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引黄济青工程建成通水
国务院致电热烈祝贺
据新华社济南11月25日电 （记者张百新、通讯员肖泰峰）引黄济青工程11月25日正式建成通水。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分别打电话、发贺电给山东省，对引黄济青工程建成通水表示祝贺。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为工程通水剪彩。今年9月，李鹏总理为引黄济青工程题词：“造福于人民的工程”。
新华社济南11月25日电 国务院今天向山东省人民政府并引黄济青工程指挥部发出了贺电，祝贺引黄济青工程胜利通水。电报全文如下：山东省人民政府并引黄济青工程指挥部：
引黄济青工程胜利通水，这是我国继引滦入津之后又一项规模巨大的跨流域引水工程。国务院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工程建设者们致以热烈祝贺！
在工程建设中，广大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拚搏的精神，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团结一致，使整个工程建设速度快、质量好、投资省。这一工程，将滔滔黄河水引到青岛市和沿途缺水地区，必将对山东省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起到重大作用。
希望你们继续做好工程配套工作，加强工程管理，使这项造福于人民的工程发挥更大的效益。
国务院
1989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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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恶化中美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
本报评论员
近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决定豁免全部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在学业期满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此前，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制裁中国的所谓《国务院授权法》及其修正案。美国国会中的某些人企图通过经济和政治制裁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美关系，对此，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
美国国会的这些作法是恶化中美关系的又一严重步骤。根据美国移民法，持J—1签证的外国学者和学生在学业结束后，必须回国定居两年后才能再次前往美国改变签证种类。在此之前不能改变其非移民身份。各国要求自己的公费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早在1978年，中美双方就达成互派留学生和学者的谅解。1985年又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交换留学生与学者的议定书》。1987年，中国教委领导人访问美国时，与美国新闻总署就中美教育交流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中美教育会谈新闻公报》。该公报指出：“双方讨论了美国关于外国留学人员在学业结束后返回本国的法律规定和确保中美教育交流的根本目标得以推进的必要性。”“美国方面认为，美国关于外国留学人员的法律适用于所有的外国留学人员，包括外国留学人员需要按有关规定学成后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美国还在公报中承认，“如果来美国的外国留学人员在学到了技能与知识后不回本国服务，美国进行国际交流的目的就无法达到”。但是，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所谓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却与美国政府自己认可的公报精神背道而驰。这种任意撕毁双方达成的协议，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作法，完全违背国际准则，是一种强权政治的表现。
十年来，中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通过文化、科研、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无数事实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巩固，也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现在美国国会中的一部分人破坏中美两国达成的协议，不仅是对中国利益的损害，同时也有损于美国人民的利益。
美国国会在修改这一法案时，辩称这样作是为了所谓保护中国留美学生不受“迫害”，这种立法依据不仅毫无根据，也是十分荒谬的。“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一再重申，对于参加过游行、示威、绝食或是声援的人，政府采取宽大政策，不予追究。对于远在国外包括美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就更不会追究了。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迫害问题。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自6月4日以来，已有300多名留美人员回到祖国，还有更多的人回国休假、探亲或公务旅行，他们回国后受到热烈的欢迎，歧视和迫害的问题纯属无稽之谈。对于广大海外学子，祖国母亲一直殷切地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效力。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努力采取措施不断地改善归国留学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使他们能够学以致用，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十年来，大批莘莘学子回国报效祖国，这说明中国政府派遣和安置留学生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说明海外游子和祖国母亲的心是相通的。现在美国国会企图单方面破坏业已达成的协议，究竟要干什么，不能不使人怀疑。
应该看到，美国国会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怀有敌意，用偏见对待中美关系。“六·四”以来，他们以“人权”为由在中美关系中一再设置障碍，肆意践踏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无理干涉我国内政，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径，只能暴露他们的狂妄和浅薄。如果他们认为，通过几条制裁措施就可以使中国人民束手就范，那就只能说明他们对中华民族从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精神一无所知。中国人民对外来的形形色色的制裁早有所识，制裁过去未曾压垮我们，今后也绝不会使我们屈服。我们希望美国行政当局审时度势，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由总统否决这一法案，不要让国会一部分人把中美关系引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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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瑞环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闻报道必须坚持正面为主方针
形成鼓舞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造成有利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朱维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今天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了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他说，当前改进新闻工作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关键的问题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
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主持会议。有关部门负责人高狄、朱穆之、刘忠德、穆青、艾知生等出席了会议。
