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不给歪风开绿灯
——记宝鸡市交警一大队
云献科
连续两年被评为陕西省城市交通管理流动红旗优胜单位的宝鸡市交警一大队，从严治警，涌现出许多为警清廉的事迹。
去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某地一辆价值十几万元的“蓝鸟”牌小轿车，在宝鸡市宏文路与一辆摩托车相撞。交警徐梦石查验车证件时，发现该车无行驶证，即将车扣留，并责成车主出示行驶证等手续。“蓝鸟”的事主先后4次跑来，每次都不带任何证件，却忙着请客送礼。半月之后，又有几个自称是三门峡市量仪配件厂劳动服务公司的人，找到事故处理人员请求说：“只要能放行我们的‘蓝鸟’车，决不会亏待你们的”，当即拿出4万元人民币。在金钱面前，交警徐梦石和曹珠江明确表示：金钱打不通我们，若没有合法手续，车就开不走。”那几个人尴尬地说，想不到金钱在这里也不灵了。
甘肃省平凉运输公司每年都在宝鸡市有大量运输任务，过去因外地司机对市区交通情况不熟而常常遇到扣车、罚款等麻烦，影响运输任务的完成。去年开始，宝鸡市交警一大队在加强对外地车辆进市区的管理中，开展了文明执勤活动。一中队的交警们不但热情地为平凉运输公司来宝鸡市区运货的司机讲解交通管理规则，而且还为他们排忧解难，受到司机和货主的赞扬。为了表示对一中队交警的酬谢，今年4月初，平凉运输公司派人送来了50条绸缎被面。中队领导说：文明执勤是我们交警应该坚持的，这礼品我们不能收。随后，他们又找到大队负责人，再三请求收下，还是被婉言谢绝。
在廉政建设中，这个大队明确提出：一包烟一顿饭也不白吃。广大干警用实际行动执行这个规定。3月下旬的一天，交警朱志雄处理外地一辆大货车违章时，将其驾驶员执照扣留。第二天，这个驾驶员便托一位跟朱志雄熟悉的司机，送来一条高级香烟，朱志雄当场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作法，对违章者按规定作了处罚。
据统计，今年以来，这个大队干警共拒收礼品和吃请近百人次，收到数十件表扬信件和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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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久前，武警云南边防总队官兵来到春城昆明街头为群众进行法律咨询服务。他们热情、周到、耐心的解答，受到人们欢迎和称赞。
你瞧，这老大爷心里的“疙瘩”被解开了。
耿绍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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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我的第一个上级
王泉
卓嘎处长是位普通的藏族女干部，四十岁左右，矮胖，圆脸大眼睛。每天喝八磅酥油茶，喜欢唱藏北草原的酒歌。
她的嗓子真好，高亢、清亮。当初，她怎么不去唱歌？我真替她惋惜。
一九八二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西藏教育厅工作。报到那天，卓嘎处长帮我搬行李、烧开水，热情极了。
可我却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要不是那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我是不会回西藏的。
卓嘎处长仿佛不会看人的脸色，依旧奔来跑去替我忙乎。
我只想混几年就调回内地，每天迟到早退，很消沉。卓嘎处长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迷惑和焦虑。
她常到我的小屋来坐坐，嘘寒问暖，弄得我很不自在。每天早上，她都来喊我。如果我还没起来，她就在门外叫个不停，似乎不开门就怀疑我生了重病。
卓嘎平时很少批评人，不论什么工作，凡是你不愿干的，她都拿过去干。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我接受了她的影响成了一名遵守纪律的干部。对此，卓嘎处长既不惊喜，也不炫耀，似乎我一直就这样好。
卓嘎处长的爱人老刘，是位汉族同志，身体不好，调回了内地，孩子也由他带走了。她因为工作需要还得留在西藏。她住在我的后面，时常喊我去她家喝酥油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卓嘎挂念老刘的健康，担心孩子们的衣食、学习。
她很怀念以往那忙碌而又欢乐的早晨。
有一天，卓嘎处长向我讲起了她的过去，
“我的家乡在藏北草原，从我懂事起，就不知道父母在哪儿。整天食不饱腹，衣不遮体，赶着牧主的羊子到处跑。
每天最大的欢乐就是拣到一点羊子挂到荆棘上的毛，悄悄捻成线，藏在石头底下，幻想着积攒多了，织一双鞋。
年复一年，总也攒不够织鞋的线。共产党来了，我把他们当成菩萨，他们说什么我都听。
于是，我这个又脏又犟，什么也不懂的放羊奴隶，进了内地的西藏公学。”
卓嘎说，汉族老师待我们真好，洗头、洗脸、剪指甲，手把手地教我们系纽扣、写字。我的一切都是他们教会的。
我懂了，是老一辈汉族同志的好传统、好作风在我的第一个上级身上生根、开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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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杏出墙
——吉林人民出版社法律书籍出版掠影
韩萍
今年9月7日。首都北京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在这里举行首发式。乔石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的祝贺。
李鹏总理致信说：“该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部受到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高度评价的，被称之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大典的巨著，既非出自国家级出版部门，也不是出自专业出版社，而是出自北国的吉林人民出版社。可以说，这项成果的获得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机遇，而是他们十年来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挥洒辛勤汗水的结 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吉林人民出版社——这座出版了上百种法律书籍的百花园，几乎把它的馨香传遍了我国广袤的城乡。在工厂，在农村，在机关，在学校，那通俗易懂的《工人法律常识读本》、《农民法律常识读本》、《干部法律知识》、《青少年法律常识读本》等书籍，像一把把神奇的钥匙，把人们引进了那未曾涉足的法律大门。
