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双拥”模范城——本溪
本报记者 罗同松
辽宁省本溪市军政军民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分别被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评为全国“双拥”先进单位，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本溪市“双拥模范城”称号，沈阳军区赠给本溪市“拥军模范城”金匾。
一
本溪市军政领导人说，“双拥”工作做好了，就能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保持社会安定，促进军地双方建设不断发展。他们身体力行，时刻把“双拥”工作放在心上。
1980年，原市委书记王玉波和当时的驻军政委胡金波共同倡导建立了由市委、市政府办公厅、驻军师以上单位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三主任”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交流情况，统管工作，拍板决策，对全市“双拥”工作起到了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作用。8年时间里，联席会开了27次，处理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
现任市委书记丛正龙、副书记李志达和市5大班子领导下连队，和官兵同吃同住，了解部队存在的困难，增强国防意识。去年以来，像这样做的市、县、区、企业领导有250多名。
1986年，某集团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将军部迁入本溪市内。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协助搬迁领导小组，先后4次率领物资、建筑等部门领导到军部征求意见，协商搬迁方案。新营区土地面积不够，市政府主动让出了价值至少300万元的5万平方米地块，无偿供给部队使用。营建开工后，市领导又带领各有关部门到现场办公，几个小时就解决了平常一、二个月才能解决的问题。工地有十几家小店，29个动迁户，市有关部门一齐出动做工作，3天时间全部动迁完毕。
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百万大裁军的重大决策，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积极配合部队做好精简整编工作。当时，一项最紧迫也是最难办的事情，是尽快安置好一批部队离退休干部。主管这项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任洪林对大家说：“这么多老干部要成为本溪的新市民，这是本溪市的光荣。我们一定要全市一盘棋，齐心协力接收好。”可是为这批老干部建房的经费全部拨下来，得等到1990年。市政府决定让房地产开发公司先垫付230万元，保证及时开工。可这笔钱如果存到银行，每年的利息就是14.8万元！这家开发公司作出了牺牲，使那些戎马生涯几十年的老干部们从战斗岗位刚退下来，就在本溪有了住房。
1986年6月，驻军某师5000人奉命赶赴辽中、新民两县抢修辽河大坝。虽然本溪并不受益，但是他们还是组成慰问团，带上8000个印着“最可爱的人”字样的背心，专程来到工地。原副市长由作武站在大坝上大声喊道：“子弟兵们，本溪人民慰问你们来了！”部队没有想到本溪派慰问团来，官兵们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二
本溪市的各级党政职能部门把部队建设当作本身的重要职责。
市军民共建活动办公室是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全市军民共建活动的部门。从1983年起，他们牵线搭桥，陆续在全市城乡建起210个军民共建点。军地双方通过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普及法律知识，进行理想、前途和职业道德教育，共同抓好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几年来，军地共有394个单位成为省、市共建先进单位。
市民政局原局长杨振华是老支前模范。去年春节，他93岁高龄的老母亲从哈尔滨来本溪过节，除夕之夜，老杨却领着局里同志，分别到几位军属家里放鞭炮包饺子，直到天明。局领导教育工作人员：拥军优属不能搞“外交语言”，不能装样子、应付差事，就是要动真情，办实事，这就是咱们的工作标准。
市人事局军转办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50多岁的主任黄淑英为安置好一位转业回本溪的边防部队农场的老场长，她联系了好几个单位，连这个老场长自己都同意了，可黄主任不是觉得职务安排低了，就是嫌工作地点太远。她说：“老场长在艰苦的边防累了大半辈子，现在不能让他再累了。”她费尽周折，终于把这位老场长安排在离家只有几百米的一家大商场当副经理。老场长夫妻登门向黄主任道谢时，齐声叫了声“黄大姐”，再也说不出话来。
4年来，本溪市安置部门共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613名，基本上做到了职务、工作、待遇“三满意”。对退伍战士，他们不仅优先照顾，而且还对在部队表现突出的给予特殊安置。
三
这几年部队遇到的突出矛盾是，一方面要建设，一方面军费在压缩。在协助部队建设方面，本溪的企业界做出了奉献。