李瑞环同志在讲话中首先谈到，为了实现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的任务，当前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如何通过努力工作，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稳定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在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实现治理整顿的目标，迫切需要新闻宣传的紧密配合。新闻宣传如何按照中央的精神把工作做好，做到既有利于稳定，又能够鼓劲，只能帮忙，不能添乱，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大问题。
李瑞环同志接着从总结历史经验、增强新闻宣传的党性、讴歌人民的英雄业绩、注重舆论的导向作用等方面，阐述了为什么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一条成功经验
他说，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50年代初，关于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伟大、光荣、正确历史的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宣传，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宣传，以及关于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宣传和孟泰、马恒昌、李顺达、郝建秀、王崇伦等劳动模范的宣传；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关于建国十周年成就、北京十大建筑建设的宣传；60年代中期，关于大庆油田创业史、铁人王进喜、雷锋精神和焦裕禄事迹的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宣传，所有这些，都曾对我国人民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要增强新闻宣传的党性。新闻的党性同人民性是统一的
他说，再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我们的新闻战线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今年春夏之交的风波中，新闻界一些同志背离了党和人民的立场，几乎到了是非混淆、敌我不分的地步。有的报刊对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这一段时间内新闻工作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在四中全会以后，由于中央和地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整个新闻战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建国四十周年的巨大成就，宣传廉政建设，宣传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开展“扫黄”斗争等方面，新闻界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新闻舆论对稳定大局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李瑞环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增强新闻宣传的党性。他说，我们常常说，报纸要做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就是关于新闻工作党性的一种鲜明、形象而科学的表述。他说，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党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新闻的党性同新闻的人民性，两者是统一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集中的代表者。因此，党的耳目喉舌当然是人民的耳目喉舌。
他说，我们所说的“正面”，所说的“为主”，就是要着力宣传报道鼓舞和启迪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热爱伟大祖国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斗争的东西，总之，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都应当努力加以报道。
大力讴歌人民的英雄业绩
李瑞环同志要求我们的新闻报道要大力讴歌人民的英雄业绩。他说，近十年来，我们的新闻机构对四化建设，对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和先进人物也作了不少报道，但是总体上说还不够充分，不能与时代的前进步伐相呼应，没有形成一种振奋精神、艰苦创业、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社会舆论环境。应该说，这是小平同志指出的这些年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艰苦奋斗教育不够这个最大失误在新闻工作中的一种反映。
我之所以强调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在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我们目前遇到暂时困难，不少同志缺乏信心的时候，就尤为必要。
正确发挥新闻舆论导向作用也是反对敌对势力反动宣传的需要
他认为，新闻舆论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具有迅速、广泛而深刻的导向作用。新闻舆论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正确发挥新闻舆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导向作用，既是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需要，也是反对敌对势力反动宣传的需要。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新闻战线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我们强调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正是实现这个任务的迫切需要和实际步骤。正面宣传搞得越生动、越丰富，对自由化思潮的抵制、揭露和反击就越有力。
开展批评是我们的事业及自身
建设的需要
李瑞环同志说，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是不要批评报道，不是不要正确实行舆论监督，不是不要讲究宣传艺术，不是不要注意新闻工作的特点。他说，开展批评，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及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党有自信心、有力量的表现。当然，批评与揭露的分量只能占次要位置，并且要十分注意把握分寸，而正面宣传的分量则必须占主导地位。他说，新闻的舆论监督既然是人民的监督，新闻工作者就要千方百计地深入实际，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细心地体验、洞察、反映群众的呼声、愿望和要求。
新闻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李瑞环同志特别强调要继续坚持新闻改革。他说，新闻改革如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怎样改的问题。应该指出，这种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不能用资产阶级新闻观对待新闻改革，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新闻体制和模式。
他说，当前新闻改革要做好的工作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要完善新闻单位内部的领导体制。二是要把新闻报道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面向群众上来。三是要改革新闻宣传内容，要加强和改进经济宣传、科学技术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四是要改革新闻宣传形式。新闻报道要增加信息量，就必须多写短新闻，使我们的新闻短些、短些、再短些，改变目前大块文章、长篇讲话过多，专版过多，会议报道过多的状况。
提高新闻队伍素质是一项战略
任务
