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文学研究
陆贵山
邓小平同志号召文艺理论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文学研究。他说：“文科也要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等。”（《邓小平论文艺》第100页）他指出，西方的一些进步的严肃的学者和作家的著作和作品中包含着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合理内核，对这些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我们应当有选择地引进和吸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狭隘的、愚蛮的；但同时又告诫我们，对文艺作品、文艺观念和文艺思潮这些“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邓小平论文艺》第84页）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思潮潮水般涌入中国，给文坛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带来了骚动和喧哗，产生了某种失衡和倾斜。那些新奇、怪异乃至荒诞的文艺现象，乱花迷眼，令人眩目，感到困惑和迷茫。这中间，既有启人心智的精神成果，也有腐朽的病态的思想毒素；既引发了竞争机制，萌发了文学研究的生气和活力，同时又向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艺的繁荣，又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思想混乱。由于西方文艺思潮的刺激，文艺的“禁区”变成了“闹区”，文艺的“冷门”变成了“热门”，一些有影响的西方文学理论，诸如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的文学观念，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以及各式各样的形式符号语言学乃至现代派的文学作品纷至沓来。中国文坛上出现了“文学方法论热”、“文学观念热”、“文艺心理学热”、“文化热”、“文学本体论热”、“文学主体论热”、“形式符号语言学热”……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匆匆走完了现代西方一个世纪的文学历程，几乎把欧美所有的文学新潮重演了一遍。对现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扩展了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角，给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思想材料和发展机缘，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有的学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文艺思潮进行审慎的剖析，辨其真伪、良莠、利弊、益害，取其合理的思想成分，做出了明显的实绩，深化了对文艺的本质、结构和功能的某些层面的认识。这种正确的研究态度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动机和宗旨都是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有的学人则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他们付出了辛劳，但缺乏选择的目的性。更严重的是，还有极少数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和浸染下，视西方文艺思潮为圭臬，把具有某些合理内核的思想成分夸大、推崇为宏观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文艺观。他们的研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不是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而是妄图用西方文艺思潮排斥、取代它。他们从政治和哲学的意义上，提倡文艺和文艺思想的多元化，否认和取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利用我们的某些失误和疏漏打开缺口，进而将这些问题加以膨胀，推向极端，大力褒扬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追求“纯审美”、“玩文学”，玩弄语言符号的把戏，甚至随心所欲地从总体上把文学搞到非社会化、非政治化、非道德化、非英雄化、非理性化、非文化化的极其荒谬的程度。这种文学研究的意向和导向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是一定程度上消融和违背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方向，使近年来的一些创作和作品疏远了社会、冷落了人民，变成了离开哺育自己的大地——母亲，飘浮在空中的安泰。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如果我们用辩证法的观点考察现代西方的文艺观念和文艺思潮，便不难发现它们在文艺本质的网络系统和总体框架所处的位置上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性。如果随意夸大，超越自身所处的位置，突破自身的界限和适用范围，上升为涵盖一切的文艺观，便会走向反面，导向荒谬。从文艺观念的竞赛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文艺理论工作者，都把自己所研究的文艺学科，崇奉为包容和涵盖文艺本质的所有层面的主宰。文艺社会学家到西方文艺思潮中去寻找文艺社会学的观点，强调文艺的社会本质；文艺美学家到西方文艺思潮中去搜集文艺美学的观点，弘扬文艺的审美本质；文艺心理学家到西方文艺思潮中去挖掘文艺心理学的观点，推崇文艺的心理本质；文艺的形式符号语言学家到西方文艺思潮中去探索文艺的形式符号语言学的因素，夸大文艺的形式符号语言方面的特性，如此等等。尽管这些文学研究的意向和视角都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对文艺本质的理解，不乏有片面的深刻的理解，但却烙上了一点论、极端性和形而上学的印记。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把各种具有合理内核的文艺观点，经过改造，按照它们自身存在的特性和内在结构规律，纳入文艺本质的宏观框架和网络系统中，置放于它们自身所处的位置或坐标点上，才能形成对文艺本质的全面的完整的认识。唯有这样，才能建构起和谐有序的既多样又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诗要解决好三个“一致性”
