的事业。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会有很多困难，有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我们要发扬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年代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畏艰苦、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把他们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继续进行下去。当年，邓小平同志在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向全军提出“全心全意、义无反顾”的口号，表现了破釜沉舟的胜利决心。今天，我们阅读着这些生动感人的文字，为那种胸怀全局的气魄和敢于胜利的精神所鼓舞，更应该以全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不管前面还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将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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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中国近代史新编》评介
乔还田
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历史是用血和泪汇成的。它将告诉人们，在此期间，帝国主义是如何用火和剑把我们的祖国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的，而众多的炎黄子孙又是怎样在屈辱中奋起，在悲愤中战斗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真实的近代史，便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苑书义、陈振江、乔志强等教授长期执教于大学讲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规律及其特点形成了一些系统的看法。他们合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于1981和1986年出版上、中册后，曾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不少读者盼望下册能够早日问世。现在，经过三个春秋的辛勤耕耘，五十余万言的下册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依我看，这部已出齐的学术专著，至少有下述几个特点值得称道。
首先是能够不囿陈说，勇于探索，力争发他人未发之言，或发他人有所言而未尽之言。比如，通过对清代闭关政策的深入分析，作者否定了过去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限制条例当作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一习惯说法；而认为清政府对外商的严格限制仅仅是闭关政府的一个侧面，闭关政策的核心是对国内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政策，如限制国产货物出口，禁止中国史书出洋，不加分析地视西方制造品为“奇技淫巧”，等等。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些政策的施行，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又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以往同类著作多持贬斥态度，断言它是一场反动的卖国的运动，其作用在于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沦向半殖民地化。本书则通过综合考察，说明洋务派创办的各种新式企业和西式学堂是一种开山辟路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企业和学堂的出现，“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科技资料和造就了一批技术力量。”作者认为，“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它所建立的近代化工矿交通业却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工矿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其次是能够探赜索隐，以分析深入见长。以对维新时期强学会的分析为例：当时京、沪两地的强学会并非由清一色的维新派人士组成，而是既有帝党分子，又有洋务派厕身其间，但以往论者多不曾深入考察过这种较为复杂的内部派系关系。本书作者则能探幽索微，通过对入会者逐个考察，阐明强学会是一个主要由维新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松散的政治团体；在同后党争权的过程中，二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当涉及到变法的纲领、步骤时，认识就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稍有风浪，这个松散的联盟即告解体。对于《时务报》内部的斗争，作者也通过分析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不和”，揭示出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操纵《时务报》的真相以及汪康年依附张之洞渐趋转向反对变法的可悲面目。
再次是善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早在撰写上册之始，本书作者就立下这样一条原则：不能只满足于一己之见，必须在创新的同时，尽量汲取同行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全书吸收了学术界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如关于早期民族资本和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形成、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和光复会的性质、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等论点。作者在吸收有关成果时，做了一番认真的消化，使之较好地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写作体系之中。
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和引用，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就引用史料而言，本书是非常丰富的。作者的每一个观点，都是言之有据的。但是，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揭露十九世纪中叶沙俄鲸吞我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罪恶行径时，不但博引了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新资料，而且还采用了一部分中文未刊本、抄本以及外国人所写的回忆、游记、外交文书中的文献。在论述二十世纪初各地农民群众抗捐、抗税、反教会斗争时，征引了不少沉埋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纸堆中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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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要录》出版
邹元初编著的《中国皇帝要录》已由海潮出版社出版。本书依据大量的史料，介绍了自秦始皇到清宣统一百九十四个皇帝，并结合他们生平事迹阐述了在封建皇帝直接控制下，朝廷所制订的各项政策及其社会效果，展现了中国社会各个不同时期的时势变化。书中对每个皇帝的介绍都能形成一个叙述与评价的结构，体现出对每一个皇帝一生功过是非的认识，给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物形象。书中还对皇帝与周围的官、宦、妃、嫔的关系以及生活起居等有所介绍，内容充实，有可读性。
（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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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指南丛书》出版
为了给有志于学习、研究法学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其他知识青年指明门径，天津教育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于今年七月出版了一套《法学研究指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指南》、《宪法学研究述略》、《民法学研究综述》、《经济法学研究综述》、《刑法学研究概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概述》、《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览》、《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以及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等十一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指南，作者都是各自学科的专家学者。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一是对各学科争论的问题都作了系统地介绍，反映出了各学科的研究现状；二是把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集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