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国庆报告文学征文
昆仑山的雪
王宗仁
他猛乍乍地在你对面一站，你简直会以为眼前移来了一棵雪松，再听他讲话，嗓音像铜钟一样脆亮，还有那白净细嫩的皮肤……这些都丝毫不会使你把他和55岁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想到他是
一个在冰天雪地里滚了33年的高原人。
没错，他55年的生涯有33年是在人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上度过的。那个地方在一些人眼里简直像魔鬼一样可怕，地势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终年的平均气温为摄氏零度以下，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内地一半，一些活蹦乱跳的钢小伙到了这里也被折磨得成了小老汉。可是，真没想到，他活得这样滋润、壮实。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到总后勤部某兵站部副部长、部长，他是沿着冰大坂、雪山路、戈壁滩，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来的。一个农村娃儿今天佩戴上了少将军衔，他不是靠什么门路，而是凭一身力气，和那宽阔胸腔里的一颗执著奉献的心。
他是一个七色体的调板，从生命中分切出青翠，嵌在拉萨河谷的林带里；分切出桔红，涂在昆仑哨所的军旗上；分切出紫艳，赠给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城……他从荒野中走出了一条路，一条从遥远的昨天延伸而来的路，一条无止尽地通向明天的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多次立功受奖，直至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浑身带着昆仑烟尘，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他就是王满洲。
雪山的形象
王满洲前大半生最富有光彩的历史是在青藏高原曝光的。而唐古拉山25昼夜的故事则是他这幅彩卷中的中心彩页。
那是1957年1月10日。一场突然降临的、历年来罕见的暴风雪，将汽车某团一营去西藏边防执勤的75台汽车，结结实实地困在了唐古拉山上。十级左右的大风撼天动地地怒吼着，路上积雪半尺厚，有些地方积雪达二尺深。
唐古拉山海拔5700米，坐落在青海和西藏的交界处。此刻，风雪浑沌，东西不辨，长长的车队瘫痪在暴风雪的肆虐中。驾驶员们加大油门，试图冲出雪的围困，但没有成功，便纷纷走下车，无可奈何地望着渺茫的雪峰……
有一个头戴皮毛帽、脚蹬大头毛皮鞋、穿着皮大衣的同志前后忙乎着指挥汽车突围。他就是王满洲，当时23岁，副排长。
雪的世界，冰的世界，风的世界！
车队就这样被围困在山上了。二百多人的吃饭睡觉甚至连解手都只能放在方寸之地的驾驶室里。吃？事先根本没有准备充饥的食品，有的同志无意间带来的几块馒头、饼干之类，头一两顿饭就当成宝贝吃光了。道班的一碗稀饭一元钱——1957年的一元钱啊！那也得买。在这上下唐古拉山的几十里山道上，它是唯一的人家，一元钱换来一碗救命的稀饭，给人家作揖磕头，也值！
三天中，连推带拉车队只推进了一公里。
无休止的暴风雪把这支车队的前程变成了难以预测的未知数。
营长张洪声此刻的心理负担肯定超过任何一个人了。这已经是上山的第五天了，摆在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吃饭，同志们搜肠刮肚地找东西吃，连冷落在工具箱里的霉馒头都消灭了。道班的高价稀饭仍在加价……张营长想：必须立即派一个精明强悍的驾驶员死打硬拚地冲出暴风雪的围困，到山下的安多买马兵站去弄些吃的来。这是当务之急！要不200多人的命会丢在雪山上的。
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满洲。这是一个具有探险性的任务。
王满洲没有犹豫，干干脆脆地答道：
“行！”
显然，张营长并不满意。这不是完成平常的任务，说行就行。他还想知道王满洲为了这个“行”，能拿出些什么行动。于是，他又问了一句：“你有把握吗？”
王满洲想了想，又似乎什么也没想，答：“你要我讲出个子丑寅卯来，说实在的，我说不清。但是，我是拚了！反正不能让暴风雪给困死在雪山上。”
