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七届政协常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
李先念致信希望认真落实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
积极支持协助党和政府实现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目标
本报北京11月16日讯 记者李德金报道：以深入学习和贯彻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为主要议程的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开幕。
受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之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主持了今天的常委会议。
会上宣读了李先念今天给常委会议写的一封信。李先念在信中希望与会常委共同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他在信里说，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经济问题和人事调整的重要决定，对于稳定和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全会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对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决策，这些决策的贯彻实施，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我衷心希望这次政协常委会议能够认真学习五中全会的精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坚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信心，并且把会议的成果带到各自的工作中去，带到大家所联系的各条战线和各个方面中去，争取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对中共中央重大决策的充分理解和自觉支持。我也衷心希望我们的全体常委和委员、各级地方政协，全国政协的各个专门委员会，都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政议政，积极支持、协助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以保证五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保证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
王任重在会上向与会常委传达了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此次会议还向与会常委印发了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朝鲜情况的报告等九份征求意见书面报告。
会议开始时，与会常委还为自上次常委会议以来相继去世的叶桔泉、徐逸樵、吴觉农常委默哀，表示深切的悼念。
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培源、王光英、邓兆祥、赵朴初、屈武、马文瑞、刘靖基、钱学森、孙晓村、程思远、苏步青、侯镜如、丁光训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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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国家机关有令则行
首批撤销公司千余家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记者陈芸）经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今天审查批准，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撤销1018个公司。
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所属公司撤销、合并的意见》9月份下发以后，各部门积极行动，最近陆续提出了本部门第一批撤销公司的名单。
这次撤销的1018个公司，有国务院50个部门的982个公司，中直机关7个部门的36个公司。其中属于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全国性公司和一级公司50个，占5％；二级公司389个，占38％；三级公司579个，占57％。
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撤销的公司，重点是流通领域里过多过滥的公司，这类公司占被撤销公司的57.1％；其次是主营业务相近和重复设置的公司；三是长期经营不善，管理薄弱，经济和社会效益不好的公司。这批撤销的公司在资产、债权、债务的处理和人员安排等方面大多困难不大。
据介绍，在确定第一批撤销公司的工作中，决心大、行动果断的有10个部门。国家体改委所属3个公司，这次决定全部撤销；光明日报社有28个公司，撤销了24个。石化总公司、邮电部、有色金属总公司、铁道部、化工部、交通部、机电部、轻工部、海洋石油总公司、船舶工业总公司这次撤销的公司也比较多。上述10个部门的撤销公司数占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撤销公司总数的65％。目前，各部门正在继续抓紧工作，准备尽快提出下一批撤并公司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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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投资规模得到遏制
停建缓建项目一万八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记者徐克洪）近年来不断大幅度膨胀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治理、整顿中开始得到有效遏制。
综合各方面提供的数字，全国共清理出5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1万个，总投资在1万亿元以上。初步统计，全国共停缓建项目1.8万个，可压缩今后投资675亿元；其中楼堂馆所项目2507个，可压缩投资260亿元，各地大上楼堂馆所之风基本上被控制住。各地区还停缓建了一批小硅铁、小铁合金、小棉纺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耗能和高耗料项目。
国务院清理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介绍说，1982年到1988年的6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200亿元增加到450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24.7％，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如照这个增长速度，今年前三个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至少要比去年同期增加300亿元以上；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1至9月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97亿元。尽管这个数字与预期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还不甚理想，但这是扭转多年来投资不断膨胀局面成功的第一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据国家统计局预测，我国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将在4100亿元上下，比去年压缩近400亿元，联系到前几年高速膨胀的势头，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压缩幅度。
由于国务院适当集中了新开工项目的审批权限，今年新开工建设项目比去年大幅度减少。前三个季度全国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新开工项目比去年同期减少2／3。在压缩的新开工项目中，各地特别注意限制那些加工工业和重复建设的项目，使今后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工作取得了更大的主动和余地。
此间经济界人士进而提出，在继续治理整顿的今后几年中，进一步压缩一般性加工工业和楼堂馆所建设的任务仍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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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西南非洲人组在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
江泽民杨尚昆电贺努乔马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今天联名致电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祝贺他所领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纳米比亚制宪议会中赢得了多数席位。贺电全文如下：温得和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阁下：
