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工作辛苦精神高尚 收入偏低生活艰难
环卫职工境遇待改善
据建设部人事司提供的资料，目前我国有近26万环卫职工，另有民办保洁工12万人，他们担负着全国城镇六亿多平方米的道路清扫任务。1988年，共清运生活垃圾5751万吨，清运粪便2352万吨。正是他们的辛勤劳作，换来了座座城市的美丽和洁净。然而，环卫职工的工资福利与贡献很不相符。
目前我国环卫工作机械化程度低，主要靠手扫肩挑，平均一名清洁工承担5500平方米的路面，一日扫两遍。垃圾装卸工平均每天每人装运五吨垃圾，夏季瓜果上市，垃圾量增加50％。淘粪工每天要清淘粪便一吨以上，每天要负重40公斤（粪桶）行走12.5公里左右。他们常年与粪便垃圾打交道，身体受到的危害较大。北京市曾作过测试，环卫工人作业时从空气中吸入的细菌量、尘浓变和恶臭物质浓变都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据对35个城市调查，在工资改革前，环卫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比当地职工低20％。工资改革后，据对太原等九个市的调查，去年环卫职工月均工资125元，仍比当地职工低15.4％左右。奖金和岗位津贴也较低，奖金月均15至20元，岗位津贴一天6至8角。据对24个城市调查，1988年环卫职工退休工资月均60.48元，其中不足50元者占45％，生活十分艰难。劳动保护标准和医药费标准大多是执行十几年前的规定。因而，他们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比一般人要高。此外，由于世俗偏见，环卫职工社会地位低下，他们被社会歧视的现象十分严重，青年工人找对象难，男大龄未婚者比其它行业多两倍以上。招工“招不进，留不住”成为环卫部门的一大问题。
（11月7日《经济参考》 李升旗 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重提“星期六义务劳动”
1919年4月12日晚，莫斯科索尔基洛夫车库的13名布尔什维克和2名工人，下班后不计报酬继续苦干10小时，修好了三台损坏的机车。对这次行动，他们随口叫作“苏鲍特尼克”（即星期六义务劳动）。想不到，这个新鲜的名词后来传遍整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人们纷纷以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把过去仅仅用来谋求生存的手段与一种伟大的追求和信仰联系在一起。对“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称其为“共产主义的萌芽”。
在五六十年代，“星期六义务劳动”在我国也风靡一时。近些年来，它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今天重提它，让人感到亲切、振奋。它不仅是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传统教育的重要手段，还给人们以改革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昭示，使人们不忘记改革的方向永远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它从发起到成为本世纪的伟大壮举，都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的。靠行政命令开展起来的“义务劳动”，不仅是短命的，也失却了它本来的意义。有的单位把“星期六义务劳动”当成了机关卫生扫除的代名词，是对这个“伟大的创举”的亵渎。其危害是，本来以强化人们的信念为目的的“义务劳动”，却异化出破坏人们信念的效果。所以，“星期六义务劳动”，要防止形式主义，避免庸俗化。
（10月24日《大众日报》 卢得志文 秦玉瑾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50万元难动检察官的心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然而，对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的干警来说，此话却丝毫不灵。
今年5月中旬，沙坪坝区检察院在审查重庆阀门厂经营部违法线索时，发现其经理刘金禄、副经理薛志坚等有重大经济问题，并涉及厂长于振祥。刘金禄被传讯后，感到问题严重，使出许愿和贿赂手段，企图蒙混过关。6月8日，刘在询问结束后，悄悄对办案人员罗泽毅说：“只要你们把事情给我搁平了，保证每月每人给1500元，年底再给每人2万元。”当遭到拒绝和批评后，刘仍不死心。翌日，他又对办案人员声称：“可以给每人5000元去海南玩。”然而，刘的“盛情”再次碰壁。6月12日，不死心的刘金禄又生一计。他对办案人员说：“只要不处理人，我可以给你院赞助50万元。”并当场拿出一张印鉴齐全的支票，让检察院干警自己填数字。检察官们被激怒了：“你以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吗？我们就是要依法查到底！”
面对刘金禄的种种诱惑，检察官们更加慎重地查办。经过艰苦努力，查实了重庆阀门厂厂长于振祥、经理刘金禄、副经理薛志坚贪污等犯罪事实。目前，这3名案犯已先后被逮捕。
（11月3日《四川日报》 沈义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消除浪费“误区”
通常情况下，我们容易把多耗一度电、一滴水、一斤煤等物质形态的损耗，统称为浪费。实际上，这是一种表象浪费。而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损耗，才是实质性的浪费。经济学家把这类现象称为“误区”。
最近，我们对浙江兰溪市300多家乡镇办集体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发现许多企业存在不少“误区”。
“误区”之一：忽视企业的设备生产率，形成了惊人的浪费。该市马涧镇统计资料表明，镇办企业的固定资产产值率逐年下降。
