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一年前，一张彩电票可以卖几百元、上千元；一年后，彩电竟大量积压。市场疲软，彩电首当其冲。不少消费者在议论——
彩电问题（上）
本报记者 皮树义
彩电又成了问题
这一次，不是消费者为买不着彩电而苦恼，而是厂家为卖不出彩电而发愁。一年前，彩电还是中国市场上最紧俏的商品，有人甚至为得到一张彩电票而花费几百元、上千元。一年后，彩电成了市场疲软中首当其冲的商品，尽管一台台彩电在商店柜台上“声情并茂”，尽管有的商店让利销售，买一台彩电，或送石英钟，或送毛毯……可是问津者并不多。
据统计，到9月底，工业库存彩电140多万台，商业库存60多万台，共计200多万台。仅以一台2000元计算，就积压资金40多亿元。一些彩电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陷于困境。
风云突变，彩电又一次引起人们的议论；由热变冷，彩电又一次引起人们的思索。
彩电市场怎么了？
到1988年底，全国彩电普及率：城镇每百户44台，农村每百户2.8台。有关部门预测，今年彩电需求量（按1988年价格）为1400万台，国家计划安排生产860万台，供需缺口540万台。然而，现实却是彩电大量积压。
彩电市场疲软与当前整个市场疲软有共同的原因：治理整顿，控制需求，见了效应。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城镇3万余户居民家庭货币收入调查，上半年家庭生活费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下降2.6％；银行开办保值储蓄，前8个月就吸收了900多亿元的居民储蓄；加之去年的盲目抢购，一部分购买力提前实现，这些因素导致了今年社会购买力的下降。市场平稳使消费者心理趋稳，冷静选购，甚至持币待购，也是一个因素。
彩电市场疲软也有其特殊性。从今年2月起，国家对彩电实行专营，同时征收特别消费税和国产化基金，这对整顿彩电流通秩序，制止转手倒卖，抑制过旺需求，稳定彩电市场，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
专营前，工农商学兵，大家卖彩电，全民、集体、个体，谁都可以经营；专营后，改变了混乱状况，由国营商店独家经营，但是销售网点大量减少。上海原有2000多个彩电销售点，专营后，只剩下1／10。不少地区一个县只有一两个专营点。经销彩电的商店要先垫付消费税，因而要多负担贷款利息，商业销售回扣率也不高，弄不好经营彩电就要赔钱，商店经营积极性不高。专营点少，又不愿意经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彩电销售。
征收消费税和国产化基金后，彩电价格大幅度提高。18英寸彩电提高900元，（600元消费税、300元国产化基金），二千七八百元一台，与去年黑市价相差无几，14英寸彩电提高500元（400元消费税、100元国产化基金），1800多元一台，超过了去年黑市价。在去年的抢购风潮中，消费者处于盲目状态，对黑市价格可能并不觉得太高，可是一旦市场平稳，消费者冷静下来，这样高的价格就难以接受了。原来未买彩电的消费者大多收入水平不高，面对价格相当于一个职工一两年收入的彩电，只好“望洋兴叹”。据沈阳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对300户城市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到今年9月底，没有彩电的家庭占35％。在这些家庭中，主观上愿意购买彩电的占96％，其中有57％的家庭（多为中年人）由于家庭人口较多，人均收入较低，虽然积蓄了多年，但仍然不够。其余39％的家庭持币待购，等待降价。
征收彩电消费税，是我国第一次对消费者征税。这么一项重大的变革，出台时鸦雀无声，没有进行必要的宣传解释。当彩电价格包括消费税的牌子出现在柜台上时，惹来的是消费者的一片抱怨：什么消费税，还不是变相涨价！有的消费者说，有钱有势的早买了平价彩电，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攒了钱，要买彩电了，却要征税。宜昌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调查表明，相当多的消费者对征收彩电消费税和国产化发展基金有异议。
专营与消费税双管齐下，抑制了彩电市场的活跃。怪不得有人说，征税就别专营，专营就别征税，两者抓住一头就够了。
学会调节市场，特别是运用好价格杠杆，选准支点，把握力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价值规律铁面无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要学会运用价值规律。
