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
柏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但是，他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针，没有得到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致使这种思潮愈演愈烈。不久前，北京发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的恶果。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动乱之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现在，重新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有着特别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多次明确地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9页，以下简称增订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文选》第346页，以下凡引自此书的均只注明页码）
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
（增订本第29页）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他们有时虽然也提搞四个现代化，拥护改革开放，但是根本不讲社会主义这个前提，实际是主张把资本主义一整套制度都拿过来，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散布种种言论，丑化党的形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鼓吹“三权鼎立”，建立多党政治。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极少数人就公开叫喊“打倒共产党”、“消灭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党徒”、“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除此而外，他们还散布了大量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不仅一项一项地而且从总体上彻底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公开叫嚷要从宪法上“去除”四项基本原则。
其次，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主要手法，就是搞精神污染。这个方面的突出表现，是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对于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味地盲目推崇。甚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者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相、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了不少。这种精神污染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一定范围内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的金钱崇拜，唯利是图的思想和行为，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崇拜，等等，企图从根本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恶毒手法就是策划鼓动闹学潮，搞动乱。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采取种种手段引诱、欺骗、蛊惑、煽动一些政治上幼稚、没有经验的青年学生参加非法组织，出版非法刊物，游行示威，静坐绝食，冲击党政机关。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作风。” （增订本第 110页）这次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病毒的大暴露。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危害不可低估
怎样看待资产阶级自由化？多年来，邓小平同志反复提醒党内外的同志，要充分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危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刚出现自由化思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 （第152页）在以后许多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至少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这种危害：一是认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虽然只是极少数，但是他们制造的气氛，为国内外敌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
势力，为一些刑事犯罪分子、打砸抢分子和“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提供了条件。尽管这几种人的性
质不同，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加上
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
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二是认为搞资产
阶级自由化，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迟早都会
出乱子。他提醒人们要看到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是稳
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
去。三是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降低党的威信，涣散党
的组织，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怎么能领导人民搞建
设？四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人们的思想，污染人们的灵
魂。邓小平同志指出：“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
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
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
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
潮”， （增订本第32页）如果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青
年人迷失方向走上邪路。从长远来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斗争，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
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五是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使四
化建设迷失方向，走上资本主义歧途。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
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也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因为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甚至还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如果把西方一套制度全都搬到中国来，这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搞的就不是现代化了，而是资本主义化了。
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极大的欺骗性
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市场呢？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是打着种种革命的旗号，把他们的阴谋隐藏起来，容易使许多幼稚的青年人和不了解真相的群众受骗上当。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借着我们党所提出的任务和口号来散布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这是他们惯用的一个伎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以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以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为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纠正党在十年内乱中的极“左”错误为名否定党的领导。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第243页）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全面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以改革和开放的面目批评和否定社会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完整地搬进中国来。总之，不管你提出什么任务和口号，他们只要觉得可以利用，就立即扯起旗号搞名堂。你讲要反对封建主义，他就把社会主义当成封建主义来反对。你讲要改善党的领导，他就讲实行多党政治，搞“三权鼎立”。你讲要加强法制、推进民主建设，他就大讲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
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上存在的某些失误和问题，挑动一部分有善良愿望的学生和群众对党不满，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惯用的手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们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这几年，他们则利用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和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煽动广大青年学生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的情绪。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这次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极少数阴谋策划者使用的最迷惑人的一招，就是以“反对腐败”的口号为陪衬，把相当一部分有善良愿望的学生和群众裹胁到这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立的风波之中。
还有一个手法，就是以“民主运动”为旗号，煽动学潮，制造动乱。邓小平同志说：那些制造事端的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 （第160页）他指出，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民主问题，使他们认清中国人民今天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只能是共产党集中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而不是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只能是与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的民主，而不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导致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导致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只要我们在头脑中树立起这样的民主意识，就能增强识别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能力，不被“要民主”的旗号所迷惑。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旗帜鲜明
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述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他认为，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不一贯，不彻底。早在1981年7月，邓小平同志针对宣传工作在他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对一些明显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没有进行有力地揭露和斗争，致使这种错误思潮又重新出现的情况，严肃地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 （第345页）以后他又多次告诫党内一些同志，要下决心克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的状况。1986年底，邓小平同志针对方励之等人煽动学生闹事的事件再一次警告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增订本第149页）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并没有吸取以前的教训，继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放任，甚至纵容和支持的态度，结果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发展到在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样的地步。
要真正搞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要彻底改变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状况。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必须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思想战线阵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错误观点展开积极的严肃的思想斗争，真正扭转那种“批评者被围攻，被批评者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 （增订本第150页）的不正常的局面。他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增订本第36页）