够了！有这句话张营长满意了。
王满洲凭着他丰富的驾驶经验，小心谨慎地开着汽车下山。车上坐着副团长张功。汽车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扑撞着堆积在路面上的雪墙。但是，车速却快不起来，三步一走，两步一停，不时地要挖雪开路，稍一不谨，就会滑下万丈深谷。
本来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他们却整整磨蹭了一整天。到安多买马兵站已经是深夜了，站上一片漆黑，一片死寂，好像走进了峡谷一样深沉。这时，王满洲和张功感到迫切需要的是美美地睡一觉，实在太困了！可是每一间客房都关得紧紧的，喊破嗓子就是叫不开。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在墙角一顶潮湿、阴冷的帐篷里摊开汽车保温套躺下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一觉睡醒，弄不清是早晨还是中午，只觉得满帐篷里亮晃晃的像撒了金箔，刺得睁不开眼睛。他们揉了半天，好不容易睁开眼，两个人你望着他笑，他望着你笑，笑得不亦乐乎。
原来，两个人的脸肿得像脸盆，全变了形，谁也不认识谁了！
冻的？还是饿的？全有。
次日，王满洲的汽车满载着柴油、米面、牛粪、馒头等急需用品，又艰难地开上了山。山上山下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但是要把整个车队从暴风雪中抢救出来，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呢！
一营的200多名指战员在唐古拉山上与暴风雪整整搏斗了25昼夜。其间，有一天傍晚王满洲从道班房那花花绿绿的对联中才知道该过春节了，他和战友们用加倍与风雪搏斗的行动迎来了中国人这个古老欢乐的节日。2月4日，通路打开，准备下山时，同志们一个个变得不像人样儿了，满脸油泥，胡子巴茬，两腮掉肉，头发长得能梳小辫，活活像野人一样。有好几个同志的腿冻坏了，后来虽在拉萨、西宁进行了抢救治疗，还是截肢了。
30多年后，王满洲回忆起往事心情还很激动，他说：“唐古拉山可怕吗？暴风雪可怕吗？可是，它最终还是让我们踩在了脚下！”
他的话好像还没说完，但不言声了，像在思考着……
雪山是沉默的，只有暴风雪才是它的语言。
慈不带兵
在青藏线上的军营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步兵紧，炮兵松，吊儿郎当汽车兵。
“不对！”王满洲走到哪儿都理直气壮地批驳这种谬论。“汽车兵也是解放军，谁规定的就非得稀拉、散慢？缺乏素质、没有严明纪律的部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是要吃败仗的！我从当排长以后就认准了这个理：带兵必须严。对于一切规章制度，对于纪律要不折不扣地执行。部队稀松，根子在干部。谁违章违制我从来不姑息迁就。”
当时王满洲在某汽车团当团长。严团长带出来的是严战士。
隆冬的一个呵气成冰的早晨，车队从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出发上路。跟随车队的兵站部后勤部长乘坐的车，摇车摇了快半个小时，累得驾驶员汗星子乱溅，就是不着火。后勤部长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就对驾驶员说：“小伙子，别死摇了，踩马达吧！”驾驶员回答：“不行！如果团长知道了我踩马达要刮鼻子的。说不定还要追查到你头上呢！”
嗬，这团长好厉害啊！
原来，团里有一条明文规定：“冬季的冷车一律不得用马达启动，要坚持用手摇柄发动车。”这是王满洲几十年来在高原行车总结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延长车辆寿命的经验。开初他在团里提倡这种做法时，下面的抵触情绪可大了，许多驾驶员想不通，就连有的干部也讲怪话：“团长真会出点子，供着马达当花看，却要死气白赖去摇车，吃饱了撑的！”不行，有抵触也得执行。你省下了一把力气，可汽车遭罪了，哪个值？车辆是汽车部队的武器，我们硬是要做到宁肯人吃苦，不让车受损。王满洲就是咬着这个理儿不放。每天早晨出车时，他顶着咬人肉的寒风站在车场一旁的高堆上，只要看见哪台车的驾驶员开着马达嘟嘟嘟地启动，就走上去，初犯者他作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对于屡犯他就不客气了，轻则点名批评，重则你把驾驶车给我交出来，先反省，什么时候想通了再还给你。团长这么较真，谁还敢把规章制度当儿戏……
