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习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笔谈
用深化改革促进治理整顿
张卓元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新阶段的重大战略决策。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从去年9月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包括冻结一部分产品的价格，用增加财政补贴的办法极力稳住居民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原来已放开的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把年物价上涨率层层分解给地方“承包”，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地方封锁；对一部分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如化肥、农药、粮食、棉花、四种钢材等实行专营；对一些重要农业原材料如蚕茧、烟叶等实行统一收购；在一个时期内关闭一部分产品市场；加强对资金供应的额度控制和工资的总量控制，等等。这种情况，曾使一些人对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产生怀疑。实际上，上述情况只是短时期和局部性现象。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发展，为了真正达到治理整顿的目标，除了在一个时期特别是初期和局部范围内需要加强直接的行政控制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许多重要方面推进改革，深化改革，用改革来促进和保证治理整顿任务的实现。
治理经济环境，很重要的一条，是治理通货膨胀，克服物价上涨率过高现象。为此，在开头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冻结或半冻结一部分最重要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但是，这种办法时效有限，主要是赢得喘息时间，使过热的经济降温，重新协调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一再发生过热的问题，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改革经济运行机制，首先是对宏观调控机制进行改革，建立比较合理的、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为了配合治理整顿，应当很好的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要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总规模；要改变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依附于财政政策，要使中央银行能够比较独立地行使它的货币政策。这是关住滥发票子的“总闸门”的改革，既不花钱，又有利于治理通货膨胀。这项改革同抑制需求膨胀的努力相配合，能够釜底抽薪，治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制订的年货币供应量增长计划要有充分的经济根据，坚决摒弃用过量供应货币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要控制信贷总规模，实施从紧的信贷政策，同时调整和改善信贷结构，更好地运用信贷手段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
在改革宏观调控机制过程中，利率手段的运用将日益重要。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利率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的变化应能灵敏反映和调节资金的供求关系，使经济扩张（降低利率）或收缩（提高利率）。为了抑制经济过热状态，要适当提高利率，这是为世界各国经验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对于去年以来我国几次提高利率，以及开展保值储蓄等做法，应予肯定。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市场、稳定金融，起了很好的作用。至于提高存款利率对鼓励储蓄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的。存款利率提高以后，贷款利率也要相应提高，这有助于经济降温，抑制投资热，排挤效益低下的生产和经营。与此同时，国家可以运用财政贴息等办法，鼓励对短线产品生产的投资，改善产业结构。
为了加强宏观调控，财政税收体制也要进一步改革。在治理整顿期间，需要尽快建立经常性支出和投资支出分列的复式预算制度，建立财政政策性融资体系。1988年全面实行的地方财政包干有利有弊，有利方面是可以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其弊端主要是：强化了地方利益，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地方财政包干体制下，各地从本地利益出发，争相上短平快项目，投资迅速膨胀，重复建设严重，各地经济结构趋同化，资源配置效益下降，国家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的努力往往受阻，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的失衡加剧；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抬价抢购原材料，禁止短缺物资外流，推动着物价上涨；包死了中央财政，使这几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到22％，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降到47.2％。与此同时，预算外资金增长迅速，从1979年的几百亿元猛增到1988年的两千多亿元。因此，今后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要适当提高中央财政集中的程度，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在有条件的地区，准备实行分税制试点。当前，为了稳定政策，渡过国家财政难关，改革步子必须稳妥。比如，在财政包干体制未改变之前，应根据不同情况，适当提高地方上交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减少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些专项补贴等。
在税收方面，要提高投资税率，以抑制投资的盲目增长。要整顿和缩小税收减免范围，改变过去税负国营高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体的不正常状态。国营企业的所得税率应适当降低，以免造成普遍的偷税漏税。国营企业所得税率降低以后，取消调节税，并逐步实现把税前还贷改为税后还贷。严格税收征管，对偷税漏税逃税者处以重罚。增加税务人员，提高素质，把税务部门改由国家税务局垂直管理。
治理经济环境，缓解社会供需矛盾，在压缩社会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和增加有效供给。为此，就要调整和改善产业结构，坚决压缩长线产品，努力增加短线和适销对路产品。但是，当前价格结构同这个要求很不适应，短线产品价格一般偏低，而长线产品价格则相对偏高。在市场导向作用日益明显的条件下，这种不合理的价格结构极不利于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因此，在治理整顿期间，特别是在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和市场趋于稳定，群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降低的条件下，对于价格结构突出不合理问题，仍应抓住时机，稳妥地逐步解决。今年适当提高粮、棉收购价格，提高煤炭出厂价格，特别是9月份较大幅度提高铁路、民航、水路客运价，是必要的、正确的，而且也没有引起社会震荡和其它价格的连锁反应，充分说明，这次调价时机掌握得较好。同时证明，在治理通货膨胀期间，有些价格调整和改革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虽然大的价格改革步骤要在通货膨胀得到基本治理、整个经济环境比较宽松以后才能实行。
此外，企业体制、计划体制、物资体制、外贸体制等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以提高微观运营效益为中心的企业改革，也要配合治理整顿，继续进行。
整顿经济秩序，是治理整顿的一个重要方面。整顿经济秩序，当前主要是整顿流通秩序，克服流通领域的混乱状态。这本身就是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党和政府关于严格整顿各类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的决策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应当继续坚决实施，不能半途而废。整顿流通领域秩序的重点，是整顿从事批发业务的企业和公司。除了坚决取消流通企业和公司的行政权力（如物资分配权）与享受的特殊政策，把一切官商不分的公司办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分开的企业，高级干部的近亲一律从流通领域退出以外，还要对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私人和小集体办的批发企业进行整顿。看来，在流通领域，个体或私人企业以及小集体企业是要发展的，但其活动范围应主要限制在零售环节，对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现阶段似不宜让私人或小集体插手批发业务，否则不利于国家调节和控制市场，增加流通环节的混乱。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在流通领域的整顿中取得显著成效，把过去每年流失几百亿元的漏洞堵住，我们就能够比较快的走出经济困境。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习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笔谈
