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改革：资本主义化，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马岩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建设和改革中前进的社会。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屋建筑之间基本适应又不完全适应的矛盾，必须也只能够通过改革来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这个事实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改革是我国发展生产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由之路。四项基本原则规范着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改革则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通过改革将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大大增强她的吸引力，坚定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心。经过改革，中国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东方，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新贡献。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一个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进行改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思路，有的人甚至会借此提出不同的改革方针，企图把中国引向危险的前途。
我们实行的改革，诚如邓小平所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1页）这是党中央一贯坚持的关于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就经济改革而论，所谓完善，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改革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内部健全和完善具体的体制、形式和运行手段、程序，使之相互配套，建立起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其中心环节是要增强企业的活力，主要是要搞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骨干和基础的大中型国营企业，焕发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以外，发展一部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以及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还有“三资”企业，等等。这些经济成份和经济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更加适合现阶段生产力状况，以利于社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以上两个方面，在经济领域构成“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最重要内容。诚然，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统一的社会机体，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的改革都应适应经济基础，因而也都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这种思路和方针的指引下，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艰苦奋斗，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将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国在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为重要和突出。
但是，有的人所讲的改革却不是这样。正如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的那样，某些人所谓的“改革”，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且不说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所发表的反动大小字报、标语、演讲和一些非法组织的宣言、纲领、章程等等，也不说几年来许多报刊、书籍所宣扬的大量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言论，人们只要翻阅一下动乱发生前两个多月内的《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就完全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的“改革”是什么了。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我们所以选择《导报》作为透视材料，因为它所表达的是搞资本主义自由化的人们的共同主张，更因为它与赵紫阳同志的“智囊团”有特殊的关系而有恃无恐，比别的报刊表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更加鲜明、更加尖锐。
请看：
——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市场化。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是保障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且保障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其他经济成份和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定性条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化，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特别是对准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他们说：“国有制在世界范围走到了尽头”，而“私有、民营是唯一成功之途”（《导报》1989年4月3日第10版，2月6日第12版）。据此，他们设计出“国有财产私有化”的种种方案：有的主张把国有财产分割成股份而化为私有；有的主张国家贷款给私人购买国有企业；有的主张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输血，促使其急速壮大，直到吞噬国有企业。甚至有人还提出所谓“三年筹备一跳过河”的谋略，胡言用三年工夫，采取包括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和“请台湾诸公回来共管经济”等措施，从国营计划经济的此岸跳到私人市场经济的彼岸。（以上参见《导报》1989年2月6日、2月20日载《为何中国应一跳过河地进行民营化？》，2月27日载《国有财产个人化：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与选择》）应该指出，我国现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发展又很不平衡，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需要多种经济成份和形式的同时并存。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满足人民需要，不但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必要的，而且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也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但是，多种经济成份和形式只有合理配置和发展，才能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个体经济和各种形式的私营经济，必须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而存在。如果一味不加节制地强调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改革中推行私有化方针，以私有制来动摇、排斥和取代公有制，那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化，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实际状况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的。与此相反，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实质上就是搞资本主义。
——政治上主张多元化、多党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极力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声称“强调民主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本质，是对民主的肆意曲解”，“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趋势，多党合作制是我国现阶段已能实行的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制的关键在于互相监督与制约”（《导报》1989年4月10日载《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那末，共产党在他们所谓的“多党合作”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他们认为，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他们要求通过改革，把执政党的活动限制在“（1）党理党务；（2）党筹党费；（3）党正党风；（4）党容党派”的范围内。（引自同上）这不仅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要共产党内容纳不同政治派别，通过“慎重地对待和处理不同政治派别与不同政治观点问题”（引自同上）来改造党。他们诬称：中国实行的是“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阶级、一党派、一人的权力‘决定一切’的专制主义”（《导报》1989年4月24日第5版）。他们要求“彻底清算否定人权、压制人权给我国社会带来的重大苦难”（《导报》1989年4月10日第10版）。应该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要说人权的话，这就保障了最为广泛的人权。这种制度只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不这样就不能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我们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是需要改革的，我国的民主和法制也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的。正是我们党首先提出这方面的任务并且已经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在我国，人民民主是空前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今后我们还要下大功夫继续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但是，我国决不能搞多党制，决不能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就会天下大乱，一盘散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结论。