本溪钢铁公司决定，一些外围工程，凡是部队能干的，都优先优惠承包给部队。几年来，他们共承包给部队二十几个工程项目，可是，公司本身还有8000名职工子女在待业，还有许多工程队在等活干。公司经理张文达、党委书记董九洲说，部队为国家忍耐，我们要帮助部队增加忍耐力。其他企业也采取各种办法，协助驻军解决难题。
本钢矿山机修厂在和某团开展共建活动中，通过开展“学雷锋精神，论人生价值”的讨论，开展“我爱火热工厂，我爱绿色军营，祖国在我心中”的演讲和前线后方双立功活动，既帮助青年职工较好地克服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又帮助部队战士树立了献身国防的无私奉献精神，使这个团被评为军区、集团军和师的先进团。
1987年，驻军某侦察大队赴南疆执行任务前，要在本溪县泉水乡进行训练。当地干部群众很快腾出近200间民房，保证了部队圆满完成训练任务。
部队出发时，群力小学师生带上慰问品前往送行。部队执行任务期间，师范附小在学额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全部接收了军官子女入学。
本溪市教育界还为部队创办大学分校1所，大专班1个，中等技校6所，育才基地48个，使3万多名官兵获得结业证书。
在部队军事训练设施遇到困难时，本溪市许多单位派出专业技术队伍帮助修靶场、架电线、搞科研。全市还成立起140条拥军优属“一条龙”服务网，开展了对军烈属的综合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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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从村寨开始
曹先强（阿昌族）
这里有一个不算陈旧的事实。197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云南民族学院的两位副教授接受了编写阿昌族文学概况的任务，可是他们查遍了全国的文艺刊物，既未发现阿昌族的作家文学也不见阿昌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他们的工作只好从田野作业开始。
阿昌族有本民族语言，无本民族文字，丰富的民族文化仅靠口耳相传。多少年来，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人为的摧残，致使阿昌族古老的传统文化濒临失传。解放后，阿昌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政治上翻了身，当家作了主人，但在文化建设上虽做了一些工作，却建树不大。
当文学概况调查组来到阿昌山寨时，一位阿昌族老干部动情地说：“解放至今，银幕上没有阿昌人的形象，广播里没有阿昌人的声音，舞台上没有阿昌人的音乐，作品里没有阿昌人的生活，我们的文化还是一张白纸呵！”
从这年开始，阿昌族的民族文化受到了重视。
阿昌族聚居的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陇川两县县委专门组织了阿昌族民间文学调查组，有关部门也派专家来帮助工作。他们从村寨开始，找歌手，请“活袍”（经师），抢救搜集阿昌族的民间文学艺术，发现许多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民间文艺作品。如已翻译整理出的、长达两千多行的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是研究阿昌族古代文学、哲学、美学、社会思想的重要资料。集阿昌族诗、歌、舞三位一体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窝罗”被发掘后，很快成为全民族喜爱的娱乐活动。根据阿昌族人民的意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的规定，1983年4月德宏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将窝罗节定为阿昌族的传统节日。
近几年来，民族文学的调查整理更是硕果满枝，中央、省、市的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了阿昌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数百件。1983年9月，德宏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阿昌族文学作品选》。1985年，国家民委主持编纂的五种丛书中，《阿昌族简史》、《阿昌族语言简志》也相继出版。
1985年云南电视台拍摄的三集民族风情专题片《阿昌风情》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电视专栏节目二等奖之后，又参加了1988年英国伦敦国际电视周的文化交流。
随着阿昌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阿昌族中涌现出一批作家，他们笔下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见诸中央、省、市及地、州刊物，有的还在全国、全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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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回头仍是岸