“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他还建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就党的思想战线工作进行专门讨论，系统解决有关的方针、任务、措施和步骤等问题。
搞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领导干部首先要旗帜鲜明，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能否旗帜鲜明，关键在于那里的主要领导干部，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是否态度坚决。他说：“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领导“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过来。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 （增订本第153页）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赵紫阳同志在北京这次发生的风波中，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根本不会从学潮发展成为动乱，进而又由动乱发展为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同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中，十分强调党员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指出，党员对党的批评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不允许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特别是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从事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更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允许自视特殊，自行其是。要“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第220页）“思想战线上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 （增订本第34页）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往往就出在党内。只要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能自觉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纪律和章程，并带头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思想战线上的种种自由化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也是不难解决的。
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化，还要克服一些糊涂认识，坚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向。有些同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之所以缩手缩脚，旗帜不鲜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混乱的东西。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有的人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有的人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影响解放思想，有的人还顾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妨碍改革开放，有的人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怕被说成又搞政治运动了。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混乱状况确实给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的活动，提供了某些的有利条件，使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更加有恃无恐地向四项基本原则进攻。因此，必须切实有效地加以纠正，理直气壮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坚决的斗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从邓小平同志的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吸收和学习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一切有用的东西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消极影响，也难免随之而入。因此，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以及外来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发生影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仍落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及其影响就会十分顽固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表现出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将会长期存在。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只要改革开放就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172页）事实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绝不会放弃推翻共产党、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梦想。他们一遇到国内外的合适气候，还会兴风作浪。对此，全党全国和全军都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手段要适应长期斗争的需要，应以教育为主。邓小平同志指出，“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同上）他多次告诫人们要接受过去搞“左”的一套的教训，对于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犯错误的人，每个人的错误性质，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搞围攻，不搞运动，但是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在强调教育为主的同时，邓小平同志还认为，“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 （同上书，第181页）“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的处理。”（增订本第149页）不能在这种问题上让步。
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长期斗争，就要长期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初指出，这些年，“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增订本第154页）今年初，他又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这里讲的教育，最主要的就是对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这种失误，一些青年学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和腐蚀下，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不听不信，而对资本主义好的宣传讲什么信什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一搞煽动，他们就跟着闹事，甚至失去理智。这个严重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斗争中，争夺青年人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邓小平同志指出，学生闹事，“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即能不能达到我们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
（增订本第156页）否则，对青年学生只讲哄，只讲捧，一味地赞扬他们的“善良愿望”、“爱国行动”，只能助长他们盲目跟资产阶级自由化跑的思想与热情，这对青年学生实际上是一种坑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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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就的丰碑
——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成就事典》
邱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奋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短短的十年里，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这些成就已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
由彭清源教授主编、沈阳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成就事典》，将分散在报刊出版物上有关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资料，以事典的形式编篡在一起，涉及到政治、法律、外交、军事、经济、工业、建筑、农业、林业、水电、气象、环保、交通运输、邮电、对外贸易、财政金融、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全书用简练的文字、准确的数据，集中反映了新中国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辉煌成就，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料价值。同时，本书对全国各族人民全面了解新中国四十年来的成就，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成就事典》，是一部较全面记录新中国四十年成就的资料性检索工具书。将共和国的成就以工具书的形式予以科学的编排，这在国内尚属首创。以词条的方式叙述成就，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全书共收入2437个条目。每个词条均以小标题或主题词，用简练的文字图表记述成就事实。
该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新中国四十年来的成就。透过书中列举的成就：新中国诞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核试验、发射运载火箭、国民生产总值升至世界第七位、万吨水压机、正负电子对撞机、农业生产责任制、三千万人脱贫、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卫星发射中心……。不难看出，书写共和国历史、为共和国树碑立传的不是个别“超人”，而是站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干部及其他劳动者。共和国的每一项成就无不凝聚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血汗，他们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的脊梁。
该书在收录共和国四十年来的成就时，还进行了纵横全方位的比较。一方面，该书收录了建国四十年来，新中国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各方面的成就。如粒子物理、超导研究、胰岛素研究、卫星发射及回收技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修氏理论……；另一方面，以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使读者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49年建国时，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是急需解决温饱并被人称之为“东亚病夫”的四亿多人口，还有那几千年来遗传下来的沉重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以及处于冷战、对抗中的国际环境。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评价新中国四十年成就的基本出发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万众一心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到党的十三大时，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跃居世界第七位。当然，在十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失误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所有这些，该书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做了明晰的反映，为人们描述了新中国进程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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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吴大琨主编 时事出版社出版
本书认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进行调整和改革，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正在形成新的态势，这为我国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机遇。实施这一战略也存在不利因素：我国的宏观经济尚未管理好；实施既符合国情又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产业政策难度较大；不少同志至今对国际市场的复杂性、竞争性、风险性、供求变化的特性认识不足。对此，作者提出了可行性政策建议。
本书对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科学依据，沿海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亚太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教训及其与我国的经济关系，都作了深入的分析。
（赵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