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男儿到此自豪雄
——记漠河（北极村）气象站工程师周儒锵
本报记者 武培真
编者按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既是引以自豪的口号，也是行动的准则。今天，许多青年人对这些口号已感到陌生，甚至有些不可理解。我们发表《男儿到此自豪雄》这篇通讯，报道气象工程师周儒锵同志根据气象事业发展的需要，从广州到漠河扎根，艰苦奋斗27年的感人事迹，希望对许多青年朋友在思考人生价值时能有所启迪。
周儒锵出生在广州市郊，却在黑龙江西北边陲战斗了33个春秋。他爱自己的子女，却不把他们南迁到繁华的城镇，而让其在北疆定居。他身患多种疾病，上级曾几次要他休养，但他想到一批又一批来到“天边”的青年需要培养照顾，仍超负荷地坚守在岗位上。他虽然没有惊人的业绩，却被人誉为“我们的北极星”。
北上，北上
1956年夏，周儒锵被通知到距离哈尔滨以北千里远的霍龙门去建气象站。对刚从长春部队转业到哈尔滨气象台的周儒锵来说，继续北上，又是一次考验。虽然，这位5年前（17岁时）瞒着全家参军的小伙子已适应了北国寒冷的气候和高粱、玉米的膳食，但如何安置因父母双亡而刚刚接到身边的7岁弟弟，却成为难题。“组织的召唤，是我行动的指南。”周儒锵没打折扣，立即将弟弟托付给同事，毅然动身，开始了住破碉堡、点煤油灯、吃山野菜、熬土豆汤的生活。
1960年1月，他又奉调到霍龙门以东300里处的红色边疆农场筹建气象站，并动员妻与弟同行。这里，没有砖房，没有“干打垒”，房屋由柳条篱笆糊大泥制成，从屋外能看到屋里。冬天，睡觉需戴棉帽；早晨起床，被上已结上厚厚的冰霜……
国家气象事业逐日发展，新的担子又落到周儒锵身上，1961年6月他又携妻子、弟弟及一岁幼子转移到距红色边疆农场以西340里的北方畜牧农场去建站。一家4口人，住一间3平方米的厨房，吃32斤粮食。豆壳、向日葵秆、桦树皮成了他们的重要食品。
半年后，全家口粮增至77斤，生活开始好转。至此，27岁的周儒锵已在7年中为祖国边疆创建了3个气象站，他又被调到条件较好的黑河地区气象台。按说，可以喘息一阵了。但1962年8月，地区气象台负责人找到他说：“有个任务，很艰巨，很远，你去不去？”
他问：“什么地方？”
“漠河，当气象站站长。”
“组织需要，我就去。”
“那地方很苦。许多人呆不住，一个个离开了，现在只剩下一对夫妇，因怕冷，冬天不上观测场，半年没有报表了。住房，除那对夫妇俩住的外，只剩一间，房顶已被1958年大水冲坏，用苫布盖着。这种条件不能带家属。”
“人家能生活，我就能生活。”
“你先安排一下，开春动身。”
“我现在就动身。既然要复建气象站，是不能等待的。”
9月16日，他撇下妻儿和患肺病的弟弟，乘木船沿黑龙江上行。上路前，原定跟随同往的两人，有一人因怕苦当了逃兵。9天之后，穿越了上千里江段，到达漠河。此时，虽是初秋，关内还穿衬衣，漠河却大雪弥漫，群山皑皑。
共产党员的本份
漠河，祖国的最北端，对于到这里观看北极光的旅游者来说，自然有些诗意。但对于定居者来说，意味着要在年平均气温零下4.9℃、最低温度零下52.3℃、全年无霜期只有80来天的条件下工作，困难重重。这里，没有铁路、公路，运送物资和沟通信息全靠江上木船和冰上爬犁。报纸、信件夏天最快也得十天半月看上一次，待到封江的7个月里，只能见到两次。至于电影，一年能看上三四场就算眼福不浅。说到吃的，一月吃上两顿大米就不错了。蔬菜，只有土豆。由于信息传递极慢，国家提高粮食指标的文件颁发半年，这里还未贯彻。一下船，他们的口粮便从27斤减为13斤。多亏有人事先为他们高价买下了1500斤土豆，要不怎能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下坚持日常业务和为建房备料呢！
艰苦，亦是试金石。来年5月中旬，大江解冻，来自黑河的第一班船到达漠河，周儒锵的同行者因不能忍受这里的艰苦而与他分道扬镳了。北极村有些老乡对他不理解：“他真傻，放着鱼米之乡不归，偏来这里受罪，连妻子儿子都不管！”对此，他别有衷肠。北极村，需要发展气象，需要科学开发。如果没有人才科技输入，穷乡僻壤又怎能摘掉穷帽子呢？20天之后，第二班船开到漠河，地区气象局派来了袁惠明等6人接替周儒锵和那一对夫妇。周儒锵如果离去，他将被派往东南下行2000里的逊克县气象站当站长，那里气温较高，交通方便，对自己的身体和安置全家无疑是好事。但周儒锵考虑到基建任务缠身，难以马上脱手，宁愿在这里充当袁惠明的助手，也不忍工作中途受损。时过不久，他干脆把全家迁至漠河。
