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袁牧之同志
夏衍
今年是袁牧之同志80寿辰，但是，他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为进步的戏剧电影事业辛勤地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他在晚年又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值得庆幸的是，他是在1978年去世的，他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他盼到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党和人民确认了他对话剧电影事业所作出的劳绩。
1928年，我就看过他在辛酉剧社演出的话剧，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有名的演员了。辛酉剧社是朱穰丞同志主持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话剧团体，他们提倡“难剧运动”——就是演一般人认为难演的话剧。他们演过契诃夫、果戈里的话剧，他们重视表演艺术，强调从实践中提高，因此当时也有人说他们是“为艺术而艺术”，可是到1929年，朱穰丞和袁牧之同志在思想、政治上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30年他们一同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从这时候起他就全心全意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1931年，朱穰丞同志毅然抛弃了美满的家庭，秘密地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小剧场工作。因此袁牧之同志也不止一次向我提出，希望能到苏联去学习。三十年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1932年以后，革命话剧不能在剧场演出了，他就不顾危险，经常到学校和工厂去作巡回演出。1933年党领导的电影小组成立之后，他和郑君里、金焰、白杨、赵丹等同志先后参加了进步电影工作。他执导和主演了《生死同心》、《桃李劫》、《马路天使》、《风云儿女》等影片，解放后成为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抗日战争开始，在上海的戏剧电影工作者大部分都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和“战地服务团”，而袁牧之同志则得到了潘汉年同志的同意，悄然地去了延安。接着他参加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拍摄了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194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这部纪录片的后期工作，他到了苏联。这时朱穰丞同志已在苏联大清洗中牺牲，又碰上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艰难地度过了5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回到东北解放区，他是解放区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全国解放前夕，我才在北平和他重新见面。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第一任电影局局长，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袁牧之同志是一位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艺术家，他重视表演艺术，严于律己，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我清楚地记得，他看了《风云儿女》样片之后，和司徒慧敏一起来找我，对于他自己的表演深感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完全重拍是不可能的，我们和摄制组商量之后，只能作了部分的重拍和剪辑。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最伟大的变革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牧之同志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艰辛跋涉，为了探索一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而奋斗终生。
1952年他离开了电影局之后，病魔一直缠扰着他，文化部还接到过他的病危的报告，但是在“文革”前夕，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给我看了一份他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电影剧本。他还是孜孜不倦地在写一部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当时就有人说他“不合时宜”，“自不量力”，但他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对我还是记忆犹新。
我因病不能参加纪念袁牧之的集会，讲这几句话，聊表我对这位一起工作过几十年的老战友的怀念和哀思。