李瑞环同志说，建国四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年来新闻工作的成就和贡献，说明我们的新闻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可以信赖的。但是，由于近年来新闻队伍发展太快，培养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及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新闻队伍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提高新闻队伍素质，是新闻战线一项战略性的任务。当前，首先要继续认真搞好清查清理工作，切实抓好新闻单位领导班子的建设，把一些政治上强、有一定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同志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切实加强新闻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文化业务培训，严格新闻宣传纪律，并通过社会实践和新闻实践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新闻业务水平。
李瑞环同志最后强调，各级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新闻事业的领导，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视新闻工作，把舆论工具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参加今天会议的还有出席地方电视台新闻部主任会议的同志和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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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里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五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社长渡边广康为团长的日本东京佐川急便株式会社访华团。
万里对日本客人来访表示欢迎，并对日本佐川急便株式会社向中国和亚运会赠车表示感谢。他说，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必将推动亚洲地区各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并进一步加强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万里指出，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各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两国有利，而且对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重要作用。他说，“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日两国，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渡边广康说，应该让日中友好事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决不能倒退。他还表示愿为促进日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继续努力。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会长韩叙等。
日本客人应中日友协邀请于二十三日抵京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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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神光”装置了不起
成功进行惯性约束聚变实验
新华社上海11月25日电 （记者张学全、通讯员吴英熙）我国一套高功率激光装置不久前进行惯性约束聚变实验，取得重大成就。
这套名为“神光”的装置目前输出功率高达20亿千瓦。我国核物理与化学、激光专家用这套装置开展惯性约束聚变综合性物理实验时，成功地完成了双束激光对打空腔靶的试验，获得了足够高的腔内辐射温度，超过了国外同类装置同种实验的水平。据研究人员介绍，这种足够高的腔内辐射温度的获得，为实现下一步辐射驱动产生中子的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惯性约束聚变，又称激光引发的核聚变。研究人员介绍说，这项实验的成功，为人类获取核聚变这种取之不尽的新能源，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神光”装置是两年前我国科技人员依靠自己力量在上海建成的大型激光装置，元件、材料全部国产。投入运行两年来，进行了多次试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同类装置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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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国务院批准
9省区开始勘界试点
核定法定线 解决争议线 法定习惯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陈雁）经国务院批准，从现在开始，我国将进行全国勘界试点。
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今天在此间透露，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勘定过的省与省、县与县之间的行政区域界线，可望在今后10年左右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张德江是在今天开幕的全国勘界试点工作会议上讲这番话的。这次会议是由民政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测绘局联合召开的。经国务院批准进行勘界试点的宁夏、内蒙古、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吉林、河南、山东9省、自治区主管勘界工作的民政、土地管理、测绘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根据民政部对省级边界现状的调查分析，全国省级陆路边界线共有65条，约52000公里，其中法定线约5％，习惯线占77％，争议线占18％。目前我国各类地图上行政区域的界线，基本上是按习惯线画的。因此，由边界不清引起的争议不断发生，已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正常进行。
经国务院批准，从今年起在全国9省、区首先进行勘界试点，然后在全国铺开。试点界线总长约5000公里，计划3年完成。
张德江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勘界不是重新调整行政区划，而是以行政区划现状为基础，核定法定线，解决争议线，法定习惯线，并在实地树立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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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能摆脱哲学吗？
——评方励之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谬论
曹新路
长期以来，方励之一直诋毁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竭力贬斥哲学的指导作用。这个观点在他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中说得最为明白系统。他说：
“哲学，特别是有见地而非肤浅的哲学，对物理学的研究是很有用的……，然而，‘有用’并不等于所谓的‘指导’。数学对物理学非常有用，但数学并不是物理学的指导者；形式逻辑对物理学也非常有用，但形式逻辑并不是物理学的指导者。哲学，像数学、形式逻辑一样，也只是物理学研究的一种工具而已”。“再好的哲学一旦被放到所谓‘指导者’的地位，要它对物理学的具体研究说长论短，告诫物理学家应当这样这样做，不应当那样那样做，大概就不会有好的结果了”。在他看来，如果科学接受了哲学的指导，那它便变成了“神学的奴仆”。于是方励之宣称：“哲学讨厌极了”，扬言要把哲学“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哄走”。（以上引文均见1985年方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书稿《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前言。该文当时还有三处大骂列宁“无知”的字句。出版社曾派编辑专程去中国科大请他修改。他改了两个“无知”，但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原封不动。因此，该书稿只好理所当然地受到退稿处理。）