24年过去了。1987年，52岁的周儒锵将站长让位给年轻人。此时，胃溃疡、关节炎、肝炎、胫椎骨质增生严重地折磨着他，对他来说，最首要的是治病，但新任务又降临了。离漠河300里外的阿木尔气象站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地区气象局考虑选派一位压得住阵脚的人任站长，想到了周儒锵，但又考虑到他和妻子都有病，十分为难。周儒锵向局长说：“不是要求一年解决问题吗？我包了。治病我拖一拖。”他从数百里以外接来年近80的岳母照顾妻子，自己迈开了向阿木尔的脚步……
愿教后生爱边陲
周儒锵有3个孩子。大儿子周学武，大学文化程度，在黑龙江畔的呼玛县中学任高中三年级班主任。他有条件调到内地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周儒锵让他在呼玛成家、扎根。
女儿周素娟容貌俊秀，刚从南昌气象学校毕业来到漠河站工作的姜刿爱上了她。老周问小伙子：“你有无长期在漠河干下去的准备？”小伙子说：“有”。周说：“你们相爱，我不干涉，但我就怕你是‘飞鸽’型的，到时把我姑娘也拐走！”小伙子回答：“您要信不过，就再考察我10年。”周儒锵知道姜刿是自愿来到边疆的，工作又出色，打心眼里喜欢。
小儿子周学君也在漠河气象站工作。本来，凭老周的资历和影响，为儿子找一个比漠河气象站条件更好的单位并非难事，但他偏要把儿子安置在最艰苦的地方。这是为什么？他告诉记者：“未来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寄托什么？不是只知享受、坐吃山空、不知创造，而是让他们靠艰辛的劳动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让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下练就生活、工作的本领，这比什么都重要。都往好的地方跑，边远的地区不就荒芜了？！”
周儒锵把孩子留在漠河，还有其他原因。他自从进驻这里，已分来七八批新同志。为培养他们，他年复一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然而，大多数年轻人都是不恋窝的燕子，成熟一批，飞走一批。1980年来的10个人，竟走了9人，剩下的一个还是从本地农村召来的。这种现象一再出现，不禁使他伤感。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多从本地农村选拔工作人员，同时，让自己的子女带头在漠河和祖国边陲扎根。他说：“艰苦奋斗，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干部家属必须带好头。”
站就是家，家就是站
周儒锵到漠河站27年了，为使一批批新上岗的年轻人早日掌握气象业务，他几乎牺牲了全部业余时间。云码不好记，他编成口诀教大家。天气现象编报不好搞，他汇编出难点问题逐条讲给大家。为加强个别辅导，他像普通职工一样常年排班。每昼夜8次观测（3小时一次），次次他都在现场。夜空漆黑，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吓得浑身哆嗦，老周为她们去壮胆。夏日黄昏，一进观测场，成群的蚊子如狼似虎地向人攻击，老周身上的疙瘩比小青年还要多。严冬，零下四五十度，从屋里到观测场，开门都要有闯劲，老周早就在那里了。谁的报表填写太乱，老周不训斥，当面替你重抄一遍。这是无声的批评，无声的教导。
有位女青年告诉记者：“周伯伯工作上是严格的站长，生活上像慈祥的父亲。”人们常看到，小伙儿开怀欢笑中，常夹杂老周的微笑；姑娘挥泪，老周到跟前安慰。小青年恋家，而他们的家，又多在百里、千里之外。逢年过节，他把他们统统放走，让他们到父母身边呆上十来天。为此，他动员自己全家和其他老同志把值班包下来。平素，他家做了好吃的，把青年们叫来解馋。食堂缺了菜，从自家开荒种的小菜园中摘些送去。站里来了客人，招待不及有老周顶着。站，成了老周的家；家，等于加入了气象站。
超负荷的操劳，漫长的岁月，消耗着他的体魄，疾病逐渐增多。他损耗太多了，像超期运转的机器一样需要检修了。近日，他要按组织安排南下治病了。人们盼望他早日康复。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在大巴山中创造奇迹
——记优秀共产党员、高级工程师张宗和
陈新洲 蔡远福