第8版(副刊)
专栏：国庆报告文学征文
壮哉天安门
董葆存
如果在中国评选知名度最高的“门”，天安门肯定当选。这倒不是因为它金碧辉煌，在建筑史上占有怎样重要的位置，而是因为它早已成为共和国的象征。你想嘛，国徽图案上有它，电视新闻的第一组画面是它，人民币上防止伪造的标志也是它，就连咿呀学语的孩童唱的歌儿也离不开它，甚至打排球拦网成功了也被称为“天安门城墙”……
知名度越高，也就越有神秘感。越是不可企及的东西，人们总是千方百计想探询个究竟。对天安门也不例外。笔者曾经遇到过一位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人，自费从东北来到北京游览了所有能玩的地方，最后问他还有什么希望，他说：“我想到天安门上去看看。”
他没能等到天安门城楼开放的那一天。
那是个格外晴朗的日子，天刚蒙蒙亮，值勤人员就发现有人跨过金水桥，径直朝城门走来。迎上去一问，得到的回答是反问：
“今天天安门正式开放，你不知道？”
值勤人员没料到这么早就有人来，赶忙指点购票地点。一个、两个……希望尽早登上天安门的平民百姓和外国游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下的购票处。如果不是亲临那种场面，你是无法体会排队时的庄严肃静气氛的。没有玩笑，没有调侃，个个一本正经。仿佛不是来游览，而是准备发表就职演说，准备接受电视采访的……
也难怪，天安门城楼能够对平民百姓开放，应该说是迈出了历史的一步。这些人所等待的，是一个历史时刻。
——在封建社会，这里是皇帝行使至高无上的天子的权力的地方，每当举行重大庆典（如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时，天安门就是颁发诏书的地方。宣读完诏书，用一个木雕的金凤衔着从城楼上缓缓系下来，礼部的官员跪在楼下接诏。这就是所谓金凤颁诏。皇帝利用城楼，显示皇权。至于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是禁地。百姓不要说从那里走过，就是多停一会儿，也会以“私窥宫门”治罪……
——一唱雄鸡天下白。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标志着天安门回到了人民手中。自那以后，广场几经扩建，城楼更加庄严。每逢节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举行重大的国事活动。天安门城楼在人们心目中是崇高的，在崇敬之中，也觉得
有几分神秘飘渺，可望而不可及……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的时候，中南海毛主席故居、人民大会堂相继开放了。天安门城楼能不能开放呢？从高级领导人到一般群众都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里是进行重大国事活动的场所，不应该对一般游人开放。有的则认为，没有必要把天安门搞的那么神秘，天安门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的象征……后来，有一位署名华兴的侨胞给中央书记处写信，信中说：“30多年了，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城楼，梦想有一天能登上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人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幻想，是白日作梦。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其言也切切，意也切切。他在信中还提出天安门的维修经费可组织爱国侨胞捐款赞助等具体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对此作了批示。1986年“五·一”节，城楼组织内部开放，接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英模代表。他们兴高采烈地登上城楼后，许多人想到的不仅仅是这给了自己一种荣誉，而是更深更远。人大代表庄庆汉在留言簿上写道：“天安门城楼的开放，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标志。”还有的代表问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正式开放呵？……”
1988年，是北京国际旅游年。天安门管理处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都认为，天安门开放的时机业已成熟，他们正式向中央写报告，希望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接待游人。中央书记处于1987年10月正式批准他们的报告。
九点钟一声铃响，天安门东西马道的珠红色大门打开。等候已久的游人第一次体验到“马道通天”的感觉，一步步踏上城楼。北京市旅游局的负责同志把第一个登上天安门的纪念奖，分别授予了北京市东四人民市场75岁的退休职工高希武和美国的牙科医生卡特夫妇。他们，成为天安门城楼对外开放第一天最早在城楼上迎接旭日的人。
从此，天安门城楼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外游人。目睹了一幕幕令人难以忘怀的情景。
——牧民的服饰，牧民的装束，叫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来自大草原。“太壮观了！”他们的汉语发音不准，也没有更华丽的词汇。眼睛不够用了，内心深处的感情无法表达了。自我解嘲地说：“唱一曲吧！唱一曲！”于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在城楼上空萦绕：“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唱着唱着，忍不住跳了起来，还不住地向工作人员表示歉意。其中的一位，站在大厅门口，挥起手臂，说：“毛主席接见我们时，就这个样子……”