为了适应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元化、多党制的需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宣称要“突破历史背景与制度化意识形态的局限，刷新马克思主义”（《导报》1989年4月10日第10版）。如何“突破”、“刷新”和“跟上时代”呢？他们说：“雇佣工人必有剥削的错误看法必须改正，社会主义必定要采用国有制与计划经济的过时看法必须抛弃。社会主义就是有利社会民生的制度，若民营化有利，则民营化就是社会主义。”（《导报》1989年2月20日第15版）他们就是这样在“实破”、“刷新”和“跟上时代”等等名目下，在思想理论上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鱼目混珠，以此来为通过“改革”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化为资本主义制度制造理论根据。
在同改革相联系的对外开放问题上，他们提出要“排除不合时宜的政治成见和意识形态对我国国际事务的干扰”，“特别应大大增强”同西方的联系（《导报》1989年4月10日第10版）。这种对外开放，就是要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把我国融化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我们对外开放，是为了尽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国外资金，积极引进适合我国情况和需要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物质和文化的国际交流，吸取国外一切有益的东西，增添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但决不能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主张和实行的“为我所用”的对外开放，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和实行的则是“为西所化”的对外开放。这就是对外开放问题上的两种对立的思路和方针。
按照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种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元化、多党制，社会主义理论上以假乱真，对外开放上“为西所化”的改革开放的思路和方针，势必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不但行不通，而且灾难无穷。中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才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开通了富强、民主、文明之路。中国在社会主义历程中，虽然遭受过几次重大挫折，但毕竟是社会主义取得基本成功的历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命运之所系。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要使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重新沦入被奴役、被剥削的境地，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容忍的。那样，稳定发展的中国将变成动乱不止的中国，已经统一的中国将变成四分五裂的中国，独立自主的中国将变成附庸西方的中国，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的前途将被断送。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处心积虑地要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变为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有国际背景和国内根源的。把社会主义国家“化入”资本主义体系，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的一贯追求。当他们推行武力征服一再遭到失败之后，就极力以“和平演变”、“不战而胜”的谋略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近一二十年来，特别着重借支持改革来诱导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轨道。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战略地位和巨大发展潜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当然更在他们的目标之中。在这次从政治动乱到反革命暴乱被平息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反共反华势力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卑劣、笨拙表演，充分暴露了它们的真面目。就国内来说，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社会生活的主题，但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激化。由于西方反共势力的诱导和支持，由于国内还存在滋生对抗社会主义的势力的土壤，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还处于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同企图把改革纳入资本主义化过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企图把改革作为资本主义化过程的行为，能否滋长到足以危及党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的程度，则取决于党的领导核心、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立场和倾向。这次骇人听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事件的发生，则不能不归咎于赵紫阳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放纵和支持，归咎于他对改革的错误导向。
台湾《中国时报》5月20日载文说：“赵在思想上倾向自由化，仍可以从他的智囊团成员上看出来，这些成员包括严家其、苏绍智、陈一谘等人，都是思想上极为开放的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在目前喧腾一时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各种文章，该报一直被视为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也是赵派人马的传声筒”。《世界经济导报》由于鼓噪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功而特别受到美国的青睐。仅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发生前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该报就接连抛出温元凯等人《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等多篇宣扬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化的纲领性文章。当政治动乱发生之后，它大肆鼓吹为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翻案”，积极与动乱相呼应。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该报的正确决定之后，赵紫阳同志不仅不支持，反而责难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可见他坚持资本主义化的立场是多么鲜明。当赵紫阳同志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少数人感到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方针并不顺利时，赵紫阳同志的“智囊团”中的一些人，抛出了一个所谓“新权威主义”。这个“主义”把改革的主体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排斥在改革之外，而呼唤中国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即新的资产阶级来作为他们所谓的“改革”社会支柱。《世界经济导报》载文称：“中国未来的中产阶级只有依靠现代化导向的政府权威与现代化的知识精英的结合才能形成和发展起来。”（《导报》1989年3月13日第11版）他们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赵紫阳同志就是他们心目中具有西方化的导向的“新权威”。他们以为依靠他就能够培植起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支柱的新的资产阶级。可是，他们在历史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土崩瓦解。这清楚地表明和有力地证明：在中国按资本主义化的思路和方针进行改革，是绝对行不通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唯一正确思路和方针。坚决贯彻这种思路和方针，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一定会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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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农村四十年》序
何康
1949—1989年，新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有着许多成功的喜悦，也经历了不少曲折的艰辛。然而，比较起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农业史，这4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时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由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和国家统计局农村司联合编著、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四十年》问世，无疑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新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蓝图实际上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描绘的。40年间，亿万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入手，通过体制变革、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等手段，使我国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并牵动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认真总结了前期农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党和国家制定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政策，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了流通体制，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农民、农业、农村的命运同国民经济的整体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道路。