余新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至10月31日已到限期。在“通告”限期中，一大批经济犯罪分子自首坦白，积极退赃，检举立功，他们已得到或将要得到司法机关的依法从宽处理；而那些执迷不悟、拒不自首的经济犯罪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
“通告”过后，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的斗争仍要继续进行。与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作斗争，不仅是经济领域中一场严峻的斗争，而且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坚定不移地、坚持不懈地把严惩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既定政策。
因此，那些至今仍负隅顽抗的经济犯罪分子，切不可天真地以为“通告”只是一阵风，躲过之后便平安无事了。无论伪装得多么巧妙，手段多么隐蔽，只要犯了罪，就要留下痕迹，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何况，“通告”发布以来，群众举报成倍增长，许多犯罪分子已在司法机关挂了号、备了案。司法机关将根据群众举报负责地逐一查个水落石出。那些经济犯罪分子，即便躲过了初一，又岂能躲过十五。一味地硬着头皮，企图蒙混过关，只是自欺欺人。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岂不悲哉！
“通告”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给予经济犯罪分子的一个悔罪自新的机会。如今，已经丧失这一机会的经济犯罪分子不可一错再错了，尽管“通告”以后从宽的幅度不会像“通告”规定得那样大了，但是，回头仍是岸。投案自首，坦白从宽，仍是一条自己挽救自己的新生之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多年来的一贯政策，这一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贯穿于法律的具体执行中。“通告”限期过后，在司法实践中，亦是如此。从法律上看，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把自首作为法定的从宽情节，作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当然要严格执行党的这一政策，严格依照法律的这些规定办事。
一个犯了罪的人已经犯下的罪行是无法挽回的，但犯罪以后走哪条路，却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只有痛下决心，自首坦白，争取从宽处理，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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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人的风范
孙茂庆 程立民 梁德智
1989年10月16日，灵车载着一位参加革命50多年的新四军老战士的遗体，缓缓地驶进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场。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仪式，除几名家属和工作人员外，也没有长长的告别队伍。
两个小时以后，他的骨灰装在红布袋里，由其长子捧回家中。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将撒到黄河，奔向大海。
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就是10月10日病逝的离休干部、空军后勤部原正军职顾问林震同志。
去年6月，他突感长期不适的胃部剧痛难忍。“胃癌晚期”的诊断，使他躺上了手术台。手术前，他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做好准备工作，并悄悄地写下了遗嘱。
他嘱咐爱人和孩子：“许多革命先烈以血肉毫无代价地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仅没有看到革命的胜利，更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我们是幸存者，应该自勉。”遗嘱对自己的后事也做了安排：“1、不发讣告；2、不搞遗体告别；3、不开追悼会；4、不保留骨灰；5、如有用处可作尸检。”
林震同志病逝后，按照他的遗愿，一切治丧活动从简。妻子子女怀着悲痛心情积极配合组织处理丧事，没提任何要求和条件。在领导征询丧事处理意见时，他们表示，尊重亲人遗嘱，听从组织安排。当问到是否通知其他亲友时，林震的爱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刘华诚恳地说，大家都很忙，不要向京内外的亲戚、友好发讣告了，免得影响他们的工作，也减轻组织的负担。林震生前所在党小组的老同志闻讯来到他家，只见简朴的客厅挂着林震同志的遗像，没有灵堂，没有骨灰盒，没有花圈挽联。
