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习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笔谈
加强农业基础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何康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要求全党全国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决定的精神，真正把农业放在重要地位，齐心协力把农业搞上去。
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加强农业基础，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绩很大，但失误也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工作中存在重速度、轻效益的情况；生产大起大落；工农业之间、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指导思想上违背了我国国情和国力的实际。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粮食需求大。经济工作中必须首先解决1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然后才能更好地进行建设。陈云同志讲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重要思想是对我国特殊国情的最好概括。但由于我国资金缺少，又处在加速工业化的阶段，使得“吃饭”与“建设”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领导在决策时如不能处理好两者关系，就会在偏重“吃饭”与偏重“建设”之间来回摆动，不稳定，形成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建国以来，除“文革”十年动乱外，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尤其是工农业失调以及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比例关系的失调。
从较长一些时期看，我国人口每年在增加，而耕地每年在减少，农业资源有限，农业、粮食问题将长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这次治理整顿的关键，就是要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方针和产业结构，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切实得到加强，使工农业发展相协调，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在改革中得到了很大发展。从1978年到1984年，粮食总产由3047.5亿公斤增加到4073亿公斤，年均增长170亿公斤；棉花总产由216万吨增加到625万吨，增长近两倍。粮棉单产分别提高了40％和100％，但是，1985年以后，粮棉生产出现了连续徘徊局面。
1985年，我国粮食出现了大幅度减产，1986、1987年虽有恢复性增长，而1988年又减产。今年农业有了一些转机，夏粮、早稻、中稻增产，但东北等地秋粮减产较多，全年粮食产量超过4000亿公斤，但仍未达到198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由于粮食生产五年没有增长，而人口五年增加6700万人，使粮食的人均占有量由1984年的395.5公斤下降到1988年的362公斤。棉花生产也出现了严重滑坡。1984年棉花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由进口变为出口。但1985年棉花产量下降33.7％，1986年继续下降14.7％；1987年虽有恢复性增长，而1988年又因灾减产。
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还表现在基础建设脆弱，农业生产条件处于“吃老本”状态，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后劲不足，增加了后十年农业上新台阶的难度。
导致近几年粮棉生产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对农业形势判断失误，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宏观决策出现偏差，放松了农业基础建设，影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1984年，我国农业出现丰收后，对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农民的富裕程度估计过高，因而忽视和放松了农业生产。在政策上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抑制粮、棉生产的措施，突出的是国家收购粮食由比例加价改为“倒三七”粮食定购价，使新商品粮产区降低了收入，加上提高生产资料价格，许多经济作物、畜牧水产品价格放开，使粮棉生产的比较利益下降，从而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得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陡减6000多万亩，总产下降6.9％。近几年国家对粮食价格虽然进行了微调，但由于化肥、农膜、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大大抵消了提价给农民带来的好处。由于粮食收购价格低，农民很自然地将生产要素流向收益高的经济作物和产业。现行的粮食购销政策和体制也对调出粮食的产区经济上不利，增加了粮食调出省区的财政负担。这些都妨碍了农民和粮食调出省区种粮积极性的发挥。
同时，近几年来，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耕地面积又大幅度减少，1985年到1988年四年共净减耕地3200多万亩，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由1.5亩下降到1.32亩。粮食播种面积1988年比1978年减少15697万亩，而1985年就减少6000万亩。
造成以上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忽视和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财政、投资、信贷、物资向工业和城市建设倾斜，使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失调。建国后的三十年，我国工农业增长比例在2.8∶1左右，1979—1984年为1.5∶1，而1985—1987年提高到4∶1， 1988年进一步扩大到6.7∶1
（即20.7％∶3.2％，其中粮棉油等种植业为－0.5％），大大超过了现阶段工农业增长应大体保持2∶1的正常比例。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农业的承受能力。
1987年后建立了粮食专项基金、土地开发基金及农业发展基金，农业投资虽有所增加，但有的资金仍有待落实，数量亦不足。根据计委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查，今年1—7月中央与地方的农业投资所占比例为4.1％，比去年同期的5.1％还下降了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集体、农民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的投入也在下降。由于投入减少，农业生产条件没有得到改善，有效灌溉面积减少，机电排灌设备老化，许多水利设施失修，甚至遭到破坏。机耕面积只有43％，农业机械20％以上超期服役。1984年施肥1740万吨（有效成分），比1978年增加近一倍，平均每年增加143万吨，而1984年到1988年每年只增加100万吨。化肥总实物量维持在1亿吨左右，增长缓慢，而农家肥大量减少。全国有1／3的乡和1／2的村没有健全的农业服
务体系，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
