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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科技副县长遇到的困难
湖北省从1988年3月起,陆续对所属74个县
(市)配备了科技副县(市)长。据有关部门调查,这些同志到职一年来,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技术引向所在县(市),推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但是,他们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地有的同志(包括部分党政领导)对选派科技副县长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如,有的科技副县长参与县(市)委、县(市)政府重大经济建设问题决策时,提出了不少可行性建议,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却迟迟不表态,拖而不决;又如,有的同志认为,上面派来的科技领导干部,不管工作好坏,两年时间一到就走了,是
“飞鸽牌”,不如提拔对当地情况熟悉的“永久牌”,等等。
二是主管部门不明确。湖北省第一次科技副县长座谈会是由省高校工作委员会主持召开的,第二次是由省委组织部、高校工委、科干局联合召开的。选派与管理科技副县长的工作到底归哪家负责,至今没有明确,致使科技副县长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遇到困难时,不知向哪个部门反映。
三是工作职责不清楚。有的科技副县长反映,省里虽然对他们的工作职责作了8条规定,但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在实际工作中不好把握。有的科技副县长到职后,整天忙于事务,难于把精力集中到抓科技工作的大事上。
四是无活动经费。湖北省科技副县长的活动经费至今未落实,科技副县长普遍反映,手里没有钱,想干点事可难了!
(11月2日《科技日报》 杨元魁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四次泛滥
第一次发生在我们党着手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1979年,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我们党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正确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打着反对“两个凡是”的幌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北京出现了“西单墙”,发生了魏京生反革命事件,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
第二次发生在1983年前后,这时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污染。少数理论工作者在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上制造思想混乱,他们滥用“异化”的概念,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理论武器。
第三次发生在1986年前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和逐步升级。由原来的比较隐蔽、旁敲侧击、影射的形式,发展到公开的、赤裸裸的攻击,由理论探讨发展到上街游行示威;由原来的个别分散的活动发展到互相串联,互相勾结,形成联合之势。出现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了1986年底、1987年初的全国性学潮。
第四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已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即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今年春夏,他们挑起了学潮,并酿成动乱和暴乱。
(9月28日上海《组织人事报》刘友铸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徐州农民搞环境评价
农民集资请专家对他们的生活环境进行调查评价,这在我国尚属首例。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专家们深为徐州郊区琵琶村村民的环境意识所感动,以只收工本费的最低价与农民签订了协议书。
自50年代后期起,900多户人口的琵琶村周围相继建起了7个化工企业。这些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农田、灌溉用水和饮用水,造成粮、菜减产。1982年,全村百名入托儿童体检合格的只有两人。
专家们通过两次实地调查,对琵琶村的土壤、粮食、饮用水和人发样品进行了详细的化验和分析,提出了《徐州市北郊琵琶村农业环境的工业污染调查》报告。专家们指出,受工业“三废”影响,琵琶村周围水体中重金属和挥发性酚、砷的含量明显超标;农作物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小麦中镉、氟含量超过食品卫生标准;部分土壤盐渍化、板结,土壤质量严重下降。
专家们针对琵琶村的污染情况,向农民提出了对重度污染地块改种经济作物,把已受污染的粮食作为工业用粮,根据不同污染元素种植不同的抗污染作物和选择适宜树种营造防护林等项建议。
(10月20日《中国环境报》 赵宏兴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消除颓废心理
当前,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振奋革命精神,颓废心理当属消除之列。
颓废心理的表现有下列种种:
信仰的泯灭。颓废心理表现在信仰上是走入“误区”: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共产主义而信资本主义。
政治的麻木。对政治问题冷漠超然。只问自己事,不想国家事。
眼光的短视。只顾眼前,不看长远。只见危机,不见生机。
工作上的混。也许因遭受挫折而失望,抑或由功成名就而满足,学习工作,得过且过。不找事,不惹事,也不干事。
纪律上的松。命令不服从,服从有条件。不顾社会公德,不要革命纪律。
产生颓废心理的根源,一是主观意识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于是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被贬低了,共产党的形象被扭曲了,前进中的困难和失误被夸大了,革命的精神被亵渎了。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影响。三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被强化了:“自我价值,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唯我”主义的鼓噪,极大地撩拨起人们的个人欲望,消弭了奉献、牺牲之心。一旦自我价值被否定,自我发展受挫折,便万念俱灰,精神颓废。
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度里,颓废心理实在有悖于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与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景象极不适应。从根本上说,只要把个人的前途和发展融入到祖国的前途和发展之中去,只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真正树立起来,颓废心理则无立足之地。
(十月二十六日《中国青年报》 臧士明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欧洲统一大市场近在眼前,我们怎么办?