国家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增加专营点，够条件的集体商店也可以销售；对商业垫付消费税的贷款给予贴息；给商业一部分贷款作收购彩电用，以发挥商业的蓄水池作用。彩电工厂也在纷纷向商业让利，采取多种手段促销。据了解，9月份彩电销售量已有所增加。
令人忧虑的是，今年1至8月进口国外彩电34.4万台，用汇近1亿美元。彩电的大量进口对已经疲软的彩电市场又是一个冲击。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快语新言
“工作就要好好干”
凌霄子
“工作就要好好干”是意大利专家切巴罗的行为准则。切巴罗是一个外国人，受聘参加我国重点工程华能南通电厂的建设，但他把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带到了中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友谊。
读完这篇通讯，不知怎的，我忽然联想起一位厂长对一些日本技术人员的评价：“他们总是小跑着工作”。
对外开放以来，发达国家的物质文明，通过各种媒介展现在我们面前。眼花缭乱之余，有些人痛感差距太大，怨天尤人者有之，牢骚太盛者有之，恨铁不成钢者有之，自暴自弃者有之。总之，什么都想到了，怪到了，唯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发达国家的物质文明，是和那些国家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社会主义中国，要摆脱贫穷进入小康并进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除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外，“好好干”也是不可少的前提。若要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则“好好干”还嫌不够，必须加倍干才行。因为在我们追赶别人的时候，人家不会停步不前，而且还在一路“小跑”着呢。
遗憾的是，由于多年来引导不力，加上“铁饭碗”的弊端，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强刺激，没有激发起“加油干”的工作冲动，却激发起了“加油买”的消费冲动。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人，上班是否从头到尾干满了8个小时？创造的社会财富究竟有多少？如果消费冲动远比工作冲动来得强烈，消费热情远比工作热情高涨，这实在是危险之至。
古话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认为切巴罗的报道所以给人启发，关键就在于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过去我们看发达国家，往往仅盯住一个参照系：人家太富，我们太穷。通过切巴罗，我们寻找到了另一个参照系，就是人家富了仍然在好好干，我们不富，有些人却不愿意好好干。
导致职工劳动热情不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急于分享物质文明成果，不愿为之付出艰苦努力的惰性心态，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这潜力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干，我们就有希望。不干，就像王铁人说过的，“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博爱竹叶和北京熊猫
本报记者 李德民
月山是河南省博爱县的一个小火车站，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六，有十几包竹叶从这里送上过境的190次快车发往北京。竹叶到京后，被接站的汽车及时送到北京动物园，博爱竹叶是北京熊猫的美餐。
记者问博爱县的同志：“为什么北京熊猫偏爱博爱竹叶呢？”他们说，南方太远，北方太少，地处黄河以北、太行山之南的博爱县，是由南往北栽培竹林的“极限”地带，再往北去，竹林就很少有经济价值而只有观赏价值了，博爱的1.7万亩竹林是目前华北的一块绿洲，竹种有斑竹、筠竹、甜竹、变竹、罗汉竹等，熊猫最爱吃的是斑竹和筠竹叶子。据说这竹叶“油性大”，熊猫吃后毛色鲜亮。县里指定下水磨村专门负责采集斑竹和筠竹竹叶，供应北京。
记者问：“这也算博爱的一笔经济收入吧？”博爱县的领导同志说，要算收入，博爱县年产原竹一千多万公斤，竹制品两千多万件，产值两千多万元。至于供应北京熊猫吃的竹叶，不过两毛来钱一斤，采竹叶、运竹叶麻烦还不少，做这件事确实不是为了赚钱，为的是保护国宝。当然人家北京动物园也很够朋友，不信你去试试，只要声明自己是博爱人士，熊猫馆免费参观。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民情实录