——这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穿一身不甚入时的工装，由孙女陪着，缓缓走来。边走边对孙女讲：“这叫马道。懂吗，马道。早年间是砖的，后来换成条石……”走上城楼，他从东向西，看的好仔细，滴水、拦杆都要看。工作人员同他攀谈，才知他是重修天安门时的工人。“我一定得上来看看。那时候，咱是修城楼，今儿个，咱是登城楼的。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这城楼的高贵，过去，咱这样的泥瓦匠能上来？花几千块、几万块也上不来。还是如今的政策好，咱跟领导人一样，能上天安门。”
老人的这种心愿，很好理解。他还有另一桩心思呢！“我也担心，这么多人上天安门，会不会毁坏？上面保护的怎么样？所以，我一定得来看看。”老人说着，走进大殿。每个旮旯里都看，能用手摸的地方，都要摸摸。边走边介绍，柱子有多粗，灯笼有多大……当他用了近半天的时间，把浸透着他的汗水的城楼看遍之后，才放心地走下马道。
——这一位显然是个老军人，尽管他没有军衔没着戎装，从他那军人姿态和步伐，谁都会说他像军人。上前一问，果然是个“三八”式。“在延安那阵子，我们离毛主席的住处很近，经常见到他，挺亲切。全国解放后，他老人家在这上面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回我也站到城楼上来，觉得他离我们近了，你们说是不是？”
站在这位老军人旁边的，是个中年妇女。看面相也就是40岁上下，可白发却过早地爬上了她的额头。她站在毛泽东朝群众挥手的地方，久久伫立着。望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车队，望着大会堂上猎猎的红旗，望着广场上照相留影的人群。望着望着，她的眼圈里含满了泪水。工作人员上前探问，她才躲开，泪水却再也止不住，流了满脸。工作人员以为她有什么事，来安慰她，她更是忍不住哭出声来。“同志，你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她掏出手绢擦擦泪，她周围的人纷纷猜测：这里一定勾起了她的某种回忆，这里说不定叫她想起了逝去的亲人，这里可能令她想起了“文革”，她的年龄正是那一代人……
“同志，您怎么了，要不要去休息一下。”工作人员再次来问，她依然回答：“没什么，没什么。”仍旧伫立在那里，许久，许久。她满足了自己的某种心愿，却给别人留下个谜……
不久前，笔者在天安门上碰到了一群外国游客。他们似乎是留学生，会讲汉语，识得方块字。他们围住城楼上的服务员姑娘，问这问那。
“听说，天安门要关闭？”一个蓝眼睛高鼻梁的小伙子发问。
“没有影子的事。要关闭，你怎么上来了？”亭亭玉立的姑娘反问他。
小伙子被反问笑了。旁边一位华侨模样的老者说：“开放的天安门，是不会关闭的。”
人群里爆发出会心的笑声。
姑娘问那个白人小伙子：“登上我们的天安门，您有什么感受？”
小伙子作思考状。忽然，他抬起头来，看着天安门广场，伸出拇指，说了句文绉绉的汉语：“壮哉，开放的天安门！”
人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中华儿女多奇志”
——记青年书法家田伯平
张旭
9月的北京，爽气宜人。亚运村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他把自己一年来精心创作的35幅书法作品捐献给了亚运会组委会。他就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书法家田伯平。启功先生对他的这一行为十分赞赏，特意写了“中华儿女多奇志”的题词。
伯平1957年生于河北白洋淀畔，受外祖父、河北省有名的书法家和教育家田普亭先生的影响，从6岁起即开科运笔，终于在而立之年形成了书法创作的独特风格。
“学书先做人”，二十几年来，伯平把它当成座右铭来约束自己。为了准备向亚运会捐献的作品，近一年的时间中他特别勤奋。他是一家报纸的记者兼美编，工作很忙，又有家事拖累，所以，他都是利用每天深夜研习和创作的，他在
“捐献仪式”上风趣地对人说：别人一个星期过7天，我过9天，因为得加上每周三和周五的通宵。他表示，捐献作品不是为了图名利，而是要表示自己“用一颗爱国之心让亚运之光燃烧得更加灿烂”的愿望。
伯平书法以儒雅飘逸为特色。自1982年以来，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中获奖。他很注意研究书法理论，正埋首编写《书法的线条及划分空间》一书。他还热心于书法教学，经常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举办书法讲座。
伯平不仅孜孜于书道，而且注意书外之功。他除了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分会和中国硬笔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外，还是中华诗词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设计协会会员。闲来无事，赋诗抒怀，更是这位青年人的书外之长。
（附图片）
书法 田伯平
第8版(副刊)
专栏：
地下森林
胡凤亭
莽莽的地下森林呵，温暖的阳光摸不着你的躯干，盈盈雨露够不到你的枝叶，清澈的小北湖水润不湿你干渴的喉咙，贫瘠的瘦土缺少养份，你为何依然生长得这般繁荣！望着你挺拔的身躯，深深扎进石缝间的根须，我陷入了沉思。那是因为这块土地对你有太多太深的恩情，太多太深的爱恋。那是因为你的根紧紧地抓住了信念，与大地紧紧相连。地下森林呵，是你使我真正懂得了生命与大地的血肉之缘：再倔强的生命也离不开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