正视这前所未有的挑战
1985年6月,欧共体执委会向欧洲理事会提交《完善内部市场》的白皮书,建议到1992年底前在欧共体内建成一个没有边界、人员可自由往来、商品可自由流通、劳务可自由交流、资本可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自此,“欧洲统一大市场”紧锣密鼓,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拥有3.23亿消费者内部市场的联合,无疑将改变世界经济的面貌,也将对中国的对外经济产生久远的影响。
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有利于欧共体内部国际分工的深化,有利于其工业、科技及其他经济领域的协作关系的扩大。其结果有三:一是由于没有内部贸易壁垒,欧共体的产品比外来产品有优越性,因而可减少进口;二是各国向欧共体出口竞争更为激烈;三是欧共体产品在世界市场更有竞争力,出口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显然处在不利的地位。
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共体各成员国用“一个声音说话”,增加了谈判的砝码。欧共体为协调其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有可能增强对其落后传统工业的保护,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占相对优势的纺织、化工、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另外,欧共体将加强其地区政策,增加结构基金的份额,以帮助这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由此将形成对中国向欧共体出口的威胁。
大市场的建立,将使欧共体产品技术标准、规格趋于一致,并向高标准靠拢。我出口产品很难适应这一变化。
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对中国引进外资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欧共体反倾销行动将增加,反倾销范围将更广泛。反倾销已成为共同体对远东贸易政策的核心。因此,中国出口企业昔日的价格优势可能碰壁。
总之,我国有可能从统一大市场带来的欧共体经济繁荣中获得新的机会,然而面临的不利条件将更严峻,在某些领域甚至有被挤出来的危险。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
(10月6日《工商时报》 耿志忠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一场生动的成语戏
从少年到中年,从小学到大学,我看过的戏多,演过与编过的戏也不少,但都淡忘了,唯令人不能忘怀的,是小学六年级时由班主任朱维亮导演的那场成语戏。
那时,我们都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老师朱维亮为了加强我们记成语的能力,他将有关成语编成“成语剧本”,然后为我们导演。
一个美好的下午,我们班围坐在操场上,开始了别开生面的成语戏。男孩郑新华开场,他按着“导演”规定,皱着眉头,仿佛很苦恼,说出“愁眉苦脸”。这时,我反其道而言之,吐出“欢天喜地”,情绪轻松,面带微笑,让人感受欢乐情趣。接着,一男孩勃然而起,面色严峻,直呼出“声色俱厉”,将我创造的欢乐气氛一扫而光。其后,一男孩拍案而起的是“勃然大怒”。怒色逼人,有如黑云压城。风云霁后,便是春色满园,百花吐蕊,一女同学以娇美之音吐出“和风细雨”,又一女同学继之以“百花齐放”、“姹紫嫣红”……自然,她们的表演神态都惟妙惟肖。
转眼间,25年过去了,每逢我写文章时,成语便信手拈来,呼之欲出,我也不曾专修过成语,深思之,大约受益于那场成语戏罢!一场戏,既加深记忆,又富有情趣,生动活泼,使我们既有收获,又摆脱长时间乏味的背诵,这,才是真正的教学艺术。
(11月4日《中国教育报》 孙万群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高雅的婚礼音乐会
婚礼音乐会正在上海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欢迎。上海乐团继今年春节首开“婚礼音乐会”后,最近又在国庆之际,再次为新婚夫妇举办音乐会。会前,许多新人纷纷上门问讯、订票、报名上台。十五对新人就买下六百余张音乐会票。打开大红节目单,首先是三十位新人的鸳鸯名录。有两对老人也上台接受大家祝贺,他们分别来纪念自己结婚四十二、二十五周年。
来自金山石化总厂的一位新郎说:“这种形式比前几年的集体婚礼更好,我们为自己一生中如此重要的婚事能得到整个社会的祝贺而感到特别高兴。” (十月十三日《新民晚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蒋介石隐瞒密信铸大错
