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退休乡长忙大事
——全国劳模雷庆德义务搞计划生育工作的自述
我叫雷庆德，是湖南省祁阳县狭江乡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今年63岁。过去担任过乡农协主席、乡长、乡党委书记。1980年退休前在省建筑公司七公司工作。1987年3月，大家推选我担任了现在的差事。我想，虽然职务上退了休，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是不能退休的。我身体还好，要在有生之年为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耐心疏导 难事不难
1987年5月的一天，我去乡里参加计划生育协会常务理事会。会上分析全乡的计划生育形势时，大家感到最棘手的是岩塘冲村。这个村有50多对育龄夫妇没有落实节育措施，1986年9月乡政府曾组织了103人的工作队，去了7天，花了2000多元，都没解决问题。我说，我去试试。
我到了岩塘冲村，先找了几位50年代和我一起搞土改闹翻身的“老农会”谈心摸情况。陈翠林老大娘见了我高兴地问：“老乡长，多年不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说你们村里有些人不愿搞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国策，哪个说不愿意？”“你能帮帮我吗？”“老乡长看得起我，我不拖后腿。”“听说你媳妇又怀孕了？”她想了一会说：“我还不太清楚，如果真的又怀了，这个工作由我老两口来做。保证明天就送她去引产。”我把手一拍：“好，就看行动了！”紧接着我找了老队长唐时昌，我对他说，我们这些土改时的积极分子，现在搞计划生育也不能落后，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第二天他和老伴也把自己的媳妇送到医院做了节育手术。此后，这些老同志就和我一块儿做别人的思想工作。我抓住这个好势头，与村支部研究开了个动员大会，放了场电影。一方面表扬“老农会”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开展“人生崽，地不生崽”的算账对比，随后又挨家挨户去做工作。这样一来，原来见计划生育工作队一进村就躲到外面的人，都被家属写信或打电报招回来了。仅10来天，就有48名节育对象到医院做了手术。任务完成后，村里的群众不仅没有意见，还放鞭炮欢送我，感谢帮他们摘掉后进帽子。
排忧解难 热情服务
在实践中，我体会把思想工作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很要紧。当前，少数计划生育对象“顶牛”，除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心他们太少。
去年4月，我了解到林场村节育对象陈昌年不愿做节育手术，原因是实际困难没有得到解决。我就建议由村党支部出面借给他100元钱买粮食、化肥，又同他的组长商量，他去做节育手术，要安排劳动力把他家的秧及时插上。为这，陈昌年感动得哭了：“以前我总以为你们是做断子绝孙的事，现在看出来了，是一心一意办好事。”
平时，我走访节育对象，发现谁家生产生活上有困难，就千方百计想法帮助。2年来，我已从自己不多的退休工资中拿出几百元钱、千余斤粮食借给节育对象，对困难的就算白送了。近2年里，我还亲自陪送50多名育龄青年到县技术站做节育手术，每次都为他们安排好吃住才离开。这些事都不大，算不上轰轰烈烈，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时间一长群众和我关系愈来愈亲密。
一视同仁 以身作则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我有1个儿子和3个女儿，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孩，我动员他领了独生子女证。大女儿晚婚晚育后也生了一个女孩，我也要他们去领独生子女证。我老伴思想不通，亲家母也一心一意要抱孙子，而且大女儿也真的又怀孕了。老伴劝我：“这事你甭管，免得伤了亲家和气。”我说，共产党员不能光做别人工作，要求别人计划生育，应该以身作则，对家里人要和群众一视同仁。通过家庭会议和个别谈心，终于把两家的老老少少思想都打通了。我老伴亲自陪女儿去做了人工流产，并领了独生子女证。三女儿的男朋友也同意了我对他们“先立业后结婚、晚婚晚育”的建议，推迟婚期。此外，我还动员6个亲友落实了节育措施并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现在，在我和亲友的带动下，我们这里该落实节育措施的，已全部落实。去年我们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跨入了先进行列。
（本报记者 艾笑整理）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
本报记者 谢联辉
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在行动！
——霸王岭计划，根据海南岛多年毁林种胶、现存热带雨林不多的情况，从了解物种多样、结构复杂的霸王岭原始湿热带常绿森林区本底入手，研究从自然生态系统到人工生态系统的梯度变化。
——小良课题则与霸王岭计划相反，它研究的对象是生态系统已经退化了的广东省西部电白县沿海小良地区，怎样由土壤严重侵蚀的裸地，从人工栽植单个先锋植物种开始，恢复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巢湖污染研究，分析安徽合肥市工业污染对湖区的影响，弄清富营养化过程，研究藻类生长同环境因子间的关系。区分、定量及认识湖中污染物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干扰，以提出改良水质和降低污染程度的措施。
——天津城市发展的生态研究，是以人口密集的都市为对象，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剖析城区系统各组分间相互作用及相互依赖关系，创立