固定资产产值率逐年下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一方面，企业为支付设备贷款的巨额利息如牛负重，另一方面，许多设备在睡大觉。
“误区”之二：缺乏企业内部“蓄血”。该市376家企业财务报表汇总数据表明，1989年6月底止，企业积累基金合计仅2175.75万元，每个企业平均只有5.73万元，如以五年的创办期匡算，每个企业平均只积累1.1万元。如此单薄的后劲，稍经风吹浪打，便会舟倾桨折。
“误区”之三：短期行为。有许多集体企业，在实行了厂长承包责任制后，为了多拿奖金，他们采取少提留，多凑利润，变相加大半成品产量，提高产值目标。结果是“挖集体墙脚，装个人腰包”。企业像只空心萝卜。
除了上述三种浪费“误区”，还存在着更加不为人注意的浪费“误区”。诸如：资本构成状况差，大部分乡镇企业被逼向负债经营；农副产品粗加工，忽视高附加值，贷款资金流动不畅，枉负利息。
一斤煤，一度电，一斤油的浪费，易于发觉和防止，而实质性浪费则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这个与“经营不善”掺和在一块的概念，容易蒙蔽人，而成为乡镇企业经济滑坡的重要原因。对这些浪费“误区”我们要特别注意。（11月6日《中国乡镇企业报》 姜维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台湾老年人口概况
据台“行政院主计处”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台湾地区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目前已占人口总数的5.7％，预计到本世纪末老年人口的比重将增至8.4％，达到联合国所定的高龄化社会水准。
根据调查，台湾老人大都与子女同住，传统的两代同堂的家庭组织仍占主要地位。
目前因患病而无自顾能力需他人照顾者，占5.4％；住在医院、医疗中心或养老院疗养的老人，占6.7％。
由于医疗费用高，非一般家庭经济能力所能担负，目前台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子女，在医疗费用方面，有65.5％的老人亦靠子女负担，这说明传统的家庭生存结构在台仍十分流行。
（11月4日《团结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落马现象”的反思
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在各地甚至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企业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国法，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堕落成腐败分子，受到了法律制裁，笔者把这称为“落马现象”。反思极少数企业家的“落马现象”，至少给人们如下启迪：
必须进一步认识和顺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成长规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有志者提供了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广阔的用武之地。然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犹如大浪淘沙，也毫不留情地淘汰那些虽有一些才干、但个人行为缺乏自律的企业家。优胜劣汰乃人才成长的规律。
必须注重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对企业家来说，必须将提高自身素质贯穿于事业追求、个人成长的全过程，要使个人素质的提高与社会发展同步，才能在纷繁的社会现实中做到自我约束、自我规范。
必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有成就的企业家。一段时期以来，对企业家的评价“一好百好”、“一好遮百丑”的现象比比皆是；片面宣传物质文明建设的成绩，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把他们在改革机遇中偶然取得的成功视为其人生的必然。这些都给极少数企业家自我估价的失衡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因此，必须摆脱传统的评价思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改革中的人物，这才是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正确态度。
（89年第10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盛小伟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宾馆搞“四菜一汤”特号餐盘走俏
最近，笔者因工作的关系在一些宾馆、招待所就餐，发现过去的“流水席”、十二个盘子八个碗的宴请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四菜一汤”。但令人感到新奇的是，这些单位接待上边来人，都换上了特大号菜盘，两只鸡放到一个盘中还摆不到边。
为此我们走访了邯郸市的一家陶瓷厂。这几年，这个陶瓷厂根据“市俗”变化，不断推出赶
“时髦”的产品：馈赠礼品成风时，生产成套的茶具、餐具和酒具；提倡“分餐制”了，他们就赶紧转产七寸盘、八寸盘、小饭碗。这阵儿大刹吃喝风，提倡“四菜一汤”，根据各地反馈的信息，马上转产大汤盆、特号大盘子和小饭碗。八月份以来，这些产品的月产量都增到四万件了，还供不应求，天津某宾馆一次订货就要十二寸特大餐盘一万件，大连某公司两月前就订要二万件。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这几年，不管上面有多具体的措施，下面有些人都会用巧妙的办法去对付的。
日前，在邯郸市的一家宾馆里，我和经理谈起大餐盘的事，他摇摇头说：“这事根子在领导身上，宾馆、厂家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上边来人，即不能违背政策，又要让人家满意，只有在‘少大精’上做文章”。
