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王震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记者许忆纯）国家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王震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参议员、日本农林水产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率领的日中农交代表团一行。
王震代表中国人民对八百板正一行表示欢迎。他赞扬了八百板正为发展中日友好和两国农业技术交流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八百板正表示，日本应加强同中国在农业技术，特别是粮食增产技术方面的交流。
84岁的八百板正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表彰八百板正在两国合作中作出的贡献，农业部授予他“国际农业合作奖”。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国家副主席、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名誉会长王震今天在这里会见了日本熊谷组株式会社社长熊谷太一郎。会见后，王震设宴招待了熊谷太一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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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
胡乔木
中国经济在50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3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仍然抱有兴趣。这个过程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我想就这个问题的实际方面作一些客观的解说。
中国共产党从来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纲。它认为，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繁荣富强，使劳动人民免遭剥削和贫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但它并没有在取得政权的时候打算马上这样做，而是到1952—1953年间才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作出这个选择的，随后在1954年被确定在由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里。这时中国经济已经从长期的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正在着手制定和实行后来被超额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将达14.7％，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将达4.3％，职工平均工资将增长约1／3。将建设约一万个项目，包括694个大中型工业项目，而以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为中心。
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和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中国经济破敝不堪。与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50％左右，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通货，膨胀了成千亿倍，物价上涨了成千亿倍。人民政府必须首先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财政。当时在中国的资本家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或者说，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人们的这种不信任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经验。所有的人都没有经验。人们怀疑，共产党在解放区的经验和本领够不够解决这样的全国性的大灾难？
但是中国创造了奇迹。人民共和国成立8个月，即1950年5月以后，中国物价开始稳定。1950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1951年和1952年财政还略有节余。1952年与1949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145％，比战前最高年份增长22.3％；农业总产值增长53.4％，比战前最高年份增长18.5％。粮食、棉花、电力、煤、钢、机床、纱、布、纸等主要产品产量都有明显增加或大幅度增加。
这个奇迹是怎样出现的？我们了解了这个过程，也就能大致了解中国怎样选择社会主义的过程。
中国经济的恢复过程中有四个起作用的基本因素。
第一个基本因素是中国政府实行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
这里包括统一财政收支，统一货币和现金管理，统一国营贸易和重要物资的调度。所以要实行这种统一，首先当然是为了把凡能集中使用的力量都集中起来，以便战胜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同时，也是为了使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多、贫穷落后的国家，能够把仅有的一点物质力量管好用好，足以维持全国的统一安定，有能力调剂各地区的余缺和应付各种意外，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经济，保障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种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种办法既不是出于事前预定，也不是出于国外的成规或建议，而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唯一选择。这当然是说的共产党所能作出的选择，共产党以外的任何 力量即使想这样做也做不到。
人民政府在1949年5月采取坚决的行政法律措施宣布禁止黄金、白银和美元的流通，支持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的货币。这是打击投机商的第一个重大步骤。但是为了稳定物价，还必须依靠经济方法。当时人民政府手里所能够掌握的主要经济武器只有粮食、棉花、纱布，运输它们的火车、轮船，以及支持工厂开工的煤炭。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刚解放时（1949年5月底），政府只有2000万斤粮食；到1950年7月，由于全国火车轮船有组织的调运，已经多达17亿斤，够上海市一年半的周转。政府在上海、附近省份和远距离省份布置了三道防线，从而在7—10月战胜了囤粮抬价的投机商。1950年2—3月即春节前后，同样的斗争又在棉纱和棉布上更复杂地展开，使投机商遭到毁灭性打击。为了适应10月援助朝鲜战争以后的形势，政府除了掌握更多的纱布外，还实行了对纱布统一收购和一系列紧缩财政稳定金融开支的政策。这样，到1950年底各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就比同年3月的水平还下降了14.6％。这被称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财政经济工作上的这种高度统一，加上后面说到的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后被很自然地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这里应该指出，建立在这种高度统一的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高度统一是物资短缺而需求紧迫的反映），后来作过几次重要的改变，主要是扩大了地方的财政经济权力。80年代改革的一个主题是大大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扩大国营企业的权力，取消或减少对大宗物资流通的控制。但是1950年所以能够那样迅速地稳定物价金融和财政，以后直至1957年全国经济所以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不能不归功于当时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高度统一。后来的经验也表明，一定程度的统一或计划性，以及拥有相应的物质手段或宏观调控能力，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始终是必要的。在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的60年代前期，曾经再一次实行高度统一的体制。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关键。
