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国庆报告文学征文
我们到底要什么？
贾鲁生
“下海”之前
“下海”！
周长斌和张莹跃跃欲试，准备投入经商的滚滚浪潮中。这是两个文人，一个曾经在部队担任过宣传处副处长，一个是某单位的“笔杆子”。“下海”之前，俩人在青岛市海滨漫步。不知为什么大海也变得那么拥挤、紧张、沉重了。港湾挤满了船只，海面上飘浮着油污，污水管道不停地向大海中排泄城市消化后的废物。到处都是人，人人都在做生意（也许有些夸张）。杂货亭，书刊亭，彩色扩印点，旅游服务点，修鞋的，兜售录音、录像带的，卖贝壳的，卖臭豆腐的挂着“出口转内销”牌子的。在这闹哄哄的表象后面掩藏着什么？一个畸形变态的商业文化！文学、艺术、思想、理论和钢材、化肥、冰箱、彩电搭配在一起，被买进卖出。艺术家、科学家、党政军民学，似乎都卷入了商业活动中。社会空间的每一寸空隙都变成了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着事物的价值。市场价格支配着一切。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没有市场上的喊叫和嘶嘎声，如今便没有天才。”
“天才”算帐
天才是需要表现的。开始，张莹的表现似乎有些“蠢”。他在一个小城市里办了个综合服务公司。2.5万元的创办资金，在“开张大吉”的宴会上吃喝了10％，剩余的全部买了胶合板堆在仓库里。像个大肚子汉似的，又贷款20万元，几乎把各家商店库存的胶合板吞食一空。“不卖！”他坐在沙发上，捧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把所有的买主拒之门外。不知是因为家具热造成了胶合板的短缺，还是因为胶合板的短缺刺激了家具热，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胶合板的价格便一涨再涨。“卖！”他终于放下了金庸。恭喜发财：获利3万多元。他得意扬扬地说：“短缺就是利润。善于利用短缺赚取利润的，不过是个精明的生意人。而能够制造短缺的，才称得上是天才的生意人。”
这是什么样的“天才”？这是土财主式的“天才”，是土财主们经常使用过的囤积粮食以待灾年抛售谋取暴利的最原始的发财之道。囤积彩电，囤积冰箱，囤积钢材，囤积化肥，前些年许多商品的紧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的囤积造成的。值得思索的是，这种出自土财主贪婪本能的发财之道为什么能够在现代商品经济的旗帜下盛行起来？这是谁的悲哀？是物质的贫乏还是精神的愚昧？
此刻，周长斌脑子里的问号没有那么抽象。他只是对眼前一家公司不理解：牌子上是名人书法，名片飘逸着香味儿，门面装潢的十分豪华，为什么经营观念却那样陈旧呢？
那家公司和周长斌的长城彩扩中心同时购进来一批彩色胶卷。当时市面上彩卷比较紧张，对方的经理就和周长斌商量压上一段时间等到旅游旺季再高价销售。“有东西不卖，这是哪门子的生意经？”周长斌显得有些迟钝了。那位经理以为周长斌没有算过这笔帐，就拿出计算器，飞快地打出一串数字，说：“老兄，只要压上半个月，你就能多赚3万多元钱！”
“这个账我早已算过了。”周长斌另有一笔账：制造短缺同时也就制造了混乱！这些年来，以权谋私，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贪污盗窃，邪恶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混乱中滋生扩散，说到底根子在短缺。“满足市场需求，这就是我的原则。为此我宁肯少赚点钱。”他说。
那位经理组织了一批人。30卷、50卷，以零
售价格把“长城”的胶卷抢购一空。“好哇，走着瞧！”周长斌不动声色，派人到广州紧急购进5万个彩卷。等到旅游旺季，那位经理得意地提高了价格，以为暴利到手了。周长斌看准时机，用平价让胶卷潮水般地涌入市场，那位经理叫苦连天，恨恨地说：“周长斌可把我害苦了！”
“嘿嘿，你要是不叫苦，老百姓可就叫苦了。”周长斌着实得意了几天。他说的是大实话，“本来我们的物资供应就不是那么丰富，本来中国的老百姓就没有多少钱，生意人如果都像这个黑法，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竞争的原则
周长斌也有被害苦的时候。他的躯体和灵魂同时被卷入了一场彩色扩印大战之中。仅青岛市区就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300多家彩色扩印经营体。原先的杂货店、书刊亭、旅馆处、修鞋摊，竞相亮出了代售代冲彩卷的招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你争我夺上彩扩。”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招揽生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瞬息万变的市场，绞尽脑汁思索击败对手的办法，疯狂地抢购胶卷、相纸和照相器材，一切都是为了赚钱，把消费者为留下美好记忆而付出的钞票尽可能多地赚到自己的腰包里。
在这场混战中，周长斌开始显得有些手忙脚乱：8角、6角、4角……价格的防线被突破了。他一退再退，疲于应付。这时候，张莹来青岛采购货物。仍然是在栈桥海滨，两个同时“下海”的文人相互诉说一年多来的酸甜苦辣。谈到彩扩大战，张莹说：“虽然我不懂彩扩，可是不论做什么生意，都有一个铁的原则：怎么赚钱怎么干！首先你要击败主要对手。你的主要对手是国营照相馆。至于方法嘛，四个字：灵活机动……”
