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要高奏时代的主旋律
冯崇泰
当前，我们回顾过去，正视现在，其目的是为了呼唤与开拓未来，在现实的基础上实现我们的文艺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重要的一点，是充分认识和发挥文艺的功能，高奏时代的主旋律。
我们的文艺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文艺自身的规律被忽视了，文艺的社会功能被过分夸大了，成了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的工具，严重地束缚和挫伤了文艺生产力，这方面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盛行的所谓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非理性化、非现实社会化和非历史化的观点，片面强调文艺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认为文艺只是供人玩赏而让其放任自流的观点，也是十分错误的。不久前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前些年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教育抓得不够。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仅指基础教育，更多的是指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我们最近强调的“两手抓”，即一手抓经济建设、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也包括了文艺事业。因为，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精神文明建设有所忽视，其中也有对文艺的功能特别是教育功能、认识功能认识不够、发挥不够的问题。
过去的10年，改革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给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深刻变化。但是，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造成人们思想心态和情绪上的动荡与失衡。而在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加之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信心和情绪，增加了工作的难度。面对现实，我们的文艺，要更多地将健康有益的产品提供给人民大众，以提高人们的素质，启迪人们的智慧，影响人们的理智和感情，帮助人们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美化人们的生活。要特别重视发挥文艺对全民族的鼓舞、激励的作用，高奏时代的主旋律。
什么是主旋律？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利于四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有利于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和陶冶人们道德情操的优秀之作，都可以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目前，我们的文化市场上的情况是，地摊文化发达，一些庸俗消极甚至反动淫秽的东西流传甚广。而严肃文艺中，又恰恰缺少气势磅礴、激励人心、文情并茂的作品。一个民族应该有强大的凝聚力，不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的民族，更是没有希望的。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我们对文艺的方向应该有所提倡有所引导，它有责任反映和表现时代的主旋律。提倡主旋律，这是不是主张文艺与现实生活的简单对应？会不会导致创作题材的单一化呢？马克思早就说过，每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何况是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我们的观点历来是，一切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能给人们带来美感享受、在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能给人们提供休息娱乐的文艺作品，都属于社会主义文艺。但目前的情况是：主旋律的声音太不响亮！事实上，一切真正在文艺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作品，无不是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具有深邃博大的特征，无不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和本质，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也就是主旋律。文艺关注时代，随时代脉搏跳动，奏主旋律，也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我们需要那种站在历史高度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大作力作，也需要摄影、绘画、书法、戏剧、歌咏会、演唱会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我们地方文化部门的优势，要下大力气组织开展，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各种思想文化阵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艺要高奏时代的主旋律，就要摆好坚持“二为”方向和坚持“双百”方针的关系。社会主义文艺，是政治方向一致性与内容形式、风格流派多样性的统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根本宗旨和根本方向，是“双百”方针的灵魂，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则是贯彻“二为”方向的根本途径，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离开了“二为”，“双百”就失去了方向；离开了“双百”，“二为”就实现不了。