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出访归来
津巴布韦工业的“脊椎”
本报记者 申明河
“到津巴布韦，只看哈拉雷而不到布拉瓦约，就等于到了中国只看北京而不到上海一样，会感到遗憾的，”津巴布韦一位同行对我们说。可见，布拉瓦约在津巴布韦占有何等的地位。
在津巴布韦全国工业联合会的安排下，我们访问了布拉瓦约。这是一座历史名城，有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光荣传统。市内居民原大都是勤劳勇敢的马塔贝莱族。
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为侵占津巴布韦，于1893年组织雇佣军分三路进犯布拉瓦约。马塔贝莱族战士奋起抗击，伤亡惨重，最后被迫退出布拉瓦约。当英国骑兵入城时，布拉瓦约只剩一片废墟。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头目西赛尔·罗得斯占领整个津巴布韦后，遂以他的名字把这个地区命名为“罗得西亚”。他临终前还指定日后把他安葬在离布拉瓦约30公里的风景秀丽的马托普斯山一岩石之巅，以便他永远俯视这片富饶的殖民地。但是，罗得斯的黄粱美梦终因津巴布韦的独立而破灭。
布拉瓦约地处西南边陲，人口60万，工业发达，又是铁路枢纽。市郊工厂林立，有机械制造、汽车、机电、橡胶、炼铜、电子、针织、木材、制鞋等265家工厂企业，每年产值上亿美元。产品除供国内市场需要外，还出口到邻国。有些高档产品远销西欧和美国。所以，不少人称布拉瓦约为“津巴布韦工业的脊椎”。
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全国最大的机车车辆厂。在宽敞的车间，只见不同肤色的工人在紧张地劳动。据厂部技术顾问彼得先生介绍说，工厂对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职工都一视同仁。普通工人月薪为200—400津元（2津元等于1美元），技术工人为400—1200津元，技术人员1200—2000津元，管理人员3000津元。彼得先生带我们参观了铁路培训中心，告诉我们，工厂很重视人员培训。对象是管理人员、秘书、司机、电工和车工等。培训中心的现代化电教设备和图书馆等给我们留下颇深印象。
在劳尔万斯工程公司，我们受到年轻经理约翰先生的热情接待。该公司有一支巨大的技术人员队伍，主要任务是负责设计和承建道路桥梁，在国内和邻国都有承建业务。约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在工程现场拍摄的照片，表明该公司的业务兴旺发达。交谈中，这位年轻、精明的经理对我们说：“我们也向你们学习，要广开门路，多种经营。为扩大业务，适应市场的需要，我们建起家具厂和小五金厂……”他在带领我们参观新厂区时谈到，他是在本市出生的白人青年，并认为，正是由于黑人和白人和睦相处，共同奉献，才有了安定的环境，布拉瓦约的工业才得以迅速发展。
采访中，工厂工人委员会引起我们颇大的兴趣。据介绍，工人委员会是1980年从工人中直接选举产生的。其主要任务是，代表工人同资方谈判，调解和处理劳资纠纷；协助工厂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厂方吸收新工人或解雇工人，需征得工人委员会同意。在工人委员会的推动下，工人生活福利得到较好的改善，同时又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一天的采访结束时，布拉瓦约已是万家灯火。我们搭乘火车返回首都哈拉雷，但布拉瓦约朋友的话语仍久久回响在耳边：“主宰我们命运的是明天而不是昨天……因为我们已有了一代新人。我们要不断前进，让明天更美好！”
（附图片）
津巴布韦布拉瓦约市区一角
申明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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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非国家送“瘟神”
本报记者 杨汝生
据科特迪瓦报纸报道，九月十六日，一艘名叫约兰德·德尔马斯的欧洲商船偷偷摸摸地将三个冷藏集装箱卸在阿比让的夫里迪港口，打算由此转运到加纳。几天前，这船曾在多哥的洛美港停靠，但因集装箱里装的是被怀疑受到核辐射的冻肉，所以卸下后又被原封不动地装回了船上。经过一番周折，这船又到了阿比让。
阿比让港熟练的技术人员运用先进的安全检验设备，很快断定这些肉食受过核污染，且已在仓库里贮存了几年，对人体非常有害，不能食用。他们毅然将这批货物拒之门外。为了避免这类有毒食品再次入境，科特迪瓦畜产部当即作出决定，在一段时期内禁止冷藏肉在本国海港卸船。
与此同时，另外两艘满载同种货物的船只在加蓬的奥文多港被查禁，船上装有来自某个西欧国家的四百吨冻肉。加蓬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当场焚烧了一部分货物，剩余的重新装船，由加蓬海军押送到几海里远的地方，“瘟神”被送走了。
去年夏天，一些西方富国不顾他人的死活，向非洲穷国倾倒核废料和有毒垃圾，世界舆论为之哗然，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时隔一年，他们又把自己不吃的有毒食品往非洲倾销，理所当然地遭到非洲国家的反对。过去还发生过西方国家向非洲出售过期药品和变质食品的事情。
非洲国家当前普遍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西方一些国家不是在取消贸易保护主义、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减少非洲国家债务方面尽力，而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这种行为对于他们宣称的“人权”、“人道”来说，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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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国通讯
“头纱事件”的背后
本报记者 吕网大
克莱耶是巴黎北部一座小镇。谁能料到这个小镇掀起的风波却在全法国引起一场大论战。
事件起因很简单：该市一所公立中学有几名伊斯兰教家庭的女孩子戴着传统的伊斯兰头纱上学，校长便勒令她们在面纱和学校之间作出选择。为此，两名女学生离开了学校。接着，马赛、蒙贝利埃、阿维农等城市的学校领导也纷纷效法。这一行动立即在伊斯兰教徒中引起了强烈反应。学生家长要以种族歧视罪控告校长，她们的亲友则组织了声援委员会。在巴黎的800多名伊斯兰教徒还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学生有戴头纱上学的权利。