周长斌知道这四个字的具体内容：一是压价让利。每张片子的价格个体户已经降到3角钱，而国营照相馆是6角钱。二是给揽活者回扣。一位个体户毫不掩饰地说：“我每扔出5元钱，就能赚回50元的厚利。”三是尽可能垄断胶卷、相纸和冲扩药液。经过一年多的经营，“长城”已发展成为拥有110万元的固定资产、年利润达到60万元，在青岛市照相行业中是数得着的企业了，有雄厚的资金垄断市场。
谁知，周长斌却来了个反向的机动灵活。他和几家国营企业的经理结成了统一战线，把价格稳定在高于个体户2角钱左右，靠质量竞争。回扣一分没有。一卷相纸进价570元，如果自己扩印，即使每张片子收费降低5分钱，仍然能赚1角2分钱。可是他却不加利润地转让给了国营照相馆。“万年青”照相馆在诸城县设了一个彩扩点。当地一些照相专业户因为是“长城”的老主顾，享受优惠待遇，所以依然舍近求远到“长城”来冲扩。为了不和“万年青”争夺市场，周长斌狠狠心，免除了他们的优惠待遇。为此，“长城”每月减少利润上万元。
在和老主顾们告别的宴席上，他动情地说：“感谢诸位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但‘万年青’是国营企业，和我们‘长城’一直关系很好。你们说我不讲情面，说我傻，我都认了，可是‘万年青’投了资，我不能看着他们亏本。”
后来，张莹对周长斌说：“市场竞争是不分企业性质的！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之所以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公平的竞争，国家对国营企业照顾太多。一些国营企业即使没有经济效益，也享受特殊待遇……”
周长斌说：“国营企业是属于国家的，国家不照顾国家的企业，难道要照顾私人的企业吗？我这儿是集体企业，没有权利抢市场，抢原材料，和国家企业竞争。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好配角，和国家企业竞争的，早晚要垮台！”
无可奈何的妥协
张莹是什么赚钱就买卖什么：化工原料，照相器材，家用电器，五金交电，烟酒糖茶，建筑材料……超范围经营吗？把进货单和发票改写一下，问题就解决了。“营业执照是死的，但人是活的。”他满不在乎地说。在这种灵活的经营过程中，他充分发挥“关系学”的强大威力。他高薪聘用了几个什么也干不了的职工，什么也不让他们干。可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却什么都能干。“这叫做知人善任。”他得意地说。回扣、提成、小红包、请客送礼，他用尽一切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公司创造了巨额利润，被誉为“大能人”。
如果讲“关系学”，周长斌并不比张莹差。他有满满一大本子的“关系户”，曾经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他的通信录和名片夹是“摇钱树”，愿意出高价收买。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由情感、利益、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甚至帮派、家族等等因素所构成的一种畸形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的正常规律被改变了。一批胶卷，别人出高价买不来，周长斌低价就能拿到手。连他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我们一块当过兵，老战友了，人家当然照顾我。”在经营活动中利用情感因素（正常的经济关系应该是排斥任何非经济因素的），比起利用权势和贿赂来，竟然显得纯洁了。
消灭“关系学”吗？周长斌没有力量，社会也需要经过长时间努力。在“关系学”依然起作用（常常起决定作用）的今天，他所做的妥协就是只允许自己使用“关系学”中的情感因素。
去年，周长斌购进了一批记时器。由于消费市场疲软，如同饥饿的臣民已经无力领取君王的赏赐，消费者们在柜台前摸摸口袋便离去了——记时器凄凉地堆积在库房里。有人说：“现在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也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只要……”那人做了个点钞票的姿势。“你别给我来黑的，要是用票子开路，我豁上搁烂了！”周长斌说。嘴上很硬，心中却焦虑不安。那一只只漂亮的记时器，红色的数字在荧光屏上不停地闪烁着，似乎在发出危险警报：近20万元的流动资金被禁锢在昏暗的库房里！资金是有生命的。生命停止了运动，死亡也就降临了。然而生命是怎样停止运动的：是由于决策失误，惰性，无知，盲目，疏忽大意，贪婪，智商太低和过于精明，投机与冒险？
不久，又有人找上门来愿意全部买下记时器，条件是给他们搞30吨柴油、50吨钢材、10吨聚乙烯、60吨化肥。这些东西周长斌确实能买到。但是他在买这类东西的时候有3个原则：只帮使用者买，不帮经营者买；只帮无权无势者买，不帮有权有势者买；只尽义务，不赚便宜。但是来人却在他的“不帮”范畴里。周长斌早就算清了：要那么多的东西，转手倒卖，即便把记时器都砸了，也合算。“我没那么大的本事。”周长斌拒绝说。“你别谦虚了，去年你一封信……”对方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情报”——