欣悉阁下所领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纳米比亚制宪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您、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反对南非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领导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是纳米比亚人民长期英勇斗争取得的成果，也是整个非洲的重大胜利。我们相信，阁下领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定能团结纳米比亚一切爱国力量依靠全体纳米比亚人民，如期实现民族独立。
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深信，当独立的阳光普照纳米比亚这块饱经沧桑的大地时，中、纳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将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全面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杨尚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大选中获胜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发言人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举世瞩目的纳米比亚制宪议会选举结果已经揭晓，萨姆·努乔马主席领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多数选票在大选中获胜。这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坚持长期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也是整个非洲的重大胜利。
发言人说：“我们对此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对联合国为贯彻安理会435号决议，保证纳米比亚制宪议会选举顺利进行所作的积极贡献表示赞赏。”
她说，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并将为纳米比亚如期实现独立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独立后的纳米比亚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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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门支持国家重点建设
建行新增拨款贷款130亿
本报北京11月16日讯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积极组织财政和信贷资金，准备年内再安排130亿元拨款和贷款，支持国家计划内基建项目和重点基本建设项目。
今年以来，建设银行认真执行紧缩财政、紧缩金融的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和投资规模，同时努力组织存款，灵活调放资金，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把新增加的贷款优先用于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最近，建设银行总行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于年底前再投放130亿元，把重点建设保上去，使之尽快发挥投资效益，增强国家经济的后劲。
（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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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总理同巴总统友好会见
伊沙克·汗总统欢宴中国贵宾
本报伊斯兰堡11月15日电 记者史宗星、任毓骏报道：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今晚在这里的总统官邸分别同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和总统夫人举行了友好会见。李鹏总理对有机会见到中国的老朋友伊沙克·汗总统表示非常高兴。
伊沙克·汗总统对李鹏总理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你的这次访问将是巴中友谊的又一座里程碑。听说你和贝·布托总理在会谈中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我感到非常高兴。
李鹏总理说，我和贝·布托总理的两次会谈很成功。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厚谊使我们深受感动。我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中巴友谊都将与世长存。李鹏总理还向伊沙克·汗总统通报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和内外政策。伊沙克·汗总统说，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退出政治生涯，说明他实现了自己提出来的原则。我相信他明智的见解和建议将继续造福于中国人民。
李总理转达了杨尚昆主席对伊沙克·汗总统的问候，并代表杨尚昆主席邀请伊沙克·汗总统在明年方便的时候访华，伊沙克·汗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会见后，伊沙克·汗总统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李鹏总理和夫人一行。宾主分别致了祝酒辞。
贝·布托总理和丈夫阿里·扎尔达里出席宴会作陪。
随同访问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对外经贸部长郑拓彬、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其宗应邀出席了宴会。
（附图片）
↓ 11月15日，李鹏总理在伊斯兰堡新总统府拜会巴基斯坦总统古拉姆·伊沙克·汗。
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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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依林代总理会见孟加拉国客人
本报北京十一月十六日讯 记者孙毅报道：国务院代总理姚依林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孟加拉国能源部部长齐亚丁·艾哈默德率领的孟加拉国政府代表团。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高度评价了中孟两国的传统友谊。
姚依林说，李鹏总理即将访问孟加拉国，他的访问表明了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他说，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在历史上有着同样的遭遇，这就使我们容易相互理解，自然也要相互支持。
艾哈默德说，我们重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中国有一个稳定、和平的局势而高兴。
能源部部长黄毅诚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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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国关切萨尔瓦多的事态
本报北京11月16日讯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中国对萨尔瓦多最近的事态发展表示关切，希望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和平谈判寻求萨尔瓦多国内问题的政治解决，以使萨尔瓦多人民得以在和平中生活，并使中美洲和平进程继续得到发展。
这位发言人是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这番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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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发现“南方古猿”头骨化石
证明中国是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
本报武汉11月15日电 记者龚达发报道：人类的摇篮在哪里？今天在这里展示的新近发现于湖北郧县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向世界宣告：中国是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
这具刚刚经过专家初步修理的头骨化石，看上去比“北京猿人”头骨低矮得多，从显露的上颌齿弓及硬腭清楚地看到，齿弓近于抛物线形，前部齿弓明显呈弧形；两侧颊齿略有向后向外展开的趋势。门齿比较陡直，犬齿不大，臼齿的齿冠低。腭较深，颧突位置较靠前。专家认为，这些均是“南方古猿”的典型特征。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十多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具头骨属于“南方古猿”类，距今已有一二百万年。据信，这一发现，在我国、在亚洲都是首次。贾兰坡称，这一发现可与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的意义相比。
南方古猿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在非洲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南方古猿化石。学术界一般认为，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因此世界学术界以为非洲才是人类的发祥地。郧县南方古猿的发现，证明中国也是世界人类的发祥地。