在大巴山北麓的竹山里，奇迹般地崛起一座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林产化工厂。这个仅有200多名工人的林化厂，去年创产值1000万元，利税130万元，出口创汇100万美元。一年仅创汇收入就相当于竹山全县一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个奇迹的主要创造者叫张宗和，他是从南京来的“客座总工程师”。
远山的呼唤
大巴山深山密林中生长着一种枝繁叶茂的盐肤木，每当春末夏初，叶子上便长出一种
“虫瘿”，那是倍蚜虫寄生在盐肤木上刺激叶细胞而形成的囊状瘤子。这种珍贵的“虫瘿”名叫五倍子。用五倍子生产的单宁酸、没食子酸等化工产品，广泛用于医药、印染、军工等行业。五倍子主要有肚倍和角倍两大类，肚倍比角倍更珍贵。竹山县就因盛产肚倍而在全国小有名气。
1984年春，湖北省经委和省林业厅给竹山县下达了一项任务：利用肚倍资源建一个年产100吨单宁酸的生产车间。这可难坏了“肚倍之乡”的竹山人，尽管这里肚倍产量居全国之冠，而且质量闻名遐迩，可祖祖辈辈都是把肚倍作为原料出口呀！用肚倍生产化工产品，谈何容易。县委领导请来了中国科学院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副所长张宗和，还有研究员肖尊琰、徐进。张宗和被任命为工程副总指挥、总工程师。实际上，他承担了资源论证、工程设计、设备安装、技术指导等一揽子工作，连资金筹集和产品销售他都亲自过问。
竹山县把建设林化厂作为脱贫致富的一个骨干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对于这个年年吃国家财政补贴、人均收入只100多元的穷县来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林化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水泥、石灰、沙子，数千吨基建物资运往工地；厂房、仓库、道路，紧张地进入施工。张宗和像陀螺一样日夜不停地转动着，他和他带领的助手拚搏了9个月，终于在1985年12月27日单机一次试车成功。1000公斤单宁酸“呱呱”坠地，质量超过了国家标准。
病床上的总指挥
单宁酸单机试车成功后，患有胃萎缩、胆结石等疾病的张宗和住进了竹山医院。他躺在病榻上，每天左手在打吊针，右手还拿着图纸，同厂长、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工作，人们称他是病床上的总指挥。
不几天，厂里报告：干燥机鼓风效果不佳，关风机不能密封……张宗和再也躺不住了。他悄悄回到厂里，连夜开会研究措施。第二天，他不顾虚弱的病体，一头钻进温度达72摄氏度的浸提器里。当他把操作工错装的出液管和排水管矫正爬出来时，竟被单宁酸蒸馏水浸成了奇异的“蓝种人”。几个工人说，那样的地方张总都敢钻进去，我们真是自愧不如呵！
数日后，一张刊有《病床总指挥》新闻照片的《湖北日报》送到南京，像一块沉重的铅石压到他的妻子心头。她万般焦急地挂通了南京至竹山县医院的长途电话，接话人告诉她，张宗和已转到郧阳地区人民医院确诊去了。电话挂到地区医院，当张宗和刚刚说出：“我是宗和……”送话器里便传来妻子悲伤的哭声。好一阵，妻子才抽泣着说：“我已给你联系好了医院，今晚就接你回南京！”
“不！我回竹山治疗。”
张宗和知道，如果自己一走，单宁酸生产线建设速度就要受到影响，靠贷款几百万元研究的设备，就难以如期调试和正常运转。
两天后，妻子果然风尘仆仆来到竹山。见到妻子，张宗和能说什么呢？他长年呆在大巴山区，妻子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还有沉重的家务……妻子的深情打动了丈夫，却未动摇丈夫的信念。妻子理解丈夫，第四天，她谢绝了厂里送她游览武当山的安排，匆匆踏上了归途。是呵，人世间哪有一种爱能比献身事业更炽烈，更深沉？
1986年8月5日，一条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单宁酸生产线，继单机试车成功后，提前一年在竹山正式投产。
为了大巴山区
张宗和心里总惦记着一件事：我这个“客座总工程师”总归是要告辞的，我走了以后，厂子怎么办？张宗和提出，开办技工学校，培养当地技术工人和科研人才！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他和同伴们为厂里培训了70多名技术工人，还带领50多名工人到南京，沈阳等地学习新工艺、新技术……
“单宁酸仅是单一产品，只有向系列化深加工发展，厂子才有更大的前途。”张宗和又连续设计出第二、第三、第四条生产线。投产后各种产品均畅销国内外。