刘华同志流着眼泪说：“他生前多次讲过，我死以后，不要繁琐，不能铺张。他平时总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他经常身着的确凉旧军装，脚穿士兵布鞋，粗线袜子补了又补。老伴劝他换双新的，他总是说“还能穿”。在他的老式写字台上有一面长方形小镜子，上面用塑料绳和橡皮膏固定着生锈脱焊的四框。刘华同志介绍说：“这是1945年领导奖给他的战利品，一直用到现在，坏了自己动手修，出差还照样带着。”
在用车上，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他家距机关2公里，从1970年起，无论是当后勤部副部长，还是任正军职顾问，他一年四季都坚持步行上下班。有人问他，为什么有车不坐？他风趣地说：“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约了汽油，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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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权不谋私 掌权不滥用
——记全国劳模、大同铁路分局长常国治
本报记者 贺广华 毛磊
今年国庆前夕，北京铁路局大同分局局长常国治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表彰大会，并参加了国庆观礼。
常国治，性格豪爽，精力充沛，典型的齐鲁汉子。从工人、调度员到分局长，他在大同铁路分局干了20多年。
1985年7月，正当不惑之年的常国治受命出任大同铁路分局长，成为当时全国铁路系统最年轻的分局长。
大同铁路分局从1985年起，已连续4年被大同市、北京铁路局命名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1987年被山西省命名为“省级先进企业”，1988年“五一”被山西省政府荣记集体特等功，今年“五一”又获山西省“先进企业”称号，常国治本人也分别被选为大同市、山西省劳动模范。
在大同铁路分局，谈起常国治，人们无不称赞其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特别是他有权不谋私、掌权不滥用的事迹更为感人。
在目前煤炭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形势下，一些“官倒”应运而生。有的没列入国家正式计划的煤炭用户，千方百计拉关系批条子，要求办理合同外装车，有的既无煤矿又无装车点的单位，也都想方设法办理煤炭经销业务，还有的铁路离退休人员为货主代办车皮业务等等。
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干扰和冲击，常国治头脑冷静，顶住压力，从严整顿运输纪律。他决定，全分局的车皮分配要从封闭走向公开，建立车皮分配张榜公布制度。从1986年元旦至今，大同铁路分局各车站，每月都坚持将装车计划安排情况公布一次，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增加透明度，解决了车皮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刹住了车皮分配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受到货主的好评。
对于一些货主不惜用高薪雇用铁路离退休职工或家属代办车皮业务问题，常国治认为这是一种以车谋私的不正之风，严重影响正常的运输秩序，于是明文规定铁路离退休职工和家属一律不准代办运输业务，运输部门也一律不予接待，谁接待按违纪处理。1987年清退这类人员46人，1988年全部清退，堵塞了这一漏洞。
去年，在经商热潮的影响下，大同铁路分局一些老干部准备与有关单位联合开办发运煤炭的公司，不少老同志三番五次找常国治请示。
但常国治考虑到，老干部成立公司，不符合党的政策。他找到一些老同志谈话，讲明利害关系，耐心地做解释工作。由于他的劝阻，公司始终没有成立。当党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后，老同志都认为不成立公司这步棋是走对了，并由衷地佩服常国治的政策水平高。
常国治经常讲，我们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能滥用权。
前不久，一位干部想让常国治给说句话，要一套住房，常国治耐心地对这位干部说：“要房子应找分房委员会，按规定办事，你可不能凭借我这分局长沾光呵！”
今年6月，承建大同火车站新候车室施工任务的工程部门，派人专门给常国治同志送来一个红包，说是“常局长为我们解决了不少施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这500元钱是你应得到的一份奖金。”常国治答道：“这钱我分文不收，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不准在任何场合下接受别人送的财物礼品；不准打着我的旗号干违反政策规定的事；不准凭借职权，占公家的便宜。”这是常国治担任大同铁路分局长之后定的约法三章。
记者了解到，去年元月至今，常国治和分局领导共谢绝了107家货主和协作单位宴请，拒收各种礼品奖金64起，拒款4500多元。
出席了全国劳模大会，常国治从北京返回大同，他又在思虑着怎样提高生产运输能力，又在思考着如何珍惜劳动模范这一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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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庆人的“干打垒精神”
新华社记者 祖伯光