“敏感性模型”，为参与制定城市发展计划的规划者、管理者提供决策工具。
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有，世界其它国家也有，目的是寻求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人们在享受自己获得的和创造的财富时，会时时受到大自然种种惩罚？因为人类在土壤侵蚀、沙漠化、滥伐森林、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绝、环境污染等所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中，已经意识到能登月球、造核武器的人类，还没有真正揭开人与生物圈之间的秘密，对于人的自身生产、人的经济行为应该如何与生存环境相协调、相适应，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联合国针对全球日益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挑战，以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为宗旨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格外受到世界各国的拥护和支持。这项松散的政府间科学计划自1971年开始实施以来，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数千个实地科研项目，有数万人参加有关的培训活动。
作为该计划理事国之一的中国，自1972年参加起就抱着极大的热情，国务院于1978年正式批准成立了相应的计划组织实施机构——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迄今全国有37个有关项目列入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批准加入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人与生物圈计划已经成为跨地域、跨国界联系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纽带，已经是为生物圈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提供多学科、多领域依据的窗口。
在我国长白山实施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计划，可以说是这种纽带和窗口的一个缩影。
“森林死亡”像个幽灵正在威胁着经济发达的欧美诸国。这是欧洲森林破坏纪录卡所载的事实：“森林死亡”在联邦德国蔓延，在瑞士蔓延……据1985年底对欧洲15个国家的人工森林粗略统计，至少有700万公顷遭到这种灾难。
而在纬度相近的中国吉林省长白山，有个面积为20多万公顷的林区，自1702年以来植被没有经受太大干扰，从山岩裸露、白雪皑皑的山巅，到针阔混交、林木遮天的山麓，十分明显的植被垂直带变化，没有夹杂人为的痕迹，是大自然创造的一个完整的东北亚山地生态系统。这里没有森林病虫害，众多的物种以最佳形式和谐协调地生存。
欧洲人工林的衰退，是由大气污染物还是自然影响力诱发的？尽管对“森林死亡”症状做过大量研究，但在科学上看法不一。与此相反的长白山优化森林结构，正好成为欧洲病态森林最佳参照模式地。处于顶极群落的长白山原始林，其间500多种动物、1200多种植物是怎样构成复杂的食物链，进行有序的物质交换、能量流动的？是怎样维持稳定的生态平衡的？外国专家希望从欧亚大陆北半部山地生态系统典范的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得到启示，以查清欧美“森林死亡”的原因，制订有效的控制对策；中国专家希望通过研究优化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产力，揭开大自然更多的秘密，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林业之路。中外专家的希望，便成了国际间合作和交流的基础。
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为这种合作和交流提供了条件。据悉，近两年来我国通过这个窗口，以信托基金等方式取得300多万美元的资助，展开了十几个生态环境合作研究课题，为国内外生物圈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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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调查
科技馆：科技走向社会之桥
本报记者 赵相如
这里所说的科技馆，包括科学会堂、科学宫、科技活动中心、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等，是开展多种形式科学普及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有效形式。在我国，科技馆还把科技培训、咨询服务、国内外科技合作交流、科技联谊以及必要的生活服务结合在一起，成为多功能、综合性、面向社会的“科技之家”、“科技工作者之家”。
作为社会性的科技、文化、教育设施，科技馆既传播科技知识与科技成果，又孕育新的发明和新的科技知识。它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反映出其发展科学文化的觉悟程度。