另外，现行的农业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产、供、销分割，使农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得不到及时协调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薄弱，也是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国发展粮、棉生产的潜力很大，
依靠自力更生，实现粮、棉自给完全可能
从提高单产来看，我国现有14亿多亩耕地中，有2／3的中低产田，粮食平均亩产比相同气候条件下的高产田低二三百斤，棉花低五六十斤。地区间产量极不平衡。目前无论南方北方都有较大面积的吨粮田出现，而1988年耕地粮食平均亩产只有350公斤，只要增加投入和采用先进技术，大幅度提高单产是可能的。
从开垦荒地，增加复种看，四十年来，我国共开垦荒地3.7亿多亩，但同期占用耕地6亿多亩，净减少耕地2.34亿亩，人均占有耕地从2.6亩，减为1.3亩。现有宜农荒地5亿亩，草原、草山约40亿亩。今后在加强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占用，建立农田保护区，加速草原建设的同时，如每年开垦1000万亩，可基本保证从“八五”期间起做到耕地面积不再下降（现每年约占地500万亩，自然灾害毁坏100—200万亩）。从气候资源分析，我国耕地的复种指数为151％，还有十个百分点的复种潜力。通过大搞间作套种、一年多熟制等，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复种指数，14亿亩耕地就相当于增加1400万亩的播种面积。现在南方有冬闲耕地2亿亩、北方有夏闲田4000万亩没有开发利用，只要改善生产条件，增修水利设施，增加一定的化肥投入，就能增加粮食的生产能力。
此外，全国粮食产后各环节，包括收割、脱粒、干燥、储存、运输和初加工过程的损失很大，据估计约占粮食总产量的10—15％；饲料粮转化率较低，酿酒用粮过多，粮食消费中的浪费也十分严重。总之，节约粮食的潜力是大的。同时，还要按人均八百斤粮食占有水平，进行适当的消费引导，粗细搭配、荤素结合，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食物结构，发展节粮、草食家畜等这方面的潜力也很大。
总之，作为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解决粮、棉需求的立足点放在国际市场上。发展互利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是十分必要的，但大量进口粮食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必须也完全可能依靠国内的力量，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向生产深度与广度进军，走精细、持久、高产的路子，大力发展生产来解决我国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
必须紧紧抓住三年治理整顿这个良好时机，通过向农业的真正倾斜，使粮、棉以及整个农林牧副渔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并为今后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打好基础和积蓄后劲。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要迅速在全国造成一个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齐心合力把农业搞上去，确保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增长。江泽民同志提出明年经济上要特别注意抓好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狠抓农业的发展，这是贯彻执行小平同志最近关于加强农业的多次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加快农业发展决定的集中有力体现。当前主要问题是工作上要落实。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下决心调整投资、信贷、物资等结构，将经济资源的投入向农业真正倾斜，使农业与工业的增长比例保持在1∶1.5—2，农业的发展速度达到3—4％，使农业这个国民经济中十分薄弱的基础产业得到实质的加强。
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一是实现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重点保证粮、棉、油、糖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有所增长。同时，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和主要的乡镇企业产品等也要保持适当的增长。二是确保农村人均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每年有所增加。三是加强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建设，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保障农业发展，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在充
分发挥政治优势的同时，切实增加投入，
走经济投入与内涵挖潜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一）多方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实现农业的稳步增长，关键在于增加对农业的有效投入。农业投入，包括中央、地方、集体和农民的都应该增加。中央首先要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这不仅直接关系到重大农业基础建设和区域开发工程，而且对于地方和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地方也要更多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省地县乡应逐级扩大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农民是农业投资的主体，要引导农民增加对农业，特别是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投入。要提倡义务投工，健全劳动积累制度。每年都要组织好大规模的农田水利以及绿化植树等基本建设，要把这作为我国农业建设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同时要加强农田水利管理，增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农业投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发展农用工业，增加化肥、农机等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业是物质能量转换的产业，每增加500亿公斤粮食的生产能力，需增加投入化肥1500万吨，农机总动力5000万马力，柴油130万吨，农用电100亿度。要制订“八五”期间化肥等生产资料的发展规划，解决相应的投资问题。明年要优先安排外汇进口化肥等生产资料，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要完善化肥专营办法，清理整顿生产资料经营市场，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切实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二）调整主要农产品定购价格，调动农民发展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可考虑按照1979——1983年间相对合理的粮肥比价来确定粮食定购价格，然后按照多年来主要农
产品之间形成的相对合理的内部比价来安排棉花、油料、糖料、生猪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棉等价格调整一定要与控制生产资料价格同步考虑，要保证收购资金，防止打白条。为了从根本上理顺粮食购销价格，减轻国家越来越重的财政负担，克服目前粮食消费上的浪费和其他种种弊端，应下决心有计划地改革现有粮食销售制度。
