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徐雪寒文集》序
薛暮桥
我和徐雪寒同志交往已60余年，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
雪寒同志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担任过杭州地委组织部长，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参加党的。1928年初，雪寒同志在宁波被捕，移押杭州陆军监狱，和我同在狱中一起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雪寒同志在1933年夏刑满出狱，和这年冬天刑满出狱的骆耕漠同志，都经我介绍，先后到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经费，完全依靠十几位朋友从他们十分微薄的稿酬收入中扣留一部分来维持。为扩大宣传阵地，1934年我们又创办了
《中国农村》月刊，紧接着在1935年建立了新知书店。在这期间，雪寒同志显示出了他在宣传理论工作方面的出色才干。
雪寒同志在193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写的文章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了从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到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二、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攫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的主权；三、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市场的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这一部分著作随着作者学识的增长，愈到后来愈精采，特别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英美共管中国货币吗？》、《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和
《列强对华投资问题》等篇章，确具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很有价值。
雪寒同志在这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救国会里共产党团的积极分子，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同志联系十分密切，他们领导的新知书店成为救国会活动场所之一。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知书店在雪寒同志经营下，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业务迅速发展，成了白区经济学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新知书店从建立的一天起，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工作的。直到新中国诞生前夕，新知书店和邹韬奋、李公朴等同志创办的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在香港合并，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提供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作为三联书店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雪寒同志，他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3年雪寒同志到根据地工作，曾任华中银行副行长，从此在实际经济工作的各条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7月，他发表《华中解放区的货币》一文，总结了根据地发行“抗币”的经验。
1946年春到1948年夏，雪寒同志奉命在上海、香港一带为党建立一批银行、钱庄、对外贸易机构等经济企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也更加丰富了他对金融贸易工作的实践和知识。
上海解放后，雪寒同志随军接管对内对外贸易工作。1952年，雪寒同志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要从事我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飞来横祸突然袭击雪寒同志，1955年发生潘
（潘汉年）、杨（杨帆）事件。雪寒同志因与汉年同志有工作联系，遭到株连，被最高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公民权利5年。十年动乱期间，雪寒同志又被送进“牛棚”批斗，1969年后长期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后，汉年同志冤狱平反，雪寒同志也得以昭雪。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消原判，雪寒同志随之恢复了党籍。这时，我请他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重新施展他的才华。
1981年雪寒同志发表的两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把30年来有关人口理论的研究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综合比较，决不是泛泛空论，仍然保持过去的写作作风。近几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对于商品生产、特区经济建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坚持综合平衡等问题，他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卓越的见解。1983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一文，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这是一项重要的见解，如果得到采纳，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会减少很多困难。
雪寒同志近年来还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收录在本文集的有10余篇。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为了悼念比我们去世早的战友，而且忠实地记录了在30年代及稍后一些时期他们的革命活动和生活；两篇是回忆创建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和上海解放后参加接管内外贸易工作的回忆，有不少是我们所能知道的第一手史料。
雪寒同志因为饱经折磨，1978年恢复工作后又日夜操劳，1985年起健康情况减退，但1987年仍能写出金融改革和人口问题等3篇文章。现在他的文集即将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希望他恢复健康，为我国的经济改革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这里发表的是原序的摘要，《徐雪寒文集》最近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编者）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河殇》唯心主义历史观剖析
