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杨尚昆李鹏同不丹外交大臣会见时双方表示
本着友好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中不两国边界问题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国家主席杨尚昆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不丹外交大臣达瓦·策林一行，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会见时，杨尚昆对能在北京会见不丹外交大臣表示高兴，并对达瓦·策林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中国和不丹是好邻居，两国只有友好的愿望，没有利害冲突。尽管两国尚未建交，但相互交往逐步增多，希望这种关系继续发展下去。
杨尚昆表示，希望更多的不丹朋友——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能多来中国看看。
杨尚昆请达瓦·策林转达对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亲切问候，并祝国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达瓦·策林转达了不丹国王对杨尚昆主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达瓦·策林说，多少个世纪以来，不中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不丹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崇高、友好的感情。
会见时，双方一致表示，边界问题可以本着友好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协商求得解决。
杨尚昆表示，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是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会以平等的态度解决问题。
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会见并设宴款待达瓦·策林一行。
本报北京11月2日讯 记者刘水明报道：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不丹王国外交大臣达瓦·策林。
会见开始时，李鹏总理对不丹外交大臣访华表示欢迎。他说：“非常高兴会见不丹大臣。”李总理说，中不两国是邻邦，一直友好相处，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问题不大，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可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求得解决。
达瓦·策林外交大臣转达了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和不丹人民对李总理和中国人民的热烈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不丹政府和人民非常珍视同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传统友谊。不中两国边境自古以来一直是和平和安宁的，从未发生过冲突，相信两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谅互让原则的指导下，能够满意地解决边界问题。
最后，李总理请达瓦·策林大臣转达他对不丹国王的亲切问候，并祝不丹王国繁荣昌盛。达瓦·策林大臣是10月29日率团来华进行第六轮中不边界会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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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李鹏分别会见捷外长
宾主表示要进一步扩大两国合作
本报北京11月2日讯 记者周象光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今天上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约翰内斯及其一行。会见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江泽民向客人介绍了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为了继续坚持改革和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我们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江泽民和约翰内斯都表示愿意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双方都认为在扩大两国的经济合作方面还有潜力和可能。
本报北京11月2日讯 记者周象光报道：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约翰内斯及其一行。
会见时李鹏总理说，中捷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发展水平不同，但都在进行改革。在经济建设中双方可资互相借鉴的领域不少，在某些领域两国的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希望这种合作能够继续发展。李鹏在介绍中国的改革和经济情况时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而不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那种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向资本主义靠拢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李鹏说，新中国成立40年来，有进步，有发展，也有过曲折。但是，我们有信心把改革和建设搞得更好。
约翰内斯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捷中双边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他说，捷中两国对当前许多国际重大问题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他表示，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愿意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约翰内斯还转达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对李鹏总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问候。李鹏对此表示感谢。
会见时，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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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国务院《决定》见行动