后勤部长见驾驶员还在挥汗摇着车，心头不由得萌生起一股敬意，不单是对摇车人，更重要的是对此刻并不在驾驶员身边但却制约着驾驶员行动的王团长。他对这件事来兴趣了，想知道团长的更多的情况，便上去帮着驾驶员摇车，边摇边交谈：
“小伙子，你在这摇车也罢，踩马达也好，全是一个人干的，团长又不在场，你为啥还这么认真，不捡省力气的活干？”
显然，他故意这么问，想考考驾驶员。
“你这就不了解情况了，我们团长可神了，你背着他干的坏事，他总能想着法儿了解到。他一旦揪住你的尾巴，就没好果子给你吃。当然啦，最主要的是我们觉得团长严得有理，我们应该自觉地按规定办。”
后勤部长点点头又说：“你们团长真的就这么神吗？你能不能给我讲个你亲身经历的事！”
“那就多了，随便说吧。昆仑山大水桥以东的公路死弯多，坡度又大，据说这里几乎每月都有事故发生，且常出些人车俱惨的大事故。王团长说，我们团的汽车不得在大水桥以东的一段路上教练学员，这是对国家财产负责，也是爱护大家的生命安全。就这样，这里被划成了‘教练禁区’。可是，日子久了，有些学员就不在乎了，什么禁区不禁区，来到这儿就手心发痒，想在险路上开开车，过一过瘾。跟我车的学员就是这样。开始，我没答应，告诉他这是王团长的规定，谁也别想违犯。可后来呢，经不住他三缠两磨，我的心软了。一次，我的车又行驶到了大水桥东边的路上，我往倒车镜上瞧了瞧，后面的车没有跟上，便把方向盘递给了学员。还好，没有出事，我放心了。谁料，回到车场，我的车刚一停下，王团长就过来了，冲着我说：‘好小子，你今天没干好事！’我一听，砸了！让学员开车的事他已经知道了，我赶忙检讨，下保证。他说，今日原谅你一次，下不为例。你说，我们团长还不神？”
后勤部长服了：“够神了。那么，你们怕团长吗？”
驾驶员一笑：“说不怕，那是假话。记得我刚到团里，看见他老远来了，腿肚就打哆嗦。可话说回来，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行事，不搞斜的歪的，团长也不会找岔的。其实王团长这个人很随和，很能体贴民心——当然我是指战士了。再说，严的本身就是爱嘛！”
后勤部长终于帮着战士把汽车摇动着了。引擎欢唱着，静静的雪山也显得有了几分生机。
正像军官的慈爱之心一下子不能被所有的战士接受一样，对于王满洲带出来的这样一个有素质、守纪律、讲军容的部队，有些人开始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有这么一件事：
在昆仑山下的兵城格尔木，王满洲所领导的汽车团的指战员出现在大街上，走路也好，待人接物也好，都不同凡响，给大家留下极好的印象。当然，越是超群，就越会更多地招来人们的目光，而这种目光又是各种各样的。当时兵站部有位领导就不大相信王满洲带的兵没个稀松的，他要亲眼见识见识这位团长是不是改变了“吊儿郎当汽车兵”的旧俗。他在格尔木街上布下纠察队，还特地设了几个暗哨，抓这个汽车团的人。整连整班的难出问题，我就抓你这散兵游勇。
一个星期过去了，纠察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开飞车的也罢，发生事故的也罢，或者是违犯军容风纪规定的也罢，统统没有。
这是星期一的晚上，王满洲已经脱衣要睡了，突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听筒就传来了兵站部那位领导的声音：
“老王，抓住你的兵了！快来领人。”
王满洲忙问：“你抓到的是什么人？”
“这两个小子是你们电影组的，在大街上喝酒划拳，简直跟国民党兵一样。”
王满洲一听，不对头呀，睡前他还看到过电影组的几个同志。再说，他心里有数，他们电影组的人不会这样差劲。于是，他说：
“你抓的不是我的兵，肯定不是！”
“别犟嘴，你来看看就知道了。”
王满洲乘车到了指挥所，刚一进门，还没等他开口，那两个散兵就赶紧道歉、求饶：“对不起，团长，我俩刚才说了假话，我们不是你们团的。”
王满洲当然十分恼火，不过他没有发作，而是平静地问：“你们为什么要冒充我们的人？”
对方如实回答：“谁不知道你王团长带出来的部队严格，名声好。我们原想蹭点油水沾个光，也许就滑过去了，没想到……”
王满洲望了望旁边兵站部的那位领导，他在那儿闷着头抽烟，无话。对于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来说，这肯定是一条迟到的新闻了，但是他还是格外兴奋。怎么能不鼓舞人心呢？不要说现在是和平时期，就是在战火硝烟的战争年代，立功受奖的机遇那么多，可一个部队里有三个团队荣立集体三等功，这也是少有的。