一石激起千层浪。法国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见解。一周当中，巴黎大小报纸几乎天天以大量篇幅报道，电视、广播整天也是此类消息。
赞成校长措施的人认为，学校应贯彻的是世俗教育的原则。持反对态度的人则强调宗教信仰和服饰自由，认为校长的禁令违背了这一原则。
议会也在讨论“头纱事件”。民主联盟的议员认为，如果允许在学校戴头巾，法国境内的其它宗教就会有同样的要求，结果将导致法国的分裂；共和党议员则要求严格遵守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极右派议员勒庞还煞有介事地说，在法国戴头纱是一种挑衅行为，这将成为法国宗教战争的开端。
社会党政府的教育部长若斯潘在国民议会表示，学校首先是个教育场所，应该接待、欢迎学生，但学校的世俗原则应该坚持，他的话赢得不少右翼议员的掌声，却招来一些同党的不满，两名社会党议员公然在议会大厅戴上了头纱，以示抗议。
法国社会对伊斯兰头纱并不陌生，现在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呢？费加罗报指出，与几百万在法国的外国移民问题相比，头纱事件是次要的。它无非要法国社会正视这个头痛的社会问题。
法国在移民问题一直存在矛盾心理。它标榜是个“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国家”，却又要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从经济上说，法国确需要一批外籍工人来支撑其经济发展和日常社会生活的需要，不少危险性行业、重而脏的体力活，法国人宁可领失业救济也不愿去干。如巴黎的清洁工作及市政工程，几乎清一色由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承包”了。但每年十几万移民涌来，又使当局感到越来越难以承受。
法国的外国移民总数达到450万，目前每年还在增长，有的城市外国移民占到25％，法国当局又怕大量移民影响到法国社会的稳定，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同以前的右翼政府一样，法国社会党政府目前也面临着头痛而棘手的外国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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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十年代亚洲城市人口将剧增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口稠密的亚洲城市数量和过去相比，将急剧上升。这就需补充住房和相应设施、完善交通，其他基础结构问题也要解决。”这是专家们对亚洲银行发展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查后，所做的结论。
这个调查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世界上25个特大都市中，亚洲将占12个。它们包括印度的加尔各答
（城市居民总数将达1650万）、孟买（1600万）；中国的上海（1430万）。增长的居民人数主要是从农村流入的。预计在印度，市民人数将增加9800万，中国增加7300万，印度尼西亚增加2500万，泰国也将增加700万。
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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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乔尼被害之后
新华社记者 陈文英 许福瑞
10月27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这天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街头的一桩儿童被害事件却震动了全城乃至整个国家，也引起了瑞典人的深思。这一天，不满16岁的中学生乔尼像往常一样，在约特大街上向一个地铁车站入口处走去。此时，迎面过来一个25岁的年轻人无端向他寻衅，用破碎的玻璃瓶向他的喉咙扎去。小乔尼受伤后鲜血直流，在被送往医院途中停止了呼吸。
消息传开，善良的人们无不为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无辜被害感到悲哀。连日来，乔尼的同学、朋友以及许多孩子的家长纷纷来到约特街他遇害的地方献上一束束鲜花，点燃一支支蜡烛。这既是对死者的悼念，也是对日益增多的街头暴力行为的抗议。
就在乔尼被害的地方，一位名叫伊尔玛的年轻妇女发起了“制止暴力”的签名活动。她本人也是“街头暴力”的受害者，去年她的母亲被四个男青年无端踢死。现在她和她的丈夫站在街头呼吁人们加入制止暴力的行列。她的行动得到了舆论界和群众的支持，几天来已有上万人签了名。
据报道，发生在瑞典城市街头的暴力事件最近几年不断增加。仅记录在案的，1987年为10320起，1988年增加到12128起，今年1—10月比去年同期又增长7％，其中斯德哥尔摩妇女在街头遭殴打、凌辱的案件增长22％。就在乔尼遇害前5天，瑞典南部城市卡尔斯哈姆一位17岁的姑娘突然失踪，后来人们发现姑娘被害，尸体被扔入河中。
许多人认为，社会与家长对孩子教育与关心不够，致使一些青年人思想空虚，无所事事，于是上街滋事，制造事端。这是街头暴力事件增加的一个原因。广泛传播的暴力录像带以及青年中日益盛行的酗酒、吸毒，则是暴力活动增多更直接的原因。
连日来，瑞典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介对“街头暴力”问题作了大量报道。瑞典首相卡尔松就乔尼被害发表了谈话。他表示，不久他将召集由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警察、青年组织以及家长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制止社会暴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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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使者 朱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