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探讨与研究

住房紧张 出路何在
何崇元
住房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重重困扰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10月2日在纪念“世界住房日”时说,目前,世界上没有足够住房的人有10亿多,挤在居住条件恶劣的贫民窟中的也有几亿,还有1亿人露宿街头,无家可归。
在非洲,60%以上的居民在拥挤的贫民窟里苦度岁月;在拉丁美洲,至少有2000万青年和儿童晚上睡在大街上。即使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为数可观的无家可归者。据报道,美国目前有300万无家可归者,而且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英国无住房的家庭达10万户以上;法国首都巴黎也有1万人流浪街头,漂泊无依。有材料表明,今天的西欧,无固定住所的人数至少有100万之众。
由此看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面临着程度不等的住房问题。
造成住房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人口增长过快,而人口涌向城市,世界日益城市化,使城市住房更形紧张。1950年,世界人口只有25.13亿,而今年,世界人口已达到52亿;1800年前后,城市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3%,1950年,猛升到占25%,预料,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在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拥入城市,城市人口已达到爆炸的程度。联合国人口和住房委员会执行主任拉马山德兰前不久指出,今后10年内,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人口将占这些国家总人数的3/4,其结果将使许多城市“超负荷”。印度的加尔各答充其量只能容纳200万人左右,但目前却有1100万人挤在里面谋生。人蜂拥而来,房子却不能从天而降。于是,许多拥入城市的人只好栖身贫民窟和街头巷尾。
有些国家压缩住宅建设资金,削减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补贴,是造成住房困难的另一个因素。苏联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人均住宅面积一直居世界前列,但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住宅投资比重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23.2%降到15.5%,住房问题随之也就暴露出来了。相反,一些国家的军费却一个劲地增长,直接影响了住宅建设。美国军备控制专家西瓦德最近指出,现在,全世界每分钟的军费开支为190万美元,如果把10%的军费用于住宅建设,住宅问题也不至于紧张到这个程度。难怪美国人千里迢迢地从各州跑到华盛顿集会游行,呼吁政府削减军费,增加住房投资。
有些发展中国家住宅紧张问题非常严重,但住宅建设投资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8%。
住房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各国都在采取措施,设法解决住房问题。
合作建房是许多国家正在采用的一种方式。它是通过住宅合作社来完成的。住宅合作社由城镇的中、低收入者自愿组成,通过入股集资的方式,解决自身的住房问题。它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最近10年发展很快。现在,这种合作社已遍布世界五大洲的70多个国家。由于各国情况不一,加入合作社的入股资金和住房产权的处理也不尽相同:有的产权归私人所有,有的产权归合作社所有,但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员的入股资金、政府或银行贷款以及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补贴。瑞典现在1/6的住宅属合作社所建;波兰住宅合作社拥有的住宅占了全国公有住宅的68%。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在合作建房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储蓄建房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居民用平时的储蓄购房、建房,既解决了个人住房问题又减轻了国家负担。南斯拉夫国家法律规定,所有职工必须扣交6.5%的个人收入作为住宅建设基金;新加坡实行公积金制度,凡参加工作的雇员,每月必须按工资比例缴纳公积金;埃及则在全国推行住房储蓄卡制度,只要小孩从1岁起每月存入1.86埃镑,等到结婚时,便可选择一套满意的住宅。