●内视与外向的一致性
●表南自我与表现时代的一致性
●为艺术与为人民的一致性
马立鞭
当前，新诗正面临着三方面的窘境。一、由于片面强调“内视”与无序而切断了外部世界的联系，一些诗几乎成了隐语、谜语与哑语，成了“哥德巴赫猜想”，这类诗使诗评家们也不免有“读诗难”的感叹。二、由于只专注于表现自我或孤芳自赏，使一些诗背离了时代生活的激流而显得浅薄。后果是反而造成诗人的面目不清，亦即个性的失落。诗在这一点上又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怪圈。三、由于一味追求艺术的超脱而置当代千千万万读者于不顾，致使刚获解放不久的诗又把自己封闭于三两知己的小天地。
本来，强调“内视”，专注于自我，追求艺术表现上或者说形式上的精致美，是对一段时期里在这方面极端无视的反拨。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外部观照的复写转向内心秘密的揭示，也确是我国近年诗坛的一大转折和进步；然而，由于我们不懂得该在正确的路上走多远，终于又因思维上的好走极端和情绪上的浮躁而陷入了新的盲目性。
是的，诗比其他文学形式更期待心灵化。甚至可以说，诗味的多少即取决于心灵化程度的高低。当前艺术的由“外向”走向“内视”，无疑也是对艺术真谛的深入把握。然而，有独立于外部世界之外的内心世界吗？没有。因此，若认为“真正的艺术永远只受内心驱使”（问题在这个“只”字），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诗固发自心灵，但“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礼记》）所以，强调艺术的“向内转”，绝不能认为诗可以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其实，这个既是哲学也是艺术上的根本问题，正确的回答我们并非一无所知，那就是心与物的统一。当代奥地利诗人彼德·汉德克把他的新版诗集定名为《内部世界的外部世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自觉意识。所以艺术也好，诗歌创作也好，从总体上说也就是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最佳契合点的选择。诗的妙悟似乎是带有极大的偶然的一种迸发，但究其实又是一种有迹可寻的必然引爆。即是说，似乎不费功夫的得来，实则乃是踏破铁鞋终日寻觅的报偿。一个闭目塞听，心源如枯井者是不可能获得诗的灵感的。这终日踏破铁鞋的寻觅，也就是对现实人生的贴近与拥抱。所谓意境，它的全部秘奥也就是外部世界（境）的心灵化与内部世界（意）的具象化。所以王国维先生关于诗的内外观是既讲“入乎其内”，又讲“出乎其外”，既内又外，才能臻于妙境。他的原话是：“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入乎其内”即对深入人生同样是诗人的“铁门限”的强调。如果说我们一段时期诗的低质量，其病在对“内视”的无视；而我们今日一些诗的毫无生气，不知所云，根子又在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人为中断。
是的，个性化是艺术创作的命根子。为此，诗中不能无“我”。再没有其他艺术形式，作者的心迹有如在诗里这样袒露着的了。因此，一段时期里只强调诗的时代性而讳言诗中有“我”，那无疑是对诗的极大误解。然而，反过来，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诗中的“我”局限在极小极小的圈子，或者只满足于内心深处那么一点点死水微澜；而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绝缘，无疑也将会因视野的狭小而失去抒情的力度与深度。其实，表现自我与表现时代并不矛盾。杜甫的诗正因为注入更多的忧时伤乱内容面目更加清晰，白居易也因为事为时而作名垂千古。而与他们同时代的王维的艺术修养不算差，其前期的诗也不无窾坎镗鞳之音，却终由于后期只局限于终南山居一隅，诗名也因之在杜甫、白居易之下。同时，诗表现时代也不专在对鼓角作用的强调，主要还是指与时代情绪的合拍。所以，诗表现自我的生命意识也不应只在孤独感、压抑感、失落感与冷漠感上做文章。对于多数读者来说，恐怕更欣赏这样的诗句：“不要忘记沉默是一首歌／不要说冬天意味冷漠／不要总记着如冰的残月／我问你／夏夜希望的繁星／可曾读过”（何扬《问》，1988年8月7日《人民日报》），因为它给人鼓舞与力量。这种美好的情怀其实也就是历史沉积的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体验。诗只有既表现个性，同时也表现人类共有的美的情怀才能最大限度的引发读者的心灵共鸣。从我国六十多年的新诗史看，七月诗派最引人注目之点，也就在他们既弘扬主观意志，又强调“入世”态度，不做时代的隐士和生活的逃兵。他们成员之间的艺术成就自然有高低之分，但他们的艺术主张无疑十分正确。
是的，美在精致，美在和谐。形式美，魅惑力，精致度，是成功作品不可少的素质。因此，追求艺术性无可指责，艺术探索更无可厚非。然而，这一切却不应也不必与艺术为人民的方针相抵牾。因为这不仅是心目中有无服务对象（艺术劳动也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生服务）的问题；同时，诗的生命也只有取得亿万读者由衷的默许之后才能获得永生！相反，任凭评论家们如何吹捧，读者不买账的作品必将是短命的。因此，寻找与读者心灵相通的道路，使审美不致发生阻隔，乃是诗的技巧的终极目的。比如，在章法上，是七分让人看，三分让人想，还是三分让人看，七分让人想；总得留一点让读者可以寻踪觅迹的实处才行。总不能随心所欲，一点章法都不要，一丝可以窥见其中奥妙的缝隙都不留，使读者无由问津。试想，作品若不能被感知怎能有即目会心的感情交流？无此交流与共鸣作品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而当前我们有些诗作者正是在这点上表现出一种盲目的自大狂。如提出什么“唾弃那些智力低下，感觉迟钝的旧读者”。如提出什么粉碎“大众化”“民族化”的口号；并扬言他们只追求“莫名其妙的散乱”。结果，在一些诗里，随意性、不定性成了家常便饭；情思离现实既十分遥远（有些诗写三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诗行与诗行之间又互相脱节。读者对此类诗的反映是：“现代中国人读现代诗还要‘注释’还要‘导读’，实在不能不说是种稀奇是种笑话是种悲哀。”所以，若说强调诗中有“我”是对创作主体的尊重；那么，为人民、为多数读者写作就是对接受对象的尊重。诗无疑应同时讲这两个尊重。因为，轻慢读者其实也就是对诗自身的轻慢。近年有些诗集的征订数极少极少，不能说与对读者的极不尊重无关。不是有此一说吗？“你看不懂，我还不想给你看呢！”
