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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工作研究

  家庭能否分担一点教育经费
  苗苏菲
五台山下有个东冶镇,全镇16所中、小学危房面积达86%。有的学校房徒四壁,学生们用砖头、石块、土坯堆当课桌凳,那些不会垒课桌凳的,只好坐在地上听课。
怎样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呢?东冶人算了一笔账:靠国家每年一万元的教育基建拨款,改造这16所中、小学得上百年,孩子等不起,山区建设更等不起。于是,他们将眼光转向了自身。这个人均收入才400来元的小镇,在1984—1988年,硬是靠群众集资265万元完成了全镇中、小学的改造。现在全镇中、小学不仅实现了围墙、大门、校舍、操场、课桌凳六配套,有的还实现了阅览室、实验室、图书室、水暖、电六配套。
像东冶镇这样教育经费奇缺的地区,在全国并非少数,即使是京、津、沪这样的大城市,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山里人能算活的账,城里人倒不一定能算活,原因很简单,国家对山里人包得少,他们依赖国家的心理也淡,事事容易把自己摆进去。城里人呢?被国家包惯了,反而不容易把这笔账算活。前不久,听说有的城市经过周密测算准备近期出台的调整中、小学学杂费的方案又撤回了。是不该调整吗?不是。若干年来物价上涨,中、小学学杂费依然沿袭50年代的标准,只剩下一个象征性的外壳,不调不行了。是调整的幅度太大,超越了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吗?也不是。每年三四十元,对于人均收入1119元(1988年值)的城市家庭来讲实在算不上大数。那么原因何在呢?据知情人透露,一是政府考虑到物价竞相上涨已经给群众添了不少麻烦,方案上马太快会加重群众负担;二是顾虑家长缺乏心理承受能力。
撇开物价的因素不论,家庭应该不应该多负担一点教育经费呢?当然应该。教育的受益者固然是国家、民族,但首先和直接的受益者当推家庭和个人。教育不仅能使受教育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能力,从而增加个人收入,能使受教育者获得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为个人、家庭、下一代的幸福奠定基础,还能在物质消费方面减少失误,从而节约许多有形无形的支出。谁获益谁就应当有所投入,这是天经地义的。部分家长之所以对办教育采取了局外人的态度,这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教育采取了大包大揽的政策,同我们教育宣传上的片面有关,也反映出一部分家长对国情还缺乏了解,有些观念也有待变更。
例如,我国政府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本来应该和能够用于教育的钱没有用于教育,这是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已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呼吁;但是有些家长因此而产生了一个错觉,似乎政府教育投资一旦足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就能走出谷底,是不是这样呢?也可以来算一笔账。
“穷国包大教育”带来的难题
我国的教育国情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叫做“穷国包大教育”。说国穷,是指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低,在世界排行第一百二十几位。教育投资比例即使达到了低收入国家的最好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左右,按198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计,其具体数额也不过是在现有的教育投资水平上再增加200来亿元。说“大教育”,是指我国的教育规模是超世界水平的,与我们的国力不相称。按照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我国中、小学在校生应为1至1.1亿,而实际上却超过1.8亿;高校在校生的数目,接近美、苏,大大超过日本,显著领先于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中的位次。以如此之穷来包如此之大,增加200来亿元实在算不上可观的数字。以人均教育经费来计算,200来亿元只能将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从目前的30来元提高到将近50元,这不仅与人均教育经费逾千美元的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甚至与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70年代的水平也有差距。
因此,在呼吁政府大幅度增加投入的同时,也要呼吁家庭和社会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无论是同世界各国相比,还是同我国教育发展的需求相比,我国家庭对教育的投入都是低的。
70年代,发达国家居民教育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大都在7%以上,印度也达3.3%,据我国部分地区测算,1987年城市居民教育费支出仅占人均年收入的1.1%。近10年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财政收入所占的份额由1979年的31.9%下降为目前的20%左右,这对政府教育投资总额的增加无疑会有所限制;而居民收入所占份额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目前约占到国民收入的60%以上。企业留成中的一部分资金,也以各种方式、名目转化为职工的消费基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8年底,城镇居民存款已达3807亿元,相当于1988年政府教育投资(320亿元)的11倍,仅1987年底到1988年底这一年的增加额就相当于当年政府教育投资额的2倍多。居民收入是国民收入的最大部分。如果在国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的同时,每个家长也能多拿出一点资金支持一下我们的教育事业,教育经费的短缺局面就会有进一步的缓解。
社会主义就该免费教育吗?