一九一八年五月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虽已开始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但他仍把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身上。然而,当时已成为新军阀的陈炯明正暗中和湖南水陆军总司令赵恒惕
(赵后任湖南督军、省长)勾结,拟一旦时机成熟即公开与赵结成联盟,囚禁或架空孙中山,实行“联省自治”,称雄一方。
谁知,赵恒惕在一九二一年八月间致陈炯明的一封密信被时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蒋介石截获。蒋介石本想将此密信呈报孙中山,但他为了显示自己有超人的洞察力,在拜见孙中山时竟隐瞒了此事,故作先见之明地对孙说,陈炯明心怀叵测,应及早设法将其兵权解除。由于蒋介石隐瞒了足以证明陈炯明可能有异动的密信,故蒋的意见没有引起孙的重视。其时孙中山正坐镇桂林,准备入湘北伐,他仍将留守广东的重任交给了陈炯明。陈炯明因此而赢得了时间,顺利地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致使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归于失败。
(十月二十八日南京《周末》徐厚裕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一饭难忘
《群言》杂志社给我来了一封征稿信,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纪念日,约请知识界人士讲自己40年中一件难忘的往事。
1951年,我们艰辛辗转地回到了热爱的祖国,从头回忆这40年的岁月,真是风风雨雨。我们也和全国知识界人士一样,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回忆的神经也都麻木模糊了。只有一件极小而值得铭心刻骨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永远清楚活跃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这便是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共进的一次晚餐。
那是195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总理办公厅来了一个电话说总理在这天晚上约见我们。
我们是多么兴奋呵,只觉得这一天的光阴是特别地长,炎热的太阳总是迟迟地不肯落下去!好容易在我们吃过晚饭后,大约是傍晚7时光景,来了一辆小轿车和那时还是个小伙子的罗青长同志,把我们接进夜景如画的中南海,到了总理的办公室。
周总理笑容满面地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又亲切地让我们在他两旁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日本工作生活的情况,以及辗转回来的经历。我们也一一作了回答。这其中不时都有工作人员来送文件或在总理身边低声报告些什么。这时已近午夜,我们想总理日理万机,不应该多浪费他的宝贵时间,起身要走,总理却挽留我们说:
“你们在这里和我共进晚餐吧,我们一边吃,一边还可以谈谈。”
我也忘了桌上还有其他的人没有,只记得饭桌上是四菜一汤,唯一的荤菜竟只是一盘炒鸡蛋。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一位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我们热爱的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做“客人”。
饭后,我们知道总理很忙,时间又那么晚了,即便道谢告辞了出来,总理还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着满天的星斗,慨叹地说:“时光过得真快,从‘五四’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
说来惭愧,我这一辈子做过无数次的客,吃过多少山珍海味;在国内、在海外,什么蜗牛、肺鱼、蛇肉、马肉……我都尝过,但是主人的姓名和进餐的地点,我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周总理约我的那一顿朴素的晚餐,却永远遗留在我内心的深处! 
(1989年第10期《群言》 冰心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老头子,你要过几年紧日子了!
(十一月三日《经济参考》 王全大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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