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巨大的向心力
——沈阳铁路局思想政治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段心强
动乱中，通往沈阳火车站的大小路口被堵，可到早上上班时，车站铁路职工点名，出勤率：100％。
在沈阳铁路局，劳动纪律就像两条铁轨一样摆在那里，不窄也不宽；职工执行纪律，就像运行的火车那样，一点也不偏离轨道。正因为这样，尽管有拦车的、卧轨的、闹事的干扰，他们还是在全国12个铁路局中第一个通过了国家二级企业和国家节能二级企业评审，第一个获得省级质量管理奖。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沈阳铁路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大强和他的同事们有何妙招呢？
“让人信任你”
李大强从郑州铁路局到沈阳铁路局当局长，先到下边跑了一圈。他参加了两个基层单位的大会，印象大同小异：领导在台上讲道理，井井有条，可下边真正听讲的没有几个。为什么？李大强从自己多年当党委书记的实践中明白：搞思想政治工作要达到目的，首先得让人信任你，否则，你讲得天花乱坠，也等于零。他告诉各级领导：“我们要想让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被群众接受，就要让人信任你。”
上梁不正下梁歪。李大强和他的“一班人”先从“自我”抓起，不吃请，不受礼，在孩子、票子、房子上不搞特权。接着，他们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刹歪风，扬正气。大多数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走得正，站得直，说话硬气，大家信服。比如梅河口车站原领导自我要求不严，说话没人听，致使职工人心涣散，生产不景气。王廷秀当站长后，重视行为教育。分房子，按说一把手要最好的已成惯例，可他不要，一直住在日伪时期盖的小筒子房里，一张炕上打着木板格住着老少三代9口人，实在住不下了，就在门前盖了一间土屋。在这个站，领导的生产奖低于运转车间干部，科室干部的奖金低于运转职工。工人形象地说，他们的奖金分配是“倒金字塔”。一个女工为丈夫调转的事到王廷秀家，老王不在，她递给王夫人一封信，王的爱人当即拆开，原来是厚厚一叠人民币，她对那位女工说：“大妹子，你拜佛认错了门。老王对送礼者两个法：要不你带回去，要不拿到车站去展览。”王廷秀对老婆孩子要求更严，有的要做买卖，他冷冷地说：“咋的，想借我的权捞钱，没门！”有人提出要给他小孩调换一个好工作他不同意：“有多大才干多大事，不准抱着老子的粗腿往上爬。”他甚至连儿子在身边工作都不同意，大儿子硬是从他所在的站调往条件差的东通化车站，后来，不幸以身殉职；小儿子在集体装卸队一干就是10年；两个女儿靠本事考进路外的轴承厂。由于他对自己要求严，一班人就好多了。因此，他们说话，大家都听，上下一个劲，运输生产和安全在通化铁路分局是数一数二的。
“围绕难点做”
沈阳铁路局的同志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得到群众信任仅仅是做好工作的土壤，在这土壤里，能否生长出茁壮的苗还得看各人的手段。他们摸索的结果是：“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难点做，有个针对性。”
沈阳铁路局的客运量是全国铁路的1／4，货运量是全国铁路的1／6，运量运力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南来北往的客人常因买不到票急得乱求“医”：或托人走后门，或在黑市买“议价票”，或在车站骂大街。局领导把这种情况告诉给全体职工，结合进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教育。大家说：咱们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就是把旅客和货物及时送到目的地，尊客就是爱人民，爱货就是爱国家，尽快办好事，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国家的兴旺。精神变行动，大家齐动脑筋，进行乘务改革：由乘务员在车上休息，改为到班下车休息，腾出宿营车给旅客；改革车辆编组，变12节车厢为17节到20节；根据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需要，挖潜力，增加从沈阳到大连间直达的“辽东半岛号”……。全局一年增加卧铺票23万张，硬座票17万张，缓解了客运上的矛盾。
铁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这个顽症却被沈阳站站长王卿智“治”好了。他有意识地组织大家当乘客，然后教育大家：条件差，与个人无关；态度差，则属于“人祸”，由个人负责。经他一整治，车站服务态度大大改观，表扬信不断飞来。
“普降毛毛雨”
大雨毁堤坝，小雨发庄稼——李大强局长认为，这个理也适用于心田，便提出：“普降毛毛雨，思想工作要细，不硬碰硬。”
大路不走长草多，哪里没有思想政治工作，哪里毛病多。因此他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提出“普降毛毛雨”。小东站经常停电，职工们以停电为令，当班的慎而又慎，按章作业；休班的放下手里的活，跑步上站保安全；东北风大雪多，职工们以雪为令，一见雪花人人上站去除雪；辽西雷雨也不少，职工们以雷雨为令，哪怕是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只要列车从小东站通过，趟趟保安全。一次，大家看电影《南北少林》看得正起劲，忽然停电。观众“忽拉”一下全部不约而同地在十分钟之内跑到车站，按规定上岗参加“两固定双保险作业”。由于大家技术精，一口清，一手准，全部标准化作业一点不离格，保证一辆辆列车安全通过。