各地着手秋冬农田水利基建
本报讯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为入秋以来陆续展开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一个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正在全国各地兴起。
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动手早，规模大，高潮迭起。饱受干旱之苦的东北三省，准备集中财力、人力、物力，以抓抗旱为中心，扭转近年来农田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脆弱的局面。始于1987年的辽宁省农田水利“大禹杯”竞赛活动，卓有成效地激励全省对水利增加投入，提高了水利的社会效益。今年黑龙江、吉林两省也分别开展了“黑龙杯”和“天池杯”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竞赛活动。进入10月份以来，辽宁省最高日出工超过200万个，完成土石方6100万立方米，新修农业水平梯田6万亩。
山东省政府提出，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靠国家靠自己，从今年起，每个农村劳动力年义务积累工要达到30—50个。烟台市明确了16项资金的筹集渠道。
在南方，兴修水利的声势日渐高涨。继全国南方农村水利建设现场会以及国务院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话会议之后，各地政府迅速行动，部署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湖南省今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比往年提早一个月。到10月中旬，全省已铺开各类水利工程12.65万处，开挖土石方6800多万立方米，投入劳动积累工7700多万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25％、61％和54％。秋旱严重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以抗旱救灾为中心，发动全体党政军民，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投入今冬明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目前，南方各省的水利“前哨战”已基本结束，晚秋作物收获后的大批劳力正转入兴修水利的战场，大规模的农田水利攻坚战将在各地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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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塔克拉玛干沙漠石油勘探获重大突破
塔中一井喷射高产油气流
进一步证实塔里木盆地蕴藏丰富油气资源
本报讯 记者高新庆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11月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0月31日，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传来喜讯：位于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塔中构造第一口探井（塔中一井），在中途测试中，获得日产石油576立方米、天然气36万立方米的高产油气流，油质轻，质量好。这是勘探工作继塔里木盆地北部轮南、英买力地区之后，在盆地中部地区获得的又一重大突破，进一步证实这个盆地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塔里木盆地塔中构造，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巨型构造。据最新地震资料，构造圈闭面积达8200平方公里，构造顶部至底部最大幅度为1750米，具有丰富的油源和运移、聚集条件。
这次塔中一井取得的重大突破，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石油职工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1983年以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引进和掌握国外现代沙漠数字地震技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展开地震勘探，先后完成了横穿沙漠的19条数字地震大剖面，并结合盆地其他地区的一些深井资料，初步搞清了塔里木盆地的区域地质情况，在盆地腹部发现了几个大型和巨型构造。随后又在有利地区进一步开展地震工作，基本上查明了其中一些构造的分布位置、形态、规模及其地层组成。这就为塔中一井的钻探提供了地质依据。
目前，新疆石油管理局钻井公司7015钻井队在其他单位密切配合下，仍在往深部继续钻探中。这里条件非常艰苦，夏天地面温度高达70℃，吃水困难，风沙弥漫，交通运输主要靠空运。总公司日前致电慰问在那里工作的石油职工。
（附图片）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石油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图为位于沙漠腹地的塔中一井获得高产油气流，进一步证实塔里木盆地蕴藏丰富油气资源。
石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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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稳定完善企业承包制
对企业经营者收入进一步作出规范
本报太原电 记者王艾生报道：近期内，以“两包一挂”（包上交税收，包技改，与工资奖金挂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承包制坚持不变。明后两年，工商企业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完善承包制和租赁经营。今年承包到期的企业，能够完成第一轮承包任务，主承包人素质较好，企业党政工三者关系协调，多数职工拥护的，在合理调整承包基数和承包指标后，可继任承包。对于少数因外部环境变化太大、市场情况难以预测的企业，可实行一年一定的经济目标责任制。这是山西省长王森浩日前在全省生产工作会议上，为稳定企业宣布的。
今年1至9月份，山西全省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9％，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困难。为推进改革，振奋精神，消除疑虑，稳定企业，王森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就人们议论较多的问题，明确提出政策性意见。