收花站上的叫好声
顾长清
金秋十月，盛产棉花的江苏省射阳县到处是堆积如山的棉花。我们访问了全县数十个收花站，听到的是一片叫好声。
来到兴桥收花站，正遇上兴桥供销站经理龚锡刚。他虽从凌晨两点一直忙碌到下午五点，却一点也看不出倦色。他以跃中村为例，一口气向我们说出了一串新鲜事：
全村三百八十五个植棉户，一天就售皮棉三点八万公斤，百分之九十七是一级棉，一下子领走现金二十五万多元。四组棉农祁从火一次出售了一千九百八十元的棉花。为保证有个好的收花秩序，村委会副主任祁从宏来到收花站，帮助工作了整整一天。说到这里，老龚又从房里拿出一张供销站写来的表扬信，上面写道：
跃中村民委员会：你村三组棉农祁玉洪到我站出售棉花，他应得一百零三元二角，我站负责发款的同志错给为一千零三元二角。在发款人还没有发觉错了的时候，他就把多给的九百元送来了，请你们对他这种高尚的思想品德给予表扬……
黄兴收花站在为棉农服务方面做得很突出。在收花站，他们为棉农开辟了休息室，供应熟食品、茶水，还准备了自行车打气筒、报刊、常用药品等。另外，他们还增设了老弱病残、军烈属、教师专售窗口。当了三十多年棉检员的张锦元，品测棉花等级的能力很强，但他决不凭老经验办事，严格执行上级规定的试轧率达百分之五十，留样率达百分之五十的要求。哪个棉农对眼测不放心，张锦元就不厌其烦地用机轧给他看。在黄兴收花场上，提到张锦元，棉农们都翘大拇指。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他从热那亚来
——记意大利专家切巴罗
王忠南
5月下旬，中华大地经历了一场空前的风波。一些“老外”撤离中国后迟迟不返。然而，切巴罗却于7月下旬第二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他深情地对中方人员说：“本来，我可以不来了，老板派我去埃及。但我觉得还是中国好。我和你们有了感情，我在这里的事业还未完成，我怎么能不来呢！”
切巴罗46岁，意大利籍。
1988年7月1日，他辞别旖旎的热那亚风光，第一次来到地处扬子江畔的华能南通电厂工地，应聘担任国家重点工程华能南通电厂建设的“调试经理”。在300多个日日夜夜里，切巴罗与中方人员密切配合，友好合作，终于使这座投资达13亿元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的1号机组于9月8日移交试生产。南通市政府和华能南通分公司分别授予他“优秀专家”的荣誉称号。随后，国家外国专家局又邀请他以外国专家代表的身份偕夫人赴京参加国务院举行的建国40周年招待会。
记得初到工地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堆棘手的问题：外方供应的设备材料一拖再拖，外方设计的图纸资料一改再改，致使安装调试屡屡受挫……工程面临着令人担忧的困境，工程指挥部上下心急火燎。切巴罗的心情也十分沉重。这位搞过10家电厂工程调试的“老外”对中方人员说：“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让我们一起干吧”。
去年的一天上午，中方人员在凝汽器碱洗时，发现国外提供的排污泵扬程小，废水排不出去。当即约请切巴罗赴现场“会诊”。他动作娴熟地作了倒泵试验，“诊断”出排污泵达不到设计要求。切巴罗心想：如不尽快解决，将影响炉前系统的按时清洗。他放弃午间休息，翻图纸，查资料，终于和中方一起研究出了解决办法。翌日，排污泵马达唱起了欢歌，排污成功了。
熟知内情的人都说，“调试经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设备调试的好坏，直接影响机组发电。切巴罗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两台35万千瓦机组，早一天发电，可创利润20万元，迟一天上马，需付利息40万元！为此，他将自己友好合作的心，融进了千头万绪的工作中。
1988年底，正当1号炉即将点火的紧张时刻，切巴罗感冒发高烧，头晕目眩，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硬是拖着软绵绵的双腿来到主控室，坚持安排热控调试方案。
“你病了，还是吃点药休息休息吧！”不少人关心地劝他。
“没关系，锅炉燃烧器还没调好，自动点火老点不着，我不能休息！”切巴罗摇了摇头回答。
那天，他一直忙到天空布满了星星才离开现场。
由于工作紧张，切巴罗几乎天天加班，许多时候忘了吃饭，宾馆的服务员只好将饭送到现场。他边吃边干，一干就到深夜，甚至通宵，连星期天、节假日也不休息。
1988年12月25日，是西方人的传统节日——圣诞节。他本来准备回国度假的，谁知，临走前，1号机组调试中接连发生了问题。他放弃了回国与亲友团聚的机会，不但自己留了下来，还劝说他的同事们也留了下来。在专家们的帮助和指导下，障碍很快排除了，1号机组进行了首次试发电！
切巴罗是地地道道的“老外”，但是在华能南通电厂工程的建设中，他却是在以