可是，现在奇迹就出现在王满洲所领导的兵站部：三个汽车团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都立了集体三等功。这三个团队十分出色地完成了高原运输任务。而且做到了没有死人事故——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奇迹出在青海驻军，省委书记尹克升向王满洲祝贺。
我们可以亮出一个数字来佐证在青藏高原行车之艰难：兵站部从50年代中期创建以来，死在事故的人员共539名。血的数字呀！
哪一个团队都拥有数百台汽车，车轮从西宁滚到拉萨，有的还要到边防哨卡，途中经过雪山、沙漠、峡谷、冰河，有时遇雪，有时下雨，有时还被卷在暴风雪里，什么样复杂的地形都能遇到，走个神就会车翻人亡。要做到在这样的路上安全行车，实在很难！
可王满洲呢？好大的气派，他提出：要实现全兵站部的汽车部队无责任死人事故。
那是1985年12月，他在北京召开的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提出这个奋斗目标的。
王满洲在说大话吗？兵站都有四个汽车团呀，每台车、每个人都必须绝对安全，才能保证这个宏伟计划实现！
与会者都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当然，这些目光里更多的是包含着赞赏。
王满洲的心中是有数的。离高原赴京前，他和兵站部政委马国连反复商讨过的，之后又在领导班子里统一了认识。记得马政委在党委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干！什么奇迹都是人创造的。我查了查历史资料，发现兵站部的车辆责任死人事故是逐年下降的，五六十年代平均每年死30人左右；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平均每年死20人左右；近两年仅死8人。可见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是人创造出来的。”政委很会做政治工作，既讲究方式，又具有说服力。王满洲信服。
王满洲在当团长时，就做到了全团在35个月中没有发生责任事故。这在高原汽车部队史册上是创纪录的。现在当了部长，职务高了，他认为理所当然地要把那个奇迹的规格提高一个档次。
从北京开完会一回到西宁，他就和马政委分头深入到所属团队去抓落实。领导干部从机关来到基层，这本身就给下面送去了一份压力，同时也送去了动力。
王满洲说：一个单位、一个人如果没有压力，总是那么轻飘飘地生活，是绝对成不了大气候的。但是，上面光给他们压力，不给输送动力，他们就会因为负荷太沉而喘不过气。我和政委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到下面去的。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满洲和兵站部的几位主要领导走遍了青藏沿线的汽车部队，和大家一起研究制定安全措施，一起找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堵漏洞。王满洲每到一个单位后，打心里讲，他是不愿看到他们的问题的，但是当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不了问题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像少了点什么。从某个意义上讲，他这次下去就是挑毛病的呀！
人们能理解他这种矛盾心情的！
有一个团的参谋长，过去工作搞得不甚理想，他抓点的连队事故不断。但就是这位领导玩劲却特大，他和一些参谋干事耍扑克牌，输了时被那些调皮鬼出尽洋相，他却不气不恼。还有，他和老乡喝酒，醉得躺在地板上，嘴里吐着白沫。王满洲找到这个同志说：“你哪里还具备一点当领导干部的魄力？以后你喝酒前应该先喝点尿清醒清醒头脑，是你自己把自己不当人看待嘛！”他多次用这个干部的例子警惕大家要对工作尽职尽责，做一个称职的好干部。他先讲自己：“我王满洲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部长。现在党把我安在了这个位子上，我就豁出劲来干，干好。免得别人说王满洲当了部长啥事没干。”然后，他说大家：“道理是一样的，你们当上三年两年团长、营长、连长什么的，如果给大家啥好事都没做，你这官当的还有啥味道？”