“社会主义教育就应该是免费教育。”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不错,马克思确曾在他的著作中表述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其主旨在于指出,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其中就包括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推动下而产生的免费义务教育。但是,教育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以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行全免费教育,还要由国力来定。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力相差悬殊,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在2000美元以上,他们能实行全免费教育,我们这个人均收入才300多美元的穷国就很难办到。40年来,我们在国力不具备的情况下勉强为之,造成了一系列后果:一是导致教育活动长期以来在一种低劣的条件下进行,学生合格率过低,有限的教育投资无法收到预期的教育效果,不仅贻误了孩子的发展,也贻误了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造成了人们在享受国家教育补贴方面的严重不均等。由于教育资金有限,政府很难使之起到调节地区、个人和家庭余缺的作用,顾得了出人才快、基础好的城市教育、大学教育,便顾不上对贫困地区和基础教育的资助。“马太效应”在教育补贴的分配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个人和家庭的教育负担没有随着受教育的程度而变化,受教育越多,享有国家的教育补贴也越多;一方面,一些本来有能力支付部分或大部分教育经费的家庭也在享受着教育补贴,而一些真正需要资助的家庭却得不到国家足够的资助。一小部分人可以一分钱不花读完大学、研究生,一部分人因经济困难连初小也读不完。此种不均等不仅在世界上罕见,也违背了我们的教育原则。三是不利于吸收那些分散在社会上和群众中的那些本来可以转化为教育资金的消费资金,不利于社会教育机会总量的扩大,也难以办出多样化的教育以满足广大群众对教育的多层次需求。如果我国的教育经费能在政府拿大头的前提下,群众也负担一部分,情况就会有所好转。我们讲群众负担一部分,首先是指适当提高义务教育以上阶段的学杂费标准。
义务教育都由政府出钱吗?
那么,义务教育阶段除适当提高杂费标准外,群众要不要也负担一点学费呢?我看有必要也有可能。我们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是过高了。迄今为止,在低收入国家中,连普及六年义务教育的例子也找不到。但是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又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这就需要从国家到家庭及至全社会都来节衣缩食办教育。因此,对于义务教育的内涵,我们必须全面理解。以往,我们通常理解为两句话:国家有办教育的义务,公民有送学龄子女入学的义务。其实应该再加上一句话,每个公民乃至全社会都有办教育的义务。交纳学杂费就是尽义务的一种方式。当然义务教育要真正普及,最终还是要实行免费,但是不免费就难以普及的地区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在人均收入逾千元、独生子女普及率达90%以上的城镇,基本不存在因为交不起几十元学杂费而无力供独生子女读书的问题。由于资金短缺,长期以来,政府对老、少、边、穷地区教育的资助是很不够的。如果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沿海地区,在不超越人们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适当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标准,政府就有可能腾出一部分资金,去支援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穷国,这也不失为加快普及义务教育的一条途径。况且,在教育经费中,占大头的主要是基建费和教师工资两项,政府将这两项都包下来了,一些日常学习费用和杂务费用由家庭出一部分,也无碍义务教育的大局。世界各国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都是从半免费开始,一点一点向全免费过渡的。
工资中已扣除了教育经费吗?