决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基本因素是中国国营经济的日益强大。
国营经济是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结果。解放前夕，国民党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人民政府接管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工业企业，使国营工业的产值在1949年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4.7％，到1952年，这一比重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份额，1949年到1952年由23％增加到60％。银行基本上由国家经营。
新中国的国营经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它决不能与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时期或历史上更早的官营经济同日而语。在1950年稳定经济所依靠的手段中，除粮食和棉花来自拥护共产党的农民，纱布、火车、轮船和煤炭都来自国营企业。派到各大企业的负责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富有群众运动和革命战争经验的、有献身精神的青年，善于和职工打成一片，能够动员群众的力量在战争的废墟上克服种种困难，重建、扩建或新建企业。国营企业忠实于政府规定的各项制度、纪律和计划，不但使各种重要工业产品产量迅速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开发了一大批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的工业地区。国营企业职工生活稳定而充满热情，有各种权利、保障和福利，被社会尊称为老大哥，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大批技术能手和劳动模范。
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得力于国营经济的支持，同时又为国营经济不断增添新的血液。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要由国营经济承担，这当然需要大大扩大国营经济。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基本因素。
第三个基本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和发展困难。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没收以后，已经很弱小。为了在长期战争结束以后求得生存，不能不依靠政府和国营经济的支持。政府也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帮助工厂商店开业，既为了恢复经济，也为了防止失业。但是两者之间又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
人民政府为控制物价而进行的严重斗争反映了这种尖锐矛盾。物价稳定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面临新的严重困难。消费者不再像通货膨胀时期那样抢购消费品，一大批工厂商店不能适应人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国家订货的需要。它们特别缺乏原材料和流动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得不接受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调整或改组的政策。大部分工业企业承办加工业务、接受国家的订货和收购包销产品，而商业企业开始为国营商业代销。改组结果产生了1951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工厂和商店的户数都增加了1／10以上。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它们与政府、国营经济乃至社会的矛盾。大部分工商业主偷税漏税，在生产和经营中偷工减料或采取其他诈骗行为，并为此而大量行贿，从而导致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
尽管有了“五反”运动，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冲突仍然日趋紧张。1953年粮食市场上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形势。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大增加了需要供应粮食的人口，粮食的销量急剧上升，私商的抬价抢购却使国家的购粮计划难以实现，一些地方收购量甚至不到计划数的1／3。这个情况不但威胁着所有工业企业的职工，而且威胁着全体城市居民。1953年冬中国被迫实行粮食、食油统购统销。随后，由于同样的原因，实行棉花的统购统销和棉布的统购统销，并使批发商业国有化。同时，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逐步由大企业扩大到中小企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基本因素。
第四个基本因素是新中国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是在推翻为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国民党统治的激烈斗争中产生出来的。1950年的朝鲜战争，使中国与西方已经很紧张的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受到了长期的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中国人因此只能从自己受侵略受歧视的记忆中和受敌视受威胁的感受中认识资本主义。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中国在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工作方法时坚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榜样作用。当然，如果国际环境是另一个样子，中国选择的条件、时机和形式将会有某些不同，但是叙述历史不是写小说，不能由我们自由想象。
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对私方付年息5厘作为“赎买”的代价，使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的成功，虽然现在看来不免有些简单粗糙。80年代的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经济获得全面的统治地位以后，可以允许少量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国家的有效控制下继续存在（这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状况当然完全不同），这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成为一个有益的补充。1956年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景。这显然受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在压力下匆忙完成的过渡使一系列复杂问题没有得到仔细的处理。
中国领导人在1956年晚些时候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采取的许多办法，主要是过分地统一生产、统一经营、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计划的办法，并不适合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应该及时纠正，并且应该在一定范围内，使个体经营成为国家经营、集体经营的补充，使自由生产成为计划生产的补充，使自由市场成为国家市场的补充（1）。在1956年底，中国领导人曾经宣告，允许某些处在非法状态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场”合法化，只要不违法，十年二十年不没收（2）。中国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不怕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作为补充和比较者（3）。但是，这个大有希望的进程，被1957年以后的“左”倾错误政策打断了。