科技馆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首先，它通过展品，迅速向社会提供生动的实体来说明和传授最新科学知识，力求做到普及教育的内容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同步。其次，一部分展品通过深入浅出的演示和亲自动手体验，可以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获得一些科学原理和应用技术知识。第三，它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聚为一体，可以启迪和诱发人们探索科技的兴趣和灵感。第四，由于展出内容广泛、变化及时，人流量大，受教育面广，因而社会影响较大。科技馆是科技、经济、社会相互交融促进的桥梁。
从1742年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最先在人类历史上诞生时算起，世界上科技馆事业发展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20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已深入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日益发挥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科技馆事业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迅猛发展。
我国科技馆事业的发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1980年到1988年底，全国已建和在建的科技馆达200余座。当然，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在科技馆建设方面仍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国家之一，如按每座科技馆平均覆盖的人数来看，西德为78万人，美国为114万人，日本为128万人，保加利亚为296万人，罗马尼亚为558万人，埃及为600万人，我国为4100万人。这说明不但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如此，已建成的科技馆仍然开展了许多科普教育工作。据统计，全国共举办科普展览4032次，科普报告会20余万次，放映科教电影、录像9万场次，举办科普画廊2.3万次，开展了近10万个科普宣传日活动。上海科学会堂平均每天接待5000余人次，举办各种科技活动，还经常接待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湖南沅江市科技馆经常举办以农民为对象的科技培训班，已为9个省培养苎麻栽培的农民技术员200多人。
辽宁、吉林、湖北3省科技馆建设发展较快，因而科普活动开展也比较有实效。辽宁省13个省辖市中已有11个建有科技馆；吉林省有25个县建了科技馆；湖北省决定到1990年从地方财政中拨款600万元用于县级科技馆的建设。目前已有3个县科技馆竣工交付使用，17个县的科技馆正在施工中。
那种认为科技馆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观点是短视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化趋势要求科技工作者去突破由于学科急剧分化所形成的信息壁垒，而科技馆正是科技工作者相互启迪、科研门类相互交融的良好场所。
此外，科技馆常以深入浅出的形象化手段展出新技术的复杂原理，这对培养青少年的观察能力，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是大有裨益的。科技馆与其它教育形式相结合，有利于构成我国较为完整的现代化社会教育体系。
衡量科技馆的成绩和贡献大小，自然不能简单地看几项经济指标，但这不等于说对科技馆就不需要加强管理，以争取和提高经济效益。我国科技馆事业起步晚，发展还不快，有的省市至今还没有一个科技馆。目前多数科技馆面临经费拮据、人才短缺的状况。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同时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办法，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黑龙江省科学会堂和山东泰安市科学会堂的建设资金中，就有相当部分是厂矿企业和一些专业户捐赠的。随着形势的发展，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依靠科技发家致富的厂矿、专业户会乐意对科技馆事业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献。当然，还有些事不花多少钱就可以办到。比如北京科学会堂建于1962年，但它的所有权却属于友谊宾馆，中国科协有使用权，只是每年要拿出上百万元的租金，这对科协这个没有创收的群众团体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有人建议把隶属关系改变一下，对友谊宾馆来说并不影响多少经济效益，对中国科协来说，却卸掉很沉的一个经济包袱。这个建议不知有关部门可否研究一下？
随着一大批科技馆的建成，科技馆工作人员便不断增加，据统计目前已达5000余人，这自然是一支数量可观的队伍。如果这支队伍的多数不是专业人才或缺乏科技专业知识，只是到此来谋求轻松、舒适的职业，那将会影响科技馆功能的发挥，降低科技馆的效率和服务质量。这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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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勿忘万千送卷人
新华社记者 杨力 新华社通讯员 何智星
送卷人——这里特指那些为高考运送试卷的人们。
据统计，仅仅在四川，每年高考期间，就有数以千计的人，为运送试卷而日夜操劳，奔忙在纵横千里的送卷线上。
7月7日开考之前，他们要竭尽全力将试卷送到每个考场，7月9日考试结束，他们又立即启程把答卷送往阅卷的地方。无论路途多险困难多大，都必须迅速、准时、确保试卷毫发无损。