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处于政治核心地位，与厂长（经理）负责制是统一的。当前，尤其要保持企业领导班子的稳定。企业党政领导体制的形式，只要有利于确立党委的政治核心地位，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就不要变。已聘任企业的中层干部，在任期内也一般不要变动。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去年按承包合同完成和超额完成承包任务的企业经营者的收入，至今未兑现的要坚决兑现。今后，经营者的年收入，视完成承包合同的情况，可高于本企业职工年平均收入的1至3倍。少数贡献特别突出的，可适当高一些，或经职工讨论，当地人民政府批准，给予一定数量的一次性奖励。完不成承包合同的，应扣减经营者的收入（包括抵押金），直至保留其基本工资的一半。企业经营者除工资、综合性生产奖和承包兑现收入外，不得再领取企业内部的各种专项奖，也不得接受下属单位的奖金等额外收入。风险抵押金不参与企业分配。
山西省委、省政府指出，在反贪肃贿斗争中，要依法查处，排除一切阻力，但也要注意有利于生产，巩固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对于在改革和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群众拥护但犯有错误的人，只要不是触犯刑律，改正错误后，仍然可以在原岗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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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发布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
普查登记标准时间为1990年7月1日零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为了准确地查清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在数量、地区分布、结构和素质方面的变化，科学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检查人口政策执行情况，国务院总理李鹏于1989年10月25日签署了第45号国务院令，发布《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全文见第二版）。
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为1990年7月1日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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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柬问题应全面政治解决
欢迎美苏举行非正式首脑会晤
本报北京十一月二日讯 记者丁刚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柬埔寨问题应该得到全面的政治解决。
李肇星说，越南干净彻底地从柬撤军，在过渡时期成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是全面解决的两个基本方面和核心问题。他强调，对这两个问题，讨论时可以平行地进行或有先有后，但必须同时解决，丢掉哪一个都不行。
本报北京十一月二日讯 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今天说，我们欢迎美苏举行非正式首脑会晤，希望美苏两国为促进世界局势的缓和与稳定，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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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丑恶的表演
本报评论员
最近，叛逃国外的通缉犯严家其之流盗用《人民日报》报头，刊登臭名昭著的“民阵”倡议书，甚至伪造《人民日报》海外版，把他们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诋毁我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肆意诬蔑平暴以来我国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一大堆文字垃圾，通过传真机向中国境内传送。10月24日本报海外版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揭露他们伪造《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拙劣伎俩，指明他们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如今，他们又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往国内兜售这类伪造品，还公然举行记者招待会和酒会，声称这是他们反对中国政府的“第一战役”，颇有些自鸣得意。
这一“战役”究竟有什么效果呢？很可怜，既无损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根毫毛，也不能为已被平息的反革命暴乱增添半分光彩，更搅不乱平暴以来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相反，只不过更加彻底地暴露了他们是一伙什么人，使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他们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伪造《人民日报》海外版也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也罢，都帮不了这些叛逃分子的忙。他们那套反动主张在国内的市场，只会变得更小。
多年来鼓吹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家其之流，在国内策划、组织、指挥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遭到惨败后，逃到国外，贼心不死，拼凑组织，发表宣言，四处串连，八方乞讨，妄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实现他们已被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打得粉碎的迷梦。我们要正告这伙人：你们的罪恶目的过去达不到，今后也达不到；在国内捣乱达不到，跑到国外去搞一些这样那样的名堂也达不到。任何企图颠覆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伎俩，都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我们也要奉劝有关国家当局，采取切实措施，禁止中国外逃分子在你们的领土上进行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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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宾雁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郭帆