“我的工资中已经扣除了教育经费”。这样来看现实的分配未免有点太简单化了。不错,马克思确曾设想在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是在扣除了包括教育经费在内的各项社会公益费用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国目前各种不同所有制的生产单位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虽然经过税收进入国家财政,成为教育经费的来源,但这也只能说是一种低水平的扣除,从我国财政的拮据状况和教育需求的巨大缺额就可看出。况且,我们的税种相当不完备,教育税始终没有在各行业普遍征收。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居民财产税。我国没有这个税种,但是为了民族的昌盛,为了优化我们子女的教育环境,通过适当多缴纳一点学杂费的方式来支援一下学校教育,是每个家庭能够办得到的。
投资校外教育莫如资助学校教育
现在,不少家长在校外教育上很舍得投资,却忽视了学校才是子女受教育的最基本、最主要的途径。这中间同样有一笔没算过来的账。不久前,我碰见一位老朋友,她的孩子正在上小学,成绩不大好。每日课后的督促、检查、辅导,搞得她苦不堪言。这还不算,每逢假期,还得请家庭教师,钱不少花,力没少出,效果却平平。后来她得知,孩子的班主任本来是个教学上很有一套的人,只是近几年不满学校的菲薄待遇,心思多半花在兼职捞外快上了。这位朋友感慨地说:“以往听说中、小学办学经费少,总如隔岸观火,无切肤之痛。现在才感到这和自己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每个关心子女前途的家长,都应该不惜钱力支持学校教育。”
今年以来,政府在紧缩各方面开支的情况下,做出了增加50亿元教育经费的决定。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教育投资方面已没有潜力可挖了。人们看到,楼堂馆所建设压缩得还不够彻底,吃喝风、奢侈风也没从根本上刹住,大量资金还没有用到正道上来,掏起钱来心里总是不顺气。我想,政府增加投入和个人增加投入之间是没有先后时序关系的。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呼吁政府增加投入,一方面一切有识的家长也要尽己所能资助学校教育。东冶人说得对:“孩子是等不起的。”
一位曾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诗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不妨引来做为本文的结语,也以此来唤起各级决策者、家长和社会各界的良知:
“我们需要的许多东西都可以等待,而孩子却不能等待,就在此时此刻他的骨骼在形成,他的血液在生长,他的感官在发育,对孩子来说,我们的回答不能是‘明天’,而只能是今天!”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蒙古贞”的新曙光
  ——一个农业综合科学实验县的新变化
新华社记者 陈宝玉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历史上称“蒙古贞”(意即一个蒙古族部落),地处东北科尔沁沙地南端,风大沙多,十年九旱。“春旱不算旱,秋旱减一半”已成这里的一种规律。长期以来“蒙古贞”人养成了一种以早熟作物、早熟品种为核心的晚种、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亩产不过百斤,收入不足百元”,成了辽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人们只怨自己受穷的命。
但是,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一九八三年,辽宁省政府决定:在这里创办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县,委派省农业科学院高级农艺师李庆文为首的五十多名科研人员到这个县,帮助他们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命运。这副担子不轻啊!李庆文和他的同伴们提出了包括改晚播为早播、改用杂交种、一次深施肥、改浅播为适当深播、改秋翻地制度等内容的“半干旱地区粮食增产的六项技术措施”,简称“六项改革”,在全县推广。
“六项改革”的诞生,对阜新县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来说是一个革新。过去,这个县“五月开犁是好样,六月种地也不晚”。每到春天,人们赶着犁满山转,看到哪块地有墒可种,就种那块地,能种多少算多少,往往是种了不少不见出苗,光有面积没有产量,秋后每亩地平均最多能打五十公斤左右。
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耕作制度,一九八四年,阜新县在李庆文的倡议下对全县农、林、牧各业占地比例进行了调整,采取退耕还林还牧的办法,压缩耕地面积,扩大林业和牧业占地比例。一九八五年,全县在压缩后的耕地上全面推广“六项改革”,“少种精作多收”代替了“粗放广种薄收”,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多:一九八八年,全县粮豆实际产量比创办实验县前的一九八二年增产二倍多;每亩产量由一九八二年的六十四公斤提高到一百八十七公斤。这是过去“蒙古贞”人不敢作的梦变成了现实。笃信佛教的蒙古族群众信服了,他们说:“从今后,不信佛,信科学!”