其中《干部法律知识》发行近一千万册，被评为1986年全国畅销书。《法学基础与行政法》和《企业经营方式改革与法》等书籍也都分别荣获优秀图书奖。
出书赚钱，这在商品经济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吉林人民出版社却从不赚有损职业道德的钱。
当武侠、淫秽书刊在社会风行的时候，也有人把一些很能赚钱的书稿送上门来，但他们却没有为此偏离坚持社会效益这个最高宗旨。
昧良心钱不赚，有时出书却还要陪钱。如《刑法通论》一书他们就赔了2万元。这部书在学术上极有价值，又填补了我国法律书籍的一项空白。
然而“阳春白雪”，发行量只有几千册。尽管如此，这本书依然令法律学者们惊喜。该书出版后，受到有关人士的热烈欢迎，有的学者还为此书撰写了书评。
几年来，经他们出版的《法学大词典》、《历代刑法志》等许多法律词典专著，一些学者、科研教学人员在来信中称赞他们为推动我国法律研究、法制建设做出了贡献。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健全，法律书籍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进一步提高图书质量，使选题有针对性，他们注重社会调查，深入法学界听取意见，同时加强横向联系，了解各有关部门对法律书籍的需求。
受到全国出版界和法律界关注的《法律全书》，就是在社会调查中触发选题灵感的。因为有的放矢，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法律书籍在全国上百家出版社出版的数百种法律书籍中名列前茅，并受到读者的欢迎。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相信在改革的年代里，吉林人民出版社会有更多像《法律全书》这样的“红杏”探出墙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园增添新的春色。
（《吉林法制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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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我看齐”
——记湖南岳阳县委书记黄甲喜
金希光 吴又珠 陶小爱
1986年2月19日，在湖南省岳阳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岳阳县委书记黄甲喜面对两千多名国家干部，毫不含糊地提出：“在端正党风、不以权谋私和为人民办实事这几点上，各区乡、各单位的负责人要当表率，全县各级党组织向县委常委看齐，常委同志向我看齐！”
“向我看齐！”掷地有声，语惊四座，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黄甲喜不会不晓得提出“向我看齐”意味着什么以及可能引起的反应和带来的后果。但是，为了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他认为自己只能有一种选择：挺身而出作表率。
在岳阳县，黄甲喜骑单车是出了名的。
一年365天，除了出差、开会，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基层转。下基层，不少时候是骑单车。单车去不得的地方，就走着去。
对黄甲喜骑单车深入基层，上下左右褒贬不一。在贬议中，有两说颇有代表性。一曰：如今是商品经济时代，讲对外开放，横向联系，县里当头头的老往下面跑，能跑出什么名堂来？二曰：既然有小车，何必踩单车，四个轮子总比两个轮子快，不是要讲时间观念和工作效率么？ 其实，黄甲喜对开放和横向联系并非不重视，他本人就到最开放的广东去开过眼界，也派人到温州去见过世面，还以广罗人才的至诚，为振兴岳阳恭请四方名士。但他认为，作为县委书记，立足点应放在本县，主要任务是结合本县实际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展社会生产力，培养“四有”新人，把两个文明建设抓好。这就需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那些最需要我们去的基层，往往是汽车进不去的地方。所以，尽管有人非议，他还是经常踩着单车在崎岖不平的乡村小路上奔波。 在人们的心目中，这辆不仅超负荷运转而且超期服役的单车，已成为黄甲喜坚持艰苦奋斗作风的见证。它辐射出的感召力，对班子内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一些党政机关竞相购买高档小车的“豪华热”时，岳阳县委却作出了“迈开双脚，下乡下厂”的决定。这条发表在湖南日报上的新闻，生动地显示出这种感召力。
但人们最为关注的，还不是黄甲喜胯下的单车，而是他手中的权力。
黄甲喜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保持着高度警觉，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些知情者评论，他有时严得有点不近人情。
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结婚，都是在保密状态下办的喜事，没有惊动县委机关，以免别人上门送礼。
他的父亲和岳父先后在乡下去世，他都叮嘱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封锁消息，不让县里的机关、部门知道。并给当地的区、乡、村三级干部打招呼：丧事从简，切勿上门吊孝。
他的胞弟原来在农村当民办教师，老母亲要他这个当老兄的帮点忙，把老弟转为公办教师，吃上
“皇粮”，他坚决不答应。他的妻子梁英保原来是某市委组织部的一名正科级干部，调来荣家湾时，打算安排到县人事局当局长，他不同意。他的“框框”是：自己是县里的主要领导，爱人就不要安置到要害部门，也不要当部门的一把手。大家只好尊重他的意见，让梁英保到另一个部门担任副职。
对于他的家属来说，他手中的权力，不是意味着金钱、物资、优待、后门、享受，而是一种约束。人们都愿为家乡多做些贡献，但在家乡当主要领导却不容易。你当了“官”，亲戚朋友乃至曲里拐弯的亲戚朋友，自然会寻上门来要你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黄甲喜和梁英保定了一条“君子协定”：各自把各自亲戚朋友的关，一切按原则和政策办事，绝不开“后门”。由于坚持了这一条，上门求情的亲戚朋友有的满面春风进屋，满脸怨气出门，有的还骂他“当了官，六亲不认”。
黄甲喜在家乡的凌云小学读书时，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做长工的父亲急得团团转，连声说：“莫读算了……”绝望中，村里一位教私塾的先生用一种权威的口气说：“甲喜不能辍学，这孩子天资过人，前途无量！”当即解囊相助。他父母感谢不尽，叮嘱他日后一定要报答。几十年过去了，童年的事好多淡忘了，可对这位先生的恩情黄甲喜和他的家人一直没有忘。