“主人”的态度去工作。只要看见地上有一颗螺丝，一只零件，他总要拣起来，放回工具箱中。他作事周到仔细，连什么时间聘请什么专业的专家来华比较适宜，都替中方考虑到了，从而为工程节省外国专家聘用费30多万美元。
合同上明文规定，外国专家加班加点工作，日薪加倍。拿，合情合理，可他从不伸手要。他说：“友谊是永存的，金钱不是永存的！”
有人不理解，问他：“你这样干，图啥？”
“工作嘛，就得好好干！这是我们的信条！”切巴罗答道。
“工作就得好好干！”正是这种信念，鼓舞着切巴罗，使他在异国的大地上，在艰苦的工程建设中，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编织着中意友好合作的花环。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二汽在中部崛起
跨越20年，二汽以十堰为基地，积极向外扩展，组建企业集团，从生产越野车、载重卡车到研制轿车。二汽的雄心壮志是：跻身世界市场。
本报记者 林钢
走出神农架，走向世界
用现代的观点看，把一个汽车厂建设在大山沟里是荒谬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知名度都很高，却很少有人说得准确它在哪里。国内有许多人到武汉去找二汽，外国人以为它就在北京。
中外参观者来到鄂西北的十堰市，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感叹：共产党人居然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这片荒山野岭，建成了这样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汽车城！
十堰市24万人口，2／3是汽车工人及其家属。一条山沟里容纳一座或几座工厂，30家专业厂分布在东西绵延30公里、南北宽8公里的山间盆地。经过不断更新的2万多台设备中，许多具有国际水平；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已广泛应用。
今年9月，8万二汽职工刚刚欢庆过建厂20周年。以人为譬，二汽恰当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们生产东风牌汽车，投产十年，累计为祖国贡献80万辆汽车，创税利37.5亿元，固定资产在投资基础上，增加一倍，原来的一个二汽变成了两个二汽。
我一到这里就发现，二汽早已在向山外移动！
1985年，当二汽形成了10万辆的生产能力，山沟的空间顿然显得太狭小了。一个大企业怎能远离市场，远离信息？是蛟龙岂能困守在龙潭？首任厂长饶斌决定向山外实行战略展开。
第一个桥头堡就是襄樊。与当年诸葛亮高卧隆中的卧龙岗遥遥相望，二汽襄樊基地建在油坊岗。这是一块“水淹七军”也淹不着的高地。这里是二汽的重型车基地和发动机基地。为了迎接中国汽车工业的腾飞，这里还在建造中国最大的汽车试验场。
二汽人把战略展开称作“三级跳”。这第三跳便是将轿车基地建在武汉。从那里，有黄金水道长江直通大海，汽车产品将源源不断流向世界。
如果出一道智力测验题：“二汽在哪里？”回答“在十堰市”就不能得满分。如今的二汽已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从十堰市，走出神农架，经襄樊，沿着汉水顺流而下，直达武汉，正在形成一条汽车工业的长廊。二汽将首先实现“中部崛起”的宏图大业。
从二汽，到二汽集团
现任厂长陈清泰是位开拓型的企业家。他常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二汽的今天。”十年风风雨雨，二汽人走在改革的前列。
十年前，改革伊始，正逢调整时期。国家累计已经投资16.7亿元，要建成出车还需7亿元。可是财政困难再也拿不出钱了。
欲上不能，欲下也难。停建缓建几乎意味着覆灭。当时的厂长黄正夏忧心如焚，他和领导班子提出了“要政策，不要钱”的改革方案。即国家不再投资，只给企业以自主权，允许二汽将税后留利、更新改造基金和大修理基金捆起来使用，
“自筹资金，续建二汽。”
在当时，这对产品经济来说是个新的突破。方案获得批准。改革第一仗也打得漂亮。其后就出现了二汽历史上“势如破竹”的黄金时期。
1981年，二汽最先成立联营公司，打开了横向联合发展专业化生产的局面。1982年，继首钢之后，二汽对国家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基本解决了企业与国家的关系。1983年，成立进出口公司，很快在纽约、汉堡、香港建立了商务机构，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作好准备。1984年，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着手考虑企业发展的后劲。1986年，实现国家计划单列，取得了与国家有关部门直接对话的权力……