目前,辽宁省旱灾严重,不少市县的庄稼都干枯了,有些农民不得不收割秸秆做牲畜饲料。但是,由于科学抗旱,阜新县的庄稼却另一番景象:各种作物一片葱绿,玉米放蓼结棒,籽粒丰满;高粱昂首挺拔,秆青穗红;谷子已经甩出长长的黄穗,又粗又圆。
实践证明:“六项改革”是半干旱地区粮食增产的科学途径,不仅在阜新县适用,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六千万亩半干旱耕地上都适合推广。辽宁省分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赞扬说:“六项改革”是“蒙古贞”的新曙光。今年千万家农民主动要求与科研人员签订科技承包合同,使上千亩耕地连成一片,按“六项改革”的要求,在大旱之年种出了“出奇的苗”。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智慧在这里交融
  ——记聚集在南京星期日发明角的人们
  本报记者 龚永泉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南京星期日发明角的活动日。他们聚会在南京金陵图书馆,交流发明的思路,寻求知识的互补,分享成功的喜悦。
来自生活的成果
南京星期日发明角成立两年多来,已有成员128人,拥有发明专利84项,发明与革新成果236项,其中不乏饮誉中外的发明成果。工程师韩玉山发明的高楼救生器获第14届日内瓦世界发明金奖;工程师吕美琪发明的自行爬杆车,获日本东京电视台世界奇特发明奖;中学教师顾邦杰发明的冰箱电动除臭杀菌器获全国星火科技银奖。
发明角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发明成果大多出自生活或工作中的难题,容易从样品变成产品,造福于民。
如痰盂拎提盖,盖上附有活动爪,可以像拎菜篮子一样将盛满污物的痰盂拎走,方便卫生;由3个轮子组成的爬楼车,使住单元楼居民买米换煤气免去了背扛之苦;阅读书写手套是在拇指和食指部位加上拉练,可以兼顾阅读写字与保暖……
左右逢源的发明境界
发明角成员张锐鸿的家简直是发明的世界!桌上摆的,墙上挂的,都是他的发明成果,谈着谈着,他就信手拿起一件发明给你演示一番:茶叶筒可以多次倒出定量的茶叶;从烟盒里抽出香烟会发出悦耳的音乐声……他已拥有100多项发明,所获5项发明专利中已有4项转让厂家投入生产。阅读书写手套在儿童商店露面,当日销售量便达300多双。
“搞发明难不难?”我问。“说难又不难。”他答,“难,是指刚开始时而言,因为没摸着门道。不难,是指一旦养成了勤于观察乐于动脑的习惯,就会感到有搞不完的东西。”
是的,张锐鸿现在已进入了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的境界。看到路上小学生背的书包鼓鼓囊囊,他发明了小学生保健书包,当书包超过规定重量时,就会自动显示。食品在冰箱里存放时间长了也会变质,他就琢磨出了冰箱存物显示器,用磁铁吸在冰箱门上,冰箱里存放的物品品种及日期,一目了然。
这两件发明目前均已转让投入生产。
张锐鸿今年32岁,是一家工厂的铣工,他采用以铣代刨的工艺加工零件,使零件一次成型,既提高了精确度,还提高了工效10多倍。
去年,南京青年科技节上,厂里有6项发明榜上有名,他就占了4项。
一个思想变两个思想
发明者的生活不全都是发明,但又无不与发明相联系。拥有两项发明专利的周建辉自嘲“精力过剩”。见到马路旁警察纠正违章司机,他也要去看看,然后提出几条建议,什么开展交通安全竞赛啦,评选明星车啦,说得交通警连连点头,还要他这位行家写成书面建议寄到局里去。而他也就写了,寄了。“其实,只要突破常规去思考,就会涌出许多的新主意。”一次,发明角的几个人到一家工厂办事,见到厂长正为堆积如山的铁皮下脚料发愁,几个脑袋凑在一起合计之后,一下子提出了20多种用途,厂长连连称好,派人去筛选实施,变废为宝。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了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交换了就有两个思想。”发明角的成员平日十分重视相互交流发明的思路,见仁见智,唇枪舌剑,进行知识的杂交,学科的化合。