——首都部分史学工作者批判《河殇》纪要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史学理论》、《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等五家杂志编辑部，在北京邀请部分史学工作者对《河殇》进行了专题批判。与会者指出，《河殇》这部“电视政论片”是披着“学术文化片”的外衣，通过所谓“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呼唤全民族忧患意识”，来宣扬他们反动的政治主张的。这是《河殇》得以欺骗、蛊惑人心的地方，也是《河殇》的编导者们最为得意之处。因此，要消除《河殇》恶劣的社会影响，除了必须从政治上继续对《河殇》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外，还必须剥下它的学术理论外衣，彻底暴露其伪科学的本质。鉴于这种认识，与会学者从《河殇》的理论来源、历史观、方法论和学风等方面作了初步的剖析。
一、《河殇》的思想理论来源
《河殇》的一位支持者曾说，如果硬是给《河殇》一个类型定名，我倒觉得它应该叫“学术文化片”。“为什么说它是学术文化片？因为就其整体的性质来说是学术性的，虽然它不是理论著作，但却有它的理论的模式、有它的学术见解、更具有理性的思辨的特征。”《河殇》具有什么“理论模式”和
“学术见解”呢？总撰稿人苏晓康列举了十三种。其中有：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点，黑格尔关于自然地理是历史的基础的观点，汤因比关于文明自身机制的观点，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述，弗朗西斯·培根关于中国四大发明的论述，黄仁宇关于中国古代没有典型的私有制的论证，普列汉诺夫关于商品经济阶段不可超越的思想，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等。在此之后，他作了一段概括：“这里面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有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西方文化精髓，有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和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思想，有当代中国学者研究成果，无论是大师正宗，还是新人新论，我们都视为一家之言，融汇杂糅在一起，熔铸成我们所要呼喊的一个时代强音”。这段话可以视为《河殇》编导者们立论的指导思想，而他所阐述的指导思想恰恰是极其错误的。
首先，所谓“无论大师正宗，还是新人新论，我们都视为一家之言，融汇杂糅在一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既平等，又公允，实际上却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贬为一家之言，甚至连“一家之言”也未予承认。通观《河殇》，可以清楚地看到，编导者们在前后六集中大谈历史发展、文明嬗变，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科学原理只字未提。更有甚者，连人类社会由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步入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又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等基本原理都被一笔抹煞。即使在片中偶而提到几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不是曲解，便是嘲弄。譬如，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武断地曲解为仅仅是“同水有关系”。又譬如，嘲笑马克思，说他“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嘲笑列宁没有能够回答普列汉诺夫的“挑战”。由此可见，《河殇》的倾向非常明显，那就是他们依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要传播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
再回过头来看看《河殇》是怎样对待西方学者和其他外国学者的思想理论的。《河殇》引述了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诸如前面提到的黑格尔、汤因比、韦尔斯、培根等，还提到了普列汉诺夫。按照常理，要引用某一种思想，首先对它要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才能谈到正确运用。可是《河殇》的编导者们却不是这样做的。譬如，《河殇》解说词第一集《寻梦》里有一段话：“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这个观点指的是汤因比的
“挑战与应战”说。可是汤因比原意并不是说环境越困难，就越容易引起应战。因为过于恶劣的环境超过当时人类的适应能力，不仅会使人类无法应战，而且可能把人类压垮。因此，汤因比认为，文明产生于一种既不太好、又不太坏的适度环境。尤其是在古代世界，由于人们改造自然能力较弱，海洋还是难于制服的困难环境。这种对于强大的挑战环境不可能成为人类成功应战的地方，还不足以创造出先进的“蔚蓝色文明”。可是《河殇》的编导者们却随心所欲地改铸汤因比的观点，并牵强附会地将与“持续不断的航海生活”并无密切联系的苏美尔文明、乃至希腊文明的兴起都同海洋联系起来，以此来否定
“黄肤色的民族”在黄水、黄土上创造的“黄色文明”。
又譬如，《河殇》把原本不属于普列汉诺夫的“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的思想强加到普列汉诺夫头上，说这是他划出的巨大问号。其实，普列汉诺夫只是在十月革命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占人口总数比重很小，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因而反对十月革命，但他从未考虑也根本没有可能考虑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发展问题，因为他于1918年5月便逝世了。《河殇》这样做，不仅是出于无知，更重要是的为了贬低列宁，嘲笑列宁无法回答普列汉诺夫的挑战。然而，历史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敏锐地提出在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的俄国如何利用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正是列宁。也就是说，这个巨大的问号是列宁划出来的。
再譬如，《河殇》关于黄河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基本上是沿袭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有关《历史的地理基础》一章中的内容。黑格尔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出发，大谈地理环境的差别及其决定性作用，硬说中国自古没有同海发生密切关系，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进步文明，从而养成了闭关自守的落后习性。这种不符历史实际的思想观点，连西方一些学者都不赞同。联邦德国学者弗兰克就曾指出，黑格尔对中国历史和文明所采取的傲慢与蔑视的态度，是十九世纪欧洲人的殖民扩张主义在精神生活领域的典型表现。而
《河殇》的编导者们却对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即那恢宏而深刻的有关历史过程的辩证思想视而不见，偏偏看中了黑格尔思想中的这点糟粕，作为《河殇》的理论基石之一。