据介绍，这一重大发现是湖北郧县博物馆王正华、屈胜明今年5月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该县曲远河口弥陀寺村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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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北京大学校长 吴树青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当前党和国家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统一认识的若干重要问题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的问题。坚持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同作为强国之路的改革开放的统一，关键和核心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即必须实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坚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而不能实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后一种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当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因此，研究一下改革开放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怎样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立场及其不同后果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活力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绝大多数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有法可依，民主空气空前活跃，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大为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有了不小的进步。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是为国内外公众舆论所公认的。改革开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改革开放所以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是因为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坚持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如果背离了这一方向，按照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搞自由化的“精英”们设想的模式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不可能取得上述成就，相反地我国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阵地，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中国不仅振兴无望，而且将陷入严重内乱和历史倒退的灾难之中。我国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国这场政治风波的出现，固然有其深刻的国际的背景和国内的根源，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年之久，当广大群众已经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以后，会有这么多群众被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煽动起来卷入动乱乃至暴乱之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中日趋严重的某些腐败现象，对社会分配不公、对严重的通货膨胀等现象的正当不满，而极少数动乱、暴乱的制造者们则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
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些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和极端反感的现象得以滋长起来，并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它们是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结果，还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产物？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走“全盘西化”之路？显然，正确的回答只能是一个，即这些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恰恰是因为违背了改革开放必须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统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也只能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拿腐败现象的滋长为例，这绝不是自由化的鼓吹者所宣扬的共产党已经腐败，也不是他们宣扬的腐败是由于实行了公有制和坚持党的领导的结果。事实上，共产党内有腐败现象，但是凡是公正的人都会承认，共产党的总体是好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从理论上说，公有制和共产党的性质同腐败行为是截然对立的，而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才与腐败行为有内在联系。因为公有制意味着生产资料属于社会公共所有，就其本质来说只能用来为全体人民谋福利，而不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公有制和共产党只要不改变其本质，就不能成为滋生腐败行为的温床。从实践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我国早就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在很长时期内却并没有出现腐败行为滋长和泛滥的现象。而在实行私有制和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腐败现象不仅没有绝迹，相反地带有普遍性，只是一个时期内我国新闻媒介不予揭露而已。只要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作一点粗浅的分析，如果不存偏见的话，绝不能得出腐败现象同公有制和党的领导存在什么内在的联系的结论。毋宁说这些现象恰恰是私有制的产物，并同剥削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是可以相容的。
那么为什么近几年来我国党和政府中的某些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呢，应当说，这同赵紫阳同志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往，本应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警惕“糖衣炮弹”。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艰苦朴素的传统几十年也不能丢弃。但近一个时期来，高消费甚嚣尘上，视铺张浪费为大方为光荣，看艰苦奋斗为小气为羞耻，这种是非颠倒正好为腐败现象的滋长提供了土壤。而“一切向钱看”、“斤斤计较”、“两两计较”、“能挣会花”、“为个人主义正名”之类的舆论，又为腐败现象提供了理论根据。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而恰恰是背弃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
至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是近几年来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之一。以收入过分悬殊为特征的社会分配不公，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挫伤了广大职工、干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辛勤劳动，无私奉献，但收入不高，而那些对国家对社会没有作出多大贡献的社会成员却利用我们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和漏洞大发横财。特别是那些借助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盗窃、走私贩私等不法行为牟取暴利的现象，更是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安定。十年改革全体劳动者的物质福利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群众的衣食住行与十年前相比已经大为改善，但在“端起饭碗吃肉”的同时，却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同社会分配不公有关。
