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出版
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一书,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探讨了李大钊早期思想与清末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护法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与革命派、改良派的关系,与中西文化、社会思潮的关系,等等。这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弄清了李大钊研究中多年来存在的一些重要史实问题与理论问题。该书用事实充分说明李大钊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艰巨性与曲折性,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一种慎重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本书是对李大钊研究的重要成果。(新野)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历史经验与现实改革》出版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廖盖隆同志主编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改革》一书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进行宏观研究的专题论文集,它先按主要问题横向展开,再对每个问题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作纵向考察。书中分别讨论了历史经验与现实的联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探索、历史经验与政治体制改革、四项基本原则是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历史经验与精神文明建设、改革与我国外交战略的演变、改革开放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重点放在当代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上。这部专题论文集的出版发行,将会对广大干群从事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有所裨益。(周溯源)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保持和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
石陆园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长期地进行下去。”我们党却通过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唤起了民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国后,我们党又是靠着正确的政策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引导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而且教育引导私营工商业者自愿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用和平的方式胜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动员和引导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为什么思想政治工作能成为我们党的强大优势?这是因为:第一,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提出的政治目标,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党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为了党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依据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讲的道理、指的方向,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包括处于进步阶段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工作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第二,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有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能够通晓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党提出的政治目标、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即使有时犯了错误,自己也能改正。因此,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能够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依靠事实和真理的力量去说服人、教育人。
第三,我们共产党人具有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党坚持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时时处处发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做群众的表率。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自觉不做,严格要求。这就决定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极强的感召力。
第四,我们党是具有组织性、纪律性、高度集中统一的党,而且从中央到基层,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体系,能够在组织上保证各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协调一致,按照中央统一的部署和要求对群众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在批判“两个凡是”、促进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方面,曾发挥过巨大的威力。近几年,在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广大政工干部兢兢业业地做了大量工作,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入人心,有效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展。但在总体上看,近几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其应有的优势远未充分发挥出来,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很多消极现象。“一切向钱看”、追求眼前实惠而放弃远大理想、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鄙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崇洋媚外等思想倾向滋长了,浅薄、庸俗甚至腐化堕落的不良风气发生了,建国初期已经绝迹的种种丑恶现象再度出现。特别严重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以致酿成严重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诚然,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无力,发生了失误,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新形势下,要保持和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必须经过深刻的反思,清醒地认识和下决心纠正失误,使思想政治工作得到有效的加强和改进。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到其应有的重要位置 近几年,在我们党内逐步滋长了一种轻视甚至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有些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口号下,片面注重经济手段的作用而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思想政治工作从帅位上走下来”的口号下,否定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应有的位置。有的甚至搞起了金钱挂帅,用物质刺激来取代思想政治工作。政工干部队伍大量减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明显降低。不少政工干部改行去做行政工作或其他业务工作,甚至有些党委书记也放着现成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做而去抓钱,使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严重削弱。
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当然应该坚持。但绝不能把坚持物质利益原则与经济手段简单等同起来。经济手段仅仅是调节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的全部内容。科学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最根本的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群众往往只凭自己的直接感受,偏重于认识个人或小集体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难以自发地认清阶级和民族共同的根本利益。党只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帮助群众认清阶级和民族共同的根本利益。第二,虽然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人民内部也存在着多方面不同利益的矛盾。要调节好这些利益矛盾,就需要牺牲某些方面的利益而保证另一方面利益的实现。例如,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来保证国家或集体利益的实现,牺牲某些眼前利益来保证长远利益的实现,等等。要使人们自觉做到这一点,单靠经济手段是不能奏效的,金钱是换不来自我牺牲精神的,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道德和法纪的力量。这就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去提高群众的道德水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第三,群众的利益,并非仅仅是物质利益,还包括诸多方面的精神利益。例如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塑造美好的人格,生活在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之中,等等。这更是单靠经济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最后,即使经济手段本身的选择和实施,也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试想,若不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搞端正,怎能保证采取的经济手段公平合理?若不帮助群众认识所采取的经济手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又怎能保证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和服从呢?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并不是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无用了,而是恰恰需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来保证。
废弃“政治挂帅”的口号是必要的,由“政治挂帅”演绎来的“思想政治工作挂帅”当然也应废弃。但由此否定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应有的位置,否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的领导作用,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思想政治工作固然不能代替党的领导,但它作为党对其它工作实施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党的领导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端正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 近几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一种偏向:只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为本单位的具体业务工作服务,保证具体业务的完成;不注重从根本上提高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素质,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服务,保证人的思想和各项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有不少讲话和论著甚至把思想政治工作单纯归结为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工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道理讲得少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也不大提了,甚至连“政治方向”这样的词语也难以听到了。
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应该调动人的积极性,保证各项业务工作指标的实现。但其职能任务绝非仅限于此,更重要的应是通过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教育,全面提高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和引导群众的思想及各项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我们说思想政治工作要发挥服务和保证作用,这里的“服务”,绝不仅仅指为某一项具体业务工作服务,而是指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里的“保证”,也并非仅仅指保证具体业务工作的实现,而是指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强大的动力和正确的发展方向。否则,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怎么与其它各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工作区别开来?