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胡乃武 袁振宇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而治理整顿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从理论上阐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实践中正确解决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就有重要的意义。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所谓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来自发调节，从而社会经济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运行的。计划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国家能够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进行自觉的调节，因而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实行市场经济而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从理论上说，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但并不意味着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就能自动地实现经济的计划化。资本主义经济也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但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因而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经济的计划化，只能通过盲目的市场力量，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平衡，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从而能在总体上自觉地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
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与西方国家通过经济计划干预经济活动是有本质区别的。尽管西方国家通过经济计划也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但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由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规律自发调节的，整个经济不可能处于有序发展的状态。而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并非是一般的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社会经济活动按计划目标运行的问题。国家对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物价水平、国际收支等，都要预先作出计划安排，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来加以实现。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出现了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代之以市场经济的错误主张。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已经证明，如不坚持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那一套，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势必难以控制，这不仅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而且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把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而这正是西方国家所希望的。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但这绝不是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市场、市场调节、市场经济是内涵不同的概念，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计划体制，这种体制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排斥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对经济活动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但人们在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上，却存在较大的分歧。我们党及时总结了十年改革的经验，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并且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科学论断，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我国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公有制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使国家能够作为社会调节中心，通过经济计划，协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活动，使企业在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企业的个别劳动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因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就必须借助于市场调节，必须重视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但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已不再是支配人们的盲目的异己的力量，我们能够在全社会的规模上去自觉地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是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的经济运行模式。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这两者并非属于同
一层次。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计划是起导向作用的，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不能偏离计划的目标。但也要看到，我国的计划经济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经济，市场的缺陷固然可以通过计划予以纠正，而计划目标的实现又不能离开市场功能的发挥。因此，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结合又不单纯是板块式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一种交织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不断地调整两者的结合关系。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只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而并没有规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我们只能从国情出发，在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在不同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成熟程度不同，经济发展的任务不同，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以及计划工作水平不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程度、范围和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我们只能从各个时期的实际出发，在充分认识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作出最佳的选择，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领域的经济活动，采取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不同方法，并对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力度适时地作出调整。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鉴于前些年由于不切实际地夸大了市场调节作用，使计划经济受到很大削弱，所以重新研究和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已成为完成治理整顿目标的客观要求。在治理整顿期间，要适当扩大指令性计划的范围，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决反对分散主义，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比如，对关系国计民生而又供不应求的重要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要更多地发挥指令性计划的作用；为了缓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治理通货膨胀，要继续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为了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应适当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继续压缩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当然，在加强经济的计划性的同时，也要努力提高计划工作水平，根据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要求，改进和完善计划管理的方式，并在整顿市场秩序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习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笔谈
