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出访归来
环球绿色考察归来（上）
唐锡阳
我于去年6月离开北京，历时7个多月，途经苏联、西德、瑞士、法、英、美和香港等13个国家和地区，重点访问了50多个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接触了与自然保护有关的官员、科学家和群众，整绕地球一周。总的印象是：苏联保护比较好；欧洲是破坏了再保护；美国是破坏了一半，保护了一半。
苏联保护比较好，有两个原因：一是地广人稀；再是政府比较重视自然保护。
欧洲是个早期经济发展的地区，当他们的经济与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觉悟到需要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遗产的时候，欧洲的景观已几乎全部人工化了，那里基本上没有原始森林，基本上看不到大型肉食动物，许多特有的动、植物已经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消失。失去了才感到珍贵，所以现在欧洲动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挽救、保护和恢复自然。这种努力以及努力的成果，几乎到处可以见到。譬如，西德的森林，长得又高、又大、又直、又密，经济价值也高，真是招人喜爱。但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这不是最好的森林，它至少有三个弱点：第一，人工改造过的森林品种单一，和自然林比较，植物种类极不丰富。第二，因为植物种类少，所能提供动物食物和栖息的条件也少，所以动物的种类也不丰富。动物种类的单一，反过来也会造成植物的单一。譬如说，猛兽在欧洲许多国家已绝迹，造成草食动物的增长过快，就威胁着各种植物群落的存在与发展。人们不得不采用狩猎的办法来维持某种生态平衡。第三，这种森林由于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比较简单，自我调节的能力比较弱，所以抵抗各种灾害的能力就差。酸雨的困惑，各国都有，为什么西德的黑森林表现最明显，以至形成毁灭性的威胁呢？我想和这种森林的人工化有很大关系。
美国是一个后起之秀，正当大兴土木之际，出现了像约翰·谬尔、西奥多·罗斯福这样一大批自然保护的先驱，在宣传和组织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了很多举世瞩目的自然遗迹，在法律、制度、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一套成熟的经验。我在美国访问了4个月，确实享受到许多自然保护的成果。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开发的迅猛，也破坏了不少自然，许多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访问欧洲一个小岛自然保护区的时候，我问这岛上有些什么动物？他们回答：“兔子、老鼠和猫——猫还是从家里跑出去的。”这个回答使我十分感慨。在中国的一个保护区里，就栖息着大熊猫、金丝猴和牛羚这些属于世界佼佼者的动物，我就在卧龙、唐家河等保护区亲眼见过。我还在西双版纳看到过野象、原鸡和犀鸟，在梵净山看到过黔金丝猴、红腹角雉和鸳鸯，在海南岛看到过坡鹿、孔雀雉和海南山鹧鹄。我跑了这么多中国的和外国的自然保护区，我上面提到的几种动物，不要说欧洲没有，地域辽阔的苏联和美国也没有。这是说我亲眼见过的，至于我没见过的，就更多啦。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有而中国没有的动物，但毕竟为数很少。再说，我国有十多种猿猴，从低级的懒猴到高级的长臂猿，从世界分布最北的“直隶猴子”到中国特产的金丝猴，真是一个庞大的灵长家族，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在欧洲我很少见到自然林，而在我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甚至华中地区，我都见过不同类型的原始森林，特别是西双版纳和海南岛，还保留着珍贵的热带雨林和季雨林。
相比之下，欧美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西方许多国家的自然被破坏了，但并不等于他们不保护了；正因为破坏了，没有了，才更懂得珍惜，更懂得保护。所以他们已从破坏中觉醒过来，正在见缝插针地恢复草原，恢复沼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保护青蛙过马路；在公园里保留一点灌丛杂草，以招引蝴蝶、蜻蜒。看着他们的这些举动，我总想西方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少走一点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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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感情的植物”
澳大利亚、美国、苏联等国的试验表明，植物也有感觉，能对人类的情感与语言等刺激作出反应，甚至会“唱歌”。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埃文斯博士，用一台类似医院中测量心跳仪器的检波器与一株天竺葵联结。他夸奖坐在天竺葵旁边的小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小女孩笑了，同时又让她赞美花，此时检波器上的指针摆动了。然后博士对女孩说，她遇到了可怕的暴风雪，但没穿大衣，女孩颤抖起来，这时检波器的指针又动了。而另外几台仪器没有与天竺葵相联结，面对女孩的激情没有任何反应。许多科学家认为，植物有初级的神经系统。