还有，《河殇》关于文明兴衰、“黄色文明”没有生命力的陈腐观点，是直接来自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汤因比把被称作“文明”的文化形态整体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声称世界上存在过21种“文明”（后又增至26种），其中多数业已死亡，有的正在衰朽，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唯一仅存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保持着“创造性活力”。且不说汤因比精心构筑的这个庞大的历史哲学体系是何等主观随意，如今在西方已经没有多大影响，这里单说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错误看法。的确，他在《历史研究》中，是把中国古代文明归入已经死亡的“文明”之列。可是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观点。他在1974年发表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不再把中国文明视作封闭的文明，而认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已培育出一种值得称赞的
“世界精神”。他甚至预言，由于中国具有优秀的历史遗产，在未来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中国将发挥主导作用。然而，《河殇》至今仍在拚命维护汤因比早已抛弃的旧观点。倘若汤因比地下有知，一定要向《河殇》的编导者提出抗议的。
西方思想中这些支离破碎的理论观点，似乎还不足以表达《河殇》的主题。于是，编导者们又搬出据说是其顾问、所谓“著名史学家”金观涛独创的“超稳定结构”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支柱。可是，这也不是什么独创，也是从西方学者那里贩运来的。只要把《河殇》中的关于“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的论述和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的一些观点稍加对照，就可以发现，两者不仅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甚至在文字表述上也惊人的相似。
这里应该指出，对于西方的思想理论，我们并不是简单地一概排斥和否定。对于其中一切合理的成分，对于真正的西方文化精髓，我们是应该吸取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像《河殇》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视为一家之言，融汇杂糅在一起”是绝对错误的。
二、《河殇》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与会者认为，《河殇》并无完整、系统的历史观，它所反映的历史观念非常庞杂，是唯心史观和庸俗唯物史观的混合物。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历史发展的基础，《河殇》宣扬了一种宿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即所谓“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铸就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闭关自守的文化类型，从而注定这种文化必定要衰落的观点；以及所谓在地中海兴盛起来的欧洲海洋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拓、进取和扩张的特性，从而注定它要在现实和未来中取得优胜地位的观点。
这种宿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兴衰，用地理环境濒临海洋或深处内陆为因是无法解释的。譬如，古代希腊大陆的南部、中部和北部，为数众多的城邦航海业并不发达，斯巴达尤为典型。但是，却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希腊文明，而且它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漫长时间里，航海业亦不甚发达，或者说也是与海无缘。至于西欧一些国家的殖民扩张和商业活动，既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也由于有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相应的物质保证，绝不是因为它们仅仅濒临海洋所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是全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永恒的“蓝色文明”。
关于历史发展的形式，《河殇》宣扬的是形而上学的
“超稳定结构”的历史循环论，声称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主宰”一切的“神秘的超稳定结构”，至今，“衰朽的社会机制”仍无力“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
其实，“超稳定结构”这个概念本身并不神秘，它最初是艾什比在其所著《控制论》一书的“导论”中提到的一个非主要概念。它原是在进行“大脑设计”中描述被用来模拟那些结构复杂而又能自动保持稳定的一种“内稳定器”的特性。
《河殇》编导者辗转相抄，将这种对于人的大脑设计和智能机器模拟过程中一种尚待证明的假设，当作已经得到确认的科学真理；把这种只能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研究领域的概念，当作有广泛意义的规律；把这种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知识，毫无限制地推衍到社会历史领域和现实生活中。
把“超稳定结构”概念引进社会历史领域是否恰当，大有研究的余地。因为“超稳定结构”的前提是自稳性结构，但社会是否有这个结构还需要进行科学论证。这是由于社会活动是由众多具有不同意向的人的活动所构成，历史的必然又常常是以偶然来表现的。历史有相似之处，但不会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自稳性机制，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
“超稳定结构”。而《河殇》的编导者们却虔信这种“超稳定结构”论，并借此鼓吹历史循环论。这种历史观使得他们无视近代以来、甚至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似乎中国只有向资本主义发展才是变化，才能冲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怪圈”。
关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河殇》坚持一种包括庸俗生产力论在内的机械唯物主义论点。编导者们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格格不入，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有时却也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如援引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