要十分重视技术改造
马洪
国营大型老企业，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发展新技术、高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市场，这是每个关心我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人，都十分重视的大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读者从《鞍钢巨变》一书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发。
本书的主编沈越同志，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70年代大部时间在鞍钢工作。他是一位热衷事业、经验丰富并有一定理论修养的老同志，在病休之际，亲自调查总结鞍钢的改革、开放与技术改造的经验，写出了《关于鞍钢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调查报告》。现在他又主编了《鞍钢巨变》一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年来，鞍钢发展的成就和变化。这对于大企业搞活，老企业技术改造，发展外向型经济，迈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鞍钢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改建起来的全国最大钢铁联合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曾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那么，它在今天贯彻执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中具有什么地位和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对于鞍钢来说，从1981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在“六五”之前，它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内向型的产品经济管理模式，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使鞍钢逐渐丧失生机与活力，面临“再不改造若干年后将成为一堆废铁”的绝境。“六五”以来，鞍钢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出了产品经济的峡谷，驶向商品经济的海洋”，走出了一条大型老企业走向现代化，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新路子。
这一时期鞍钢的基本经验有两条：第一，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机制，使企业具有新的活力，依靠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实现现代化；第二，通过开放建立对外经营新机制，开展补偿贸易，出口创汇，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更新技术装备，扩大生产能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改善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沈越同志的著作，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要走改革开放搞活企业，改造老企业，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不仅对于发展钢铁工业，而且对于其他行业老企业的改造，都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大问题。因为适应四个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我国有大批老企业都面临着类似“鞍钢”那样的技术改造的任务，而目前国家的资金有限，像过去那样，单靠国家投资来完成这项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任务，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必须依靠在改造的基础上，把企业放活，进行自我积累，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实现现代化。本书以翔实数字阐明：1981年以来的8年中，鞍钢技术改造总投资额达三十几亿元，大部分是自筹的。“六五”期间总投资额为17亿元，国家除给矿山改造投资1.98亿元以外，其余全部资金依靠鞍钢充分运用国家给予的政策自筹。到1988年已经形成年产8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作者预计，到90年代初，将形成1000万吨生产能力，本世纪末可能形成1500万吨生产能力。如果这样，在“六五”的基础上将实现生产能力翻一番，利税翻两番，出口创汇增长10倍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这是令人鼓舞的。
对于鞍钢这样的国家重点企业，指令性计划产品占90％以上，绝大部分产品用于内销，如何贯彻执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呢？鞍钢的经验是：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新形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关键是：在技术改造中大力发展出口和进口替代产品。鞍钢目前直接出口的产品比例不大，主要是通过技术改造，包括直接利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形成新的生产新品种的能力，发展进口替代产品。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平均进口1800多万吨钢材，花费巨额外汇来解决我国生产建设所需的钢材，超出了我国外汇和财政可能的承担能力，这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发展替代进口的产品，缓解国内市场的需求矛盾，减少进口钢材及所花费的外汇，其目的还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也是外向型经济。
看了沈越同志的著作和鞍钢领导同志的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鞍钢一定能够成为四个现代化的新基地，并为实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做出新贡献！
是依靠改造鞍钢这样的老企业，还是只靠建设新的钢铁企业来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从来就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实践证明，在我国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扩大再生产如果仍然主要依靠增加许多新的基本建设项目，忽视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是不可取的，也不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应当主要通过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来扩大再生产。这是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生产力的新路子，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新战略。本书就充分阐明了这个重要观点。
沈越同志的书还提出了老企业、老工业基地，要在它的技术、资源的鼎盛时期就要预作必要的准备，防止衰落这个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工业区和大型企业都有过而且有的正在经历着从鼎盛到衰落的过程，英国、德国、美国以至日本的一些老工矿区，都有这种经历。通过举办中外合资、横向联合发展高技术和新技术产业，尽管它是刚刚开始，但这是富有远见和生命力的。我们不应该重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历程，那就要吸取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从现在开始，充分利用现时的各种有利条件，以高技术和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发展经济优势，使老工业基地成为新技术产业基地，成为我国高技术、新技术的主要发展支柱。
沈越同志的调查报告和列入《鞍钢巨变》这本书的基本经验，对于我国的老企业如何实现现代化，是有着普遍的意义。特别是在辽宁及东北地区大型的老企业多半是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起来的，它的应用价值更大。沈越同志和鞍钢的领导同志们以其多年的实践，以及从实践中所取得的认识，在报告和文章中透彻地观察与分析了鞍钢的变化的各种因素，提出了令人注目的若干重要观点，这种观点，无论是担任经济工作领导的同志，还是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还是企业家，都值得深思。研究这些经验，对于老企业、大企业通过改革开放，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现代化，走向国际市场是很有益的。
（本文是《鞍钢巨变》一书的序言，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