思想政治工作的网虽然已经结成，但各个部分的功能有强有弱，很不平衡。为了提高“普降毛毛雨”的效果，他们采用现代化的手段，交流各单位的作法和经验。针对生产任务和职工思想状态，他们选择一部分典型拍了三部录像：《安全生产讲座》、《血的教训》、《我怎样为安全生产作贡献》。录像制好后，一个站一个站地播放，每一个人都看，在全局震动很大。过去长春铁路分局经常出事故，安全生产方面总排在后面。看过录像后，分局发动职工认真讨论，找出差距，三年多来，没出现责任事故，成为安全生产的先进单位。今年上半年，全局提前4天完成运输任务，第一次实现无重大事故行车200天，创历史同期最高的综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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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团结进步
小镇今昔
李善堂
贵州省西南部的晴隆县境内，有一个花贡镇。镇虽不大，但却是这一带方圆三五十里的首镇。在这里居住的有苗人，布依人，还有茶场的干部、工人。
1953年，一批南下的解放军战士，在完成剿匪任务后，受党和政府的派遣，在花贡建立起了农场。当年的花贡，三五户零星人家，七八间破烂草棚，土豹野猪夜夜叫。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花贡的景象像是一个传说、又像是一场逝去的梦。
党和政府在这里花费了多少心血？各族人民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和牺牲？那山坡上一座座墓碑，那一条条的盘山公路，那一幢幢的楼房，那一台台、一件件的现代化的设置都是见证。
往日的花贡十分闭塞，那四面的大山挡住了外面，关住了里面；盐贩子的驮马宛如天使，有几个人知道山外是什么样子？这都是交通不便的缘故。农场的建设者们于建场的同时，就着力解决交通问题。当地的苗族、布依族同胞们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有力出力，有物出物，与农场广大干部、职工一起，日夜奋战，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便修通了至普安、六枝、晴隆等地的公路，如今，车在山上过，人在雾中游，再也不望山兴叹了。
旧社会，这里缺医少药，霍乱、疟疾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据有关资料记载，解放前这里的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农场在这里建了医院，多年来协助地方政府为群众防病治病，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群众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材料，这里人口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全国水平。
据说，花贡在科举时代，曾出过一个姓花的贡生，花贡的名字是否由此而来，无据可考。
但这些年，花贡考出的大学生、中专生确是有据可查的，仅自1977年以来，在花贡茶场学校考出的苗族、布依族大、中专学生就有近百名，更不用说在学校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啦。目前这里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都在90％以上。学校对少数民族子女少收学费、优先解决食宿问题。在校生中，当地少数民族子女几乎占一半。
党的富民政策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新的生机。这里的少数民族同胞利用山区经济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生活远非昔比。不少人家都置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等现代生活用品。赶场天，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热闹得像北方的庙会。小伙子们朝气蓬勃，姑娘们仪态万方，更为小镇添姿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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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丝不苟
——记天津造纸公司的反腐败
本报记者 肖荻
七月十一日，天刚破晓。一辆十人轿车从天津驶出，急奔山东长岛。车上的几个人带着连日办案的疲劳，必须赶在一名转移赃款者的前边突破案情……
举报纷至沓来
今年初，经天津造纸公司纪委核实：一厂长将借用的小轿车卖给个体户，收六万元纳入小金库，严重违犯财经纪律。公司党委断然给以撤职处分并发出通报。
怎么，厂长也敢动？早就对各种腐败现象不满的职工们，纷纷举报。但一上来就是一堆硬骨头：加工纸实验厂一车间副主任鞠某，被举报受贿四千七百元，被查询时居然大怒：“少来这一套！你们能拿出证据吗？”“越硬越要碰！”详细研究了对时间、地点和情节写得一清二楚的举报信后，公司党委书记李林祥决定商请河西区检察院取证。经取证并收审后，鞠大惊失色，如实招供，又交代出一串贪污、受贿人，新的举报也纷至沓来……
天津造纸公司是个大单位，职工就有二万三千多人，下属单位有二十四个。一些人担心地问：“这样搞下去，公司先进单位的形象会不会丑陋不堪？”还有人说：“这要得罪好多人，甚至要伤害一些人……”
事情就是这么怪。谈起反腐败，人们无不义愤填膺，但一转为瞧自己的时候，一些投鼠忌器的嘁嘁嚓嚓却悄然而起。
指挥心细如发
党委书记李林祥进入深沉的思索。