二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都是党在文艺方面的基本政策。把它们放在我们的工作中看，文艺理论与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只有在争鸣之中才能解开疙瘩，得出公正的结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也只有通过“双百”，才能破土而出，被大家所认识。所以，我们要鼓励、保护各种文艺理论、流派和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的探索、创新、争鸣和交融；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斗争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全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因此，为人民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致的，背离了“二为”方向，也就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能是坚持“二为”方向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否则真、善、美与假、恶、丑就会混淆不清，丑恶的甚至反动落后的东西就会趁隙泛滥。
为了保证表现时代主旋律的作品的发展与繁荣，对待严肃文艺和通俗文艺，我们应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对那些市场价值不大却有很高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代表了文艺发展方向的严肃文艺，包括探索性的创作，予以扶持和保护，对健康的通俗文艺，也要热情支持，对那些有益无害、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也要允许其存在，并加以积极的指导和提高。只有这样，通俗文艺、严肃文艺才能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需要。而我们文艺工作者，无论创作什么作品，都不能降格以求，不应把无害作为自己的标准和追求目标，而要尽可能追求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市场价值的有机统一，既要向人民群众提供合乎口味、健康有益的文艺产品，又要牢记社会责任，引导群众的精神消费，帮助他们提高审美层次。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非英雄化、新偶像与大写的“人”
——文艺形象塑造的思考
王振复
倘若说我国当代文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写“人”还是写“神”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之争，这并非作者的杜撰。与此相联系的，是要不要塑造以及如何塑造社会主义英雄、新人形象，在近年已被“淡化”为似乎没有多少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不值一提的文学与美学老命题。然而实际上，这却是关系到当代文学虚假地粉饰超现实的神性还是真实地表现现实人性、关系到当代文学审美导向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
十年“内乱”时期，那些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没有一个不具有神圣的“光辉”，文学曾经沦为现代造神、颂神运动的一个工具，在十七年的文学园地里，“神”的踪影也曾时隐时现。那时盛行一种文学思潮，认为凡是英雄都应该是“高大完美”的，因此，文学倘不将它所描绘的对象通过“典型化”写得十全十美，便不配称之为“英雄形象”。问题在于，这种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是极有限的。诚如歌德所言“十全十美是上天（上帝、神）的尺度。”（《歌德的格言与感想集》）只有神才十全十美，而凡是现实世俗中的英雄或新人，都是有缺陷的，这便是神与人之间的区别。文学作品中写不写英雄的缺陷以及如何去写，这涉及到艺术典型化方法与艺术趣味问题，可以各听尊便，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文学观念上，应当摒弃“十全十美”的神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中英雄、新人形象的真正文学意义，是对现实人性的审美而不是对超现实神性的崇拜。如果在文学观念上模糊英雄（人）与神之间的区别，使得那种文学“典型化原则”忽然可悲地成了将英雄（人）抬高到神那里去的一架神奇的“天梯”，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在十年“内乱”文学废墟上起步的新时期文学，通过对所谓“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之类文学观念的批判，加深了对那种恶梦般的崇神文学观在感情上的厌恶和理性的自觉，这种大踏步的文学的进取无疑是历史性的。可是在文学观念上，人与神之间的纠葛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斩断的。人们也许可以在一个早晨将“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弃之如敝屣，而这并不等于在文学观念意识上从此真正与神的观念划清了界限。对“高大完美”神性“英雄”道德上的愤怒，忽然激起了对“委琐卑微”的“小人物”的偏爱；在“英雄”文学观被否定之后，这个文学理论上留下的空白，似乎注定要很快地被另一种实际也是崇神的文学口号所填补，这便是“舶来”的所谓文学“非英雄化”、写“普通人”的主张与思潮。
尽管这种源自西方现代主义的“非英雄化”、写“普通人”的文学观念并不等于新时期的整个文学思潮，尽管它的出现对于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英雄”文学观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反拨和不可避免的纠偏，然而其本身从一开始就隐伏着巨大的理论上的危机和实践中的困难，在提倡写世俗的普通人的口号下反英雄、反崇高、反理想，就不啻是把革命现实主义弄成了爬行的现实主义。
