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巴黎：房价暴涨 居民老化
本报记者 吕网大
在巴黎找住处越来越难了，特别是要找到地段好、价格又公道的房子更是困难。一个普通家庭两口子都工作，要是租房住，往往得用一个人的工资付房租。
近5年来，巴黎地区的房价翻了一番，去年比前年涨了25％。如果1983年的房价指数为100，去年的指数则达到206。现在巴黎市区的房屋售价均在每平方米1万法郎以上。最贵的已接近3万法郎。记者参观过一位退休中学校长的家，是一个3居室套房，3年前她是花70万法郎买的，如今报价100万稳可出手。巴黎人说，买房成了货币保值的好办法。这股房价上涨风与人口流动有关。70年代，住惯城市的居民纷纷迁往郊区或乡村去寻求安静，于是乡村别墅的房价倍增。城市居民减少了，许多公司企业则乘虚而入，迁进巴黎。
进入80年代，欧洲人为美国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所吸引，又向往起城市生活来。经过几年生活的比较，人们觉得还是都市生活方便、舒适，子女求学、就业有更多的选择。于是他们卖掉乡间的房子又搬回城里。与此同时，鉴于1992年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前景，各国商人看中了巴黎这个欧洲重要都市，也纷纷购置房地产。日本人的兴趣更浓，在繁华的香榭丽舍大街、歌剧院大街等地段随处可见日本商社，日本产品广告在巴黎街头也越来越多。这些情况带来了房价暴涨等棘手问题。法国政府最近规定，房租上涨幅度须限制在2.3％以内。
房价在暴涨，巴黎的居民也在老化，因为很少青年人有能力在花都找到一套舒适住房。自食其力的传统使他们成年后离开家庭，大学毕业又面临失业威胁。如何能在没有解决最迫切需要前，就奢望每月花几千法郎在市区找一套住房呢。巴黎市政当局一位要人曾说过，要让巴黎居民更年轻些。可是，至少在近期内，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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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剪影
美国种族歧视种种
《今日美国报》最近在美国黑人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被调查的许多黑人认为，种族主义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仍有影响，通常不很露骨，但往往令人难以忍受。
在商店——黑肤色的顾客受到售货员的歧视。接受调查的44％的黑人说，他们曾被售货员视为犯罪分子，唯一的原因是他们的肤色。
在学校——大多数黑人中学生在黑人学校或以黑人为主的学校就读，只有少数黑人能进混合学校上学。
在公司和工厂——黑人就业机会不平等，工作难找，由于录取标准常带有种族偏见，黑人申请者常常在测试中失利。
居住区域——黑人的70％住在黑人区，只有30％住在民族杂居区。
另外，黑人在新闻媒介中的形象差不多都被描绘成愚昧无知的样子。
这份调查报告还说，中等以上收入的黑人，在工作场合或个人生活中，和白人接触的机会比贫穷的黑人多，所以，遇到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就更多。有的黑人说，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使他们避免种族歧视和偏见。
刘开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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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剪影
保镖业——圣保罗的“热门行业”
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近一时期由于抢劫、绑架事件层出不穷，许多富人和企业家担心成为歹徒下手的对象，于是纷纷出高薪征聘贴身保镖，不少青壮汉子受聘，保镖业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门新兴的“热门行业”。
据报道，目前在圣保罗，“全天候”贴身保镖的月薪为八千至一万元新巴币（按官价约合三千至四千美元），比一般政府官员的薪水高出好几倍。
尽管如此，保镖还是不易雇到，在一所名叫比耶斯的“安全服务中心”，部分企业家征聘贴身保镖的期限已经超过九十天，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在另一所丰塞卡“安全服务中心”，最近已有一百五十名男子被企业家聘为私人保镖，但也远远不敷需求。特别在不久前广告业巨头沙雷斯被绑架之后，到各家安全中心要求雇保镖的人数剧增。
巴西报界认为，上述社会现象主要是社会不安全因素所造成的。经济不景气加剧了社会混乱，抢劫和绑架勒索案激增，保镖业应运而兴。 兰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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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尚医德培育友谊之花
——中国驻塞内加尔医疗队的一个故事
本报记者 杨汝生