1972年秋天。我曾来过大庆。当时住在指挥部，那不过是室内陈设稍好的“干打垒”。驱车行驶在广漠的油田，一排排低矮的“干打垒”，使我转得不知东南西北。如果没有井架，这里与东北的“大屯子”没什么两样。
十七年后，我看到的是新崛起的大庆市。昔日四等的萨尔图车站变得那么宽敞明亮，车站广场汽车、出租车穿梭如流，商店、个体商亭叫卖声不绝；市中心卡尔加里大道两旁，漂亮的楼房鳞次栉比。堪称全国之最的高257米的电视铁塔和颇具雄风的现代派雕塑，显示出大庆人的气魄。围绕市中心或远或近或疏或密的“卫星城”楼群，像海市蜃楼。
时代变迁了。当年大庆人引为光荣的“干打垒”精神还在吗？我寻觅着。
在大庆东风宾馆的豪华大厅，几个穿着时髦的青年人正在拍照。不远处舞厅传来优美的舞曲。我趋前问青年人，哪里还有“干打垒”？一位青年惊异地望望我说，市区的“干打垒”，早被当做棚户区改造了。你如果是考古学家，说不定在远郊还能找到断壁残墙。至于说当年的五大“标兵”、铁人王进喜早已去世；朱洪昌、段兴枝转战其他油田；薛国邦、马德仁也已年老退休了。
我特意拜访了薛国邦。他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已非当年用一根棍支起的马架子房、“干打垒”所能比拟的。推开家门，电视机、录放机一应俱全。他正躺在沙发上休息。这位当年油田上第一个采油队长，得下的严重腰疼病在折磨着他。有时要挤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地方去按摩。他的老伴操一口浓重的甘肃话说：“这老头挺倔。我常劝他，在玉门苦，在大庆苦，你就不会要个小车去看病！”老薛说：“大家都很忙。车有公事。咱已不能为油田贡献什么了，还能老给领导添麻烦？”
在一处钻井队搬家现场，我遇上一位老司机。他从会战开始已整整在前线奋斗了30年。抚今追昔，他感慨地说：“我现在已住上了三室一厅的楼房。可每次路过我住过的‘干打垒’，总要去瞧瞧。”在场的几位老师傅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住“干打垒”盼改善，改善了又想“干打垒”。
在离市区几十公里外，有一个采油四厂。这个厂年产800多万吨原油。居民小区内，漂亮的办公楼、招待所、宿舍楼，美丽的公园，给人印象是“富得流油”。可就在楼群旁有个“破大家”，堆放着废旧的电机、阀门、管线、电缆、电器，人称“编外仓库”，是一矿的维修队。矿长宋日新介绍说，这些破铜烂铁，每年能捣腾十几万元。在一间简易的平房里，我见到了“老会战”孙祥贵队长。他说：“大庆是富了。可不该花的钱就是一分钱也不能花。什么叫废？一个锯条没牙才叫废。干我们这一行，头不能扬着走，看到地上有一根钉子一个螺丝疙瘩也得捡起来。废料堆不翻腾几十遍就不能当废料拉走。”30年来，他在这个岗位上像过日子一样，每天总是早来转一圈，最后一个收工。在他无声的影响下，全队十几个年轻的班长都是这个作风。
杏树岗第一联合站年轻的站长翟秋平，向我讲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站上的任务是让油水分离，这要加很贵的破乳剂。“老会战”们加破乳剂不忍让桶里的残液浪费，每次加温涮桶节约一公斤，一人一年节约300多公斤。有文化的青年人在“老会战”精神鼓舞下，用3个月的时间试验成功了“正交试验法”，每年可节约36吨破乳剂，价值近20万元。“老会战”郭宗明高兴得像个孩子：“你们有文化搞大的，我没文化搞小的。这桶我还得涮！”青年们在问卷调查“你最崇敬的人”一栏中，还是写上了3个“老会战”的名字。
在宾馆住地，大庆同行让我看过几张彩照。最初我以为是油塑或南方的根雕。细看有人的眼睛。他告诉我这就是井下作业工人，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他不忍心发这样的作品，怕出现“石油工人一声吼，找个老婆没户口”。
彩照促使我去见那些“油塑泥雕”的青年。
在铁人王进喜生前所在的1205钻井队，生活条件比我17年前所见已大为改观，有了空调和洗澡间。钻机是从国外引进的，再不用人拉肩扛了。党支部书记李银生对我说，条件是改善了，但野外作业仍然艰苦。夏天蚊虫多，钻工们要用泥浆把脸糊上，像个泥猴子。遇上下雨衣服全湿透，不等干就得穿上倒班。这些连铁人面也没见着的青年人刚来时兴冲冲，几个月下来小白脸变成茶蛋色，没那时帅了。但有铁人精神，有铁人的老传统，集体团结和谐。
第12任铁人队队长申冠，正忙着指挥吊装。他在隆隆声中告诉我，我们队的青年人既讲传统又讲创新。天下雨道路泥泞，拉运器材的汽车放在几里以外，还得争分夺秒人拉肩扛。从1985年起我们夺得石油部金牌三连冠，今年又跨入国家双文明一级队行列。
在被人称为“油田医生”的井下作业公司，我见到了三大队的党委书记秦兆祥。他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全公司3968名青年工人有70％战斗在第一线，为祖国献石油甘当“油塑”。冬季修井油喷到身上马上冻硬了。进屋你敲我，我敲你，棉裤打不了弯，幽默地形容自己是“油桶、油脑、油脖子，腰里夹着油饭盒子”。这样艰苦的工作，很少有人要求调离。他们找对象也不难。因为姑娘们崇拜勇于拚搏的男子汉。
在大庆的日子里，我没有寻觅到当年的“干打垒”，但庆幸地找到最宝贵的东西：大庆人的“干打垒精神”。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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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107医院为提高医护人员在野战状态下的医疗救护能力，选择多种复杂地形进行野战模拟综合训练。图为他们正在训练。 邱健国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