这是因为，大凡一种文学观念，如果它是富于生命力的，除了可能接受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它必然是生于斯、长于斯，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里诞生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东方大地之时，中国当代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其中包括对“非英雄化”、写“普通人”文学思想的移植，自是不可避免，但这种文学观念的移植，却是在时代、民族、主要是在社会生产水平的悬殊所构成的中西文化差别的条件下进行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非英雄化”观念，固然使西方现代文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神的依赖与迷信，使文学从传统神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的一种文化觉醒，但是，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原本高喊的“绝望”、“痛苦”、“丑恶”、“卑微”与“非英雄”等文学词汇所蕴涵的文学观念看，它主要是属于文化哲学意义层次的，而且这种文学观念所摒弃的仅仅是某种神性，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弃绝一切神性观念，它那样偏执于人的渺小将一切存在看作“荒诞”之类，其实在既否定上帝、又否定人的同时，是将这偏执的文学观念本身认作新的偶像，是文学的自我崇拜。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中，仍旧保留着一定的自恋、自爱的“神”的地盘。因此，当这种具有另外一种神性观念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一旦东渐，在文化的内在机制上就可能激起东方一些“信徒”的大声叫好、狂热崇拜。然而由于实际存在的中西文化的差别，由于哲学思辨上的差别，加上这一
“非英雄化”，写“普通人”的文学思潮在东土盛行之时，正值十年“内乱”之后，因此，内因外因交互作用，在一些人看来，现实生活几乎没有一丝光明，痛苦与黑色的情绪充塞心胸，将西方本是文化哲学层次上的“悲观”，认作中国当代现实人生的悲惨，于是，有些中国当代现代派的诗作这样唱道，“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英雄梦也剥落了，这不是个英雄的年代”、“早就没有什么英雄了”。于是，有些文学作品专门以嘲讽、鄙弃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为时髦，有些文学评论由此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英雄精神和悲剧精神，误以为文学只有反英雄、反崇高、表现“荒诞”、“悲观”、“生活的全部作戏感”，才是所谓“文学的现代意识”。
正如前述，我国新时期文学中的一股“非英雄化”，写“普通人”的文学思潮，从文化传播的外因角度看，是由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悲观”思潮的追随与模仿而来。凡模仿是幼稚的表现，也可以是对前者的崇拜。凡崇拜，同时就是对客观对象的神化。就是说，我国新时期文学中的这一股思潮的文化实质，某种程度上是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中相应的思想看作“神”，从而对其一味模仿、亦步亦趋。因为西方荒诞派戏剧中有一出《等待戈多》，才有我们这里以“等待”为主题的一批作品，因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一般是以“审丑”为美学趋向的，才有我们这里以“国骂”为“丑美”的作品问世。这是有意在给文学中原先那个圣洁的“神”以难堪，不料几乎又要拜倒在“恶俗恶俗的”那个“丑”神的脚下了。有些作品翻来复去地写“孤独这两个字虽然扯淡，可又死乞白赖地缠着我。”“可我孤独得要命，愁得不想喝酒，不想醉什么的。”我们固然不必责备这是作者无病呻吟，其“灵感”却是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同样，因有某些西方“意识流”小说大量人物独白不加任何标点符号在前，才有我国当代文坛的某些“新”作尾随其后。乔伊斯曾经说过，他的《费尼根的苏醒》的晦涩难懂程度，要“让评论家瞎忙三百年”，于是又有一些文艺评论者坚持认为那些“几乎是难以识读”的“新潮”作品未必就是要不得的。这种趋之若鹜般的文学模仿，如果不是由于某种神性观念的支撑，也就不会发展到如此程度。据说神标榜自己创造一切，这是宗教的信条，现实中的神的观念却是扼杀一切创造性的。当某种文学的神性观念高悬在头顶时，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必将举步维艰。这恰如最近读到的张怀久所著《从神到人》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归根结底，文学是属于“人”，同时又是表现“人”的。
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新人既然不是“神”，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当然便有七情六欲，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在社会主义英雄、新人身上打上烙印，因此，文艺要着重从人的爱情、婚姻、道德角度切入，剖析英雄、新人形象应有的健康的美学意蕴。因为无论过去主张塑造“高大完美”的崇神文学观，还是新时期标榜“非英雄化”、写浑浑噩噩“灰色”小人物的文学观，都未能实际上也不可能正确对待这个复杂、重要而又敏感的理论领域。社会主义文学应当努力摆脱种种“神”的纠缠、突破“神”的氛围而塑造真正现实的“大写的人”，塑造那种摒弃神性观念的社会主义英雄、新人形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社会主义文艺所提出的合乎历史要求，也符合社会主义文艺的自身发展规律。在努力塑造“大写的人”的艺术形象时，应当辩证地看待、分析与处理英雄、新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从艺术审美观念的拓展角度，论证和肯定英雄的崇高与壮美的巨大审美价值。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作
《地火》（长篇小说）
作者 王晓新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在农村经济改革大潮席卷神州的当代，“文革”中曾被视为“狗崽子”、具有经济学专业知识的青年干部秦欣，回到了故乡秦桥镇任镇长。他希望能带领全镇群众将这个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镇子引向改革、开放的大道。