去年3月的一天上午，在塞内加尔南方城市济金朔尔卫生中心耳鼻喉科诊室的门外，坐着一位候诊的中年妇女。她身披传统的民族服装，头上裹一块花巾，看打扮完全是一个普通的塞内加尔妇女。当听到呼喊她的名字时，她走进诊室，彬彬有礼地在中国医生面前坐下。她指着喉咙嘶哑地说：“近日嗓子不好，讲话困难。”徐浩文医生经过仔细检查，确诊是急性喉炎，遂给她开方拿药。临走时，医生嘱咐她要“少说话，多饮水”，她却莞尔一笑说：“现在正赶上要我多说话的时候。”小徐不解其意，有些纳闷。
几天后，这位病人又来了。她高兴地对徐医生说，服药后效果极佳，现在已接近痊愈。她对中国医生表示十分感激。
没过多久，塞内加尔大选揭晓，迪乌夫再次当选共和国总统。在新内阁里担任卫生部长的是一位名叫德勒斯·金的女士。消息公布后，在卫生中心工作的塞内加尔朋友拿着报纸来找小徐，说新上任的卫生部长就是前不久来看嗓子的那位女士。小徐急忙翻开病人登记本一查，果然是她。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德勒斯·金原是总统府的一位秘书，当时正在南方家乡为迪乌夫竞选四处发表演说。就在这关键时刻，她的嗓子哑了，怪不得当时她那样急于要治好呢！
当上部长后，每次回家乡，她总是要到这所医院里看看，或者到中国医疗队住地坐坐。有一次，她来到医疗队时已经很晚了。医疗队长知道她还没吃晚饭，忙叫大师傅给她煮了一碗热汤面。她吃罢高兴地说：“在济金朔尔我有两个家，一个是我自己的家，另一个是中国医疗队。”医疗队有事找她，从来都不用事先约定。她亲切地称小徐是“我的医生”，有时还约小徐到她家玩。
在济金朔尔市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她说：“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我们塞内加尔人治病。以前我不是部长，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也是认真热情地为我医治，他们给塞内加尔人治病是一视同仁的。中国医生就是这样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的。”
中国向塞内加尔派医疗队已有12年的历史，现在的第7批医疗队是1987年12月抵达济金朔尔的。截止到去年年底，共接待门诊病人15万人次，接纳住院病人6000多人次，手术2400人次，抢救危重病人500多人次。中国医疗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在整个塞内加尔广为流传，他们用心血和汗水精心培育着中塞友谊之花。
编者的话
中国政府一九六三年派出第一支医疗队到阿尔及利亚。将近三十年来，我国先后向四十三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共派出一千三百多名医务工作者，为广大亚非人民防治疾病、传授医术。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工作，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和尊敬，被誉为“白衣使节”、“神医”、“恩人”等等。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工作传播了友谊，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衷心祝愿他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发展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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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痛悼冈崎嘉平太先生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孙平化
9月22日早晨，得知日本电台广播了冈崎嘉平太老先生凌晨二时不幸逝世的消息，我真不敢相信，这实在太突然了。
因为我早就接到出席9月28日王震副主席宴请冈崎先生的通知，他要参加我国庆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还要出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纪念创业十周年举行的经济讨论会，再过几天就要在北京见面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感到万分悲痛。
饮水不忘掘井人。一提到为日中友好做出重大贡献的尚健在的日本老朋友，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人们首先会想到冈崎先生的大名。我是1955年首次见到冈崎先生的。那年四、五月份，为谈判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雷任民同志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期间他来旅馆会见雷团长。我是联系人，会见时一直在座。从那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日关系风云变幻、几经波折，我同冈崎先生的友谊却是与日俱增。我深知冈崎先生把发展日中友好当做自己一生的政治信念。他经常强调，没有中国的发展，就没有日本的繁荣，从长远观点看，日本离开了中国将难以生存；没有日中友好，将难以维护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数十年来，日本当局一直把日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而冈崎先生则一直主张应把日中关系放在日本外交的首要地位。冈崎先生经常应邀到日本国内各地讲演，他总是说日本过去给中国造成那样深重的灾难，而中国对日本则持宽大态度，在中日建交时主动放弃了向日本索取赔偿的权力，因此日本更应该全力以赴地协助中国建设。