鼓励和补贴私人建房、购房也是吸收居民资金,解决住房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建房是受到扶持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从今年6月起增加了对私人建房的补贴,私人建房的基本补助款从3.5万克朗增加到5万克朗,青年夫妇的补贴可提高到15万克朗。政府还向私人提供优惠贷款和建材补贴,15年内免收房税。苏联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去年,苏联通过了3个决定,城市居民建房资金不足的,可向银行申请2万卢布以内的贷款,城市居民25年内偿还,乡村居民可延长为50年。去年,苏联个人和合作社所建的住房已占当年竣工总面积的23%,有人预料,到199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60%以上。
通过多种渠道解决住宅问题正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如果能采取实际措施,重视住房建设,同时注意控制人口增长,世界住房问题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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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日本通讯

水俣公害今昔
孙东民
日本九州有个熊本县,熊本县有个地方叫水俣。一提到水俣,人们便联想起水俣病。这个原本并不知名的小城镇,曾因一桩令人震惊的公害名扬世界。
60年代至70年代初,水俣发现一种怪病:不少人运动失调,手足僵直;眼球转动迟缓,视野也比较狭窄;言语、听觉出现障碍,意识混浊,神经错乱,许多人终生致残。这期间先后有数千人发病,数百人死亡。此外,怪病还殃及鱼、猫,大量海生物窒息死亡,温顺的家猫突然疯狂。这种因水银中毒而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公害病,命名为“水俣病”。
水俣依山傍水,原是海滨村镇,居民世代以农林渔业为生。本世纪初,工业化的浪潮冲到这里,一家化工公司在此设厂。从此,水俣与这家氮素工厂结下不解之缘,水俣随工厂的繁荣而繁荣,迅速发展成现代化学工业城市。但谁也没有料到,给水俣带来繁荣的氮素工厂却给它种下祸根。工厂在制造乙醛的过程中,使用有机水银作催化剂,到1968年停止生产乙醛为止的40年间,上百吨的水银随废水流进水俣湾,水银浓度为25ppm以上的污泥在湾内最深部积厚4米。
水银公害给水俣带来了惨痛的恶果。市政当局说,一个原有5万人口的城市,迄今有1.5万人提出患水俣病的申请,其中有2200名正式认定为患者,有400人死亡。城市人口也因此逐年递减,目前减至3.6万人。更严重的是,除第一代的水俣病患者之外,还有潜在患者,累及子孙。
氮素工厂是引发公害的主犯,但又是水俣的主干产业。工厂既不能倒闭,又要赔偿患者的损失,为此已背上1000亿日元的债务。
从1977年起,水俣市开始了“水俣湾防止公害事业”。用10多年时间疏浚沉积在湾内1209万平米、容积约151万立米的高浓度水银污泥。同时填海60万平米,把水银污泥固化、密封,掺砂石混合掩埋,永远不使流出。这项工程耗资近500亿日元之巨,由肇事的工厂和国家分担。这项世界罕见的环境复原事业目前已近尾声,预定明年春季完工。我们在现场看到,整修过的海湾已不复原貌,岸壁整齐美观,掩埋地面种植着草木,从工厂流入海湾内的废水已无有机水银,排出标准严格按国家规定的环保标准监测。据说工程全部完工后,将在填海地为死去的患者建“慰灵纪念馆”,还将举办保护环境国际讨论会,未来的水俣将是一个“鲜花与绿色的城市”。
水俣市政府为水俣的新生规划了美好的前景。但是水俣病的患者至今仍在痛苦中挣扎。在收治患者的《明水园》里,60名不同程度的患者依旧不见痊愈。据最近一项调查,当地渔民头发中的水银浓度,有的高出日本人的平均值十几倍,经过处理后的地下水的水银浓度,有的地方仍高出33倍。几十年来患者与厂方就赔偿问题的争议至今没有了结。小松副市长说,水俣市现在还没有资格发表“无公害城市宣言”。
水俣公害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向人们呼喊:谁破坏了大自然,谁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任何公害都不要等到酿成悲剧之后才想着治理,那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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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一家幼儿园开办名为“大地母亲的抚育”的教育,每日安排孩子们在特制的泥浆池中玩耍1小时,让他们从小亲自体验大自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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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十年代的图书馆
90年代,图书馆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型图书馆将不再需要庞大的建筑群,看不到一排排高大的书架,因为一种体积小、存储量大的光盘将代替图书。
这种可以放在衣服口袋里的光盘,一张就能储存相当于400册图书的信息。苹果电脑公司创始人史蒂文·乔布斯把这种由佳能公司发明的光盘与他的内克斯特计算机结合,研制出一套光盘图书馆系统。它包括一台计算机终端和一台激光印字机。这套装置体积小,存储量大,不但能存储文字资料,还能够存储有声资料、图表、黑白或彩色照片,而且操作方便。读者坐在终端前,能够迅速查阅要找的资料,如果需要还可把文字资料或图片打印出来。
