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出访归来
在严峻的挑战面前
本报记者 张允文
应苏联《真理报》社的邀请，记者不久前对苏联进行了2周的访问。由于这是将近30年来首次在这个伟大的邻邦作客，因而颇有一种新鲜感。在莫斯科红场的无名英雄墓边献花的新婚伴侣，涅瓦河畔神话般的皇宫和画廊，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汇合点俄罗斯文明发源地——基辅公园的遗迹，以及普通苏联人对中国人民溢于言表的友好感情，都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当然，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在这块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正在发生着的变革。
苏联的改革始于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1985年，它涉及各个行业，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各个领域，苏联同志称“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记者所到之处，主人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改革带来的变化。记者参观的列宁格勒“五一曙光”服装厂、莫斯科的“海燕”制鞋厂都明显地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利润，职工生活福利也得到相应的改善。世界闻名的基辅巴当电焊研究所在改革中成了一个跨行业的科研、工业联合体，建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科研和生产都得到了长足进展。基辅市郊的
“林溪”国营农场根据《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法》，对30％的产品自定价格、自行销售，大大增加了收入。
改革之风也吹到了新闻、出版事业。同五年前相比，苏联的电视节目显得更为活泼、多样；为配合改革，记者这次访问的东道主
《真理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加强了读者信访工作。42名专职人员每天要处理两三千封读者来信，其中绝大部分是有关改革的。
生产、贸易、服务领域内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以弥补国营企业的不足。在莫斯科有名的国营百货公司里和基辅的历史悠久的农贸市场上，合作社的产品同国营企业的产品竞相比美，争夺顾客。通过广泛的接触，记者深感在苏联改革已深入人心。
但是，在最新出版的党刊上公布的一个正式文件上写道：“4年紧张努力之后，经济并无预期的改善，情况继续恶化。”记者发现，苏联朋友在谈到改革的不可逆转时，总不无忧虑地讲到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用他们的话来说，“必须摆脱危机”。这首先表现为消费品、食品的严重匮乏。商店里购物排长队的现象比过去更为突出。据说，“紧俏货”这个词出现于70年代，但现在使用的更加频繁。
《真理报》的一位编委在刚参加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巴尔金主持召开的研究经济问题的会议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近10年包括开始改革后的4年，国家对轻工业、食品工业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到6％。现在要经济面向人民，但不是一天之内即可做到的。这位编委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目前危机状态的出现是由于过去10年包括近4年建立了大批大型的工业企业。在这大量基本建设投资中，1／3用于给职工发工资，因此人们口袋里积攒了大量货币。但他们多是重工业工人，是造坦克、造火箭的，不是生产消费品的。国家没有商品使这些货币回笼。他举出一个数字：到年初为止，在尚未完成的建设项目上已花费了1700亿卢布，其中550亿卢布是工资。于是决定了两条出路——一是未封顶的厂房一律下马，已封顶的工厂改为生产消费品，较小的厂房则卖给生产效益高的合作社；二是实行统一税制。
《真理报》国际部的一位负责人还把造成危机局势的原因归结为从政治上鼓动群众、组织群众集会的阶段拖得过长了，结果人们的政治积极性高于经济积极性。其次，从事非法活动的地下经济从中干扰，加剧了矛盾。
苏联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进口大批消费品以缓解市场商品紧缺的形势，但尚未见效。据悉，按照第13个五年计划，食品工业、轻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将增加到占总投资额的50％。
在《真理报》社，记者看到刚出版的《经济周刊》全文刊登了《根本改革经济》的计划草案。这是政府集中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智慧和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后制订的经济改革方案，它确定了近期和远期目标，将交付全民讨论，最终在明年召开的苏共28大上通过。
记者访问期间，电视上天天播放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情况。有关所有制、农业租赁制、合作化运动以及罢工等经济法案的热烈辩论的场面吸引着大批观众。
苏共中央国际部负责中国事务的拉佐夫同志对记者说：“我们的改革是一场革命，革命总会有困难、曲折、挫折的。”的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事业，改革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当我结束访问离开苏联国土时，我得出的一个基本印象是，苏联人民将以深化改革的方式来克服当前改革中遇到的困难。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美国黑人在地方选举中获胜说明什么
新华社记者 黄泳
在11月上旬举行的1989年美国地方选举中，道格拉斯·怀尔德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由选举产生的黑人州长，戴维·丁金斯当选为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市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市长。另外，在底特律、克利夫兰、西雅图、纽黑文等一些大中城市，黑人候选人也分别蝉联或当选为市长。
黑人政治活动家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在美国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注意。有人就此声称，黑人已突破了政治“色障”。但是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这些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美国黑人政治地位的真正改善，而恰恰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中严重的种族问题。