一天，他拆阅群众来信，这位恩人的手札赫然出现在眼前，要求帮助解决他女儿的户口问题。还是当年那种权威的口气：“我行将就木矣，过去从未向你提过任何要求，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到！”这是报答的好机会，然而他却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因为这种农转非违犯政策，他无法满足恩人的要求。沉思良久，他毕恭毕敬地给恩人回了封信，表达了对前恩没齿难忘之情和对此事深为抱歉之意。几天后，又请老伴写了封长信寄去，进行抚慰和祈求谅解。
在家乡这块土地上，黄甲喜欠下了一笔又一笔人情债。
黄甲喜一无烟瘾，二无酒瘾，三无牌瘾，只有书瘾。他阅读的范围很广，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的书籍，都有兴趣涉猎。特别注重和喜欢看的，是有关领导科学、行为科学和新思潮、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著作。他平时严格拒收各种财礼，唯独对书开放绿灯。不少在外地工作的岳阳籍人士晓得他书瘾重，常给他寄一些刚刚出版的新书。近几年来，他看过的书刊足足装了两柜子。
在黄甲喜的生活日程上，同看书学习并重的，是处理群众来信。
办公室的同志作了粗略统计，到去年底为止，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他共收到群众来信4820多件，亲笔回信上千封。
这几年，他从群众来信中物色对象，聘请了上百名“上书言事”的议政员。
各式各样的群众来信，对黄甲喜既起监督作用，又起鞭策作用。
1989年元月，黄甲喜被中宣部、团中央授予“全国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今年“七一”，他被中共湖南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同年3月，岳阳县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单位建设先进县”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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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检察体制不断完善
——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
本报记者 毛磊
在建国4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这位建国后第五任最高检察官爽朗地说：“40年来，我们的共和国为确立社会主义法制，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以及其他权利不受侵犯，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各级检察机关忠实地履行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了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
记者了解到，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我国检察工作曾一度中断，但在1978年检察机关就得到恢复、重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资料表明，10年来，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分子332万余人，决定起诉的案犯300多万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等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犯罪案件23万余件，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和追回赃款赃物价值近20亿元人民币；立案侦查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玩忽职守等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6万余件。
10年中，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活动中，在审查批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起诉案件的同时，还不批准逮捕35万余人，不起诉4万余件，追捕追诉犯罪分子8万余人；在审判监督活动中，对法院判决的案件提出抗诉1.8万余次。
检察工作与改革开放有何种相互关系呢？
这位72岁的检察长认为：“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的建立和发展，与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应当说，检察机关重建和发展的本身，就是国家全面改革的一项成果，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经济要繁荣，离不开法制的保障。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又是检察制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检察工作紧紧地为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是一个重要层次的法制保障，它将积极参加和创造良好的经济秩序、法治环境。40年的实践证明，检察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完备有效的法律监督制度，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建立3491个检察院，拥有近17万人的检察队伍。
记者问：“我国检察体制改革近年来作了哪些尝试？”
刘复之介绍，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检察机关进行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改革，主要有把反贪污、贿赂斗争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作为检察工作的两个重点，建立和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机制；开展举报工作，建立人民检举制度；依法加强对贪污、贿赂和法纪案件的侦查工作，进行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试点工作；起草《检察官法》，以推进检举工作的正规化、法律化、制度化的进程；增加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工作。
