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焦裕禄精神在中原大地上
本报记者 李杰 李而亮
今日兰考的巨变，已经可以告慰烈士英灵。然而，兰考的干部群众永远记住了这样一个历史教训：丢弃了焦裕禄精神的实质，即使学习的口号喊得再响，也是空的。
当年，兰考大地上的风沙、盐碱、洪涝“三害”和兰考人民的贫苦，也在焦裕禄事迹的宣传中出了名。昔日，焦裕禄为治住“三害”，解除兰考人民的贫困倾尽了自己的热血。今天，兰考可告慰烈士英灵根本变化的标志是：“三害”已基本治住，60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已解决，开始走上富裕之路。
兰考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当年的风口沙丘，已被成片连网的林木锁住，10多万亩草木难长的盐碱地，已变成了棉花生产基地，28万亩低洼易涝的荒滩，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1988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县社会总产值6.4亿元，工农业总产值4.9亿元，人均国民收入575元，人均粮食300多公斤。以加工经济作物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去年产值达3.24亿元。全县98％农家盖起了新瓦房，30％的农户有了电视机。
要问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兰考干部的回答中有一条，就是：“在焦裕禄精神的激励下。”但是，为使焦裕禄精神成为改变兰考面貌的真正财富，兰考的干部和群众经历过十多年的坎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兰考县委宣传部长周长安回忆起这段历史感慨万分：焦裕禄逝世后不久就是“十年动乱”，向焦裕禄学习的口号越喊越响，纪念活动越搞越大，焦裕禄的陵墓越修越大。可焦裕禄同志为之奋斗的治理“三害”事业被丢在一边，“泡桐倒地，大枣断根，花生绝种，风沙重起，盐碱回升，田地荒芜”。据1978年的统计，年人均分配仅34元，95％的村队生产靠贷款，吃饭靠统销，花钱靠救济。每年春季，到处可见外出讨饭的兰考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焦裕禄精神重新回到中原大地，兰考人民从干部切实落实党的富民政策、带领群众治理“三害”上看到了焦书记当年的形象。
“学习焦裕禄，不能再搞花架子，形式主义，要学焦裕禄的精神实质。”“十年动乱”后兰考第一任县委书记刁文同志要求全县党员干部面向实际，用实际行动来使群众摆脱贫困，真正根治“三害”，改变面貌。把党的政策与群众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兰考在全省最早迈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步。1980年兰考结束了吃统销粮的历史。
初步吃上了白馍的兰考群众，要求完善承包，根治“三害”，这个重任落在接任的县委领导肩上。王祖德，这位听过焦裕禄同志最后遗愿的同志，担任县委书记后，深入调查研究，实行林木等经济作物的承包，“地定权，树定根，人定心”，使兰考林业有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农林结合，林茂粮丰的新格局。现任县委书记徐宗礼，1987年接任后天不作美，连年大旱。徐宗礼上任后，把劲使在兴修水利上。经过二年多的引黄治水，挖井灌溉，使全县土地总有效灌溉面积达到70％，为农业生产发展打下了稳定基础。
十年来，在焦裕禄奋斗过的中原大地上，接任干部都感到一种明显的压力：如何切实改变兰考面貌。当年深受焦裕禄精神教育的年青一代，如今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县委书记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人民造福。
开封县委书记张中周说：“当上这干部，就要为群众办实事。”他就是那位当年在兰考杨山寨村第一个实行承包责任制的支部书记。1984年调开封县后，也带来了焦裕禄在兰考治“三害”的劲头。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找到了开封县粮食生产多年徘徊的主要矛盾：缺水。经过县委、县政府讨论，决定“北水南调”。开封县的干部说，张中周最大的特点是敢干、会干、带头干。许多干部群众，都能描述出张中周在引黄工程关键时刻，5天5夜不下工地，裤子撕烂，喉咙嘶哑仍不歇劲的情景，能数得出他带领县委一班人，为开封县办的实事。4年间，开封县粮食产量每年增一成，人均收入、财政收入翻了番。
长垣县委书记王富均说：“只要当领导，就要准备吃亏。”他担任长垣县县长、县委书记，他的妻子从滑县调来长垣工作，王富均给她约法三章：一不能转干，二不能进机关，三不能当全民工。现在她一直是县棉麻公司的集体工，干收购棉花工作。他的父亲有病需要到新乡市动手术，用公车送去。他第二天就补交了120元用车费。他的一个亲戚，部队转业后安排到了县粮食局机关，他得知后，立即责令有关部门将其改派到集体企业去。当县长和书记五年间，王富均没有违背政策安排过一个亲属，没有为个人事情批过一个条子，打过一个招呼。王富均严以律己，率领县委一班人廉洁奉公，艰苦创业。一个贫穷落后的黄河滩区县，现在已变成粮丰林茂，商品经济发达，生机勃勃的新长垣。
通许县委书记李玉堂说：“要取信于民，就要坚持党性原则，敢碰硬。”1985年夏，李玉堂到通许县上任，第一次开会就明确宣布：“只要是违法乱纪，不管是谁，就地免职！”他说到做到，一个“上午工作、下午吃喝、晚上乱摸（打麻将）”的乡党委书记被撤了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其爱人开假医药证明回单位报销，他出面干扰查处工作，不仅被撤职，还受到了警告处分。这一下，震动了全县。如今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奋斗下，通许面貌大变！