年年高考，岁岁辛劳，送卷人，以其默默的奉献，为一轮又一轮的考生甘当着人梯，传递着希望。
1989年高考前后，遍布四川许多地区的暴雨洪灾降临了。
洪水泛滥，路断桥毁。本来蜀道就难行，再加上老天作孽，高考试卷的运送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高考在即，试卷急需从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送往全州各县。
可山洪暴发，使康定通往各县的道路几乎全部中断。7月3日就从康定出发的南北两路运卷车队也统统受阻途中。
尤其南线一路，情况严重。
从康定南下到得荣县城，要渡过雅江河，翻越折多、海子等五座大山。一路险象丛生，单是康定至雅江不足100公里路段，就发生20多处泥石流。
马永华和他的同伴们已在这段路上被困三天两夜了，仅有的干粮大家分着吃，再困再饿也没人离开试卷一步。
可当又一个夜晚来临时，马永华沉不住气了：我们饿死在此不要紧，可那么多人在眼巴巴等着这考卷呀！
黑夜中，他们几次试图挖开泥道让运卷车强行通过，都没成功。最后，只好将试卷卸下车来，分装在麻袋里，几个人挽起裤腿，背起百余斤重的麻袋，趟着泥浆，避开头上不时滚下的石块，摸黑走过泥石流段。然后，又返过头来护着空车慢慢通过。
就这样车运一节人背一段，心急火燎地把试卷送到距离得荣县城还有100多公里的乡城县时，几人全累瘫了。3日凌晨就出发，此时已过7月5日深夜零点，三天三夜过去了，可试卷仍在半路途中。
幸而从得荣前来接应的同志连夜赶到了。时间紧迫，前面路段又已出现再度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的迹象，所以他们片刻也不敢歇息，匆匆办完交接手续便立即出发，将试卷继续送往得荣。
试卷抵达得荣，已是7月6日临近中午了。这些背着试卷赶了100多公里险路的“接力队员”们，试卷送到，人也全累倒了。
当一位知情的监考女教师将试卷分发给考生时，只说了声“这试卷来得不易……”便再也说不出声了，泪水滚滚而下。
她思忖着，这些考生啊，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成绩和能否被录取，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份考卷的来历以及那些送卷人的姓名！
其实，送卷人的姓名本来就是与试卷紧紧联系着的。
在他们中间爱说这样一句话：“人在试卷在”。就像革命战争年代那句“人在阵地在”的战士誓言一般，坚定、自信、充满着强烈的责任感与献身精神。
有时，为了试卷的绝对安全，送卷人还常把生死置之度外，在今天，你能用怎样的价值观去评价他们呢？
还是在今年高考结束后的7月10日早晨，向本贵等一行三人护送着南江县考生的答卷，准备前往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达县集中。
车至朝阳桥桥头，只见洪水漫过桥面足有一尺来高，无数汽车受阻桥的两端，没人敢冒险经过。
向本贵他们一直等到下午，仍不见洪水有下退之势。天色已晚又别无它途，再等，肯定将延误试卷从达县集中运往成都的时间。
此刻过江是危险的。但三位同志还是决定：冒险过江。
一片汪洋，不见桥面，向本贵便与另外一位同志站在滚滚洪水中为运卷车步步探路。
不料车至江中又突然熄火。向本贵等不顾安危，松开刹车，弓身跨步，用肩膀顶着车轮推车向前。洪水迅猛上涨，人已难以直立，倘若再不抓紧，洪水涌进车内，数千份答卷就可能泡汤。面对此状，他们顽强地用身体挡着洪水，两手拚命搬动车轮，奋战半个多小时，硬是从滔滔洪水中把车“搬”过了大桥。
有人说，送卷人苦，可他们天生就是干这行，吃这饭的呀！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今年，从万县送卷到成都的4位同志中，除了徐代壮和刘志平是招办工作人员外，熊树明是地区科协的司机，叶光全则是一名公安战士。
年年如此，送卷人都是这样临时组合的。
正如叶光全所说：“肯来苦这一趟，纯粹是尽义务，是干一件我认为非常神圣的事情。”
万县送卷组组长徐代壮说：“中国穷，我们这山区更穷。9县一市有8个吃补贴，30％的中学教师还未达有关标准，穷地方更急需又红又专的人才。这几年，从大学毕业回乡实干的学生比往年增多了。我们就希望多送些孩子念大学，让大学多培养些品学兼优的人才送回来。贫困地区，正是他们的用武之地啊！”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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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份不寻常的入党申请书
——动乱中也有这样的大学生
西南交通大学 张涛
开学不久，西南交通大学党组织收到了三名87级学生的入党申请书，三份申请书分别写于5月和6月。笔者闻讯后访问了三位申请人，了解到他们在动乱中独立不群的思想脉络。
21岁的武卫东，广东人，他说：“成都学生大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宿舍区忽然热闹起来，又是摔瓶子又是起哄。我作为班长，要求全班同学保持冷静，结果我们班没闹，按学校的作息要求熄灯睡觉了。
“第二天游行队伍集合的时候，我看到标语上写的都是反对官倒、腐败，这也是我深表赞同的，就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在游行途中，我看到不少人不严肃，不守纪律，后来又看到一些进行人身攻击的标语，就有点反感，同时觉得困惑。在这以后的游行和其它声援活动，我就再也没参加了。我坚持每天上教室自习，同时冷静地思考着国家发生的一切。我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害怕全国大乱，害怕十年改革的成就、几千万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将毁于一旦。但我又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会果断采取措施解决一切问题的。终于在6月3日、4日，中央作出正确决策一举平息了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动乱。