怕这怕那，为什么就不怕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李林祥砥砺自己，坚定他人。四中全会决议有关坚决惩治腐败的指示更加使人猛醒。公司党委决定把反腐败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分头下去讲政策、讲法律、查证、攻心……
反腐败，的确要聚精会神去干，既不能大轰大嗡搞“运动”，又不能虎头蛇尾走过场。造纸公司与河西区检察院密切协作，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下属一个厂七个案件，双方抽出十七人分赴十三个省市取证。副经理对一个厂级干部谈话两夜。
指挥这项工作，更需心细如发。对举报检举的，他们予以保密；对坦白交待的，他们给予宽大。每一份证据，他们反复核对。到今年八月，他们为国家追回赃款达十八万元。
反腐败增强了向心力
当全公司职工看到领导反腐败确是动真的、碰硬的、干实的，情绪振奋。在资金紧缺、原材料涨价等诸多困难面前，大家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关，生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势头良好。一位交出数千元赃款的厂级干部受到宽大处理后，悔恨交加，加班工作，完成一项重大试制任务。
奋战在反腐败第一线的干部，更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几位同志，有的在连续作战中晕倒摔破头部，缝了三针坚持工作；有的母亲病故，噩耗传来直到完成任务才回家；有的水土不服，加上受暑，多次呕吐仍夜以继日地工作……
这一切，使李林祥感到，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们的职工也是好的。只要领导态度坚决，认真开展反腐败斗争，就可增强广大群众的向心力，使人们真心实意靠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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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法治市
李金斗 马小林
山西省晋城市，地处太行山南端，扼守晋豫边界，铁路贯穿南北，公路四通八达。是山西省南部的对外交通枢纽。
近年来，晋城市将法律机制引入到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得以持续、稳定发展。1988年，晋城市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今年上半年，全市工业生产总值增长14.65％，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0.33％。在北京等地发生动乱和暴乱期间，晋城市始终保持着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大局稳定，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
从一盒火柴说起
一次，一家个体商店擅自提高火柴价格被罚款50元，检查人员刚走，店主又卖起了高价，并公开叫嚷要把罚款捞回来。接到群众举报后，物价、工商部门对这家小店处以重罚并令其停业整顿。
以一盒火柴为话题，晋城市组织个体工商经营者学习讨论《税法》等法律政策条文，增强法制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个体工商户自觉遵纪守法，依法经营，优质服务，促进了市场秩序的好转。
作为一个新建城市，晋城市城市建设任务比较大，这就触动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土地。这几年，晋城市每年非生产性建设占地都在一万亩以上，农村中兴起“建房热”，少批多占，不批抢占，违法占地现象严重。
1987年以后，晋城市政府组织力量，对全市建设占地进行了详细调查。依照法律对127个国家单位和近2000家企业进行了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在报刊、电台“曝光”。针对农民的“建房热”，有关部门携法下乡，蹲点农户，采取上法律课，开讨论会，举办法律咨询等形式，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对极少数“钉子户”、“困难户”，由政法机关强制拆除，并处经济罚款。几年来，晋城市对88名基层干部依法进行了查处，收回非法占地近千亩。农户建房占地得到有效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严格限制在计划以内。
到处是警惕的眼睛
今年6月16日凌晨一时许，晋城市公安机关获悉，制造省城动乱的骨干分子、某大学副教授王新龙潜逃回原籍陵川县，迅即作了周密部署。半小时后，公安人员和当地治安队伍对其可能落脚的地方开始了详细的搜查。六时许，在高平县河西中学，将王新龙围堵在其妹妹家中。
在晋城市，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
今年7月的一个深夜，市区巡逻队在车站旅店发现一男青年神色慌张。仔细盘查，得知其真实身份是从外地流窜来的不法分子，在旅店大肆散布谣言，对服务员强行非礼，巡逻队当即将其送交公安机关。
现在，晋城市的治安队伍已发展壮大到5152个，3万余人。近年来，晋城市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人民生活安定。其中浸透了这支群防群治大军的汗水和奉献。
在这支队伍里，老人、妇女、儿童通过禁赌协会，道德评议会和治安巡视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今年全市聚众赌博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34.7％。