当年焦裕禄同志留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今天我们的干部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也是这种精神。只有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实际中去，心中时刻装着群众，时刻想着我们应该为人民作些什么，作了些什么，才能带领群众，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愿众多焦裕禄式的干部出现在广大农村，出现在祖国大地上！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怎样珍惜每寸土地？
珍惜每亩山
中共江西省铜鼓县委书记 陈达恒
土地面积是有限的，保护和利用土地却有着无限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我县地处赣西北，山区占总面积的84.5％，概称为“八分半山半分田，一分水面道路和庄园”。结合我县人均1亩耕地、17亩山林的实际情况，怎样挖掘土地潜力？我们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要惜地如金，像经营田那样经营山。
赣西北山区曾有过“大田耕尽去耕山”的景象。然而，到了70年代，人们眼睛仅盯在有限的平原耕地面积上；只注重田，不重视山，致使山区“树在山上烂，人在家里穷，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我县于1980年从广东请来瓜农，实行跨地租赁经营，把西瓜种到山上，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人们开始不敢想象，实践却证明荒山上种的西瓜，比耕地上的西瓜长得更好更甜，每亩收入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人们眼界大开。“优势在山，潜力在山，希望在山，致富靠山”，成了大家的共识。几年时间，全县建立了32万亩速生丰产林基地，开发荒山、荒坡4500多亩，建立了大批果园、茶园、笋竹两用林区，每年每亩用材林平均成材0.5立方米，每亩笋竹两用林产鲜笋400公斤，其价值可与山区每亩水田每年200多元平均收入相媲美，甚至大大超过。何况对山地进行立体开发，既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又可调节气候，涵养水源，获得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过去我们曾提出过“不荒一亩田”的口号，现在为什么不可提出“珍惜每亩山”的口号呢？山地也是土地，而且是大头，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田与山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何必厚此薄彼呢？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忽视山地的做法。如果对山能像对田那样，全面规划，合理安排，精耕细作，科学管理，山就一定能像田那样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
为了解决农民开发山地的资金困难和林业生产周期长的问题，我们在全县推广租山贷款造林。由土地开发公司投资，承包经营者投劳，联合开发荒山、荒坡，实行按比例分成。承包期满后，开发成果所有权和经营权全部归开发公司。我们还采取无偿投资的办法，鼓励农民连片开发山地。土地开发公司承担土地规划、检查验收、技术指导的义务，对分户经营的农户给予种子、肥料及资金扶助，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和开发成果归农户所有。同时，我们试行人工林立木商品市场，解决造林周期长与林农短期利益的矛盾，允许开发成果拍卖、继承和转让。对已开发的山地，由法律和土地管理部门签发土地使用证，用法律和乡规民约保护开发者的利益。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像经营田那样经营山，是挖掘土地潜力，加快山区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希望就在绿色的山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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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扶持大企业的资金哪里去了？
刘兴利
为缓解大中型企业生产流动资金短缺，最近，国家陆续拿出80多亿元贷款，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照各省市工业总产值在全国中的比重，切块将指标下达到地方。可是，不少大中型企业反映，这笔钱他们并没完全贷到，有的数额很少，有的分文没有。那么，钱到哪里去了呢？
据查，贷款指标下到省市后，在一些地方的情况是：一、被分散使用；二、挪作他用，甚至违纪用于补充基建投资不足；三、把中央在地方的企业排除在外，不予考虑。如某省得到4.8亿元贷款指标后，本应用于生产流动资金极为短缺的18户大中型企业，却被地方分散贷给了168个大中小企业。又比如，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很重要地位的原材料工业部门，国家用于缓解其大中型企业生产流动资金贷款为3.1亿元，由各省市分配的结果只落实7560万元，还不足1／4。