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乌拉索夫教授经过试验认为，某些植物抓住虫子当食物，或虫子碰到它时落下来，这是植物的保护行为。如果能认识植物有感觉的这一特征，有助于改良植物的种植、保护果园和森林。
美国加利福尼亚植物研究所的基塞尔工程师指出，植物会产生如同笛子一样美妙的声音，其音调和旋律根据环境而不同，这取决于植物对在场的人是否感到愉快。对此反应最明显的是毛叶秋海棠。
许多园丁知道，对植物讲话会影响其生长。英国一些种大韭菜的人说，在他们整夜整夜坐在菜地边与其说话之后，能够明显地影响韭菜的长势。
荷兰乌特里奇大学几年来试验杂草对赞扬与批评的反应。他们在一块长着大荨麻和白草的地上，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放唱歌与赞美的录音带，整整一个月，几乎所有的草都开花了，而且生长茂盛，有一棵竟长出10片新叶。在另一块草地，人们面对野草总是怒气冲冲，结果草慢慢枯萎，以至死亡。
彦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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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塑料垃圾带来的危机
张允文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衣食住行几乎都离不开塑料。从小小的牙刷到汽车发动机都可以找到塑料制品。以美国为例，每年生产的树脂就达二百七十亿公斤。塑料产品的年销售额达一千五百亿美元。有人把二十世纪称为塑料的世纪。
当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塑料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被塑料推向一场日益严重的危机。由于塑料不大会腐烂，塑料垃圾的处理就成为令人头疼的难题。塑料中三分之一是用于制造一次性用品的。这些产品的使用寿命仅数月，很快就变为垃圾。近年来美国的有些海滩就被一些塑料漂浮物
（其中有一些是医院扔弃的塑料制品）所污染，引起舆论界的严重关注。塑料垃圾扔入海洋，危及海洋动物。
美国的百分之八十垃圾是用埋入地坑的方法处理的。据专家预测，埋垃圾的地坑一、二十年即将告罄而塑料制品在固体垃圾中占四分之一，并且还在迅速增加。
近两年来，美国各州制定了近八百项法律来管理垃圾，尤其是塑料垃圾，如课以包装税、要求该制品具有可腐烂性等，以提高塑料制品的成本。有的地区干脆禁止使用某些塑料制品，如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咖啡杯和汉堡包盒等。但是有的日用品，如一次性塑料尿布一旦遭禁，将迫使年产十六亿美元尿布的最大尿布制造商停产。而美国每年要扔掉一百六十亿块尿布，占全部垃圾的百分之一，其环境影响可想而知。
目前解决的办法无非是三种：回炉、焚烧、地埋。回炉有个分捡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塑料都能回炉的。这需要大量投资。处理一吨塑料垃圾要花二百美元，而美国每年的垃圾多达两亿五千万吨。虽然一些使用塑料较多的公司正在研究塑料的回炉问题，但这种垃圾同塑料业、包装业、消费品业都有关系，谁也不愿意在这方面带头投资，因此进展缓慢。另一条出路是作燃料发电。但是某些塑料燃烧后会造成污染，而且这种工厂成本太高，一年处理三千吨垃圾的工厂需投资三亿美元，人们的积极性也受到限制。地埋也非长久之计，因为地坑有限，每埋一吨垃圾需花二十七美元。实践证 明，由于缺水缺氧，垃圾埋入地下多年也往往并不腐烂，更不用说塑料垃圾了。
美国环境保护部拟定了到一九九二年的处理塑料垃圾的目标：如减少塑料垃圾百分之二十五；回炉率从百分之零点二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焚烧率从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保留地埋垃圾等。从目前处理塑料垃圾的情况来看，上述目标还难于全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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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人士看中国
祝贺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
《真理报》政治观察家 弗·奥夫钦尼科夫
我同所有的苏联人一样，感到高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是在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庆祝的。我刚刚结束中国同行安排的中国之行。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感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40年，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我个人来说，则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事情是这样的，在新中国成立4周年的前夕，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作为《真理报》最年轻的驻外记者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我得以访问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主要建设工程。我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第一项胜利的见证人。1953年底，在鞍山钢铁工人城，新的高炉、轧管和轧轨车间隆重投产。不久前，我能经过亲眼目睹而确信，所有这些项目至今还在工作，苏联的“800”轧钢机——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产品，已连续运转了7个五年计划，每年为中国生产100万吨轧材。还有更使我高兴的事，50年代被称为