各种不合理的、过分悬殊的收入差别所以会产生和发展，同样也是同改革开放过程中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实行了种种不合理的“倾斜”政策分不开的。例如，在关于处理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上，捆住国营大中企业的手脚而对非公有制经济百般照顾，然后又借口在经济效益上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个体不如私营，要从根本上改造公有制，宣扬私有化。又如在分配领域里出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把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者定性为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否认私营企业存在剥削，这自然无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再如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宣扬社会主义由于牺牲了效率反而没有公平而只有普遍的贫困，而资本主义先要效率却最后有助于实现公平的“理论”。而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批评了关于“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的拉萨尔式的社会主义，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是为实现某种永恒的“正义”，而正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所谓解放生产力恰恰意味着要重视经济活动的效率。上述种种所谓的
“理论”成了某些不恰当的“倾斜”政策的根据，使经济工作中一些失误不仅不能及时得到纠正，相反却因为有了“理论根据”而更加难以触动。
至于通货膨胀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同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不开的。一个时期内大肆宣扬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而很少注意到生产的决定作用，从而高消费呼声甚嚣尘上。当人们批评这种提法不符国情时，又有人拿出中国还有多少万人衣食不足来论证根本不存在高消费和超前消费。这不能不使消费基金急剧膨胀，加剧了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当通货膨胀现象已经抬头应当予以治理时，“赤字无害论”、“通胀有益论”，收支平衡是“小生产观念”之类的舆论又广为流传。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按比例分配理论则被抛到一边，或者迷恋于只要放开价格，市场机制就会自行协调供求比例的市场经济理论，否定对价格分类管理的必要性和稳定物价的方针。
凡此种种都证明，恰恰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存在着一种否定社会主义方向，主张无条件的效法西方，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倾向，才使各种导致群众不满的现象蔓延开来，并且迟迟得不到应有的纠正。而这种倾向的存在，又同赵紫阳同志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因而可以不提或少提坚持社会主义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事实表明，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由于赵紫阳同志在主持工作时指导思想的错误偏离了中央的正确立场，适应了搞自由化的人的需要，使改革开放没有始终一贯地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统一，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造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与激化。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划清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的主张，牢固地把握住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改革开放的实质和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是在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下妄图使中国“全盘西化”的。他们在配合西方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时，一个重要的手法就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相统一的同志贬为“保守派”，反对“改革”，而把主张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赵紫阳同志奉为“改革派”的代表。他们的这种舆论对一些热心改革开放而又缺乏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青年人曾经起过一定的迷惑作用。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必须正确地弄清改革开放的实质和目的。
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建国以来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总结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后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所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方针，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有着什么先天的无法克服的弊端，必须予以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是一种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它需要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宜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不是与世隔绝的制度，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需要也应当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关系，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必须强调对外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实质和目的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绝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本来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义。真正的而不是打引号的改革派，绝不能不讲社会主义方向。同样热心于改革开放而不是把它当作招牌，挂羊头卖狗肉，也绝不能不问改革的政治方向。
正确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实质和目的，就应该承认并且强调，经济改革绝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政治改革绝不能走“政治多元化”或“多党制”的道路。如果走上了这样的道路，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而成了向资本主义倒退了。
“私有化”或其变相的说法“民营化”，在一个时期内曾经喧嚣一时，俨然成为改革的方向。敢不敢向公有制开刀，似乎成了“改革”同“保守”的分界线。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改革意味着“私有化”，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颠覆了，又何谈社会主义方向，又怎么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
搞自由化的“精英”宣扬要搞“私有化”，要在中国造成一个“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有什么根据呢？据说，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华。他们拿出来的证据无非是两条，一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因为实行了私有制，而公有制的国家发展得都不如实行私有制的国家和地区；二是私有制才能有效率，公有制则无人关心经济的发展，这两条所谓的“论据”，曾经俘虏了一些年轻人，但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以世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公有制是否注定不及私有制发展得快呢？这个论点如果能够成立，只是借助于个别事例是无法作证的。社会生活现象是极端复杂的，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如果用信手拈来的个别事例作为根据那就什么荒谬的论点都可以成立了，这一点列宁早就有过精辟的说明。他指出，在社会生活中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科学地分析问题，如果要用事实来证明某种理论时，不应当只引用一些例子或个别的材料，而应当从大量的普遍的现象中去进行概括，或者说是要从大范围长过程来分析问题。而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分析问题，要证明只有私有化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必须提供这样的材料，即凡是走上私有化道路的国家，全部或至少大部都比公有制经济发展得快。但是这样的材料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绝大部分走的是私有化道路，而只有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走的是公有制的道路，而尽管这些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曾经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犯，面对西方世界的封锁禁运，但从总体上看其经济发展的成就却远远高于多数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我国40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同我国过去历史相比较为显著，而且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也不逊色。这至少可以说明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没有根据的。