要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性战斗性 这几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失误,就是原则性、战斗性明显地削弱了。有些同志在“坚持疏导方针”的名义下,对各种错误思想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搞了,连起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放弃了。在“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口号下,对各种错误思想一味采取温情主义态度,无原则地同情、迎合、迁就、姑息,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严重泛滥和滋长,并且占领了我们很大一部分思想阵地,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做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应该坚持疏导方针。但疏导的完整含义,包含着疏和导两个方面。所谓疏,是指要允许思想工作对象讲话,不能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堵塞言路。所谓导,则是指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服引导思想工作对象自觉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无论疏也好,导也好,目的都是为了使群众的思想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绝不是要放任错误思想自由泛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扶植正确思想,纠正错误思想,这本身就是疏导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
做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尊重、理解和关心教育对象。但也应看到,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政治原则性很强的工作。对教育对象的尊重、理解和关心,必须以坚持正确原则为前提。如果离开原则去讲尊重人、理解人和关心人,一批评某种错误思想就认为是不尊重人,一指出某种思想的错误性质就认为是不理解人,不迎合迁就某些不正当的要求就认为是不关心人,做思想政治工作还有何实际意义?
必须恢复和发扬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 近几年,由于放松了党自身的思想建设,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各种腐败现象在我们党内蔓延和滋长起来,致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有些党员干部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公开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私下里又散布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情绪;教育群众无私奉献,自己却千方百计以权谋私;教育群众艰苦奋斗,自己却利用公款大肆挥霍。还有个别领导干部甚至为已经激起群众公愤的高干子女利用特殊条件经商、搞“官倒”辩护,严重地败坏了党的威信,降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感召力。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保持和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必须把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位置,下大决心抓好党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努力恢复和发扬党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才能有效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治理经济环境的两个问题
周富祥 钟诚
紧缩政策是治理经济环境的中心内容。实施这一政策,达到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要求,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谈谈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紧缩总需求的关键是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
我国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引起的。治理经济环境,控制通货膨胀,必须紧缩总需求。而紧缩总需求的关键,我们认为是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
当前实施的紧缩总需求同历史上几次调整相比,最大难点在于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调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利益的调整,有的要压,有的要保;有的要取,有的要舍,免不了要同地方、企业既有利益发生冲突。现在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哪个企业都反对“一刀切”,主张区别对待,可是出发点并不一样。比如,沿海地区认为经济环境优越,有条件加快发展;而内地认为近几年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应该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有的部门从产业今后发展方向说,要发展附加价值高的加工工业,发展基础产业,增强发展后劲;有的从当前回笼货币、增加出口创汇来说,要发展轻纺产品等等,凡此种种,从局部来看,都是不无道理的。这就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进行统筹兼顾,权衡利弊得失。为了正确处理地区、企业间的利益关系,搞好综合平衡,当前迫切需要:一是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提高调控艺术水平。
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首先是要统一思想认识,毫不动摇地执行中央的紧缩方针,提倡顾全大局,地方服从中央,不能过份强调地方的特殊性与灵活性。治理经济环境要重视计划调节,强调计划的严肃性。中央宏观调控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计划调节。把重视计划调节说成是否定市场调节、旧体制的复位是错误的。当今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市场调节,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能忽视计划的作用。实践证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只能带来混乱。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包括重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量和调拨量,信贷计划等都必须强制执行,不执行国家计划的要严肃处理,不只是经济处罚,同时要给以行政和法律处分,不能迁就。计划调节没有严肃性与约束力,必然软化中央宏观调控。当然,强调计划调节,并不是要回到过去全部管死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认真研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在计划调节中真正做到尊重价值规律。
其次,要研究和调整分配关系,包括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前几年的放权让利,使地方和企业有了较多的分配权,但是,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个人倾斜,国家财政收入过于向地方倾斜,不利于宏观调控。在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中,要调整分配比例,企业新增利润,大头应给国家。要逐步推行税后还贷,这样有利于压缩投资需求。企业留利应按规定主要用于发展基金,不能挤占挪作它用,以控制消费基金膨胀。要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做好对个体劳动者和私营工商业企业的征税工作,特别要加强流通领域的税务纪律,重罚逃漏税者。同时,要加强金融的宏观管理,整顿金融秩序,下决心清理银行贷款特别是流动资金贷款,要按照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调整信贷资金结构,保证重点部门和重点产品生产的资金需要,坚决压缩一般的资金需求。中央的宏观调控就是要把住财政和金融两个闸门,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调节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