1987年初，刘宾雁因严重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攻击四项基本原则，诋毁中国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被党组织开除出党。1988年3月，刘宾雁接受美国提供的尼曼奖学金，带着妻子飞往大洋彼岸，在哈佛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进修和讲学。今年春夏，他在北京发生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前前后后，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他东奔西跑、声嘶力竭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还勾结叛逃国外的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之流发起成立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从而把他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动乱之前：呼风唤雨
一年多来，刘宾雁以中国作家、老记者、留美“学者”的身份，奔波于美国东部、西部以及香港、波恩、巴黎、伦敦各地，广为结交海外各种势力，特别是新闻舆论界人士和华人知识分子，不时发表演讲、文章、谈话和答记者问，竟成为西方及海外一些传播媒介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闻人物”和“消息来源”。
刘宾雁顽固坚持其多年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到了国外，更加肆无忌惮。去年4月，他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要求国内搞“民间办报”，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体制和指导方针，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争夺舆论阵地。6月，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全文连载，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宣称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和制度失败了”，鼓吹要用“三权分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取而代之，并且说：“从1949年以来，我们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上的错误，就是要跟资本主义一刀两断”，等等。
从去年秋季开始，刘宾雁对国内政治问题说三道四的调子明显地变了，“火药味”变浓了。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摸着了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的风向。
去年9月下旬，刘宾雁在哈佛大学讲演，断言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有成功的可能”，胡说“中共官僚集团”是中国大陆无法进步的根本原因。10月30日，他到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发表演讲，公然煽动说“中国大陆可能会发生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大、更激烈的动乱。”台湾“自由中国之声”电台以刘宾雁的这次讲话为题发表一篇评论，向大陆发出心战攻势。评论说，对于刘宾雁的看法，西方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即将来临的乃是一场以中共为对象的新的“社会革命”。这家反共心战电台还叫嚷什么要“把握时机”，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去年11月，刘宾雁在波恩接受联邦德国《世界报》记者采访，在回答创作自由问题时借题发挥，诬蔑中国“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言论自由”，宣称要通过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变革”，指望能出现“第二个政党”。12月初，他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对海峡两岸的留美学生作讲演，评论所谓“中共的兴亡和中国的前途”。他无视我国十年改革的伟大成果，说改革“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原因是所谓中国“政治制度不合理”，叫嚷要取消作为我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竟然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宪法的前言，没有法律效力。一切纸上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他胡说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并指责毛泽东思想的“为害之烈”。他甚至公然声称，不反对“以暴力的方式”达到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讲演结束后，刘宾雁主动向《香港时报》记者表示，台湾的“民主化”对他敢于在国外公开批评中共有很大影响，说台湾是大陆的一面镜子，他有意访问台湾，但不急着去，还是让方励之先去吧。
刘宾雁的上述两次鼓噪，都搬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来攻击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他所谓的“民主政治”不过是议会民主、多党制之类西方政治模式的代名词，而他鼓吹的“民主化”，实质是要把中国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重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
今年年初，刘宾雁又配合方励之等人演出一场要求实施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的闹剧。他们在国外一些政治势力的支持下，选择美国总统访华的时机，借“人权”问题发难，挑起事端，胁迫我国政府。1月6日，方励之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月28日，方励之在“新启蒙沙龙”集会上煽动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要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2月16日，“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在北京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2月17日，方励之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53人联名在美国发表《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条文。2月20日，刘宾雁在美国发表事先起草好的《答〈华侨日报〉记者问》，对方励之、陈军等人的行为予以支持。