陵川县由68名离、退休老干部组成的“老干部社会治安巡视队”，承担县城治安管理、市场管理，调解纠纷等义务。今年以来，他们发现和抓获犯罪分子17名，协助处理各种治安案件30余起，赢得群众的交口称赞。
群防群治，一方面弥补了公安机关人手不足，一方面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去年以来，仅专业巡逻队就抓获犯罪分子1126名，破获各类案件244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2万多元，近3年来，晋城市刑事案件发案率一直呈下降趋势，群防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不久前，在缉拿参与动乱或暴乱犯罪分子的过程中，晋城市公安机关把设卡堵截、蹲点守候、重点清查与集中，快速抓捕结合起来，28名罪犯无一漏网。其中包括一些公安部和省公安厅通缉的非法组织头头和动乱骨干分子。
依法行政 依法办事
1987年9月，晋城市政府率先聘请了法律顾问，为政府的经济决策、行政决策和制度管理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到1988年底，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全部聘请了法律顾问。在全市形成了一个依法办事的“氛围”。3年里，市、县两级政府法律顾问参与了市政管理、企业承包、对外贸易、环境保护等十多个方面的政务决策。受政府委托参加诉讼和非诉讼活动，帮助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
依法办事的“氛围”，形成和影响着晋城市的“小气候”。今年4月份，晋城市从社会上招聘398名干部，招聘政策、条件、数额、分数、录取结果在报纸、电台公布，200多张后门条子，300多上门打招呼者，都在“公开性”面前失去了效能。
长期以来，晋城市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是部分企业资金积压，一方面是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资金缺乏，影响生产。为了缓解全市的资金供求矛盾，晋城市成立专门机构，依法收贷，清收拖欠贷款、不合理占用贷款，调整信贷结构，实行重点投入。半年时间，金融、司法部门联合工作，收回逾期贷款8208万元。
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是件新工作，不仅群众生疏，就连税务部门的同志也感到工作有难度。今年以来，税务部门根据政策法规，组织力量对生产和流通领域调查摸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税源。同时，在全市广泛宣传有关法律，大造声势，促使纳税义务人员主动申报，配合工作。今年，全市下达个人收入调节税40万元的任务，到8月中旬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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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色土地上的优秀儿女
——记闽西民兵艰苦创业
福建省龙岩地区是大革命时期一块红色根据地。如今这个老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20多亿元，从1987年以来农村贫困户脱贫率已达87％。在改变闽西这个老区的面貌中，龙岩地区的数十万民兵立下了汗马功劳。
民兵排长张春茂是个硬汉子。他带领11名民兵劈山开路，断水架桥，到深山老林安营扎寨。当闽西版图上必须标上他创建的新村——上杭县古田镇小坑炉村时，这个村7户人家已营造山林1530亩，垦复竹山2450亩，向国家提供木材4400立方米，而他们用剩下的半截子斧头、镰刀、锄头、扁担摆满一个房间。民兵黄祥光所在的漳平县赤水乡黄山村，祖祖辈辈点树枝竹把照明，用人力舂米。他带领民兵攀悬崖、走峭壁，用成千上万根毛竹引来泉水发电，给家家户户送来了“夜明珠”。民兵陈以庭是位“与毒蛇打交道的人”。他跑邵武，上光泽，风餐露宿，广拜名师，自费学习养蛇和加工技术，利用南阳乡丰富的毒蛇资源办起了养蛇场，一次就与武夷山蛇场签订5万元的供给蛇类产品合同。
到1988年止，全地区原有4.36万个民兵贫困户已有4.18万户脱贫。他们一帆风顺者少，历尽艰辛者多，在他们的前辈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更高地举起了艰苦奋斗的火炬。
如果单个民兵举起的只是艰苦奋斗的星星火炬，那么，奋斗在闽西大地的许多民兵群体，则形成了改变老区面貌的燎原之势。
在“古田会议”旧址所在地上杭古田镇，近年来以民兵为主体的小企业村村都有。今年，这个镇工农业总产值可达亿元。在当年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模范乡——上杭县才溪乡，有“三千榔头八百斧”之说。以民兵为主体的建筑工程队跑汕头、下深圳、去厦门，从老区走向特区，用榔头斧头敲开了富裕之门。在龙岩、在永定，3000多名民兵退伍军人或集资、或自费购买汽车，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搞活了城乡经济，加强了闽西与外界的联系。
良好的培养教育、严格的组织纪律，敢打敢拚的作风和年轻力壮的优势，使民兵退伍军人成了闽西各界公认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闽西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会同有关部门仅在去年就举办各类培训班274期，培训民兵退伍军人1.1万人，当年退伍军人培训率达100％。根据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各县（市）人武部引导民兵退伍军人走群体化的道路，进一步提高了民兵队伍的战斗力。他们敢进深山探险，敢到特区拚搏，也敢冲出老区。
