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复旦十八位学生风波中申请入党
在50多天的风波中，复旦大学有不少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先后有18位学生提出入党申请，向党组织递交了思想汇报。
“人生因为思想而有意义，因为信仰而有价值。我如果在党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的关头，不提出我的信念、我的追求，我就丧失了一个真正爱国者的责任。”这是18位同学的共同心声。
他们当中有行程二万里、历时四个月的“未来记者团”成员——新闻系的吴月华、梁弘，这两位大学生脚踏实地了解中国国情后，认识到：“大学生坐而论道，只会空谈误国。今天中国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建设和勤勤恳恳的工作。南疆战士的牺牲奉献精神，各行各业普通党员在平凡工作中任劳任怨的品质，都使我们感受至深。我们要承担起建设祖国的重任，就必须有一种牢固的信仰支持我们去面对各种考验，这种认识促使我们产生成为共产党员的庄严追求。”
他们当中也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在动乱中认识正确、信仰坚定的同学，如历史专业的刘罡，学习中国近代史后，深有体会地说：“历史一再证明，我们党始终是最能够代表全民族利益和国家发展希望的领导核心。党使人民第一次有了翻身当家作主的意识，第一次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意识，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于世界之林的民族意识……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不可置疑的政治现实和历史选择。每一个立志为国献身的中国人，都应团结在党的周围，运用党的智慧和力量，改造中国，建设中国。”
（9月27日《文汇报》路晨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思想病”种种
江苏丹阳市建委党委联系近几年的社会现象和本系统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倾向进行回顾总结，归纳出“十五种病症”：
“爱资病”。总觉得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开口外国，闭口“西方”，否定自己，盲目崇洋，缺乏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
“灰色病”。否定一切，一说反腐败，似乎共产党员都坏透了，“无官不倒，无官不贪”，散布“灰色情绪”。
“牢骚病”。看什么都不顺眼，有说不尽的怪话，发不完的牢骚。
“拜金病”。“一切向钱看”，光要“票子”，不要人格面子。
“清谈病”。光说不干，吹牛放炮，脱离实际，纸上谈兵。
“诬告病”。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到处诬告。
“信谣病”。爱信谣，中央的消息不信，对“马路消息”一听就信。
“挑剔病”。整天眼睛盯着别人，自己不干工作，看见干工作的同志便说三道四，评头论足，甚至“鸡蛋里挑骨头”。
“利己病”。一切为了自己的私利，不讲“雷锋精神”，不讲共产主义风格。
“拆台病”。背后搞小动作，绞尽脑汁拆别人的台。
“漏嘴病”。没有纪律约束，信口开河，把党的机密随便泄露。
“传舌病”。“舌头长，闲话多”，影响团结。
“嫉妒病”。对能力强的人，心怀嫉妒，看见别人提拔就眼红，唯恐别人超过自己。
“猜疑病”。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凭个人狭隘的眼光去胡猜乱想。
“馋懒病”。又懒又馋又贪玩。群众说他们是工作上的
“懒汉”，酒桌上的“好汉”，牌桌上的“硬汉”。
（《中国市场报》丁锁明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消费分流
——一个抑制消费膨胀的有效对策
众所周知，以消费膨胀和投资膨胀为特征的严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大敌。就消费膨胀而论，实施“消费分流”是有效抑控消费膨胀必须采用的对策之一。
引导消费分流的核心是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增强供给能力。
分流之一：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增加居民储蓄，推迟和分解过热的消费。目前，我国居民手持现金1500亿元以上，若能将其中的1／3变为储蓄存款，将大大削弱消费膨胀的势头，也为增加供给扩大了资金来源。
分流之二：扩大发行股票和债券，将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允许一些经济效益好和产品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发行一定数量的股票和债券，那就能缓解群众手里的现金对市场随时产生的冲击和压力。与此同时，这些以股票和债券形式转化的生产基金可大大增加有效供给。
分流之三：加快住宅商品化的步伐，调整消费基金的使用结构。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极不合理，消费面比较狭窄，消费主要集中在吃、穿、用、行上，占92％，而消费在住上仅占8％。目前，我国公有可出售住宅约12亿平方米，若能在三年内将其中一半商品化，以平均每平方米300元的售价计算，可收回消费基金1800亿元。
以上是对已出现的消费基金膨胀采取消费分流的对策。当前，要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合理调整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商品结构和投资结构，增加适销对路的短线消费品的供给；还可适当调高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以遏制过旺的消费需求；要大幅度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控制住生产资料价格。只有多方面都采取相应措施，彼此配合，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和消除消费膨胀，进而达到遏制通货膨胀的最终目的。
（9月12日《金融时报》金维虹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一个吃喝干部的反省
这里转载的是湖南省汉寿县鸭子港乡党委书记写给全乡干部对自己吃喝问题进行反省的信（摘录）：
我是一个有20多年喝酒抽烟历史的人了，反省起来，在这些烟酒中确有不少是用人民群众的血汗钱买来的。特别是近两年来，我每到一个企业单位、村组，同志们总是热情接待，自然递烟敬酒。烟由过去一根接一根，发展到一包包、一条条。酒由过去的“高粱小曲”发展到名酒。每年用于招待我和我的随行同志身上的烟酒不少于千元。由于我对此事没有严肃对待，导致全乡各企业部门、各村、组的干部效而行之。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乡仅送人情、招待烟酒一项至少要花掉五万元。而农民生活又怎样呢？虽然近些年来经济生活有了些改善，但仍有部分农民的生活只达到饱肚子的程度，几只鸡、几个蛋都要拿到市场上换几个钱。不少人视二三十元为一笔家当，用布包上几层，即使家里有病人也舍不得花钱。而我们为了讲义气、摆阔气、拉关系，一挥手一条烟30元，一瓶酒五六元……我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群众对我们这种行为确实不满，由背后议论到公开抗议。任其发展，将会出现一种甚么恶果，党群之间的关系将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的干部还有什么权利来说话，还有什么威信去领导群众？
（《组织人事信息报》刘振有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53年难还债 76岁得轻松
我今年76岁了。从13岁开始当童工，23岁被解雇，生活无着，向3位穷朋友借了300元旧币做生意，没料到出手不利，本钱亏光，从此欠下了这笔债。