在目前的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确实是实行了私有制度的。但这同样要进行分析，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历了几百年或至少10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是类似被称作“四小龙”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和地区。
关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有着比较长的历史，并且他们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掠夺和剥削全世界来实现的。不仅在殖民主义横行时期，他们依靠分割世界从殖民地半殖民和附属国掠夺了大量财富，靠把落后国家作为自己的资本输出场所、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来发财致富，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依靠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依靠不等价交换，依靠债务关系，依靠跨国公司和垄断组织继续在剥削着世界不发达国家。二次大战以后，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正因为这样，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才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并正在为此进行不懈的斗争。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时，通常都是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只有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在经济和技术的水平上远远低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起跑线上起步，即使借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也不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赶上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发达国家。这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认为战后日本同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差不多，但几十年后差距大大拉开了。这里且不说日本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我们在这两次战争中都支出了大量人力物力，以及我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而日本却得大笔西方贷款；即使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这种只用当时的生产水平而不考虑历史发展的基础的对比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什么我国要同日本打持久战？还不是因为敌强我弱？日本经过战争，生产力受到破坏，但资金、技术、人才还在，基础要比我们好得多。我国同日本不能相比。如果要想科学地进行比较，应该看我们的综合国力在公有制下和旧中国相比，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如果这样来观察问题，公有制比私有制的优越性是十分清楚的。同样是一个中国，为什么旧中国在世界上毫无地位、任人宰割而今天却成为大三角的一员，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吗？
对于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同样要作具体分析。他们的发展常常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但仅仅根据这些事例要作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认为私有化优于公有制，则是不科学的。
还应该看到，所有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他们所无法克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并且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30年代的大危机迄今资本主义世界提起来还谈虎色变，这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果吗？鼓吹私有化的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津津乐道，却很少去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更大失误，更加深刻的矛盾，这绝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态度。从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世纪，它的失误和问题要比社会主义大得多。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动起来的，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更何况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制度在世界上诞生还不是很久，他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他的远大前程绝不是政治上的短视者所能理解的。
最后应当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发展阶段。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如果走上私有制的道路，只能是走上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又不具有像欧美和日本当年实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条件。如果走私有化的道路，不仅是一条使广大人民陷入沉重灾难之路，而且在当代世界如此激烈的竞争之下，要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其结果只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使中国各族人民重新沦为国际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会同意的。
至于私有化的理论依据，更是无法成立的。所谓私有制会比公有制更有效率，其基本依据无非是说只有生产资料成为私人财产时，才会有人去关心它的正确运用与增值。而公有制则使生产资料成为无主的财产，人们都想从中捞取好处而谁也不关心它的使用和增值。如果这个论点能够成立的话，应当说个体小私有制是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只有在个体小私有制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才真正归个人所有。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绝大部分劳动者已经丧失了生产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个体小私有制恰恰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摧毁，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生产越是社会化，生产资料越不能成为个体所有和私人所有，这是经济史的事实。即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它的实现形式也越来越摆脱古典的单个资本家所有的形式，发展起了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垄断组织的家族色彩也越来越淡化。那种认为只有私有制才有经济动力和活力的说法，实际上早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驳斥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消灭了私有财产社会将会因懒惰而灭亡的陈词烂调时指出，如果这样，资产阶级社会早该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早已被剥夺了私有财产，成为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事实上，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并不只有一个财产约束，而且还有其他的经济约束。在私有制下，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是靠棍棒纪律或饥饿纪律来促使其劳动的，而不是因为他们有私人财产（生产资料）。今天的资本主义企业里，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领导人，常常也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才去关心生产资料的正确运用和增殖，而是有其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对于对这些企业中工作的雇佣工人来说，更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财产才去劳动的。