方励之为何如此恼火，要“哄走”哲学。这难道仅仅是一种一般的哲学偏见吗？不是的。他是企图通过歪曲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以科学为基础，并依赖于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反对把哲学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它反复强调哲学要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基础，并依赖于科学的发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哲学如果脱离了具体科学的发展，那它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自然科学在哲学发展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就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所以一切有生命力的哲学，总是以当时最新的自然科学为自己的基础。
哲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古代，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处在萌芽状态，人们对自然界的整体认识是靠直接观测获得的。与此相应，便产生了古代朴素的唯物论，把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作为世界的本原。到了十八世纪，除古典力学比较完善外，其他自然科学尚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它比古代直观、笼统的认识事物前进了一大步。但这种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考察事物的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后来被培根、洛克理论化、系统化，并移植到哲学，于是便形成了形而上学唯物论。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发展，由搜集材料、分门别类的研究进入到整理材料、进行理论概括的阶段。自然科学的发展冲破了机械力学的局限性，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本自然科学形成了系统理论，并且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成就，特别是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以十分丰富的材料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过程。这就为一种新哲学的产生准备了自然科学条件。后来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特别是科学地分析了社会的发展过程，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继续认识和发展真理开辟了道路。我们完全可以预料，随着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摆脱不了哲学，
问题在于接受什么样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但反过来又给科学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方励之对“指导”二字特别反感。他只承认“有用”，哲学像数学、形式逻辑一样，是一种
“有用的工具”；不承认“指导”，“有用不等于指导”。其实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不是任何人主观随意的产物，而是由哲学和具体科学发展本身决定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科学不仅摆脱不了哲学，而且迫切需要哲学指导。
第一，任何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他必然遵循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从搜集材料到整理材料，从提出假设到进行验证，从引出结论到实际应用，理论思维是绝对必需的。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自然辩证法》第43页）当然，理论思维应该是正确的。如果从错误理论前提出发，并且循着错误的方法行进，那就会发生“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自然辩证法》第212页）的情况。恩格斯这里说的是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列。他早在1771年通过加热硝面制取了一种气体。他把蜡烛放在这种气体中，“发现火焰比在空气中更加炽热明亮”。他把老鼠放进去，“发现它比在等体积的寻常空气中活的时间约长了四倍”。他亲自尝试一下，“觉得这种空气使呼吸轻快了许多，使人感到格外舒畅”。这时，他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氧气。但由于他是“燃素说”的忠实信徒，认为这种气体是一种“脱燃素空气”。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则不同，他在搜集整理前人研究成果时，发现统治化学界达100多年的“燃素说”有许多破绽。当他原原本本知道普利斯特列的实验结果时，兴奋异常，花了整整二年的时间，进一步作了一系列实验，嗣后又进行了连贯的思索，明确提出这种既能与金属结合又能助燃的气体，是一种新的物质元素——氧气。从此拉瓦锡就推翻了“燃素说”而成为“真正发现氧气的人”，并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了正确的理论思维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看，它一方面高度分化，即分工愈来愈细，以自然科学为例，据统计，目前分支学科已达2000多门；另一方面又高度综合，即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和结合，出现了所谓整体化的趋势。这种既分化又综合，呈现着多种形式，既有纵向的分化综合，又有横向的分化综合。由这种既互相区别，又互相依赖、渗透、结合，又引出了许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如物理学和化学之间出现了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之间出现了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之间进一步交叉又出现了分子生物学等等。随着边缘学科和横断学科的相继出现，各门学科之间绝对分明的界线在逐渐消失。
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呈现着相互渗透、结合的趋势。如环境科学，不仅包括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医学等科学，还包含着历史、文化、经济学等方面的内容。当然，社会科学也同样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自觉地学习和运用辩证法就显得十分重要。恩格斯指出：“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都十分重视哲学的理论思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爱因斯坦指出：“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只要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物理学的当前困难，迫使物理学家比其前辈更深入地去掌握哲学问题。”（《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480、405页）他甚至还说过，现代西方重要的自然科学家几乎全是哲学家，或者说都是一些自然哲学家、一些具有哲学气质的自然科学家。量子力学家薛定谔、海森堡也一向重视哲学的探索。薛定谔认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哲学是我们把握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不可缺少的支柱。海森堡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希腊自然哲学的知识，就很难在现代原子物理学中作出进展。著名科学家麦克斯·波恩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无效。”