借钱得还。为了还钱，我和孩子他娘码头搞搬运，提篮小卖，什么都干，可那年代越穷越没路走，夫妻俩年头累到年尾，连糊口也难。累了5年，我钱没挣到，又碰上逃“日本鬼子”。那可苦了。我挑副箩筐，一头一个孩子，带着孩子他娘离乡背井出了门。鬼子占一地，我们逃一程，一直逃了两年多。可怜我那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在逃荒路上连饿带病，都夭折了。那兵荒马乱的年头，性命都难保，哪还谈得上还债。
抗战胜利了，我们好不容易在龙游城落了户，夫妻俩靠摆小摊做小生意度日。这时，我们高兴了一阵子，心里想想，有了一丝还债的希望。但紧接着是国民党腐败，物价飞涨，我们挣的钱连买米糊口都不够，还债的事，又泡汤了。
解放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可是，每当想起那笔拖欠了多年还没还的债，心里就不好受。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到了龙游，我可高兴了。我看改革看了3年，越看心越动。我拿出40元退休金当本钱，同老伴摆摊卖起了钓鱼钩、钓鱼线之类的小渔具。后来我们扩大生意，带卖起其他小百货。这样干了5年，算算赚来存起的钱，就是按1比5的比率还当年欠下的债，也有得多了。于是，今年3月，我从银行里取出存款，专程赶去诸暨县，去寻找53前年借钱给我的那3位穷朋友。没想到，这3位穷朋友都已去世，当我把1500元人民币分别交给他们的儿子时，我忍不住流出了老泪，接钱的和闻讯来看的人，也都感慨万千。眼下，我无债一身轻，从来没有这样快活。
（9月21日《钱江晚报》徐顺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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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小院“秀才”多
九月十二日早晨，地处偏僻山区的天台县南平乡山头郑村一幢古雅的四合院里，乡亲们欢天喜地地欢送郑英志去浙江师范大学读书，大家都为小院里又出了个大学生而感到自豪。
这幢四合院坐落在村中一棵大樟树旁，住着十五户人家。解放前世代务农，多数人目不识丁，没有一个大中专毕业生。解放后院中长辈们也都想让孩子们多读点书，渴望有更多的人上大学，但在
“文革”期间院中人难以如愿。自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改革了招生办法后，院中长辈们更加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年逾八十岁的郑思伙老汉，受尽文盲之苦，他时常说：“搞建设没有文化不行。”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个儿子、两个孙子都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孙女又于去年考入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成为院中第一个女大学生。
这幢四合院在招生制度改革后，已有五人考上大专院校、七人考进中等专科学校。有迷信思想的人说：“这是大樟树下的古老四合院‘风水’好的象征。”但院中老人深有感触地说：“院子里过去无‘秀才’，如今出了这么多有文化的人，这不是小院‘风水’好，而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好！”
（九月十九日《浙江日报》丁其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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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日的来历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40年前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当天《人民日报》所发消息的标题即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当时的盛况在今天全国政协档案处保存的一部影片档案中还有着完整的记录。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政协开幕的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以上文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1949年9月21日。那么10月1日的国庆日又是怎么回事呢？作为一个纪念日它的来历是这样的：1949年10月9日下午三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说：“过去双十日已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庆日，所以要以10月1日为国庆日，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好讨论后决定。”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而1949年9月21日的“开国盛典”则渐渐不为人们提起，同年10月1日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则被称作“开国大典”，越叫越响，越传越广了。
（1989年第9期《档案工作》晓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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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在博山
山东博山，焦裕禄的故乡。
60年代中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名字传遍了中国大地的山山水水。20多年的风风雨雨，焦裕禄的名字也曾蒙上过尘埃，一度被淡漠和遗忘。但人民没有忘记他，生他养他的故乡更没有忘记他，他的精神在时代的磨砺中愈发放射出夺目的光芒，他的名字又回荡在故乡的山水之间。1987年初，新的区委组成。他们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来净化人们的灵魂，启迪人们的思想，凝聚人们的精神，进一步激励人们改革和建设的热情呢？
很快，决策人的思绪在一个共同点上聚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博山区人民要带头弘扬焦裕禄精神，用焦裕禄精神凝聚人民的意志，振奋人民的精神，推动全区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他们迅速做出决策，在全区开展以学习焦裕禄精神为中心的发扬“三种精神”活动，即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精神，以党风带民风，以具有博山特色的时代精神，聚合全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把焦裕禄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为此，区委、区政府立即修复了“焦裕禄事迹展览馆”，以此作为向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面对着今年一场特大的旱灾，博山区的领导同志率先垂范，自带铺盖，走出机关，奔赴抗旱救灾的第一线。城郊居民们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自动捐款110万，有力地支援了灾区的群众。
博山的山山水水，养育了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焦裕禄的精神又正激励着博山人民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博山而努力奋斗。
（9月27日《淄博日报》孙悦欣文 秦玉瑾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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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饶人（十月四日《中国青年报》朱景和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