（《河北日报》 杜国堂 张宪一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身份证编号的含义
从今年10月1日起，我国已正式实行使用和检验身份证制度。然而，对于身份证这个薄薄的硬卡片上的编号，许多持证者还不甚清楚。
身份证上的数字编号，共有15位。从左到右，开头6位数字，属行政区划代码，按层次每两位分别表示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和县（旗、镇、区）的名称。例如，头六位数字为420107，则42、01和07分别代表湖北省、武汉市和青山区。编号的第7位到第12位，属出生日期代码，表示本人出生的年月日。例如，出生于1963年10月1日，这个数字便是631001。第13——15位属分配顺序代码。
如第15位的这个数字，男性用单数，女性用双数表示。此外，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末尾以996、997、998和999这四个号专为百岁以上老人特殊规定编号，它们不再分配给其他任何人。
（10月29日《陕西日报》曾维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天安门广场古今谈
天安门广场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元大都时，宫城正门外已有广场，明初随北京城垣的改建，广场南移并加以扩大，承天门建设成后，南面有红墙黄瓦围起来的
“丁”字形广场，这即是我们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前身。
当时天安门广场，北部横街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门，分别叫做“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就是因此而得名的。清代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东西长安门外各建两座“三座门”，西三座门位置在现在的府右街南口，东三座门在现在的南池子、南河沿之间。自扩建南侧围墙，就把原丁字形广场扩大和延长了，当时广场面积达九公顷之多。在封建帝王时代，天安门广场是宫廷广场，是严禁老百姓涉足的。
解放以后，天安门前这个旧日的宫廷广场，已经转化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广场了。1949年9月整修了天安门广场，扩建了路面38700平方米。1950年将天安门前两对石狮及一对华表向东、西方向移动，扩大了金水桥路面面积；1952年拆除了东西三座门。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是由我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的，1958年4月完工。1958年天安门广场西建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面积达到了四十公顷。
（11月7日《北京青年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法制影视应有新突破
随着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迅速发展，法制影视创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据有关方面统计，1977年至1986年，全国共拍摄法制影片83部，1986年全国拍摄电视剧1500多部，其中法制题材占40％。《少年犯》、《新岸》、《法庭内外》等影视片，内容上开始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突出罪与非罪、正义与邪恶的冲突，并力求在这种冲突中展示人物的心态和社会的世态。但它毕竟处于转型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成熟性，反映出创作人员的困惑。
困惑之一，题材过于偏窄。目前法制影视较多表现的是刑法的内容，而涉及民法、经济法、行政法以及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颇为罕见。有的创作者和相当一部分观众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法制影视＝凶杀破案。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家庭关系、婚恋关系、继承关系、子女教育等，无一不和法制有关，也是完全应当加以艺术化表现的。如何求真、求深、求新地再现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人们心态的撞击和观念的更新，更是法制影视有待开掘的题材，大有文章可做。
困惑之二，故事内容的法律“偏差”。艺术当然允许虚构，但它必须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须有法律依据。否则就失去了艺术真实的基础。有些编导由于不谙法律常识，却又一味追求离奇，编造悬念，致使一些故事情节不能准确地反映司法实践，连常识性的办案程序也会与法律规定相去甚远，贻笑世人。
困惑之三，审美层次的倾斜。在考虑法制影视观赏性、娱乐性的同时，必须注重审美价值。有些编导热衷于在影视片中对犯罪事实作自然主义的表现，采用“慢镜头”、“特写镜头”、“定格”大肆渲染，至于如何把镜头深入到人物的深层心理去展示罪与非罪、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冲突，如何通过揭示犯罪的社会、历史、个人、道德、心理等多种原因来给人以深沉的思想启迪和心灵感染，则很少顾及。另外，目前相当一部分法制影视作品的表现手法每每失之陈旧，流于公式。
“困惑”和“选择”往往是伴随而来。广大观众、影视界和法学界人士殷切盼望法制影视创作跃出“困惑”，走上新的台阶。
（11月5日《文汇报》 沈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