江泽民同志在国庆4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充分发挥它们的骨干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资金短缺，是当前大中型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它威胁着当前正常组织生产，如长期不得缓解也将影响明年初的生产准备工作。几十亿元生产流动资金贷款被分散使用，危及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给国家经济生活增加了困难。这是从地方和局部经济利益出发的分散主义在作怪。他们这么做，并非完全不懂得“饿死老母鸡，无蛋孵鸡雏”的道理，而是局限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事实上，凡做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事情，最终也必然会危及部门经济、地区经济乃至于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一批大中型企业陷入极度困难而产生的后果，已经使相关的许多小企业有所感触了。因此，在生产资料，即电力、运力、原材料燃料供应以及贷款指标分配上必须支持对有效供给起骨干作用的大中型企业，必须反对从地方经济利益出发的分散主义。
支持大中型企业发挥应有的骨干作用，就是支持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阻碍大中型企业发展，也会阻碍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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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快一拍
——记玉林柴油机厂厂长王建明
本报记者 刘衡
广西玉林柴油机厂厂长王建明的工作时间比一般人多一倍，他的工作速度比一般人快一拍。他说：“我是工厂打头的，当然要想在前，走在前。不能有短期行为，一定要有超前意识和超前决策。”
“职工工作一紧张，厂长就好当”
1984年，工厂的拳头产品——涡流室式柴油机（6105Q）计划生产1000台。可是，到4月底，才装机96台，各地来订货的只有330台。仓库里零配件积压，流动资金周转期高达512天，质量事故不断发生。厂务会上，人们嚷嚷开了：“任务完不成啦，计划要削减！”
当时是副厂长的王建明负责经营工作，了解市场需求。在汽车工业中，柴油机有独特的优点。它比汽油机便宜、安全。在会上，他说：“产量上不去，不是我们整体能力不足，而是个别环节有毛病；不是由于我们的负荷超能力，而是人心跑野马，管理混乱，责任不明。”会后，王建明领着干部们在厂内、厂外、市内、市外进行调查，反复论证，制订了以质量为中心、责权利紧密挂钩的经济责任制和年产1000台的目标。
“千斤担子众人挑，人人身上有指标”。只一个月，产量就突破130台，质量也迅速改进。到年底，竟完成1120台。1985年，王建明当了厂长，计划年产3000台，结果完成3010台。1986年，竟完成4507台。
王建明常说：“工厂的潜力是很大的。任务饱满，职工紧张地工作，产量上去，质量也上去了。咱们当厂长的就省心、好当。没活干的工人最难管，无事就要生非……”
“产品靠自家更新”
王建明当了厂长，遇事更要从长计议：“这个厂是1951年创建的。三十多年来，产品虽有变化，工厂也有发展，但厂房衰败，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人心思走。”“产品水平的停滞，就是工厂生命的终结。”“我们要求生存，必须意识到四周都埋伏着‘劲敌’。自己的产品，自己要敢于淘汰。”
王建明领着大伙儿扩建厂房，购买设备，建立全新的自动化流水生产线。还跟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合作，把涡流室式燃烧系统改为直接喷射式。新产品6105QA与6105Q相比，热流量减少50％，燃料油耗下降13％，根治了由于水温过高而造成的种种弊端，大幅度降低了运输成本。全国各地抢着来订货。没有抢到手的人甚至急得掉眼泪。
“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王建明又提出新目标，领着大伙儿赶超国际水平，研制出重量更轻、功率更大的6110Q型柴油机和显示90年代水平的全液压挖掘机、农用汽车……
“安居才能乐业”
工厂借钱，用钱，也赚了钱。不但还清了贷款，还剩下一大笔。人们纷纷议论：“50年代的办公楼得换一换了！”王建明呢，却决定先盖职工宿舍：“安居才能乐业嘛！厂里对职工生活多一分关心，职工就能多增十分干劲。我们不但要盖家属宿舍，还要盖单身职工的住房。咱们工厂70％是半边户，不能老让他们往农村跑，要让家属到工厂团圆。”“要盖俱乐部，建游泳池。”“要多放一放贝多芬音乐，就少有人说粗话，随便吐痰，扔瓜子壳。高雅的环境，可减少粗鲁的动作。”
开头，好些人以为这些都是“天方夜谭”。眼看一栋栋宿舍交付使用了，俱乐部、食堂、游泳池在建了，人们明白了王建明的快节奏、超前规划等等，是建立在现实可能的基础上的。
原先，劳动人事科是工厂最忙碌的单位。人们进进出出，要求调走。如今，它还是工厂最忙碌的单位，人们进进出出，要求调回来，调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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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珍惜每寸土地？
不可忽视开发山场
中共河北临城县委书记 王根保
我们河北省临城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全县农村人均2.1亩耕地，人均山场4.6亩。前几年，山场开发几乎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分包到户的自留山、责任山，“分而不治”现象普遍存在。在人们眼中，好像只有耕地是“地”，山场不算“地”。