“中国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公司”的鞍山，已经成为中国钢铁工业大学，为全国同类企业培养出了5万名专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的许多企业现在也都起到了为本行业培养人才的作用。
30年前，我在洛阳亲眼看到了中国生产出来的第一台拖拉机
“DT—54型”履带式拖拉机。现在，我又来到这座古老的城市，新的面貌竟使我不敢辨认，因为林荫道旁茂密的梧桐树使城市变得年轻了。现在，当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可以生产拖拉机的时候，“第一台拖拉机”联合企业依然是农机制造的主导企业，农机设计的中心。
1956年的秋天对我来说是令人难忘的。那时我天天为《真理报》撰写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当时，中国已经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农业和个体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把中国建成发达国家的总路线。
80年代的中国与50年代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呢？在我所知道和关注的这个国家里是否看到了未曾料到的、特别是令我吃惊的东西！映入我眼帘的是农村道路上的惊人变化。在车流中，人力车早已不占主导地位，小型拖拉机或带挂斗的摩托车成为运货的主要工具。这些车辆满载着砖瓦在公路上奔驰。这也正是时代的特征。中国农民在解决温饱后，首先是希望翻盖住房。因此，到处都需要砖瓦，都在制作钢筋混凝土的板块。
乡镇企业是经济中的新鲜事，它的意义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个新的、富有效益的方面不仅保障了9500万农民的就业，也大大利用了剩余劳动力。现在，乡镇企业的生产占中国工业总产量的28％，占出口产品的20％。我一直在想，这个经验可能在我国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也适宜，那里有着富裕的劳动资源。
为了说明共和国40年来的成就和困难，我进行了两项对比：第一，中国人口在这40年间从5.4亿增加到11亿；第二，1949年工业和农业在国家总产值中的比例是3∶7，现在这个数字颠倒了位置。在这40年里，如果中国人口没有增加一倍，那么就会倍加感到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要知道，在改革的这些年里，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3，肉类和棉花生产增加一倍。
第二项对比说明，中国已从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现在，中国煤炭和水泥产量已在世界上占第一位，炼钢和电力生产占第四位，石油产量占第五位。
改革的10年也是实行开放政策的10年。开放政策使中国得以吸引外国贷款和直接投资450.98亿美元。至1988年底，共批准兴办各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15948个。仅在上海，这类企业就有数百家，比在整个苏联还多。这就是范例。在中国朋友那里我们是有东西可以学习的。
在西安访问时，省委副书记对我说：“现在，当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开放政策应当更积极地运用于同苏联的关系中”。“在历史上，我们这个城市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的开端。我们高兴地得知，将修建连接中国新疆和苏联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这样，我们犹如在重建伟大的丝绸之路。”
由于世界商贸活动的中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到90年代，欧洲对亚洲的兴趣将会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欧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将增加。这为中苏开辟了成为欧亚之间、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支点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将会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成为整个亚洲进程的催化剂。
40岁是成熟的年龄。社会主义的中国已作为国际社会中富有经验和责任重大的成员来迎接自己的节日。令人高兴的是，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以推动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保障人类的健康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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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德国累斯顿中学的教师在学校的园圃里给学生讲生物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