去年12月28日，竹山肚倍资源开发利用成果通过部级鉴定。林业部和中国林化学会等单位的20多名专家教授通过现场鉴定，认为此项目的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已进入国际同行业先进行列，是我国林产化工领域的重大突破，它开辟了我国五倍子系列产品开发利用的新途径。
竹山林化厂除了本身创造的效益外，还使全县种植肚倍的农民每年增加近700万元收入，其受益范围波及到周围各县。农民种植肚倍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近几年竹山新增倍林面积6.5万多亩，到1990年，全县倍林面积预计可达10万亩。肚倍的开发已成为大巴山区脱贫致富的骨干项目之一。
有人认为，竹山肯定给了张宗和优厚的报酬。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县委原决定每月给他200元补助，可是张宗和始终分文不要。每月除了南京林化所发给他应得的工资外，他没有额外的收入。
去年，张宗和被评为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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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美好的明天
——记本溪市的环境污染治理
本报记者 谢联辉
东经123度34分——125度46分，北纬40度49分——41度35分，在卫星拍摄的图片上，有一座看不清的东方城市——这就是被工业污染的烟尘笼罩着的中国本溪市。
1989年，建国40周年前夕，国务委员宋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国家有关部委和辽宁省负责同志来到这里召开“本溪污染治理现场办公会”。这座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就要改变容颜了。
赵振玉的“钉子精神”
9月23日，记者与本溪人交谈：
“中央很关心本溪的污染，你们对治理污染有什么想法？”
“治理污染？就是搞干净点？我们欢迎。还有什么想法？！”
陪同我的一位40岁左右的本溪人，听到父辈漫不经心的回答，尴尬起来。怎么能说“治理污染”就是为了“干净一点”？
曾连续6年担任本溪市环保局局长的赵振玉拉着记者的手说：我就不相信本溪人能用双手建起一座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原材料工业基地，能创造出第一流的产品，就不能治理污染、创造出一个清洁、卫生、文明的环境。
据国家环保局同志介绍，赵振玉和他的同事们有股“钉子精神”。他们不请自来，在北京缠住这个局长、那个司长，一次次汇报，向新闻单位的记者一遍遍介绍：
本溪市较大的烟龙有33条，每年向天空释放废气947亿标立方米，市区每年有一半时间大气能见度在50米左右。每平方公里月降尘量为53吨，超过国家标准6.2倍；全市5条较大河流有3条污染严重，其中经流市区的太子河年排入污水2亿多吨，每升含酚超标60倍，废油超标16倍，鱼虾基本绝迹；废渣每年产生1276万吨，历年堆积量达1.5亿吨，占地927万平方米……这位满脸皱纹的老局长恳切地说：“我只要求你们为本溪办两件事：一是到我们市亲眼看一看，把情况向中央汇报；二是向社会呼吁，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
市长给记者介绍这位61岁的老局长时，更是动情。本溪人都知道有个赵局长，在他和他的同行宣传下，本溪人立了一条规定——“谁能治理本溪的环境污染，谁才有资格当本溪市的市长”。从1979年国家颁布《环保法》以来，在市环保局同志“钉子精神”感召下，全市共投资1.4亿元建成环保装置200多台（套）；1981年至1986年征收排污费6847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2‰，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5倍；1983年至1987年全市用于防治污染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六五”期间，用于环保的投资为1.73亿元，占全市国民收入的3.33％，是同期全国平均率的5倍左右。赵振玉成了本溪的有功之臣。
一百天的运筹决策