周建辉告诉记者,作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不仅要围着市场转,还应围着发明转,用新产品去开拓市场。发明角一成员发明了钢质防火门,就使一个陷入困境的校办工厂一下子赢利80多万元。使发明角成员感到欣慰的是,有几位厂长通过尝到接产发明产品的甜头,主动同他们联系,了解他们的发明动态,寻求可以投产的新发明。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搬“山”记
  本报记者 艾笑
现在,北京一年的生活垃圾有300万吨,堆起来约2座景山大。三环路以外被垃圾侵占的土地,已由1984年的7000多亩增至万亩。不经任何处理的垃圾,直接污染城市的空气、土壤、水质,并造成环境卫生工作的一系列难题。据测算,按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平均年递增10.6%计,2000年北京市的生活垃圾量将达500万吨。没有人可以不产生垃圾,而处理这些垃圾山却决非易事。美丽的首都,依靠一批当代愚公搬山不止……
动乱给环卫职工添了多少事?
今年5月,天安门广场突然涌进成千上万的人。安营扎寨、吃喝拉撒睡。这场世人瞩目的动乱,给那块几十年来都洁净如洗的地方留下的麻烦,也许还鲜为人知。北京市环卫局薛宝义处长告诉记者:这一个月里,仅广场就投入了1万多人次的劳力,清扫出垃圾4000多吨、污水5000多吨、粪便200多吨。那些日子,每次游行队伍一过,地上就一片狼藉。白天交通阻塞,清扫工人就整夜清运,为的是保住万众心目中首都街景的光洁形象。只有1.7万人的北京市环卫队伍,工作量突然增加了4倍,只好加班加点,有时一天干16个小时。薛宝义这一个月下来,他整整掉了8公斤肉!
眼下,还需要愚公搬“山”
当今,污染已成全球最头痛的公害,垃圾则是造成污染的原因之一。清洁和卫生已成为旅游者评价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
北京也没有例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市的垃圾状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量在迅速增加,1980年时138.6万吨,1983年增至193.2万吨,到1987年又增到256.7万吨。导致垃圾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城市规模扩大、流动人口增加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质的变化表现在,原占70—80%灰土渣含量减少至50%以下,食品等有机物含量增加很快。不及时清运处理这些垃圾,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传统的生活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焚烧法、填埋法、堆肥法等。焚烧法效果最好,但投资大、处理费用高;填埋法虽投资少费用低、但需占用大面积土地;堆肥法投资和费用都低,占用土地也少,还能发展综合利用,使有机物还田有利于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为此,北京市在近郊建了8个垃圾转运站,远郊建了7个垃圾填埋场和4个垃圾堆放场。眼下,居民生活垃圾的消纳,就由各居民区先运到转运站,再从转运站运到填埋场或堆放场。北京市城区的居民只知自家每天扔掉的垃圾有环卫人员负责清除,却不知每吨垃圾还要花12多元钱才能倒腾到郊外,一年光运费国家就要花掉3000多万元。
“垃圾楼”引出几多风波
7月26日,在海淀区万泉河路芙蓉里居民区,薛宝义指着一幢白色二层小楼让记者看——伫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间它可真是太别致了!不一会,我们就看到一位保洁员推着小车走来,轻松地一撬车把,一车垃圾就倒进卧在水泥槽里的一个足有6.5立方米的集装箱里。待封闭得严严实实的集装箱装满后,就用安在二楼上的电葫芦吊到大卡车上拉往转运站,干净无味,不撒不漏,省劲便当,真好!