那一次，周长斌出差偶然遇见两个村干部到处磕头作揖求购柴油、化肥。正是夏收夏种的关键时刻，应该供应给他们的物资不知飞哪儿去了。大概是喝了点酒，他们气愤地破口大骂不正之风，一会儿又一口一个“庄稼人”的号啕大哭。周长斌一激动，就写了封信，让他们拿着去找自己的“关系户”。信中说：
“你就豁上犯错误，也给他们帮帮忙！……将来我一定报答你。”事情办成了。秋后，村干部带了一些钱和花生来感谢周长斌。他拒绝了钱，留下了花生。
听对方提起这件事，周长斌说：“你们是要做交易，咱们就别讲大道理了。交易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合理，你们的条件不公平。”对方计算了半天，很认真地说，“你处理了积压货，避免了损失，我们略有赢余，怎么不公平？”“你们少算了一条，我这就等于变相经营紧缺物资，万一将来被查着了，罚款事小，说不定就得受处分。你们赚钱我倒霉，这公平吗？”这种近乎不讲道理的道理，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看来，非经济的因素还需要用非经济的手段来排斥！
在神圣的利润之上
“利润是神圣的！”张莹说。“人性是神圣的！”周长斌说。
秀才经商，总免不了受思想和理论的支配。张莹赞成神圣的利润，因为利他主义妨碍了他的发展。那一批鱼稍稍有点变质，如果不是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也不至于亏本。那一批图书，有几页稍稍暴露的插图，如果不是考虑社会效益，4000多元钱稳赚到手了。还有那一批建筑材料，如果不是考虑到国营建筑公司资金困难，卖给私人或集体建筑队可以多赚一倍的钱。在经营活动中有那么多的他人利益需要兼顾，他强烈地感觉到利他主义与利润的原则格格不入。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在经营过程中毫不留情地排斥利他主义！一位亲戚来买彩电，求他给个优惠价，他冷冷地拒绝说：“我认你这门亲戚，可是经济规律是六亲不认。”奇怪，他对利他主义的排斥竟然是从这种看来是大公无私的行为开始的。连自己的亲戚都不考虑的人，怎么能够考虑亲戚之外的人呢？接下来是一批假“茅台”。他紧盯着“茅台”瓶子，心中犹豫不决。恍惚间，他仿佛觉得那一瓶瓶“茅台”变成了一摞摞钞票，一咬牙：卖！利润是神圣的，在经济活动中任何东西都没有权利凌驾于利润之上。
周长斌也面临着利己和利他的选择：疏忽了，购进500卷过期的柯达相纸。要么自己吃亏，要么顾客吃亏。正在犹豫，张莹来了，对他说：“无奸不商。何况这些相纸不是不能用，不过质量稍差些。”话说得那样轻松使周长斌不寒而栗。“坑人，那是奸商的行为！”他说。
似乎是为了开导他，张莹滔滔不绝地说：“我承认，自私就是恶，无私就是善。但经济的自由竞争是离不开恶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比较起利他主义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只配传教，没有资格参与经济活动。同样，只要你参与了经济活动，只要你是为了赚取利润，你就已经不是正人君子了，不管你嘴里说什么。”
周长斌有些激动了，他说：“我承认在经济活动中利润是神圣的，可是在神圣的利润之上，还有一个更为神圣的人性！用利他主义来排斥商品经济，那是假道学，伪君子。可是用利己主义来排斥道德和人性，那是邪恶。在经济活动中，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我缺少理论的研究，可是我决不能靠坑人赚取利润，至少在情感上我讨厌奸商。”
后来，一位专门搞理论研究的人听说了他们的争论，便翻阅了马恩著作，找出了他自认为是比较准确的答案：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对立，实际上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分裂的表现形态。马克思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
对金钱的驾驭能力
“我有一批贴外国商标的国产货，如果你收下了，给你5％的回扣。”
“我从来不跟谈回扣的人做生意！”周长斌一拉门，把对方轰走了。“下海”已经3年了，他顶住了数不清的钞票（还有彩电、冰箱等等）的轮番攻击。每当“险情”出现时，他总要向自己发出一连串的问号：我们到底要什么（他多次和张莹探讨过这个问题）？是追求精神的崇高还是追求物欲的满足？清心寡欲和物质享受能否统一起来？商业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吗？道德、伦理对金钱的驾驭能力究竟有多大？
钞票的魅力真是不可思议。当10张百元钞票摆到张莹面前的时候，他稍稍脸红了一下，就揣进了腰包。公道地说，张莹也曾经给自己定过一个规矩：即使给集体赚100万，自己也不捞一分。刚“下海”时，他确实也有几次抵制了金钱的诱惑。不知为什么当“水性”熟练之后，反而呛了一大口水？事情败露，退还赃款，被撤销职务。他一幕幕地回顾“下海”后的经历，思索、反省着自己的思想变化：是消费过高还是收入过低？是道德失落了还是社会发展了？是政策界线的模糊还是法律的松懈？经营方向和人性良知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海浪哗哗。海水染蓝了青岛。张莹独自坐在海滩上，由于惭愧，他不好意思见到周长斌。他面容憔悴，头发白了许多——人类“在外在事物的目的上牺牲了多少内心价值”！
张莹自言自语道：“我们到底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