接着，刘宾雁还同方励之合演了另一出戏。2月19日美国总统访华，刘宾雁通过当天《纽约时报》的一篇专访，责怪美国政府在中国大陆“政治犯”问题上“未如对苏联一样提出抗议”，说“如认为中国的人权无关紧要的话，实是一种侮辱。”几天以后，方励之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他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埋怨美国政治活动家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权问题公开表示关注，而对中国“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有采取行动”。两人一前一后借助美国舆论工具，以同一个腔调责怪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我国的内政还干预得不够，而为美国拿“人权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张目。
这出有刘宾雁参加的“人权”闹剧，不过是方励之等人预谋的今年一连串寻机闹事计划中的第一张“牌”。台湾《联合报》2月23日的一篇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风雷动，民主浪潮涌！”这恰好说明，今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动乱在其酝酿阶段，就表现出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今年3月，刘宾雁在哈佛大学作系列报告。他在美国大学的讲坛上不断发出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大肆攻击和辱骂的声音，什么中国共产党“独裁”呀，40年来不断加强“专制统治”呀，已经“完全失败了”呀，什么10年改革“耗尽了中国的经济”呀，等等。刘宾雁的这些污言秽语都通过《美国之音》的电波传来中国，与北京一些大学里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上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调子相呼应。
动乱期间：摇旗呐喊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猝然逝世，一场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了。动乱的组织策划者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作为“突破口”，提出了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私有制”在内的反动政治纲领。在具体要求上，有人点名要“为方励之、刘宾雁平反”，还有“新闻自由”、“民间办报”等。在美国呼风唤雨多时的刘宾雁，对学潮和动乱迅速作出反应：“大陆的学生示威使我觉得鼓舞”，“可喜可贺！”
4月16日，刘宾雁掩盖不住他急于推翻我国合法政府而利令智昏的心态，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李鹏政府两三天内就会倒台”。三天以后他发现自己“错误估计”了形势，便跑到“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组织的一个集会上发出煽动性的狂叫：“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在大陆上那么糟过，中华民族已遭到严重危机”。“一个没有什么指望的环境将逼得老百姓奋起……”据刘宾雁自述，他曾经三次决定要回国直接插手动乱，4月高潮时国内“朋友”打电话催他回国是第一次，5月学生开始绝食后是第二次，后来又有第三次。“但三次决定都改变了”。老谋深算的刘宾雁终于没有回国，而是留在国外充当国际反动势力的喉舌，为动乱和暴乱煽风点火，擂鼓呐喊。
4月下旬刘宾雁在纽约连续参加几个座谈会。他的谈话，后来为反动刊物《中国之春》选登。刘宾雁在那里咒骂说，中国共产党的“昏庸”、“腐败”已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果中国的问题解决不好，将成为人类的包袱和累赘”。5月4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文章，说什么“中国大陆的混乱局面可能威胁到共产党本身的地位与存在”，表露了他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心理。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动乱的组织策划者们万分恐慌，又决不甘心失败，加紧策划反革命暴乱，组织一支反动力量拚死一搏。刘宾雁这时候通过《美国之音》和港台报刊制造传播了大量谣言。如5月22、23日，《美国之音》播出了他在美国的评论说：“有100多个高级将领联名反对（戒严）这种错误决定……不承认李鹏政权，甚至称其为伪政府。”5月23日，香港《明报》报道：“刘宾雁昨日出席美国一所大学的人权研究会时，对一群中国留学生说，他相信邓小平迟早会迫令李鹏引退。他说，据他知道的官方高层消息，八个中央政府部包括外交部在内，以及几个省政府，已经表示拒绝向李鹏效忠。他又告诉学生，两天前辞职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将复出”。刘宾雁这些不高明的造谣伎俩只能暴露他用心之险恶。
5月28日，刘宾雁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抛出一篇《人民公敌的最后赌注》的反动文章，公然给北京的动乱摇旗呐喊，并煽动“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或反对派”，“断然站立起来，和民间非党政治家一起，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刘宾雁在这里把他誓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反共反华的吹鼓手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刘宾雁气急败坏，拚命地摇唇鼓舌，为西方世界掀起的一股反华浪潮推波助澜，成为国际反共反华大合唱中一只刺耳的高音喇叭。
刘宾雁多次接受美国传播媒介的访问，配合《美国之音》等宣传机器对我国开展的谣言和舆论攻势，竭力渲染“血洗天安门”之类的谣言，煽动一些西方公众和海外华人谴责和反对我国政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6月18日至26日访问香港期间，充当国际反动势力反共反华的急先锋。