然而，等待这位年轻人的，又是什么呢？
五花八门的公司靠借农业银行的贷款做生意，可谓“欣欣向荣”，却是一些被经商热潮冲昏了头脑的人们瞎折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一些勤勤恳恳的专业户又苦于缺少文化和信息闭塞，一旦破产则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面临绝境；长期习惯于自然经济的小农小商们面对大批拥进的外来经商户，由疑惑不解到迷茫抵触，以致爆发尖锐的冲突；长期以来小农意识形成的守旧固执偏狭使那些当年土改的翻身户、曾从这位年轻镇长的老家分走胜利果实的人们，在新的经济潮流冲击下，竟同年轻镇长的父亲——当年的老地主、秦桥镇的老镇长、伪商会会长，结盟成为改革洪流的障碍。
作者以冷峻写实的笔触描绘了经济改革对于传统势力的冲击，对于农村自然经济滋生的封建宗法势力和恋旧情绪的涤荡。小说展示了从封闭的旧俗风习中迈向改革广阔大道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心态以及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精神屏障，是多么的深重和严厉，同时也反衬了顺应时代潮流，振兴农村经济的以秦欣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豪迈正气。
小说写改革中的矛盾、写改革者的困惑和奋进，不从习见的同类题材多是在权力、体制方面展示，而从不同人们的各种心态，尤其把今天的改革进程中秦桥镇人们的思想行为同历史勾连起来，使作品表现出丰富的历史感。作品的主人公用经济理论思考生活，表明作者对这场改革的艺术探求，使小说透出思想的光彩。
当人们回首这段仍在深入的经济改革生活时，对那些真切而深刻地探索我们民族发展之路的作家们表示敬意，也为那些力图从新的角度为这场运动写真的作品拍手欢欣。（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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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长篇小说《土船异人》
陈墨
读完汤世杰的长篇小说《土船异人》（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第20辑），总会不期然地引起某种联想。
《土船异人》是写一个名叫唐立文的大学毕业生自愿到土船铁路工区来做养路工，进入了这个“美丽得叫人寂寞”的山寨，结识了这么一批“土船异人”。
考虑到当时“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代背景，这部小说应该是一部揭示“伤痕”，控诉迫害的作品。唐立文虽说是“自愿”，总不免有大势所趋、时代使然的“发配”之实。或者，考虑到土船这样的“世外桃源”，应该自然而然地写成一个优美绝伦的“寻根”的故事，一些奇异缥缈的现代神话。——这两种“思路”无论哪一种都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因为大家都是自然而然地这么想，也是自然而然地这么写。
但《土船异人》却并不。
《土船异人》虽也写“神话”，比如土船的诞生以及七七四十九天大雨之类，然而它的主要的笔墨则是用来描摹极平实、极凡俗、极真实、极朴素的人生。它也写“现实”，但并不是有关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概念演绎的真实，而是一些带有神话色彩、带着自然野性的生命的存在与搏击。因而，《土船异人》就显出了它特异的品格。
“莫说风没有脚，／它会满山满野乱跑哩！／莫说风没有手，它会摇得大树乱晃哩！／莫说风没颜色，／它会吹得皇上头发白哩！／莫说风没眼睛，／它会撵得地上云雾开哩！／有话，你就托风捎个信来；／有事，你就跟风一起回来……。”这是土船人唱的歌。
这是“土船之歌”，也是生命之歌；是寂寞的歌，也是美丽的歌。
莫说土船是世外桃源，它也和“世内”一样，有当时当世的一切。诸如斗争会、政治学习、揭发、批判、阶级划分，还有嫉妒、陷害、打击、报复、甚至杀人。但所有的这一切，与土船的美丽、自然、闭塞、漫山遍野的臭菊花，蓬勃生长的人性与生命力，自然纯朴的人情与人生图景相比，都显出了其不得人心的实质。一切都被淡化，一切都被改造了。土船人能把一场批斗会变成一场群众性娱乐，又能把一桩男女私情当成一种道德犯罪，然后又把它当成一种极美丽的传说。
这就是土船，这就是土船异人。清新自然的土船，纯朴蒙昧的土船人。所有的这一切，组成一种神话般的真实，和一个真实的神话。淡淡浓浓、虚虚实实、真真幻幻。美丽又丑陋，纯朴又蒙昧，闭塞又“开放”，贫穷又富有，真正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仇菊华——臭菊花，是美是丑？是香是臭？是恶是善？她的蒙昧与不幸的半是强奸、半是自愿的
“初恋”，她的麻木与平淡的半是无奈、半是欣慰的婚姻，她的热烈与勇敢的半是自觉、半是本能的爱情……究竟是幸与不幸、该与不该、美与不美？这些，应该说得清，偏偏却道不明。做为《土船异人》的主人公之一，她的故事最具魅力、也最具代表性。生活的故事、人生的故事、青春的故事、爱情的故事……在这里都变成了一个故事：生命的故事。
土船是一块生命之场。《土船异人》正是一曲生命之诗。正如小说结尾处，依依不舍而别的唐立文感悟到了：“一个寨子，一群山民；一条铁路，一个小站；一条小河，一个土船——或许，这就是历史？”
是的，这就是历史，生命的历史。也就是诗，生命之诗。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历史与生命之诗更美、更庄严、更痛苦、更灿烂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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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科”摄影比赛揭晓
由《解放军报》文化处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万科”军事艺术摄影比赛已于最近揭晓。《通往哨所的路》（王孝）、《急行军》（吕涛）获一等奖；《“吹灯”就“吹灯”吧》（李新生）、《坑道交响乐》（王立力）、《墙》（成合东）、《开天曲》（孙久奎）、《春雨潇潇》（杨永芳）获二等奖；另有15幅作品获三等奖，20幅作品获荣誉奖。
此次比赛是全军首次艺术摄影比赛，从2月开赛后，共征得4500多件作品，其中有的出自军队机关干部之手，也有的来自基层连队的战士和干部，一些地方的工人和职员也参加了比赛。许多摄影专家认为：比赛中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当代军人丰富的生活和思想情操，有益于提高军事艺术摄影的水平。 （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