总之，由于我们的认识常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我们的诗正患着一种诗学观念上的“偏瘫症”。那么，出路何在呢？我以为，那就是本文题目所提出的：新诗要解决好三个“一致性”。即：“内视”与“外向”的一致性（亦即心与物的统一），表现自我与表现时代的一致性（亦即个性与时代性的一致性）和为艺术与为人民的一致性。因为，诗学观上的倾斜必然会导致创作实践上的倾斜。虽说当前是诗坛无主潮、无主将，是众路英雄揭竿而起的时代；但谁要想在诗这片土地上耕耘而能获得好收成，无疑的仍然存在着把自己的诗学观提高到当代最好水平的问题。看来，对于更为复杂微妙的艺术问题，我们还是要多讲点亦此亦彼的辩证法，力避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其实，思想僵化不仅表现于守旧，不懂辩证法的绝对化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僵化吗？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时代的群英谱
——电视片《在共和国的史册上》观感
任重
中央电视台电视专题系列片《在共和国的史册上》（以下简称《史册》）在全国劳模大会前夕为会议代表专场播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老劳模一同观看，倍觉亲切。是啊，多少年没有这样集中宣传普通劳动者了，现在有了，怎能不让他们感动！
短短两个月，《史册》的创作者们涉足21个省市，深入到企业和乡间，拍摄了28个行业101个单位的104位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完成了建国以来宣传容量最大的一部“群英谱”。
《史册》形象地记录了共和国创业史上104位英雄劳模的群像。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以孟泰、赵梦桃、马恒昌、王崇伦、时传祥、李顺达等劳动模范为代表的第一代共和国的建设者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战斗，铺下了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块基石。共和国的建设没有中断，在孟泰们的身后继起着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也继起着一批又一批的新劳模。倪志福、王进喜、张秉贵、罗健夫、蒋筑英，熊熊的火炬在他们手中传递，共和国的大厦在他们身后崛起。到了80年代，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她的建设大军汇聚成奔腾的洪流，劳模的名字和事迹也遍布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史册》寻着历史的纵线，梳理共和国建设的轨迹，在今天的横断面上豁然展开，犹如一颗火种从点燃到燎原，把祖国建设事业的逐步发展和劳动者们前仆后继、源源不断的贡献融为一体，高唱起一曲献给基石的赞歌。
《史册》以大量生动的实例，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参照。它告诉我们：时代丰富着“劳模”的内涵，工人阶级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成熟。
80年代劳模的构成和5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0、60年代的劳模主要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以默默无闻、节俭朴素的“简朴型”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勤劳型”为多。进入80年代，劳模的行列里增加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管理人员，他们和普通工人、农民一起，活跃在社会主义的劳动大军中。与此同时，劳动致富、开拓创新、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这些富有时代精神的新特点，和勤劳简朴的优良传统一道，使80年代的劳模更显得多彩多姿。新一代的劳模是现代化意识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代表，是一支集生产、科技、指挥、经营于一身的“全能型”的队伍。
劳模内涵的丰富说明，支撑着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何止千千万万！50、60年代需要劳模们以其献身精神带领广大群众去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80年代和未来更长的年代需要更多的劳模们，仍以其献身精神带领更多的群众去建设现代化强国。这是历史合乎逻辑的必然，更是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宣传工作的规律性。实践证明，近几年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被削弱的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放松了领导，另一方面在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上存在偏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关于后一个方面，《史册》给宣传工作者留下了三点启迪。