国家要考虑完善粮食等农产品的调拨包干制度，处理好调出调入地区的关系，以鼓励产粮区多产粮、多调粮的积极性。
（三）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组织好农业区域开发工作。我国耕地资源有限，发展生产必须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的发展道路，牢固树立科技兴农的战略思想。每年都要制定“丰收计划”、“星火计划”，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为此，一是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扶持，健全以乡级为重点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组织，充实基层农技推广队伍，改善农技推广条件；二是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成果的有偿转让和服务。推行各种技术承包责任制，形成农业对新技术积极引入的新机制。
组织较大规模的农业区域综合开发，不仅潜力大，而且已具备条件，取得了一些经验，今后要把它作为发展农业新的生产能力，保持农业持续稳步增长的一项重大措施。我们设想，近期主要抓好国家已确定的十四大片的综合开发，各地利用本地土地开发基金实施本地的开发规划，通过努力，争取今后十年内，每年能改造中低产田3000万亩、新增耕地1000万亩。同时，要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坚决制止和纠正盲目占用和浪费耕地的现象，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把人均耕地占有量稳定在目前水平上。
（四）继续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乡镇企业1988年产值6500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58％，占全国工业总产值28％，出口创汇80亿元，从业人员9500万，占农村劳力24％。乡镇企业主体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乡村两级集体企业产值占67.2％，固定资产占75.5％，近几年农民所增收入一半来自乡镇企业。经过近一年来整顿治理，乡镇企业过快的发展速度已经得到控制。对于十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的巨大成果应予充分肯定。应当看到，没有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力就没有出路，八亿农民就不可能富裕，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富强。对于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要高度重视，二要慎重处理，不能一刀切和简单化。我们拥护中央《决定》中关于对乡镇企业进行调整的方针。一是按照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合理控制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主要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走以内涵为主的发展道路。二是制定乡镇企业产业政策，进一步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重点扶持与大工业配套服务、出口创汇、劳动密集型和农产品加工的产品以及能源、原材料生产。对浪费能源和原材料、污染环境严重、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坚决进行改造并关停一批。三是继续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并切实加强乡镇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改进经营作风。四是要重视引导压缩回乡农工、关停企业的农民，进行精耕细作，开发农业，兴修水利等，防止盲流。
加强对农业的领导，稳定农村经济政策，
保证治理整顿和各项农村工作顺利进行
振兴我国农业，必须发扬我们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要把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作为发展农业的重要指导思想。根据中央的《决定》，建议：1、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把农村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并明确主要负责同志具体管农业，把农业，包括人口、人均耕地和粮食、绿化、收入的增减情况等列入考核各级领导政绩的主要指标；2、中央和各地都应在农业区划的基础上制定以粮食为主的农业全面发展规划，长期坚持实施；3、继续动员和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有关部门要制定具体规划，在全党和全国形成一种重视农业、支持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4、加强领导，完善管理体制，从手段和职能上切实加强农口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工作的宏观管理和协调功能；5、下大力气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力争两年内把基层特别是村党支部和村民自治组织建立和充实起来；6、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7、农业要上，干部要下。要组织干部下到基层包乡包村，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为了使农民有稳定感，当前需要明确稳定农村基本经济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1、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重点是通过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区，可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稳妥地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强化村级集体经济；2、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3、已经放开的农产品不再统起来，坚持多渠道少环节经营；4、采取坚决措施，制定一些定项、限额政策，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5、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在保证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全面活跃农村商品经济。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新进展
10月下旬，由山东大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东营市有关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东营市举行。来自全国130名学者与史学工作者围绕着“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进行认真的探讨。