也许有人会提出，有些自然科学家并没有系统读过什么哲学著作，不照样做出了卓越成就吗？其实，这也不能说明他们能摆脱哲学。这些科学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通过自己刻苦钻研，得出了合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结论，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法。如果他们的研究违背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同样是会受到惩罚的。那些自发地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家，往往“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自然辩证法》第177页）彭加勒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然而，在哲学上却是“渺小的哲学家”；摩尔根在遗传学上有杰出的贡献，可是在哲学上却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所以列宁强调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609页）
问题十分清楚，科学是摆脱不了哲学的。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自然辩证法》第187页）
但是，不同的哲学对具体科学的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科学史确凿地证明着：正确的哲学给科学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推动了科学的前进；错误的哲学堵塞了认识真理的道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的科学生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华莱士是生物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同达尔文同时提出物种进化论，对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掌握和采集生物进化的资料，他亲自参加科学考察活动达12年之久。先横渡大西洋到达南美巴西，后又远涉太平洋到达马来群岛。1858年，他撰写了《从原种无限地分歧为变种的倾向》一文，提出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理论。后来他又发表了《动物的地理分布》等名著，以生动的事实论证了生物进化的思想，用自然科学唯物论打击了宗教神学。可是华莱士在哲学上倾向于唯心论，因而他又从自发的唯物论滑到了神秘主义。他曾宣扬过颅相学，以所谓头盖骨厚薄不一样来判断人的性格和智慧。他还鼓吹唯灵论，认为传心术、扶乩、降神术等现象“确实是有的”。他在论述无机物和生命现象的多样性时甚至荒谬地说：上帝设计了整个宇宙。他就这样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从此以后，他不但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新成就，而且倒退了，把已经获得的科学成果也歪曲糟踏得不成样子。与华莱士相反，一些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则是硕果累累，如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原子物理研究和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坂田昌一深有体会地说：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就像珠玉一样放射着光芒，始终不断地照耀着我40年来的研究工作，给予了不可估量的启示”。
方励之也许会辩解说：我对哲学是有兴趣的，我所反对的是“坏的哲学”。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请看事实。1986年11月15日，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讲话中明确宣布：“我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1988年9月9日，他又在《香港时报》大肆鼓噪“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据上个世纪自然科学联系比较紧密的部分总结出来的总规律”，“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断已经完全过时了。”
方励之“哲学工具论”的错误并不在于“工具”二字本身。列宁也曾经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工具”、“武器”是一个意思。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是数学、形式逻辑那样“有用的工具”，还是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方励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贬为一种具体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工具论”、“过时论”是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的。方励之为什么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否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这是釜底抽薪的一着。
当然，我们所说的“指导”，是指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不是给自然科学以具体结论，更不是以一些哲学概念、范畴给自然科学作什么裁判或贴什么标签。方励之在后来在另一个地方出书时，把“指导”改成“裁判”，更显出了他的恶意用心。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说成有“裁判癖”。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附为宗教神学，是“保罗二世后的神学”。这完全是一种捏造和污蔑。
方励之的“哲学工具论”是“哲学取消论”的老调重弹
方励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并不否定一切哲学。他不是公然提出要“全盘西化”吗？他所说的“全盘西化”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科学技术、文化，还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道德等所有全部的东西”。毫无疑问，其中当然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如实证主义等。他对实证主义哲学一直是含情脉脉的。其实，他所说的“哲学工具论”，实际上就是实证主义“哲学取消论”的老调重弹。
在这方面，逻辑实证主义是公然否认哲学的指导作用的。在它看来，只有具体的科学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哲学不仅毫无用处，而且阻碍科学的发展。它认为“科学就是哲学”，科学必须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哲学还有作用，那也只是对科学作些分析和注解。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卡尔纳普说：“哲学研究的新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经验科学的命题和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哲学的作用仅仅“在于使经验科学的命题明晰”。莱辛巴赫说：“哲学家的道路是由科学家的道路指出来的：哲学家所能够做的一切便是分析科学的成果，注释这些成果的意义和标出它们正确性的界限。认识论就是科学的分析。”方励之的“哲学工具论”也不过是对具体科学作些逻辑分析而已。
当然，我们在反对方励之的“哲学工具论”的同时，又必须反对夸大哲学作用的“代替论”。“代替论”在林彪、“四人帮”时期也曾经猖獗一时。他们鼓吹“哲学就是科学”，胡说什么“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他们实际上认为只要运用哲学推理就可对科学问题作出结论，而不必进行艰苦的实验和专业研究。于是，空话、大话、对自然科学贴标签、进行错误批判之风，盛极一时，使我们的科学事业遭到一场浩劫。这个教训记忆犹新，我们决不能让它重演。
综上所述，无论是否定哲学作用的“取消论”，还是夸大哲学作用的“代替论”，它们都割裂了哲学同科学的客观联系，是十分片面、错误的。
方励之的“哲学工具论”，在社会上曾经发生了很坏的影响，迷惑过不少人。我们应当对它深入地进行批判，从而促进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并求得各自的繁荣与发展。
（上海市理论研讨班供稿）
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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