当然，现存的公有制的弊端，如大锅饭、铁饭碗、一些劳动者缺乏主人翁感；企业负盈不负亏、经济效率不高等，这些确实需要通过改革求得完善。这就是说，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应当从总结实践经验中去探索能够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向后看，回到已经为中国历史发展所摒弃的私有化去。
关于“多党制”、“政治多元化”问题，这是搞自由化的人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在他们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效法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这才是民主政治。他们的主要理由无非是两条，一条是随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上出现了利益多元化的倾向，不同阶级、阶层、集团、部门、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相应地要求在政治上有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党。说这是多党制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有经济基础。另一条是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有权力之间的制约关系，而共产党一党执政没有权力制衡，不受监督，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独裁、腐败，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应当说明，所谓“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不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允许共产党以外其他政党和政治派别的存在，因为在这些主张的提出者看来，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并不意味着实行多党制。多党制的真实含义，是指不同政党都能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因此，第一条理由实际上并没有充分证明上述含义的多党制的必要性，因为利益的多元化只能说明应当有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力量、党派或团体，但并不注定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政党团体非轮流执政不可。利益多元化是否要求多党轮流执政，这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区别问题，有必要认真加以剖析。
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私有制决定了私人利益是居于首要地位的。各种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凌驾于各种利益之上的社会共同利益。在那里，如果有人宣扬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其实质也无非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社会的利益。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多元化所形成的不同政治派别和政党，可以通过实行多党制来调节利益矛盾。当然所谓的多党制，就其本质说也还是资产阶级的一党制。因为真正能够支配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资产阶级，各种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只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集团的利益而已。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着多元的利益关系，但是公有制所产生的全局利益、社会利益是各种局部利益得以正确实现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在维护作为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去协调各种利益的矛盾，使之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所以，我们必须提倡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和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就要求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党不能仅仅代表一种利益关系，而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这也就决定了它同多党轮流执政是不相容的。因为如果各个政党都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就不存在不同政党的问题。而如果各个政党只是代表某种局部利益，由它来执政势必使局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无助于社会主义下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不能克服而只能扩大多元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因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真正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政党，只能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这是由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了的。
至于从权力的制约关系来看，任何权力如果不受监督和制约，确实有走向独裁和腐化的可能。但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并不只有多党制、三权分立一种形式。解决权力制约关系的核心，是防止少数人独裁，防止利用权力为少数人牟取私利。后一点并不是多党制所能有效解决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对党的监督，如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群众监督、党内健全的民主生活制度等。如何完善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探索的问题，但这不等于要否定党的领导地位。
总之，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只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去向前探索，而不是按照已经过时了的资本主义模式办事，搞“全盘西化”，退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三、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去年十三届三中全会根据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提出来的正确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这一方针已经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在人代会讨论李鹏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只有两票反对、四票弃权，表明绝对多数的代表都支持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但是，这个方针提出以来，国内外一直有人在制造舆论，散布流言，把治理整顿同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宣扬治理整顿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攻倒算”，是“旧体制的复归”，是“保守派”的“得势”，“改革派”的“受挫”。有些人则断言治理整顿必然导致经济“停滞”、“滑坡”，宣扬“旧体制复辟”比通货膨胀更可怕。表面上看，似乎这些舆论都是支持深化改革，但实际上，这些舆论的制造者不仅歪曲了事实，而且他们除了空喊要深化改革以外，也没有提出在社会主义方向下使改革得以深化的具体方案，而如果有这种方案的话，无非是要搞私有化、多党制，这同我们党和政府提出的改革方针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大肆攻击治理整顿方针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关心中国在社会主义方向下推进改革，而是打着“改革”的招牌以吸引一些涉世未深，有改革热情而不了解改革规律的青年，把他们向斜路上拉。
什么是治理整顿，为什么要进行治理整顿，它同深化改革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必须搞清楚的。