至于农业，那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中国农业合作化有很多不同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特点。这个过程本身没有使农业受到破坏，并且带来了许多现在仍在起作用的成功，特别是在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方面和农业机械的应用方面。合作化的农业对于国家的工业化贡献了大量的低廉的粮食、农产品和劳务。但是过快的变化和以后的长时期滥用行政手段，以及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挫伤了农民对于农业劳动和农业经营的积极性。此外，合作化对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也没有提供出路。因此，80年代的改革不能不首先从农业开始。众所周知，人民公社目前已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需要指出，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经营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受到乡、村两级各种经济组织的协助、服务和调节，形成所谓“双层经营”以至“双向承包”。在经济发达地区，集体经济仍是主体。据统计，在1988年的农村经济总收入中，乡、村两级企业和集体统一经营收入占40.8％；新经济联合体所占比重2.5％；家庭经营收入占56.7％。
就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1）陈云：在党的八大的发言，1956年9月20日。
（2）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3）刘少奇：在人大常委第52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2月29日。
（原载1989年第19期《求是》杂志，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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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国际经济交流
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开幕
本报北京10月2日讯 记者计泓赓报道：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创立10周年之际，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界、企业界知名人士，今天在北京参加该公司举办的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会上讲了话。
田纪云热烈欢迎国内外人士前来参加这项很有意义的活动。他说，中信公司成立10年来，在国际资金融通、投资实业、引进技术、拓展贸易、咨询服务、培养人才等方面，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及各界广泛发展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已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窗口。他指出，当今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不能没有中国参加。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我国将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各项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不变。世界上许多有远见的金融家、企业家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希望这种合作长期保持下去并取得更好更大的成效。
荣毅仁说，很难想象，只有竞争没有合作，世界经济会取得持久稳定的进步。他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把中外经济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荷兰菲利浦公司董事长戴克，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沙利文，美国环球联合公司董事长、美国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英国太古集团董事会主席施雅迪，联邦德国西马克公司董事长魏斯和我国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在研讨会上先后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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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汉雄发表谈话纪念世界住房日
我国今后住房工作重点解决有无问题
本报北京十月二日讯 今天是世界住房日。联合国人居中心确定今年的庆祝主题是：住房、健康和家庭。中国世界住房日组织委员会主任、建设部部长林汉雄今天发表题为“切实解决住房困难，努力改善人民居住条件”的讲话。
住房是一个愈来愈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党和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八年十年间，全国城镇共新建住宅十二点四亿平方米，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由一九七八年的三点六平方米提高到一九八八年的六点三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已近二十平方米。但是，城市人民的住房问题解决得还不理想，到去年，城市尚有住房困难户五百七十五万户。
林汉雄指出，一九九五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工作重点要放在解决住房的有无问题上，制定倾斜政策，先解决住房特困户和无房户的住房问题，以及加快危房、棚户区的改造。初步设想分三步走：一九九一年以前重点解决无房户和人均居住面积两平方米以下特困户的住房问题；一九九五年以前基本解决三至四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和无房户的住房问题；到二○○○年基本解决五至六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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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据国际通用标准
我国评出五百家最大企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记者张超文）谁可以进入中国工业的国家队？最近国家统计局运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对1988年大中型企业进行评估，排列出我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
据统计，1988年这500家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01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5％；上交利税600多亿元。约占当年国内财政收入的1／4，这500家企业主要分布在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支柱行业，集中了我国能源、原材料、机械电子等主要行业最具实力的主力军。但是同国际上大工业企业相比，我国500家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水平尚低，还处于发展成长阶段。