“极少数人鼓动学生搞空校，上不了课，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了广东老家。我父亲，一个老共产党员，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再次告诫我要听党的话。他说，广东人经济观念强，别人有别人的享受，但我们有我们的追求。父亲一辈子‘古板’，他在林业局任职，能‘倒’而不‘倒’，一身清贫，一身正气。他是我最敬慕的人。父亲对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追求给我的影响非常大。在家的日子里，我还从父亲那里借来党史资料认真学习，重温老师在上党课时所讲的内容。我想，人的一生必须要像父亲那样有一个精神支柱，用以统帅自己的言行。十多天后我返回学校，向党组织郑重地写了入党申请书。”19岁的湖南人颜波说：“学潮开始后，‘多党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遇上这种言论，我都据理力争。我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若无共产党的核心凝聚力，必然形同一盘散沙。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
“5月17日成都市学生大游行，我也去了。队伍行至一个建筑工地，楼顶上一个工人拿着一张毯子乱舞，也引起游行队伍的一片欢呼。后来有人提出要冲击省政府，我越来越觉得不合适，就借故上厕所回校了，以后便再也没出去，还劝其他同学也别去了。我冒着当‘学贼’的风险，把书掖在外衣里偷偷上教室自习，后来又在全班第一个复课，为此遭到了一些同学的冷言冷语甚至人身攻击。
“动乱中当有人提出要退团时，我想，他们退团，我偏入党。就在这时，我开始构思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我想起了我父亲——一位老知识分子，在入党那天他回到家里异常兴奋，他说，我这辈子死而无憾了。这话留给我的印象极深。父辈走过的路也是我将要走的路。空校回家后，时间比较充裕，我提笔正式写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很久了，我觉得有很多话憋在心里。在开学后的政治学习中，我带头踊跃发言，把压在心底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感情倾泻而出，心里非常痛快。”
20岁的范永泉来自辽宁农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读了《辽宁日报》上登载的优秀大学生杜忆的事迹后，便默默地下决心做一个像杜忆那样的青年。他工工整整地把那长篇通讯抄录下来，密密地抄了16页信笺，还画了一个不算漂亮却很精细的标题，并把它装订起来，放在书架上显眼的地方。他说：“成都大学生游行开始之后，白天在校的同学所剩无几，其中就有我，我们坚持上课。头两天还可以，后来上课的人实在没几个了，老师只能让我们自学。学校停课后我也到市中心去看过，到游行队伍中去体会了半小时。看到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人民南路广场上弄得很脏很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一段时间，学生情绪明显与中央对立，只有天安门广场的消息和‘美国之音’畅行无阻到处传播。我当时赞成袁木老师的一句话：‘多一点冷静，多一点思考。’难道非得参加游行才算爱国吗？”
“父母说过，就是一个家庭，过日子也要相互商量着，互相帮助，家庭才能富足，更何况一个拥有世界1／5人口的大国呢？我深深地为大学生们的冲动而难过。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这次学潮中，对党的信念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5月4日，我写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我写道，‘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可以说一年比一年深刻。我懂得，个别几个人有腐败行为毕竟不能代表全党，何况我们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有错必改。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改革终究会成功。正如共产主义理想，终究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
三位同学在动乱中的思想活动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同是青年大学生，有的上当受骗那么深，有的却能明辨是非？其原因至少有一点，就是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精神支柱，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和立场更坚定一些。青年朋友们，让我们对照自己冷静地想一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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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培玺（右二）1987年从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兰州沙漠所工作。他主动要求到开发黄淮海平原的主战场山东省禹城县农村工作。2年来他参与开发建成的万亩示范田成为治理黄淮海平原荒沙地的“样板”。
新华社记者 陆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