一惯惜土如金的农民，为什么对山场如此冷淡呢？据调查分析，客观原因有四个：在一个时期内，一些领导干部被相继出现的劳力过剩、局部的卖粮难、卖棉难现象所迷惑，只强调转移，不鼓励开发；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过大，使农民感到搞开发性生产无利可图；分包初期政策不尽完善，只考虑到分配平衡，没有考虑到规模效益，造成地块分散不好经营；服务工作不配套，种苗、技术等问题难以解决。
当然，也有主观原因：其一是农民思想上存在“惧变”心理，担心政策一旦变化，造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二是受小农思想意识束缚。一些农民比较注重实惠和眼前利益，宁可冒风险去务工经商现得实惠，而不愿去搞三年五年才可能见效的开发性农业生产。
在耕地较少，山场广阔的临城县，引导农民增加对山场的劳务、资金、技术投入，显然对振兴农村经济至关重要。县委、县政府多次深入山区丘陵调查，从正反两方面分析研究，还聘请专家论证，得出结论是，增加开发山场投入，不仅能使自然资源得到开发和转化，而且对改善生态环境有巨大作用，还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于是，县委、县政府对症下药，制定产业倾斜政策，调动农民开发山场积极性。针对开发性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的客观实际和农民担心政策变、重实惠的主观现实，实行了“谁开发谁受益”的六项鼓励性政策：分包到户的荒山丘陵承包期一般为20—30年，承包期内，承包者有自主经营权、产品定价权、折价转让权、后代继承权。整体治理效果好的，期满后可延长承包期；对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治理项目，在承包的前2—3年，少收或不收承包费；对治理山场、改造低产田和兴建较大型水利工程效益好的，优先给予低息贷款、专项资金补助和物料扶持；承包者新建的水井、沟渠、坑塘、果园等工程设施，可收费、租赁、转让。各乡（镇）也根据本地情况制定了一些优惠措施。
倾斜政策调动了农民开发山场的积极性。1986年以来，全县投入山场开发资金总计达250多万元，投入工日331万多个，治理面积共达35.3万亩。在临城，农民开始把山场也当“土地”一样精心经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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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飞机城
刘智慧 孙荣轩
亲爱的读者，在你的记忆中，或许铭刻着这样一串令人钦佩的共和国之最：吉林长春有个汽车城、黑龙江大庆有个石油城、甘肃酒泉有个卫星城……请不要忘记，在辽宁省沈阳市，还有一座飞机城。
（一）
1948年11月2日，解放沈阳的炮火硝烟还没有消失，一支名为“鲁班部队”的工农子弟兵，匆匆赶到清太宗皇太极陵寝北侧的“北陵机场”。当他们一踏上通往机场的铁吊桥，便被满目疮痍的景象惊呆了：厂区废墟上，一窝窝枯黄的蒿草在寒风中颤抖着，粗壮的钢梁拧着麻花状从塌坍的厂房中探出锈斑的身躯；四壁透风的飞机库中，横七竖八地趴着几架缺胳膊少腿、瘪肚子的军用飞机……
军人们只相觑了一刻，便甩掉黄棉袄，用绳子拽，用肩头扛，把机场上的飞机残骸搜集到一块儿，然后纷纷拎着浆糊桶，到大街小巷张贴招工广告去了。不久，厂房中“叮叮、咚咚”传出铁锤的敲击声，一个仅有200多人的小修理厂开工了。仅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竟修好了36架美制战斗机。
这就是共和国最大的歼击机制造基地——沈阳飞机制造公司40年前创业的一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为了扼制侵略战争的蔓延，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沈阳飞机厂成为赴朝参战空军的后方基地。有一次，工厂接到制造3000个副油箱的紧急任务。在一无图纸、二无设备，只有一对苏制副油箱作实样的情况下，厂长熊焰领着大家用民间焊“洋铁壶”的方法成功地制造了3000多个“土”副油箱，及时保证了空军急需。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就是驾驶着沈阳飞机厂组装的战斗机，机翼下挂着这种“土”副油箱，一共击落9架敌机。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共击落、击伤敌机12200余架，军功章应该有沈阳飞机厂的一半哟！
1952年12月，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国航空工业的状况，果断地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先修理后制造，再自行设计制造”的发展战略。不久，沈阳飞机厂被国家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建设大军开来了。旷野里机器的轰鸣声蓦然响起。一条条水泥板路纵横交错，一座座巨型厂房拔地而起……沈阳飞机厂从一个仅靠手工方法修理飞机的小型工厂，日新月异地成长为我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
（二）
1956年7月19日，共和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在这个工厂中诞生了，中国人不能造歼击机的历史结束了。聂荣臻元帅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冲冲地专程从北京赶来为第一架飞机剪了彩。同年10月1日，这个工厂制造的四架歼击机列队飞过北京天安门上空，这是中国制造的飞机第一次公开展露雄姿。此刻，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着飞掠而过的喷气式歼击机自豪地对身边的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当时，世界上刚刚突破“音障”技术难关不久，能够制造超音速歼击机的仅有美国、苏联等少数国家，而年轻的共和国蓦地闯进了这令人羡慕的“少数”之中。空军用这个工厂制造的喷气式歼击机，仅在1958年一年中就击落入侵我国领空的敌机9架。国威大振！