我国500家最大企业的前20名是：鞍山钢铁公司、大庆石油管理局、武汉钢铁公司、北京燕山石化公司、首都钢铁公司、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第二汽车制造厂、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抚顺石油化工公司、齐鲁石油化工公司、大庆石油化工总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金陵石油化工公司、本溪钢铁公司、茂名石油工业公司、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山西太原钢铁公司、天津石油化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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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震会见科摩罗客人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记者周慈朴）国家副主席王震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科摩罗客人时说：“中国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在国际事务和相互交往中要一律平等。”
科摩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印度洋岛国，面积为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44万。王震在会见来自这个国家的联邦议会第一副议长阿卜杜拉·阿迈德·纳索夫和第三副议长赛义德
·巴卡尔时说，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它们发展友好关系。他说，中国人民还记得科摩罗总统阿卜杜拉去年对中国的访问。他相信，这次两位副议长来访，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庆典，必将进一步增进中科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纳索夫第一副议长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不仅倡导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五项原则。他说，中国一直对科摩罗“平等相待”，他们这次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活动中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就清楚地表明，科中两国存在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他希望两国的交往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继续发展下去。
纳索夫感谢王震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会见他们，并转达了他的父亲、科摩罗总统对杨尚昆主席和王震副主席的良好问候。王震说：“杨尚昆主席和我本人祝愿阿卜杜拉总统万事如意。”
会见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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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代表团赴朝访问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应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邀请，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上将率中国军事代表团今天下午离京赴朝鲜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副总参谋长韩怀智中将、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中将、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马伟志中将、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傅加平少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朝鲜驻中国大使朱昌骏等到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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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委举办各民族国庆联欢会
人事部慰问回国留学人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记者格来）国家民委举办庆祝建国40周年各民族联欢会，1000多少数民族代表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今天下午北京饭店宴会厅，灯火辉煌，歌声嘹亮，56个民族的代表欢声笑语共叙民族情谊，赞颂伟大祖国建国40年来的巨大成就、各族人民团结进步为四化建设做贡献的先进事迹。习仲勋、彭冲、阿沛·阿旺晋美、廖汉生、倪志福、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等出席了联欢会。
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儿女，欢聚在首都北京，共度节日，同庆胜利，为祖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和欢欣鼓舞。我们坚信，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之中，在新的历史机会面前，我们伟大的祖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我国各民族必将更加兴旺发达。
参加联欢会的还有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少数民族同志、全国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成员、56个民族的少数民族艺术家代表。
本报北京10月2日讯 记者雁冬、蒋建科报道：人事部今天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回国留学人员文艺联欢晚会，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210多名回国留学人员应邀参加。
据介绍，40年来，我国先后向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留学人员7万多人，目前已有4万多人学成回国。他们立足我国现有条件，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在开展国际科技文化交流、追踪世界最新科技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文艺晚会的代表是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选出的，他们中有排除重重困难、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回国的人员，有国际公认的年轻的学科带头人，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大多数是近几年派出和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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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上午，杨尚昆主席兴致勃勃地徒步来到天安门广场，不时向在广场游玩的群众招手致意。一位年轻的父亲要求杨主席同他的女儿一起照像，杨主席欣然同意。
新华社记者 李治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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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全体代表兴高采烈地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首都的节日景象。这是由北京市委、市政府买票邀请的。
本报记者 颜世贵、王景仁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