6月18日，他一到香港就公开宣布“自我流放”，声称将留在美国过流亡生活。他在香港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和其他公开场合，用极其恶毒的语言疯狂咒骂我党、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诅咒：“这个集团如不消灭，中国大陆就无法站立起来”，极力煽动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的合法政府。他一再鼓动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公开地“独立出来”，与共产党“抗衡”并取而代之。什么是“民主派”呢？他说：“中国没有一个、也不准许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以外的政党”，但“在中国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可以与共产党抗衡的力量，就是共产党内的民主派，或者叫健康力量，这在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上都有，我本人在被开除以前，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分子。”真是一语道破，原来他所寄予希望的“反对派”、“反对党”力量，就是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刘宾雁”们。
刘宾雁明目张胆地煽动分裂祖国，大肆叫嚷：“海外应当支持大陆出现分权自立的情况，以削弱中共统治集团的力量”，“假如有三个省能够自立，中国的民主斗士就有栖身之地，就有地方避难了。”
他还别有用心地挑拨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关系。6月22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代表我国政府发表电视谈话，重申我国政府对港澳地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变。6月25日，刘宾雁在香港公开说：“北京官员日前说‘不允许有人利用港澳作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这就证明香港人做得很好，对他们构成了危险”。第二天，他怀着破坏祖国统一大业的险恶用心，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又对香港同胞挑拨说：“香港在几个月以前没有成为所谓的反革命基地，难道中国政府对香港就是友好的吗？九七年后香港就会是安全的吗？”他还劝阻香港商人与大陆做生意，说什么“不要眼光短浅，只顾眼前几条小鱼！”
更有甚者，6月20日，刘宾雁向外国记者呼吁，要求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停止贷款及贸易往来，并呼吁联合国对中国采取政治制裁措施。22日又公开指责日本政府同某些西方大国的做法有所不同，说日本“可恨”，并警告日本政府：“现在继续与中国做生意，就是继续犯罪，要追究责任。”这就完全暴露了刘宾雁不仅是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且是个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
刘宾雁在香港十天的表演，博得台湾国民党当局和海外一些反动势力的连声喝彩。6月26日，台湾“内政部”宣布允许“大陆民运人士”赴台访问，台湾有关方面已拟定一份邀请在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的参考名单，刘宾雁当然榜上有名。第二天香港《明报》刊出此条消息，标题是：“台接受民运人士入境，刘宾雁、严家其可优先”。
刘宾雁在香港期间就与当时叛逃到香港、被我公安机关通缉的刑事罪犯严家其、吾尔开希之流勾勾搭搭。7月13日，刘宾雁从美国专程飞往巴黎与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这伙人会合，经过一番策划，他们于7月20日在巴黎共同发表一项倡议书，发起成立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鼓吹要推翻中国政府，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宾雁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叫嚣：“这一次失败了并不等于以后不采取这种方法，还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
在国外和海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民主中国阵线”的闹剧班子9月23日在巴黎粉墨登场。“成立会”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狂妄叫嚣要推翻中国政府，并公开要求台湾国民党向他们提供资助，甚至领导他们的反政府活动。当时正在英国活动的刘宾雁，特地从伦敦捎去一个录音讲话，表示“虽不能参加‘民阵’的领导工作，但仍将以自己的方式协助完成‘民阵’的使命。”
刘宾雁和严家其、吾尔开希之流的继续蹦跳，丝毫也影响不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国外敌对势力妄想把中国变为附庸的任何企图，国内敌对势力妄想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翻案或“卷土重来”的任何图谋，必将彻底破产。
忠于“和平演变”战略的马前卒
刘宾雁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被海外一些报刊称做“明星”、“中国社会的良心”。国内也有人吹捧他为名记者、名作家、思想家……。1985年，他发表《第二种忠诚》一文，宣扬一种所谓“富于批判精神”，敢于“批判”党组织直至党中央和毛泽东，“虽九死而不悔”的“最高忠诚”即“第二种忠诚”，海外曾刮起一阵“刘宾雁旋风”。
香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1986年3月号上登过一篇题名《刘宾雁：中国的特异现象》的文章，评论说：“他从《人妖之间》开始到如今的《第二种忠诚》、《古堡今昔》，他‘鸣’了几年。比以前‘鸣’的更深刻、更辛辣、更彻底。……他已经是一个自觉而成熟的战士，很会利用气候和地形，在最有利的时刻，打出最有力的一击。”这两段话像是一面镜子，把刘宾雁的面目照得何等清楚！这些姑且不论，单说刘宾雁在《第二种忠诚》里使用假材料，把上海海运学院一个“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描绘、吹捧为“最坚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献身四化和改革”的“最高忠诚”的典型人物。此人名叫倪育贤，1986年初跑到美国，一到那里便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言论，以后成为“中国民联”成员，今年又追随王炳章之流搞起了另一个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党”。他是臭名昭著的《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和征集签名的联系人。今年2月8日，他又在美国成立了“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倪育贤用他的反动言行铁一般地证明了刘宾雁鼓吹的“第二种忠诚”到底是什么货色。
现在轮到刘宾雁本人。他背叛祖国、投靠海外反动势力以及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种种恶劣行径，给他自己鼓吹的“第二种忠诚”作了最实际最清楚的注脚。人们对刘宾雁的评价只能是：忠于国际垄断资本“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马前卒，忠于海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一个吹鼓手，是中华民族的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