治理是指治理经济环境，它的具体内容是压缩社会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缓解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整顿是指整顿经济秩序，它的具体内容是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各种混乱现象，重点是清理整顿流通中过多过滥过乱的公司，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有的秩序。从治理整顿的内涵来看，这绝不是倒退，绝不是不要改革，更不是使旧体制复归。恰恰相反，它正是为深化改革并使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治理整顿也不是完全使改革停顿下来，等治理整顿好了以后再去深化改革，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有些治理整顿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内容。
为什么目前要强调治理整顿呢？这是由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了的。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产生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如通货膨胀、分配不公、以权谋私等，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同自由化的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同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有关，例如，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和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需求膨胀既表现为投资膨胀，又表现为消费膨胀。前者是建设规模超过国力，没有贯彻量力而行、留有余地的原则。投资膨胀在今天的条件下本身又加剧着消费膨胀，因为基建投资的40％转化为消费。后者则是消费收入的增长多年来持续地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已经远远超出了多年积累下来的生活问题上“还帐”的性质，出现了“超前消费”与“高消费”的现象，消费的水平和构成同样超过了国力。例如家电普及率已相当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彩色胶卷几乎取代黑白照相，啤酒和各种酒类消费水平已几乎将年新增粮食喝光。这种情况显然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而且也是难以为继的。显然，如果不对经济环境进行治理，总需求继续膨胀，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经济不仅不能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且非出大问题不可。经济一旦出大问题，就绝非经济问题，而必然发展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不仅谈不到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且改革成果也必将毁于一旦。
有人认为，解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不应当是靠紧缩治理环境，而是应当增加供给，控制需求是治标，增加供给才是治本。治理将造成滞胀、滑坡，因而不可取，担心和需要警惕经济滑坡，这是正确的。但由此认为不要治理经济环境，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抽象地说，生产决定消费，因而解决供求矛盾应当靠发展生产。但这是过于一般的原理。任何一个经济工作的方针，不能仅从最一般的原理出发，而必须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予以确定。一切依时间、条件为转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辩证法的灵魂。我们需要大力增加有效供给，但现实的经济困难要完全靠增加供给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增加供给，提高生产力，需要有一系列物质条件，如资源、资金、能源、原材料、设备、熟练劳动力等等，因而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而目前出现的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供需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恰恰在于需求过旺，超过国力。因此，缓解矛盾，克服困难，走出困境的主要方法是治理经济环境，把过高的需求压下来，过几年紧日子。
治理环境会不会导致经济滑坡？这需要看有没有正确的方针。如果不加分析一切都砍，自然有可能出问题。党的方针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的不仅不压，还要强化。要在治理过程中调整结构，增加短线产品、社会紧缺商品，支持效益高的企业和高技术部门，对能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起后劲的部门，如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教育与科学，要发展。这些属于保的范围。压的是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把不需要发展或效益差的加以压缩，使有限的资金和资源能用到增加有效供给的部门和企业，这就不会出现经济滑坡。
至于整顿经济秩序，更是十分必要的。如上所述，腐败现象、流通环节混乱、分配不公等，只有严格整顿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才能使广大劳动群众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真正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而不致落入少数不法分子的腰包。
总之，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治理整顿的方针，才能为改革的深化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才能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必要的经济秩序、规则和组织，才能使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不仅如此，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还直接联结在一起，因为不仅治理整顿需要改革的配合，而且许多治理整顿的措施也是改革的内容。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单是放权让利的问题，同时有一个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需要的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问题。我们改革所要求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而是能把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不仅要讲商品经济的共性，而且要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或个性。虽然二者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要经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如在当前治理整顿期间，需要更多的强调计划的指导作用，强调适当的集中，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以保证重点建设和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劲，使国民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即使将来需要更多利用市场调节时，也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取消计划的指导，不要国家的集中，变成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陈云同志有个形象的说法，是“笼子”和“鸟”的关系，既要让鸟能飞起来，又不能飞出笼去，导致宏观失控。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是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但社会生产的有组织，恰恰是资本主义所无法完全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要使个别企业的组织性同社会生产的计划性统一起来，既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又要在总体上自觉地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使宏观经济也有生机和活力。这才能显示其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治理整顿过程中有关完善和加强对经济宏观调控，建立和健全市场秩序、规则、组织的措施，正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要求，这不仅不是倒退，恰恰是推进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因此，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任何把治理整顿同改革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和行为都是不正确的，对治理整顿不积极就是对改革不积极。十三届五中全会对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在理论上作了深刻的阐述，在工作上作了具体的部署，这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