连城县莒溪乡退伍军人基干民兵生产基地，与福州大学合办的全省活性白土厂，生产“福莲”活性白土，远销日本、菲律宾等国。在武平县武东万亩林场，一个连的民兵常年在山上育林种果，仅柑桔每年就可收获数万斤。长汀县河田镇是国家水土保持试验区，每年冬春季节，上万民兵组成突击队植草种树，治理水土流失已超过10万亩。
近5年来，全区民兵种树种果38.6万亩，百亩以上的成片林果达386个。
闽西民兵群体意识很强，集体荣誉感很强，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大显身手，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也模范带头。下郭车村退伍军人王德康3兄弟勤劳致富，得知邻村24户人均收入不足300元的村民想利用当地资源办水泥厂，但苦于没有资金，便无息借给他们50万元，并先后捐款4.5万元办敬老院、幼儿园。漳平县永福乡基干民兵近年来捐资168万元，用于修桥铺路建学校。龙岩市退伍军人罗春亭、肖炳旺等人采取定向招工、资金扶持、技术帮助等办法，办起了37家拥军企业，为烈军属、残疾军人打开了就业之门。全区现有民兵学雷锋小组、义务帮工小组、科技信息传播小组3840多个，参加者达4.38万多人。
邱胜斌 陈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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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警惕电子计算机犯罪
陈杰 刘东华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问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短短几十年，电子计算机已渗透到许多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正当人们沉醉于计算机带来的巨大财富和种种方便时，一只罪恶的“黑手”——电子计算机犯罪也悄悄地伸了出来。日前，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发现并破获的计算机犯罪案件已达15起。
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蛇口支行的2万元人民币和3万元港币，不翼而飞，罪犯作案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此案系犯罪分子利用计算机伪造存折和隐形印鉴进行的诈骗。这是在我国发现并破获的第一起计算机犯罪案。
1987年12月25日，哈尔滨某中学欲在当地储蓄所领取该校的2万元款项，可银行计算机却显示该校存款余额仅为300元。储户当即质疑，银行报警后，经详细侦察，发现有人利用计算机三次作案，取走人民币1.9万多元。
在我国发生的计算机犯罪中，经济损失最多的一起是成都市农业银行德胜街营业部的计算机盗窃案。1988年3月，德胜街营业部微机操作员谢某，伙同一人凭借娴熟的技术，修改了银行的计算机程序，几分钟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盗取了87万元人民币。
国家有关部门对京、津、沪等地的50多个国家重点计算机系统和已发生计算机犯罪的8个单位进行的调查表明，计算机犯罪日渐突出，犯罪的形式和类型也在增多。除计算机诈骗案外，还出现了诸如袭击和破坏计算机设施，利用计算机泄密和窃取情报等犯罪现象。
那么，造成计算机负效应的根源和症结何在？专家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应用，轻安全，计算机的安全意识淡薄。近年来，我国的计算机开发和应用发展很快，目前全国已拥有大、中、小型计算机1万余台，微型机30余万台，并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联机网络。然而，计算机安全工作却远远落在后面。
第二，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缺乏必要的安全监察环节。虽然计算机的应用日趋广泛，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对人的信任，超过了对规章制度的信任，感情替代了制度。
第三，法制不完善，缺少法律依据。计算机犯罪的出现，向传统法律提出了挑战，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对此没有及时作出反应，已有的法律，已不能对计算机犯罪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当发生计算机犯罪时，目前只能采取类推原则对罪犯进行制裁。
据计算机安全专家缪道期预测，今后几年里，计算机犯罪还会成倍增长，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还会更大。为此，专家们建议：
增强安全意识；严格管理制度，落实防范措施；控制电子计算机的进口，避免国外不法势力的渗透；尽快制订有关计算机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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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军区145医院自成立全军第一家卫检中心以来，以“面向社会、为民造福”为宗旨，为当地杜绝水源污染、传染病的发生作出了贡献。
图为工作人员在取水样。
薛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