薛宝义说:“这个建筑叫密闭式集装箱垃圾站,俗称‘垃圾楼’。这是继50年代初的摇铃倒土、60年代中的地撮站(居民把垃圾倒到指定路边,由清洁工人撮到敞篷车里拉走)、70年代初的地下电动垃圾台、70年代末的垃圾筒之后,垃圾收运方式的又一次重大革新。一座占地100—150平方米的垃圾楼,可代替二三百个垃圾筒(占地约400平方米,每个筒需用1.5厘米钢板0.12吨、使用寿命只3年,现在全市正在使用的垃圾筒6万多个),能大大减轻环境污染,也不扰民。
“那就赶紧在全市推广不好吗?”
回答却是:“没那么简单!”比如,谁都认为前门外煤市街上又碍事、又显眼的垃圾筒站早就该改成垃圾楼了,可等款料筹齐、拆迁挪树都安排就绪时,突然在群众中有个别人提出异议,事情一撂就三年,原计划16万元就能建成的,现在60万元还没能动工。有家企业不好出面反对这类社会公益事业,就任其家属老太太出面纠缠。类似的风波随着垃圾楼的选址在全市增加,人们一边不断抱怨垃圾站远不方便,一边又断然拒绝在自己家附近建站。这可怎么好?
京郊农民爆出的冷门
7月23日,星期日,大暑。这天,冒着瓢泼大雨,海淀区副区长赵知敬带上主管全区计划、规划、供水、电力、交通、环卫、房管等10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到海淀乡六郎庄村现场办公。5000多口人的六郎庄坐落在颐和园东墙外,这里以种水稻为业的农民整天和中外游客打头碰面,见多识广。眼看亚运会一天天逼近,颐和园是众多外宾必到之处,他们村自然是必经之地,村民们主动提出整顿村容给首都市容添光彩。计划里有一项自筹资金7万元请区政府帮助建一座垃圾楼的打算。赵知敬得知消息十分高兴,立即拨款8万元给予支持,现场办公中把所有需协调配合的环节都一一安排妥当,保证3个月完工投产。这次现场办公以后,出现了一串连锁反应:海淀区由农民集资修建的垃圾楼又多了3座,公厕也多了10个。
又是农民的创造
从崇文门向南行30公里,来到一个叫小武基的堆肥场。刚下过雨,7月的骄阳一晒,这块不毛之地就蒸腾起令人难耐的臭气。薛宝义叮嘱“少说话”,可偏偏记者此时的感慨颇多。果然,刚张口一只苍蝇就飞进嘴里。再看在一座座垃圾山里干活的工人,个个平静如常。
城区运来的生活垃圾在这里自然堆放半年,经70摄氏度的腐烂发酵和掺兑粪稀,70%都可以用于农田。这样处理1吨成本要花7元钱,而卖给农民只收4元,还管送到地里。精明的农民蜂拥而至。东郊大黄庄北白家楼村有个100亩的废水坑,开明的主事人1986年接纳了4000卡车居民垃圾,把它填平。第二年开始在上面种小麦,亩产竟达到400多公斤。
薛宝义说:“用焚烧法处理生活垃圾,每吨成本50元,我们的国力可望不可即。其实,近年来的生活垃圾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夏季,灰渣量已降至30%以下。我们请了外国垃圾处理专家来提建议,他们都说这种回归大自然的办法好,中国的自然生态还没有完全被破坏,不要走发达国家的老路!”
在垃圾场上回首,一泓碧水映入眼帘,池中的荷花绿掌托粉拳,金红的鲤鱼在戏水。第一清洁车辆厂孙传福厂长和唐文福副厂长解释道:“干我们这行的工作条件太差,我们就利用闲地挖了这池塘。累了在池边坐坐调剂调剂,莲藕和鱼偶尔改善改善伙食……”
对这些可敬可爱的人,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呢?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这群刚走出校门没几天的大学生为什么笑得如此开心?他们来自清华大学等校,分配在北京市城建五公司。参观公司建设成就后,他们由衷地笑了。    程玉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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