1987年4月，国家环保局组织专家专程到本溪调查研究；
1988年1月，国务院环委会组织中央和辽宁省的有关部门到本溪进行联合调查，研究这座城市的污染治理目标和资金来源；
1988年8月，陈云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看过反映本溪等地严重污染的情况后，先后作重要批示。
治理本溪工业污染，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试验。国务院环委会成为研究、运筹这次试验的中心。他们一开始就把本溪市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复杂城市生态系统来研究，派国家环保局一位副局长协助本溪市运筹决策，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
要扭转这里生态系统环境恶化的局面，使大气环境质量不低于国家三级标准，水体质量不低于五类标准，需要上多少治理项目，治理几年，投资多少？
——来自本溪的反馈是：对年耗煤700万吨的本溪来说，最少要降伏已经形成的“黑龙”、“黄龙”、“灰龙”，重点治理37股污水。概算起来，至少要上56个重点治理项目，投资近3.889亿元，需要用7年时间方能见效。
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各工业企业能筹集多少资金？
——本溪的反馈是：全市1133家工业企业，一家一家掰着手指算，把排污收费专款、设备更改资金、综合利润留成、城市维护费等全算上，只能解决1.6亿元。
辽宁省政府决定为本溪拨出环境治理资金4000万元。
——经费缺口仍然很大。
李鹏总理、姚依林副总理一次次听取环委会主任宋健的汇报，十分关心这次试验；国务院办公厅和秘书局负责同志受宋健的委托，一次次找有关部委为本溪排难。
人们了解了本溪。这座在近代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原材料基地，现在每年为国家提供356万吨铁、230万吨钢、200万吨煤、200万吨水泥，40年来累计生产生铁、钢、原煤、水泥等工业原材料2.5亿吨。他们把第一流的工业产品和重要原料送给别人，运到祖国需要的地方，而把废弃物和污染物留给了自己。
人们感动了。国家建材局首先为自己在本溪的两个水泥厂筹集治理污染资金。经过100天的紧张协调、筹谋，1988年12月29日国务院环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治理本溪市环境污染的决定》，并很快得到李鹏总理的批准。
不同寻常的现场办公
9月21日，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和环委会副主任李绪鄂、曲格平，会同辽宁省省长李长春、副省长闻世震，领着中央和省里近20个部门的同志到本溪“现场办公”。
来到本溪的第二个清晨，参加会议的同志登上一座海拔240多米高的城中花园山，鸟瞰市区上空的逆温层和城区。赵振玉向宋健汇报时说，这里是个河谷盆地，工厂区和商业区、居民区又混杂在一起，工厂烟囱冒的烟在山沟里散不出去，对市民影响很大，整个城市的布局，就像把“马桶放在饭桌上”，很不合理，治理难度大。
宋健听了汇报后说，本溪建设布局是由历史上很多原因造成的，现在要完全改过来看来很难。像这种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城市，加强群众的环境意识很重要。他指着旁边的省长、市长说，领导同志的环境意识更重要。要让大家都来关心和爱护自己生存的环境。
这时，省长李长春拉着本钢经理张文达走到一边问：“前面那两个冒烟的烟囱是哪个厂的？”张经理回答是本钢发电厂的。省长说：“能不能在你这届任期内治好？”
张文达表示在1992年前，一定治好这两条“黑龙”。
“好”！李长春对周围的记者说：“我希望你们把张经理的话报道一下，到时间让大家来检查。”
一路上，大家观看了本钢设计院为电厂设计的电除尘设备收尘效果，察看了沿途一些重点污染源。李长春省长找到于国磐市长，在询问了污染严重企业的生产和环境治理情况后，建议本溪是否可以立这样一个规矩，凡是污染严重的企业、工厂，如果在环境治理方面没有较大变化，一律不可以评为先进单位，厂长、经理不能评为模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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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邵阳火车站仍有人出售黄书