启迪之一：必须重视宣传普通劳动者。包括产业工人、农民、企业家、文教卫生和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广大劳动群众，是民族的英杰，社会的中坚，在他们身上，凝聚着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展示着祖国未来的希望。因此，对他们的宣传当然应该成为宣传工作的主体内容，唯其如此，宣传工作才能真正成为鼓舞人民斗志，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史册》面向广大群众，从他们当中选取典型，使观众倍感亲切，知道“先进人物就在我身边”，可敬而可亲，易知而易学，从而产生了比较大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要不断探索和提高宣传的艺术。方法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宣传效果的好坏。这些年虽有改进，但刻板、生硬、概念化、说教化的现象还是随处可见。《史册》的创作者们懂得，做人的工作，感化比灌输更有效。他们充分相信宣传对象的认识和评价能力，采取新闻手法，平实简朴，不求奢华，寓深挚于写实之中，只在人物品格的一两个突出点上着力，给观众留下尽可能多的思索和联想空间。宣传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不应有一定之规。从艺术性角度去评价，《史册》的写实手法还有不少粗糙之处，但不管怎么说，它体现了一种把思想教育与艺术创造统一起来的方法的探索，而且产生了比较好的宣传效果，这毕竟值得珍视。
第三：要注重形象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实生活的广阔舞台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张思德、孟泰、雷锋、焦裕禄、罗健夫、张秉贵这样的英雄和模范。他们既是生活原型，同时又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是最好的教员。《史册》就是以一个个色彩鲜明的人物为载体，通过对他们事迹的介绍，把主人翁精神、创业精神、奉献精神，生动而不假雕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达到感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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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戒严的日子里》出版
郑念群著的《在戒严的日子里》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本书作者在大量掌握材料的基础上，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详尽地把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展现在读者面前。既有对平息反革命暴乱重大场面的描绘，又有对人物、事件的细致刻画。戒严部队官兵受命于共和国危难之际，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他们有的推迟了婚期，有的提前出院，有的放弃休假探亲，毅然奔赴首都执行戒严任务；在向首都开进期间，遇到一小撮坏人煽动的不明真相群众的层层阻拦，他们几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下不了车，坚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宣传群众，为群众做好事，终于用他们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当他们开赴天安门广场等指定地点的时候，遭到了暴徒的围追堵截，他们忍辱负重，慷慨赴义，以血醒民，用他们的行动、鲜血和生命唤醒了不明真相的群众，谱写了一曲曲特殊情况下的爱民颂歌。 （巨通
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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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写实”小说讨论会
《钟山》与天津市文联《文学自由谈》编辑部近日在南京联合召开“新写实小说”讨论会。
与会者认为，在新潮小说逐渐受到读者冷落的时候，《钟山》杂志社今年第三期起以“大联展”的方式接连发表了《绝望中诞生》、《走出蓝水河》、《顾氏传人》、《逍遥颂》等新写实小说，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评论界的注意，是难能可贵的，这对于强化读者与文学的联系有着积极的作用。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形势新的格局下的发展和变化，是时代呼唤的必然产物，表明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这一发展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谈到“新写实”的特点时，有人提出“新写实”小说是与传统写实小说相对而言，要从“新写”和“新实”两个层面上去理解；有人则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认为新写实是表现和再现的结合、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交的产物；有人则提出新写实是自然主义的复归，是生活流；还有人则认为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一批写实型的作家在新潮的冲击和刺激下，经过阵痛之后的一次成功的自我调整。有人认为新写实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一次探索，它使文学走向世俗、走向社会，是人们经历了种种喧嚣和骚动之后一次心平气和的选择和认同。有人认为，新写实是对个性主义的反动，重新重视文学价值，把人置于生活关系当中来表现，不再作脱离一切时空的自言自语和意识流。有人从淡化背景和故事化的角度比较传统写实小说和新写实作品一些差异，认为新写实不断改变小说的叙述方向，故事缺少固定的意义，而在于提供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在谈及新写实的发生时，有人认为这是小说界一次悄悄的“绿色革命”。江苏的部分评论家、编辑及两刊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王一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