冈崎先生在中日友好事业中最突出的贡献是60年代初，他和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石桥湛三等几位老朋友一起，把中日关系由民间来往推到半官半民的新阶段，双方互设了形式是民间、实质是官方的常驻机构，互派了常驻记者。1962年深秋，松村先生一行来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谈定了以积累方式发展中日关系的几项主要原则之后，高崎先生又率大型经济代表团抵达北京，冈崎先生就是代表团主要成员之一。11月9日廖承志同志与高崎达之助先生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一个时期中日间颇为有名的备忘录贸易从此诞生，建立了通向双方政府的新的民间渠道。双方各自指定政治方面的联系人为廖承志—松村谦三，经济方面的联系人为廖承志、刘希文—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与演变，冈崎先生和古井喜实先生成为这条渠道的日方负责人。
冈崎先生一直盼望中日间尽早架起空中桥梁，他对中日间交往绕道香港很有意见。为了能从日本直接来中国，1964年4月，松村、冈崎、古井等一行特包乘日本客货轮“玄海丸”从日本门司港直航秦皇岛，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同年夏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和“高崎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先后设立，双方各有八、九名记者常驻对方首都，从此中日间各自在对方国家有了半官方的常设机构和常驻记者。中日关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们站在这个台阶上可以望到未来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一线曙光。虽然此后中日关系又遇上了料想不到的种种困难，但冈崎先生为了突破难关，年年率团来北京举行备忘录贸易定期的年度谈判，逐渐迎来了中日友好的新形势。中日建交后，日方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完成了它的使命，新成立了日中经济协会，冈崎先生至今一直担任协会的常任顾问。三十多年中日友好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留下了冈崎先生的许多足迹，冈崎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见证人。
我是直接参与备忘录贸易工作的中方主要成员之一，我常说，冈崎先生是我在日本工作时期的保证人，这是真的。1964年4月，备忘录签署后不久，我被任命为中方驻东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在入境签证上遇到了障碍，日本官方提出条件，要求孙平化保证在日本不搞政治活动。我方当然坚持原则，不同意做这种没有道理的保证，后来，几经交涉，历时数月，终于获得解决。事后了解，冈崎先生暗地里向日本政府作了书面保证。我在日本工作3年，冈崎先生从来未对我进行的正常活动提出过任何不同意见，相反，有时他还邀我一起出席座谈会，要我就中日关系发表意见。实际上冈崎先生是保护我在日本进行正常的政治活动。说来也好笑，中日建交前双方互设常驻机构、交换记者本身，不就是最大的政治吗？因此，冈崎先生完全明白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前几天，邓小平主席会见伊东正义一行时说：不管日本国内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管中国国内发生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应该变，也不会变。我觉得这正说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心声。我相信冈崎先生一定也会抱有同样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冈崎先生才决定在当前这个时机，于中国国庆四十周年前夕，不辞高龄前来访问。我们正在等待他的到来，期待他能为推动中日关系展现出新的局面作出新的贡献。谁曾想，一夜之间，他竟默默地同我们永远告别。
他的去世使中日友好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想到此，真令人心碎。但我相信，中日两国人民都永远不会忘记冈崎先生，冈崎嘉平太这个名字将永远成为中日友好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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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位于阿根廷南部火地岛地区。人口约六千，多从事伐木，养羊和捕鱼业。该城建于一八七○年。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