谈到举报，必然涉及到反贪污、反受贿。检察机关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哪些作用呢？
刘复之说，反对贪污受贿、打击经济犯罪是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之一。他递给记者一份材料，从材料上看到，自去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举报工作至今，已有3006个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心或设置了举报电话，大中城市检察院都已开展了这项工作。一年来，各举报机构共受理举报材料35.2万件，其中举报贪污、受贿问题的有13.4万件，检察机关正在进行调查、现已立案侦查的有1.9万件，万元以上的大案有4295件。
刘复之表示，让举报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使它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公众和司法工作者的共同要求，也正是检察机关为之努力的目标。
在谈到“监督机关也要接受监督”的问题时，刘复之并不讳言地指出，检察机关目前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有的地方对发展经济与加强法制、打击经济犯罪的关系理解不深等，极少数干警放松警惕，出现了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声誉，损害了人民检察队伍的形象。因此，检察机关必须十分重视“监督机关也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主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实际上各地检察机关都通过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请人大常委会领导和人民代表视察工作，认真处理人大代表提案、接受质询，接受群众控告申诉等形式接受监督。同时，还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接受人民群众和舆论监督。检察机关还注重建立内部自我监督机制，形成比较完善、严密的自我监督体系。
刘复之是1988年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选举就任中国最高检察官的。这位有40多年公安、司法工作经验的检察长最后对记者说，检察体制的改革刚刚开始，任重道远，但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服务，就能够使检察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就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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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身正气
造福于民
——记山西绛县安峪村党支部书记范国璋
王伟栋 刘玉栋
一九八九年初春，山西绛县安峪村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几百名村民簇拥着一块写有“造福于民”的大木匾，敲着锣鼓，扭着秧歌，一齐涌向党支部书记范国璋家……
前些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看着一个个少钱缺粮、缺人乏力的困难户，范国璋意识到：土地包到户，更需党支部。于是，他接连召开党员、干部会，反复研究壮大集体经济的规划。
一九八四年隆冬，经他一手筹办、投资近百万元的硅铁厂破土动工。
白手起家办工厂，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在困难面前，范国璋像一头倔犟的牛，背负着集体事业的大车，走了一程又一程。
范国璋的心血没有白流，到一九八八年底。安峪村的企业由原来的三个发展到九个，固定资产由三十万元增加到四百二十万元，总产值增长十七倍，利润翻了四番半。
在范国璋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个精小的塑料本，打开小本，上面清楚的写着一个个贫困户的情况，谁家房子要修，谁家儿子要娶媳妇，谁家粮食不够吃，谁家炕上躺着病人，这些，他都了如指掌，时时挂在心上。
村民范振珠，种着八亩地，没有牲口常发愁，想买牛又没钱。范国璋知道后，主动到附近的晋南电厂给他找活干。范振珠干了一年临时工，买牛的钱不发愁了。村里有个五保户老人，支部研究后，生活由民政主任专管。
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范国璋是个铁铮铮的汉子。六年来，范国璋亲手办起八个企业，年利润二百多万元，但在这些企业中，没有一个支委入股分红。平时在厂里，只要没有客人，范国璋同普通工人一样，吃饭掏票。四年来，他的基本工资没变，收入同普通工人不相上下。
一九八五年，为了缓解乳化油积压严重问题，村里规定每推销一吨乳化油奖给三百元，范国璋先后卖出一百吨，应得奖金三万元，可他一分钱也没要。在他的影响下，支委们没有一个人去领奖金。
去年春天，安峪村生产的硅铁销路空前走俏，找范国璋买硅铁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搬来彩电，有的给他暗塞红包。对此，范国璋逐个顶了回去，他在支委会上说：“咱们都是干部，群众盯着我们，倒卖硅铁的事说啥也不能干，要不，我们就会失去民心。”在他的带领下，安峪村的五名党支部委员，至今无一人插手硅铁买卖。这几年，安峪村村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党支部的威望也在一天天增高：党支部号召交征购粮，不过三天，全村三十八万斤征购粮就齐刷刷地送到粮站；党支部号召计划生育，五年来，安峪村人口绝对地控制在自然增长率以下；党支部成立政治夜校，组织村民们学法律、学技术，每周一次，很少有人缺席；党支部号召义务修渠，马上就会组织上百名壮劳力……范国璋，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党支部书记，他把党的温暖洒在安峪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