发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关系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到旧的阶级分化和新的阶级出现，关系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而且也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近十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取得了新的成果。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史讨论会已举行过四届，但过去的讨论和研究，着重于为洋务运动“正名”，对性质的争论较多，偏重于微观方面的多。而这次会议在历次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所取得丰富成果的基础上，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不少代表提出要注意研究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环境的关系，并就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对洋务运动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有的代表则探讨了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现将讨论中的有关问题简介如下：
一、慈禧太后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与会代表认为，要使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必须研究当时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同清政府中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慈禧是清廷最高决策人，没有她的首肯，洋务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慈禧有支持洋务运动的一面，如同文馆事件，最后以顽固派倭仁的失败告终。但她的支持有一个限度，即不能影响其封建专制统治。过去在讨论洋务运动时，对慈禧注意得很不够。有的学者认为，对慈禧同洋务运动的关系要划阶段分析。中法战争前，慈禧对洋务运动比较支持，战后她更注重巩固自己的权势，驾驭和平衡洋务派和顽固派这两大集团的势力。慈禧支持洋务运动，与其说是政治主张，不如说是权术的需要。她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学者认为，慈禧同洋务运动的关系相当复杂。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是曾、左、李等人，慈禧虽为最高决策人，但并非改革家。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只是热河期间在咸丰皇帝身边参与几件政事，而那时正是清政府内外政策转变的重要时期，这对她以后的思想影响很大。
二、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一些学者指出，洋务运动的社会环境，范围很广，包括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人的思想、作风和素质，等等。
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环境除了最高的领导者外，还要有一个集团。俄国彼得大帝依靠贵族，日本明治维新依靠下级武士，一般来说，他们的素质较好，有现代观念，改革最后成功了；而中国靠的是洋务派，这个集团，除个别官员如刘坤一、张之洞比较强以外，一般来说，都比较胆小怕事，没有活力，素质较差。有些学者指出，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没有建立相应的机构，如农业部、商业部，也未制定一套政策。当时出口物是茶叶与生丝，但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领导改良丝、茶品种的日趋退化，没有一个机构鼓励私人办厂，也没有一个机构来研究、限制舶来品，等等。有的学者指出，当时清政府还有一个满汉之间的矛盾，清政府对汉族官员有一个不信任的态度，所以造成汉族官员十分胆小怕事。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也应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有的学者还认为，过去我们对洋务运动人物的评价，只是从企业讲是讲不清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是西风东渐，儒家思想已产生了信仰危机，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洋务思想。至于洋务企业的腐败现象，也要考虑究竟它是对外开放引起的，还是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的问题。
三、从洋务运动看中国近代化早期的特点。一些学者发言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国社会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由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开始起步的。通过洋务运动来考察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具有如下几个不同于西方国家近代化的特点：第一、在西方国家中，实现近代化的任务始终是由资产阶级承担的；在中国没有发生过像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等一系列运动，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中国越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后面，就越有被资本主义列强侵吞的危险，历史迫使中国作出抉择：要么走向近代化，适合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要么守旧不变，自取灭亡。第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先后顺序不同，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是先从军事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民用企业；先从重工业开始，然后扩充到轻工业。这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民办”方式发展工业不同，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的方式创办近代工业。这是半殖民地中国在近代化早期阶段发展工业的一种特殊形式，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会议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化的内涵、分期、途径、特点以及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
（李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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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君子传》出版
周天度主编的《七君子传》，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结合我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沈钧儒等“七君子”的事迹及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作了介绍和探讨。本书史料丰富、评价公允，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它对研究中国近代爱国民主运动有重要参考价值，对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也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