改革和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建设的主题。我们一方面本着改革、求实、创新、发展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另一方面将农业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增长视作我国农村发展的基本目标，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改革和发展的大趋势下，农民获得了自主权利，农业得到了发展，农村正在走向繁荣。尽管发展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我们也为发展中的某些波折和失误而反思，但从总体上观察，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各方面的确是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的。
正是依据上述背景，《中国农村四十年》采用了资料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融数据和史实为一体，从宏观的角度列举和分析了新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特征、历史变迁特点和农村发展的主体线索，并且在不同的章节分时期、分层次、分区域地记述了如下几大问题：一是形成新中国农村发展基本轨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二是对农业经济制度和技术制度变革的评价；三是以农民的收入变迁、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主要线索，重点分析了引发农村改革的社会经济原因；四是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分析了与此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编者充分肯定了新中国农业依靠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和现代农业适用技术相结合取得的巨大进步，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的辉煌成功，以及作为基础的农业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原因导致的失误并不讳言，客观地进行了较公正的评价。就此而言，这本书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撰写新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的。
准确地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是困难的，而要对此进行“准确的”评判更非易事。《中国农村四十年》的价值在于为每一位愿意了解新中国农村发展的热忱读者和希望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提供了一部较完整的基础性资料，供有志者研讨评说。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马克思主义原理》
汪永祥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按新的体系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全书讲了劳动和人类社会的产生，世界的统一图景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本质，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未来发展等问题。本书的绪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及其基本特征、当今时代特点和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课题、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所有制结构研究》
晓亮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研究丛书中的一本专著。全书对所有制范畴，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变化，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现阶段的个体经济及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雇工经营，现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集团所有制，乡镇企业、经济联合体、股份制企业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论述和剖析。（陆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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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党风建设 促进社会安定
张振岩 陈海涛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坚持对外开放，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强党的建设，端正党风，是保证社会安定的诸多因素中的关键环节。
怎样搞好党风建设，促进社会稳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呢？我们认为，在当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对全体党员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坚持不懈地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才能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使他们真正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英勇奋斗的人生观，养成无产阶级的优良道德品质。这样，才能在实践中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回答和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各种问题，自觉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的侵蚀。全党同志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了，也就从根本上保证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能够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从而带领全国人民早日完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在对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时，还必须认真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因为科学文化的落后也是影响党风好转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党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差，这本身就会为不正之风的繁衍提供温床。据统计，在全党4700万党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党员占了78％，其中文盲党员占8％，这种状况需要下大功夫加以扭转。
其次，要建立、健全各种监督机制，加强对全体党员、干部的监督。目前党内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之所以严重，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迫切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建立、健全各种监督机制，形成对全体党员的多渠道的监督，从制度上保证党的事业的成功。为此，第一，要大力加强监察机关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设，赋予这两个机构更有效的实际权力，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有效的行使监督权，同时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使我们的党能够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有效地监督自己的党员自觉地遵守党的章程和党的纪律。第二，在全社会，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使党员严格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鼓励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监督党的工作，评议党员、干部。这里，还要特别注意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通过这种监督形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以纠正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保证党的自身建设搞得更好，使党永葆其青春活力。
再次，要严肃党的纪律，坚持从严治党。对于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必须根据情况给以纪律处分。这样，才能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纯洁性。从严治党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对党的领导干部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对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党员，特别是担负主要领导工作的党员，均应制定更加严格的具体法规，使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实践中，都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严守党规党纪的模范，严格履行各自的工作职责的模范。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党员干部和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要视情节轻重作出处理。
从严治党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扎扎实实地做好，绝不能抓一抓、放一放，时紧时松。只有这样坚持不懈，才能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