十年后的今天，二汽已由一个大厂，发展成为具有汽车开发、生产、科研、信息、销售与服务等综合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成员厂共287家，遍布全国28省、市、自治区，横跨14个部门，生产着300多个品种系列的产品，全部实现了赢利。职工人数27万，相当于几个“集团军”的“兵力”。
中国汽车工业大厂不大、小厂太多、小而全、分散、落后的格局，开始为企业集团冲破。而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终归要依靠组建企业集团。企业集团不是数量的简单相加，而是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现有资源的重新合理配置。集团成员之间，突破了产品、技术的联合，开始向经济的联合、资产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现在，二汽开始向公司化体制迈进。陈清泰介绍说，公司化体制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公司总部，是决策层，是整个集团唯一的投资中心，负责制订经营战略，长远发展规划，决定投资方向、人事管理。第二个层次，是由若干专业部和分公司、子公司组成的中间层，这是利润中心，负责产品开发，生产经营。第三个层次——专业厂，这是基础层，是成本中心，负责生产管理和降低成本。
越野车、载重卡车、轿车
建厂之初，二汽是专门生产军车的。近十余年，军车订货锐减。拥有25000辆生产能力的大厂，一年订货只数百辆。
1978年，饶斌当机立断，立即将主要生产能力转产民用汽车。面向市场立即给企业带来了生机。1978年五吨卡车投产。1985年以后，每年以递增一万辆的速度发展。今年产量可以突破14万辆。二汽如今是中国最大的汽车企业。在世界同吨位卡车制造厂中，位列第三。
转折关头的一项正确决策，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盛衰。许多大三线企业至今尚未走出困境，二汽却早已突破了“一个大厂、一种吨位、一个基本车型”的格局，朝着全方位、系列化方向发展。集团所属的联营厂，生产着各种客车、专用车、改装车，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二汽发展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轿车。二汽即将兴建的，是达到经济规模、按国际规范化程序建设、年产轿车30万辆的现代化大型企业。
问及起步车型的选择，平日说话不多的陈清泰有些兴奋：
“我们的起步产品选择了普通型轿车，国际上通用的说法叫BC级车。这种车比较经济，容易普及，适合我国当前经济水平。政府机关、城乡企事业单位、商业旅游、学校团体有了更多的公务用车、商务用车、旅游用车，整个的社会生活节奏会加快，全国的工作效率将大大提高。”
二汽的雄心壮志是：跻身世界市场。它采取了双市场型战略——以国外市场为目标，以国内市场为后盾。它将和国际著名的企业合资生产轿车。陈清泰告诉我，第一期工程引进的基本车型，将是外方正在开发，准备在90年代初投放市场的新一代产品。这将保证新车问世之时，在国际市场有较强的竞争力。
国人对于上轿车的热情使他们深深感动。曾有13个省的百余城市，争取将轿车厂建在他们那里。去年8月，国务院拍板定点武汉。厂址选在汉阳沌口镇。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告诉我，武汉市政府已就征地拆迁、供水、供电、煤气、蒸汽、邮政电讯、公路、铁路、港口、生活小区、外籍人员公寓等，作出总体规划与详尽的实施计划，武汉将确保为轿车工程上马创造最良好的外部环境。
读者想必最关心二汽的轿车究竟何时问世。陈清泰是这样回答的：“第一期工程明年动工，1993年可以出车。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的第一辆轿车从生产线上下来时，它的国产化率便可达到59％。”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连山下一口“井”
马武林，玉门油田老君庙油矿综合采油三队老工人，被誉为“祁连山下一口‘井’”。从1982年起，他靠一把铁铣两只手，把全队上百口油井修井后散落的原油一点一滴、挖沟拦坝回收起来。为收油，他成年累月地在山山洼洼沟沟坎坎里转悠，到1987年4月退休，回收原油达6000余吨，平均每天3吨多，相当于一口井的产量，退休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退休后，他主动找到队党支部说：“工龄我是到头了，可党龄才开始，让我继续干吧！”退休两年，他又回收落地原油3665吨。他收油戴的手套中很大一部分利用别人用过的旧手套，洗洗补补再用，从来没有为此向领导张口要新的。
韩吉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