目前,乔布斯的合作者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图书馆已试用了这套系统。乔布斯计划于1990年5月把这套系统推向市场,价格每套6500美元。
张金江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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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语巧变英镑
温振顺
英语在当今世界日益流行。据统计,世界上十五亿人能讲英语。在英国、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约有三点二亿人的母语为英语,六十三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或第一外语是英语。全世界电脑存储的文字百分之八十是用英文撰写的,百分之六十的科学家能阅读英文专业文献。国际航线的飞行员和领航员用英语对话。“学会英语可以走遍天下”。英国人从中看出生财之道,各种英语补习学校在英国各地应运而生。目前,英国各地设立了八百多所英语补习学校,在伦敦牛津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英语补习学校的招生广告:“四星期速成班一百三十英镑,”
“三个月高级班二百九十五英镑”,这条街附近就有几十所补习学校,人们比喻说,“牛津街的英语教师比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鸽子还多。”
老师多,学生当然也少不了。每年到英国学习英语的大约有五十万人,其中大多数人是利用暑假就读速成班,今年夏季就有二十五万外国人报名。
英语补习学校的兴旺带来滚滚而来的外汇收入。英语补习业每年的营业额已达九亿英镑,英国在国外开办英语补习学校和举办英语讲座的总收入高达六十二点五亿英镑。成为英国服务行业较大的创汇部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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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需要你们”
——访意大利特兰托大学德马基教授
本报记者 罗晋标
今年夏天,中国留意学生100多人,分两批免费到意大利北方5个城市度过了愉快而有意义的暑假。这项活动的组织者是意大利特兰托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科·德马基,今年已经是他连续第十个年头免费组织中国留意学生暑期度假,人们称他为“中国迷”。
最近,德马基教授在特兰托市他的住所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他早在1971年10月首次访华时就对中国产生了友好感情,并打算为中国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他已去过中国12次,参观访问过许多地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新中国的进步逐步加深了了解。他从1972年起成为《北京周报》法文版的固定读者。从1973年至1988年他曾积极参加创办和领导意大利对华友好组织“意大利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杂志《中国世界》月刊。他与意大利一位汉学家合著了长篇辞书《现代中国》。
谈到免费组织中国留意学生度假一事,德马基教授说,1978年有个朋友曾提起,在意大利的中国进修生和留学生不知道怎么过8月份,因为这期间学校放假,商店关门。为什么不组织中国留学生度假去呢?随后,德马基教授向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提出了上述建议,并得到了赞同。1980年他首次组织了13名中国留意学生免费到山区过暑假。此后,他每年暑假都组织这项活动,参加者从第四年起即保持在百人左右。度假活动包括参观游览名胜古迹;组织各学科报告会;开展爬山、游泳等活动。内容丰富多采。这项活动,包括旅费、食宿等,每年约需4500万里拉。德马基教授一方面把自己的积蓄奉献出来,同时向各界朋友求助。
参加过度假活动的中国留学生都十分满意。他们说,这项活动使他们增加了对意大利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了解,促进了双方的友谊。
关于有些中国留学生不想回中国的情况,德马基教授严肃地表示:“我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因为这是对自己的人民的背叛,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为他们提供奖学金,目的是要他们学成回国。”德马基教授说,他曾就此致信中国留意学生,以其在中国的亲眼所见告诫他们:“中国人民需要你们”。
德马基教授虽然已经68岁了,但仍然表示要为中国、为意中友谊而继续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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