《河殇》强调，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这实际上在当时是反对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社会形势的错误分析早已为历史的实践所证明。他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字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更不能像列宁那样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俄国的实际，看到俄国虽然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正因为如此，俄国国内各种矛盾才特别尖锐，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有利形势，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同时，俄国革命的主观条件（如无产阶级及其新型革命政党，工农联盟）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客观条件的不足。
十月革命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列宁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曾经是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问题上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本主义者，或者如列宁所说的一个“时代落伍者”。而《河殇》的编导者们却借助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认识，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宣扬了庸俗的生产力论和机械唯物论。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河殇》宣扬的是外力推动论。
《河殇》根本否认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具备推动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力，认为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下，古老的中国文明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和崩溃了，再也无法产生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只有像黄河汇入大海那样，让“蔚蓝色文明”的和风细雨滋润干涸、板结的黄土地。对中国“黄色文明”，并对中华民族和文化如此缺乏乃至丧失起码自信心的心态，是当前社会上一种非理性思潮的典型反映。这种思潮一般表现为，对社会文明不愿付出艰苦努力，却要急于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狂躁情绪，从不考虑向社会贡献些什么，而是一味地凭主观需要向社会索取，一旦不能得到满足，就怨天尤人，崇洋媚外。
三、《河殇》的学风
与会者一致指出：任何著作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都与作者的学风有关，都是这种或那种学风的外在表现。《河殇》所反映的是一种狂躁、浅薄、华而不实的学风。它突出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以青年的代言人和民族的启蒙者自居，恣意地“诘问”历史，蛮横地指斥现实，好像唯有《河殇》的编导者们是当今大智大睿和最清醒的人。这无疑是一种情绪狂躁和知识浅薄的自然流露，是缺乏正确历史观指导的具体表现。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并从对于历史的认识中取得教益，但他们永远无权去拷问历史、鞭笞历史，因为从来只有人们受到历史的审判，而不是人们去审判历史。
《河殇》的所谓忧患意识，或者说它作为民族“启蒙者”的“文化哲学意识”，就是公然指责中国文明的存在“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中华民族已经成了“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他们不加分析地鼓噪中国的出路是走向蔚蓝色的文明，“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这些谬论说明，《河殇》编导者们狂傲无知、信口开河的学风，已经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二）否定前贤，鄙薄今人，无视马列，唯我独尊。
《河殇》为了构造其“精英思想”，竟胆大妄为，放肆地对待历史事实、革命运动和科学理论，从而把他们的“主体”随意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们嘲笑孔子、郑和、戚继光，也嘲笑林则徐、魏源、陈天华。更有甚者，他们还嘲笑马克思、列宁。至于对毛泽东的嘲笑，那就更多了。他们对待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和革命领袖的这种狂妄、轻浮态度，也是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三）随意取材，妄加评说，炫耀知识，华而不实。
《河殇》貌似学识渊博，旁征博引，从自然说到社会，从上古神话说到当代历史，从中国说到外国，举凡经济、政治、民族、军事、科学、技术、文化等，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历史人物，多有涉及。表面看来，真是洋洋洒洒，气势恢宏，加之语出惊人，不乏“哲理”，果真收到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若稍加推敲，就不难发现，《河殇》对史实材料的随意撷取和对历史评论的武断蛮横，既暴露了编导者们的浅薄无知，又反映了编导者们的哗众取宠。
（东月 刘军整理）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人口迁移新探》
田方 张东亮主编
知识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析了改革前后我国人口的各种迁移模式和问题，阐明了人口迁移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加速人口迁移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不失时机地把人口迁移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应当承认，人口迁移是进步的现象。从我国近几年人口迁移的有利方面看，农村人口迁移有利于改变我国城乡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它既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人口素质，也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人口就业问题。《新探》也注意到人口迁移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我国农村迁移人口素质普遍较低，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是农村人口在城市中盲流带来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第三，由于外流人口盲目生育，对控制人口十分不利。第四，会加剧城市人口过剩，也加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第五，农村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壮年、技术人员外流。纵观我国人口迁移的利弊得失，可以看出，人口迁移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必由之路，而关键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做到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移民，才能兴利除弊，逐步实现人口与劳动力的合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