10月18日下午，我在湖南邵阳火车站候车室门内，看到一位身穿铁路制服的中年胖男子和一位中年妇女在摆书摊，招呼候车旅客买书。我有意翻了几本，发现大部分都属应查禁收缴的黄色书刊。书名触目惊心，什么《荒淫艳女》、《黄花处女梦》、《艳女渣滓》等。有一些书刊无刊名，无出版单位，封面上仅有刺激性画面和标题，如《无国界的情爱——在性开放的西方一个中国美男子的遭遇等》。这些书刊大都是裸体半裸体男女封面，内容简介中大多反映男女床第生活等荒淫内容，里面还有不堪入目的插图。那女的对着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说：“买本书火车上看吧！”老同志说“你卖这些不穿衣服的女人书，不敢看哩！”卖书女人立即骂老同志“瞎了眼！”就在书摊旁站着两名值勤人员，室内还有多名车站工作人员，竟无人制止这种不法行为。
湖南邵阳市 李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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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吁
不可忽视这一角
星期天得暇去看望一位老同学，见他正在看一本新出版的杂志，裸体女郎的封面，“销魂一夜”的内容，不堪入目。
谈话中才得知有那么一角被“扫黄”忽视了。前一段，许多工厂及企事业单位、学校、机关团体的俱乐部、图书室里办起了以出租有色情内容的书目为主的租书点。因为它比较“保密”，漏掉了一次又一次的检查。“扫黄”开始后，一些人在街头巷尾的书摊上买不到了，都纷纷前往这些租书点。
有的人竟在“扫黄”中发了财！
长沙工程兵学院 张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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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吁
这种广告不能登
正当“扫黄”不断深入之时，我却惊异地从首都某报的版面上，发现为“精神垃圾”广作宣传的两则广告。这家报纸在9月底的一则书刊广告上介绍的16种“邮购畅销书”里，既有宣扬封建迷信的星相、算命的书籍，又有传授骗人伎俩的读物。另一则广告更是充斥了低级黄色不堪入目的书名。社会主义的报纸能刊登这样的广告吗？！
上海市 陈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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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吁
要重视农村“扫黄”
城里开展“扫黄”活动，有些农村青年进城见了，回村当新闻讲，乡亲们听得津津有味的。但农村就无“黄”可扫么？
农村里的“黄”，有其自身的特点。诸如
“黄”的传播形式多是隐蔽的、流动的；
“黄”的泛滥程度一般也不像城镇那么严重；
“黄”的危害多为间接的、慢性的；等等。如有的人买了相书回去，全村人争相传看。有些人提着收录机走村串户放下流录音小调讨钱、粮，许多村组不仅无人阻拦，有的男男女女还尾随着“听个仔细”。还有人拿着裸体艺术摄影画册，到农村去搞什么“开眼界，看新奇”活动，看一次收三四元钱。至于巫婆、神汉的活动，更不鲜见。有的是在城里躲“扫黄”风而下乡的。因此农村必须与城镇同步开展“扫黄”。
江苏省沭阳县 陈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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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郑南宁，1985年在日本庆应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研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图为郑南宁（左一）和科研人员一起对蜡烛的摄像测温。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