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国内新闻)
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伟大成就
(图一) 本图各项指标绝对数和构成按当年价格计算,发展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国家统计局供稿 牟南绘


第4版(国内新闻)
专栏:

普通的人
——记全国劳模陈忠淑、陈登明、刘渝兴
本报记者 凌志军
这是3个普通的人。在279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中,这样的普通人占了绝大多数。平淡,朴实,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挂在嘴上,但是,他们的自尊与自强、热情与奉献,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他双腿伤残,一瘸一拐,却笑道:“我的身体好极了,我只是担心时间不多了,必须多干些”。
他站起来的时候,双腿僵硬地左右晃动。10年前他的右腿骨粉碎,靠钢钉支撑起了身体;5年前左腿又被烫伤,至今伤口未愈,一片黑紫色。谁能想到,就是这双伤残的腿,支撑着这个瘦瘦的身躯,早已“走进21世纪”,因为他在最近5年中干了20年的活。
陈忠淑是贵州省黎阳机械公司的工人。不少人说,他这一生走的尽是下坡路:随工厂从上海搬到沈阳,从沈阳搬到贵州;由中层干部变成工人;由健壮之躯成为残疾之身。现在,年近60岁,一辈子快完了。我有些怜悯地望着他,他却笑道:“我的身体好极了,什么病也没有。”停一停,又说:“我只是担心我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多干些”。
陈忠淑的生活中似乎只有一件事,就是干活。上班铃响,他已干了好一阵;下班过后,他仍在忙碌。家里送来饭菜,他边吃边干。实在太累了,靠着机床打个盹再干。节假日不回家,连续3个春节都是在机床前度过。他甚至嫌开一台刨床太少,常常同时开两三台,拖着伤残的腿跑来跑去……
最近5年,这位残疾人完成定额工时50671个小时。这意味着,即使他一天不休息,每天也必须完成27个小时的工作量。
现在,老陈毕竟老了,不戴老花镜已看不清卡尺。对他来说,退休的唯一损失就是不能在厂里继续干活,而他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干惯了,一闲下来,用不了一年,我这身子非垮不可。”
不吝流汗流血,更会动脑创新,他觉得“肩上担着一份责任,国家建设不好,心里不好受”。
地面之下500多米的深处是他的世界:光着膀子,泡在水里,一顿吃1公斤小米饭,干一天活流10公斤汗水,倒下身来便鼾声大作,可从未连续睡过3个小时……
他叫陈登明,淮北煤矿建设公司猛虎掘进队的队长,39岁,却已有20年在地下挖洞。他领导的猛虎队连续12年蝉联国家等级队,其经济效益相当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的3倍多,并且超过国家甲级队标准1倍以上。
陈登明浓眉大脸,粗腰粗腿,连身上的汗毛都是又粗又黑。他在矿山最初出名是因为他有一股拚命的劲头和一副火爆脾气。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管好孬条件,不管刮什么风,照样干”。他的无数“不要命”的事情中,有一件是,用小肚子顶着风钻打炮眼,顶伤腹部,频频尿血,仍是顶着干……
但他毕竟是新中国矿山建设的第二代人。这使他有一些与前辈不同的地方。这个仅仅上过初中的莽汉子对新技术有特别的敏感。他给自己提出一个文气十足的目标:从生产速度型变为经济效益型。他不仅率先引进十几项新技术,使猛虎队成为全国同行业中引进新技术最多的单位之一,而且有一系列创造,其中一项新的施工技术节省了大量木材和2/3的工时,另一项技术则将工效提高1倍。
人们都说他是“铁人”、“虎将”。直到1985年他创造出“双循环工作法”,人们才发现,这个大汉原来是心细如发。他能拿着秒表精心地测出几十种工序的操作时间;能使3大施工程序精巧地衔接起来,循环递进。由于这一系列精心的设计,猛虎队人数比10年前减少一半,而工效提高4倍多。
陈登明已当了15年劳模,又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夸他的人多了,说风凉话的也有。“不管人家说什么”,他说,“我是一个工人,肩上担着一份责任。国家建设不好,心里不好受”。
他说:“我不相信外国人一定比中国人强,我要超过他们”。他在外国专家走投无路的地方,开辟新的天地。
“我是一个工人,现在还在生产第一线。”一见面他便这样说。他叫刘渝兴,常做让人难于理解的事:30多年来5次放弃进大学的机会,却抓住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专业,过了40岁又开始学习英语;两次放弃脱产当干部的机会,却又把自己装扮得像个干部,衣着考究,洒脱风雅……
刘渝兴是武汉钢铁公司的工人技师。这个人做的最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是,在外国专家走投无路的地方,开辟出新的天地。那家外国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却对刘渝兴的奇想惊讶万分。先是睁大眼睛:“不懂、不懂”,继而恍然大悟:“你怎么想得这么好,中国人真有灵感”。最后,把他们卖到中国来又经刘渝兴改进的技术买回去。
骄傲的外国“技术之父”现在尊称刘先生为老师了。但是,就在不久前,他还认为中国人改进外国技术“根本不可能”。
那时,这个中国工人还没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资格”,他只是从领导的“传达”中才知道这句话的。“我一听就憋气”,他说,“外国人说不行就不行,那我们中国怎么办”。
这是一套煤气回收设备。武钢3座高高的放散塔上,终年燃着十几米高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一年烧掉360多万元。而全国有这样的塔70多座,要烧掉多少煤气?煤气回收无疑节约能源且有极大的经济效益,但要解决它却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1983年中国引进外国设备,在上海、鞍山、武汉安装,纷纷失败,外国专家无法解决其中一项关键设备的设计问题,绝望之中,同意退货赔款。刘渝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马的。
“其实我也没把握”,他说,“我只是有一个追求,我不相信外国人一定比中国人强,我要超过他们。”
他不是凭政治热情说大话的人,他有充分的技术准备。他已经发现外国人的设计思路有问题,现在,他按自己的思路在外国设备上大动手术。他成功了,由此把中国的煤气回收至少提前了2年。在这套外国设备上诞生了“刘氏防堵新工艺”。外国人惊喜万分地用高价把他们自己设备上的中国技术买回去,并且出高薪聘请刘渝兴来调试他们卖到中国来的设备。
但这个中国工人的奇想仍是连绵不断,他自己设计制造了全套系统的设备,最后,他把洋设备甩开了,因为洋设备的确不如他自己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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