难道王满洲不知道他这样讲一些人会不高兴的，是要得罪一些人的？他知道，非常知道。可他不讲出来总觉得心里不舒服。
这就是王满洲。
他当上部长不久，一场硬仗就摆在面前。当然他可以找个理由打场迂回战，绕过去，或者留着让别的人去啃。因为他的前任就对此事久拖不办，尔后移交给他的。不，王满洲才不会干这种事的，自己拉屎让别人擦屁股，这不仅仅是官僚作风，还有点面目可憎了。面对硬仗，他一拍胸脯：冲上去了！
什么仗呢？在昆仑山下修建一座军需综合库。
格尔木有个转运站，青藏公路一通车就有了。它是进藏物资的集散地，每天的吞吐量平均数万吨。长期来，转运站没有库房，大批的战备物资和建设器材堆放在露天。装卸部队是强体力劳动，肩扛手提，消耗很大。总后机关一位领导同志几次来高原检查工作，倾听了各方面意见，便让兵站部在此地修建一座综合库，储存进藏物资。再修一条铁路专线，把战士们从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一年过去了，还没有动静。本来该办的事，却像吹了一阵风一样，之后，又平静了。为啥？
总部让五年拿下这个工程，兵站部有关部门一合算，傻眼了，七年能完成就烧高香了。结子就这么挽下了，死结子！
王满洲当了部长后，首先瞄准了这项工程。青藏的建设需要它，指战员们在呼唤它。如果这项工程在他上任后仍然“瞎火”着，这个部长还有啥脸面见四千里青藏线上的父老？他在思考着这件事迟迟办不起来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完工的时间七年、五年之争吗？不像。五年为什么拿不下来？七年是否太长，能否再少些时间？他向有关人员提出这些疑问，却得不到回答。王满洲觉得奇怪了，心里没有答案，却不去寻找答案，还要把事情拖着，帐欠着，哪个章法上有这个条文？
他下了决心先调查研究。他和政委的一致意见是：坐在办公室里争得再热火那是客里空。王满洲离开机关大院，来到了昆仑山下。大概人们没有想到吧，他带的人马只是一个人——文绉绉的总工程师杨尚旺。知识分子！
他们在现场察看，地基怎么挖，设备如何上，施工力量怎样使用，附属工程有哪些问题……自己找不到答案就去和群众交谈，向地方兄弟单位请教。最后又一笔一笔算了帐。
这天，吃了晚饭撂下筷子，王满洲无心休息，来到杨尚旺房间，对面坐下，问：“老杨，你是专家，比我在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杨工说：“部长，你下决心吧，五年若拿不下这个碉堡，我替你坐班房。”王满洲一听站了起来，动情地说：“好我的老杨哥，我就要你这一句话！”
说着，他狠狠地握了一下总工的手。老杨感到了痛，但身体纹丝未动。部长是给他传递力量呢！
末了，王满洲说：“要真坐班房，咱们一起坐，我不会让你独独去享受那份寂寞的！”
两人朗声大笑。
1984年春天，青藏高原仍然披着厚厚的积雪在冬眠，工程就上马了。杨总工程师当总设计者，兵站部专门分工一名副部长坐镇指挥。王满洲当然不会当甩手掌柜的，他奔波在西宁、北京、格尔木之间，联系、解决工程中那些名目繁多、复杂琐碎的问题。
其间，王满洲处理的一件事颇使人们动心。他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杨尚旺和爱人长期分居两地，扯皮多年就是解决不了。王满洲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
“咱让人家玩命工作，却不能给人家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领导说话舌头短啊！”他停停，又说：“当然，我也官僚，过去不知道老杨还有这么个难题拖着他。”他过问多次，指定专人抓落实，才把杨总工程师的爱人调到了西宁。可以想象得出，这件事给正在昆仑山下工地上的老杨输送了多少动力！
1987年底，综合库的主体工程就拿下了。才三年呀！如期完工十拿九稳。王满洲说：“我个人能有多大能耐？工作是大家干的，点子是集体出的。”
迎春花的微笑像太阳一般，而似白雪一样的梨花却是月色的。人们还是喜欢梨花，淡淡的，素素的，怪爽心的！
今年春天，王满洲接到调令到内地一所军事院校担任副校长，提升了。赴职途经北京时我见了他，自然交谈了不少，但他留给我印象很深的话是：“下高原时，据说西藏正落着一场大雪。真留恋这雪呀，圣洁，坚强，朴实。可今后也许再见不到高原上的雪了！”言谈中流露着无限的惜别之情。
远山正落雪。
一场大雪送他到新的岗位。相信他会把这高原那圣洁的雪带到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