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社会供求总量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性矛盾愈益突出。总量不平衡与产业结构不合理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推动。总量膨胀,会进一步导致结构恶化,而结构性矛盾又会加剧总量矛盾。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总量不平衡与结构性矛盾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如何处理?是在压缩总需求的前提下,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以实现供求平衡;还是单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忽视总量的巨大不平衡,企望在现有的总量格局下解决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不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确定了经济建设要以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科学技术为战略重点,国家也采取了许多保证基础工业、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然而,自1984年经济过热增长以来,调整产业结构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呈恶化趋势。加工工业过快增长与能源、采掘、原材料工业生产相对滞后的矛盾,工业的高速增长与交通运输能力缓慢增长的矛盾,人口的高增长率与农业生产发展后劲明显减弱的矛盾,等等,日益显得突出。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总需求膨胀。在总需求膨胀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很难进行。尤其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一方面,地方、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力和生产动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经济内部的各种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健全。同时,价格体系还没有理顺,加上宏观调控不力,急于求成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在这种条件下,受利益驱动,膨胀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趋向。投资偏向于那些价高利大、建设周期短的一般加工工业,使得与基础工业的矛盾日益增大;消费需求向耐用消费品、奢侈品倾斜,拉动加工工业的速度,最终导致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发展失调,与农业、能源、交通等部门的发展失调。
我们常用“瓶颈”形容处于薄弱环节的产业,“瓶颈”是相对于“瓶身”而言的,解决“瓶颈”问题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迅速扩张“瓶颈”,使之与扩展的“瓶身”相适应;一条是控制“瓶身”的膨胀,使之与“瓶颈”的增长相适应。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投资数量大,建设周期长,自我积累率低,且又受到各种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数量增长幅度有一定限度。我国农业生产受耕地面积、气候状况、科技水平等因素制约,要做到长期稳产高产难度亦相当大。由此看来,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瓶颈”的扩张有很大的限度。在有限的国力下,需求规模过大,导致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消耗在“瓶身”部门,也正是导致“瓶颈”日益相对狭窄的原因。
因此,要走出当前困境,首要的选择只能是约束“瓶身”的扩张,压缩投资需求,控制消费需求,坚决限制和关停并转一批长线加工工业和资源消耗大、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盲目上马的乡镇企业,下力量在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上做文章,努力降低对稀缺资源的过度需求。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更有效地对“瓶颈”产业实行倾斜政策,增加有效供给。在调整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暂时的结构性失业现象,需要国家统筹安排,合理组织,避免发生社会性问题。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科学性
——介绍《应用哲学》
杜云波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诞生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在人们的社会实践、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中曾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要更好地发挥其实践功能,就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多年来的应用史进行反思,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科学性和自觉性。徐厚德同志的《应用哲学》一书(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正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
目前,我国哲学界对“应用哲学”仍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在《应用哲学》一书中提出关于“应用哲学”这门学科的一整套观点。作者认为,应用哲学是“关于哲学应用观和应用方法论的学问,或理论化、系统化的哲学应用观和应用方法论”,在研究“哲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如何富有成效地把握现实对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以及依现实对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富有成效地进行操纵和控制的根本方法,从而提高人们把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和能力。
作者在《应用哲学》中,就哲学的应用系统及其结构,哲学的应用过程及其规律体系,哲学的应用方式和方法,哲学的应用效果及其价值评价,哲学的应用主体及其能动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阐述,构筑了“应用哲学”较为完整的体系。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哲学应用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主要有: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统一性原则,即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达到“哲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的统一;以“哲学理论”为核心的渗透性原则,即以唯物辩证思维为核心,渗透到观察、分析、解决“具体实际”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以及以“具体实际”为基质的综合性原则,即以“具体实际”为基质,综合运用有关“具体实际”的知识和技能。
作者还考察了人们具体运用哲学理论于实际的各种方式,将其概括为整理型、传感型和再生型这三类。所谓整理型应用方式,是寻找某些实例来说明有关的哲学范畴和原理,属于注释性的整理加工,是一种初级的应用方式。所谓传感型应用方式,是指人们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知识,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直接感受,有意识地运用某些哲学理论来实地观察、分析“具体实际”,求得对具体实际的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所谓再生型应用方式则是一种高级的应用方式,它要求应用者把具有较为普遍意义的哲学理论实际地转化为具有某种针对性的、能正确把握“具体实际”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同时把对“具体实际”的认识和改造上升到高度自觉的哲学理论思维水平,从而对发展哲学理论和认识改造“具体实际”有所发现和创造。当然,具体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哲学应用能达到理论的效果,这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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