1964年5月，共和国的第一枚地空导弹又在这个工厂中制造成功，成为捍卫共和国领土的“利剑”。
60年代初期，美国、苏联相继研制出了新型战斗机，中国人民也憋足了一股劲。1964年6月25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又来到沈阳飞机厂视察工作。当厂领导请邓小平总书记对工厂的发展作指示时，邓小平风趣地说：“没有什么指示，有希望！希望三年内把新型歼击机搞出来。”全厂为此而振奋，人人抖擞精神，奋力攻关。1966年1月17日，空军盼望已久的新型机种——国产歼7飞机诞生了。
（三）
在时代改革大潮中，飞机城增添了盎然生机。
1986年9月，在英国第27届范堡罗国际航空博览会上，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制造的歼8Ⅱ战斗机模型，以颀长的身躯、流畅的线条、精良的性能，引起世界航空界人士的惊叹。这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战斗机，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电是这样评价的：“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歼击机的发展彻底脱离了传统米格系列，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顿时，“空中美男子”的赞誉飞扬天下。
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中国航空工业“先修理后制造，再自行设计制造”的遗愿终于实现了。中国多少热血男儿的航空梦，终于变为现实了。
24年前，沈阳飞机设计所副所长黄志千，为了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歼击机，身负重任出国考察，但由于所乘坐的飞机失事，他的尸骨永远留在埃及古金字塔旁一个无名山谷中。他是我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奠基人之一。
23年前，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总工程师高方启，为了制造出我国自行设计的歼击机，兢兢业业，年复一年，最后积劳成疾，竟瘫倒在飞机生产现场。弥留之际，他拉着厂领导的手断断续续地倾吐遗愿：“一定……要……搞好歼8……”
先驱们悲壮的业绩，激励着干部、职工成就事业的拳拳之心。六年前，公司总经理唐乾三和他的助手们以惊人的胆魂，同航空工业部最高领导立下“军令状”：要用最短的时间将歼8Ⅱ送上蓝天！在生产中，他坚持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充分调动厂、所的力量，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等新技术，在全公司7个系统实行万人整体技术经济承包。结果，奇迹出现了。歼8Ⅱ的诞生，创造了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研制周期最短、质量最好的范例。空军领导称之为：“创造了一个奇迹！”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飞机城不仅是以制造歼击机引以自豪的大型军工企业了。如今，这里已成为航空产品类、汽车类、大中型机械类、轻金属结构类、民用电器类等5大系列200多种民用产品的生产基地。这里制造的产品，有16项荣获国家质量金、银奖和部、省优质产品奖。为了开拓国际市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先后同美、英、德等6个国家的波音、洛克希德、宇航等8家世界著名航空公司建立了贸易联系，所生产的机电产品远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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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山场也是土地
土地即“田地”，山场不算“地”，有的辞典也这样解释。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片面认识。难道真的只有耕地才算“地”？今天发表了两篇县委书记写的文章，我们希望进一步开展讨论。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区约占国土面积的近70％。“七山二水一分田”，就是人们对我国山林、水域和耕地分布状况的概括。我们讨论珍惜每寸土地，如果只在“一分田”上做文章，那可做的文章实在太少。珍惜每亩山，像经营田地那样经营山，前景是极其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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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传动轴式变速自行车、三轮车将投放市场。这项新成果是大连市科技人员刘兴武发明的，正式获国家专利。这套传动轴装置有三个变速功能，适用于自行车、三轮车，在爬坡、顶风、重载等条件下行驶比一般链条式自行车省力，结构合理，拆卸维修较为方便，是自行车、三轮车更新换代的理想产品。目前，全国已有几十个厂家投入批量生产。图为唐山市自行车总厂生产的首批样车受到用户的青睐。
本报记者 杨文道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