美国黑人在60年代所进行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轰轰烈烈的斗争，沉重打击了种族主义。美国统治集团被迫通过了一些法律条文，废除了对黑人的歧视，并提出了一些改善黑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措施。
但事实上，黑人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受歧视的问题远未解决：三分之一以上的黑人今天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在就业、求学、住房等问题上仍然遭受着有形或无形的歧视。由于就业、住房及交通条件的限制，不少黑人往往集居在大城市的中心，而白人中上层阶级则迁居城郊，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在这些城市中，如首都华盛顿以及芝加哥、底特律、亚特兰大等多是黑人当市长，这不仅是由于黑人居选民多数，而且白人也愿意让黑人官员来管理黑人居民。
黑人候选人能够在黑人居民占少数的纽约市和弗吉尼亚州等地获胜，这是由于相当数量的白人居民投了黑人候选人的票。但这并不反映种族关系的和谐，而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不断恶化的种族关系感到不安。
据美国报刊报道，近年来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暴力冲突频频发生。1988年，仅35个州和华盛顿市就发生因种族矛盾而引起的暴力事件189起，比前年增加一倍。今年夏天，纽约市的一位黑人少年无故遭白人枪杀，大批黑人因此上街示威，并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时隔不久，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海滩市因数万黑人学生不满当地白人商人的歧视和盘剥，而发生大规模骚乱。这些种族冲突事件对选民们的心理有较大的影响，不少白人认为，由黑人出面解决种族冲突问题，恐怕比白人更有效。《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写道，纽约选民在预选中拥戴名不见经传的丁金斯，正是看上了他“所具有的医治（种族创伤）的潜力”。
此外，这次怀尔德、丁金斯等人之所以能当选，还同他们尽量在种族问题上采取低姿态有关。他们在竞选中，都有意同以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为代表的激进派拉开距离，有的甚至赞同不利于黑人利益的法律，这些温和的表现无疑使得白人选民感到放心。
黑人政治活动家和黑人选民为争取自身的利益，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积极参加各种竞选活动，但是黑人在美国政坛的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目前，约有7000多位黑人担任各种由选举产生的公职，这个数目仅占美国这类公职人员的1.5％，而黑人约占全美人口的12％。美国黑人要想真正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还必须走相当漫长的道路。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在外国报刊上
法国的“特别经费”
法国国民议会每年表决预算时，都要通过一项“特别经费”。一经通过，这笔约4亿法郎的巨款就由政府秘密支配。当初设立这一款项的理由是为政府的秘密活动提供经费：资助流亡人士、为一些解放组织私下购买武器、向支持政府政策的国内外报纸提供资金、收买军事或工业情报等等，尽管一部分钱确实派作最初规定的用途，可是其中一大部分却被用于政党活动，钱的明确去向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每月总理办公厅主任可以得到一笔600万法郎的现钞。这些钱一部分送到总统府，另一部分留在总理府作政治活动经费。钱送到之后，各位部长的办公室主任便接踵而来，领取宝贵的大信封。信封中装的是支票，金额根据各部和各部长的重要性而异。普通的国务秘书每月可得到1.5万至2.5万法郎，部长可得到3.5万至5万法郎，重要的部长可得到7万法郎。
在政界中很少有人谈及这笔“黑钱”。不过也有例外。于盖特·布沙尔多向《十字架报》透露，他用这笔钱解决了1986年他参加议会选举的资金问题。让·勒·加莱克说这笔钱一般作为津贴发给工作人员。
拿到钱的官员们从来不必在税单上填写这笔收入。国家对此也熟视无睹。有一个人在自己的收入申报单上老老实实填上了这笔津贴，他自觉履行公民义务的行为却遭到同僚们的非难。
我们曾问过，如果发现某政府成员的生活水平与申报的工资不符时，税收部门如何进行核查？税收总局的负责人尴尬地回答说，无可奉告。
（何秋摘译自法国《方位》周刊）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唐宁街外的“守夜”人
张文英
一进入十一月，伦敦的圣诞节气氛就日渐浓重。西伦敦商业区的一些主要街道布满圣诞树，橱窗布置更是争奇斗艳，一片火树银花。
但与这种欢乐景象相对应的，却是现实生活的严酷。圣诞将临，严冬逼近，也是无家可归者最难熬的日子。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值此圣诞来临之即，伦敦无家可归青年纷纷参加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举行的为期一百小时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守夜”，以唤起政府和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困境的关注”。
这个由慈善机构英国收容中心组织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于十一月四日开始，延续一周。五日晨，气温很低，寒气袭人。在特拉法格广场附近，唐宁街外面的白厅街南侧，竖着一块“守夜”的醒目标语牌，旁边有三、四个青年，在向过往行人散发传单。当我们在标语牌前驻足时，一位女青年向我们介绍，她名叫海伦·凯，是收容中心的一位负责人。据她说，英国有三十座城镇的无家可归青年将参加这场抗议运动。
据收容中心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在一九八九年曾有十五万刚刚迈出校门的青年人成为无家可归者。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他们中，“有的颓废、沮丧，有的沿街行乞，有的沉沦犯罪，有的甚至企图自寻短见”。海伦小姐颇为激动地说，无家可归的青年人大多数是失业者。他们中许多人“刚迈出校门就陷入了一个贫困的世界”，由于找不到工作，得不到必要的培训，免不了“陷进行乞生存的困境”。收容中心提供的资料甚至还指出，地方当局营建的房屋减少，青年人被排除在购房者行列之外，“负债正在使许多青年人贫困，其规模是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少见的。”
至于唐宁街外的“守夜”行动能否改善无家可归青年的困境，前景不容乐观。收容中心的报告警告说，除非政府在住房和社会保险方面进行改革，否则，无家可归的青年还要增加。而且，青年无家可归的直接原因是失业，而失业又与西方社会形影相伴，因此，解决无家可归这一严重的西方社会问题，就如同解决失业问题一样困难。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苏联一对新婚夫妇举行婚礼后来到莫斯科红场上的无名英雄墓边，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献花致敬。这已成为苏联青年的传统。
张允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