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红大”良师
——回忆张际春同志长征中的业绩
胥光义
一年一度秋风劲，枫不经霜色不红。时值金秋季节，漫山遍野的枫叶又吐着炽热的红焰，点缀这块美丽富饶的神州大地。21年前的今天，我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张际春同志，惨遭林彪和江青反党集团的残酷迫害，含冤离开了人世。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深深缅怀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
（一）
1935年9月，张国焘背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蒙蔽、欺骗数万红军干部、战士南下，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坚持党中央和毛主席“团结一致，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为培养教育干部，引导他们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川西松岗（今金川县以北）成立了红军大学，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9月下旬，我被选送到“红大”上级政治科学习。“红大”在松岗成立后不几天，就沿大金川南下至金川县以北的沙尔泥地区；在这里，充实和健全了校领导机构，张际春也调到“红大”，担任政治教员，后任“红大”政治部主任和政治主任教员。我有幸聆听际春同志讲课，后来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的高贵品德、卓越才能及其在我军政治工作方面的重大建树，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张际春同志调到“红大”工作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开始南下。10月5日，部队到达卓木碉地区，张国焘公然成立了所谓“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等非法组织，自封为“主席”，其分裂主义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际春同志坚持与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站在一起，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置个人荣辱于度外，积极维护南下部队中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之间的团结，使部队在南下失利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损失。他刚到“红大”就向有关同志了解情况。他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恰当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展开了不懈的斗争。
在翻越夹金山之前，有不明真相的同志受张国焘的蒙蔽，编了一首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抗日的正确行动，污蔑为“向北逃跑”的所谓《红军南下行》的歌子，刘伯承校长听到“红大”有的同志教唱这首歌时，便立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不准大家唱这种分裂党和红军的歌，并制止其传播。与此同时，际春同志又耐心地向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教育同志们正确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一部分红军北上抗日是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张国焘事先同意的，也是历史赋予红军的光荣使命。我们要做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模范，齐心协力保护人民、打击敌人。
虽经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规劝和部分同志的抵制，但张国焘出尔反尔、一意孤行，并裹协红军部队南下至岷山、天全一带，企图打成都，结果遭强敌所阻，在攻打百丈关的时候，经过七天七夜的鏖战，终不能取胜。这一仗虽然消灭敌人1.5万多人，但红军也伤亡了1万多人。广大指战员在严酷的斗争现实面前，逐步提高了认识，对张国焘南下决策表示不满；特别是党中央一再严肃地批评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行为，并敦促他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致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南下，再度北上。到1936年6月，他才认错，撤销了伪中央。
当部队在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恶劣环境中，再次翻越夹金山时，同志们唱起了一支歌：“红军向北进呀，要去打日本哪。振作精神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向北行动一定要胜利哪。”际春同志听到后，高兴地说：“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革命歌子来鼓励大家。”他也与同志们一起高唱起来，并带头将自己的乘马让给有病的同志骑，把分给他的干粮，送给体弱、缺粮的同志吃，乐观地迈着坚定的步伐翻雪山、过草地，去迎接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
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的斗争中，张际春同志胸怀坦白，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坚持真理，甚至忍辱负重，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表现了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二）
张际春同志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勤勤恳恳谦虚谨慎，朴实细致，埋头苦干，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扬民主，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情绪确定工作方针和方法，不愧为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的模范。
他在红军大学的政治课的教学中，把马列主义的原理与当时的斗争实际，即爬雪山，过草地，坚持北上抗日，反对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这个实际结合起来，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把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干部培养成有政治觉悟、有组织指挥作战本领、有教育和管理能力、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精神的带头人。际春同志根据刘伯承校长的旨意，和政治部的同志一起共同研究制定政治课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除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十大纲领教育外，还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提出教学内容。
在组织实施教学过程中，际春同志以他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政治理论基础，把政治课内容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从来不搞空洞的说教，而是针对学员的思想情况和文化程度，循循善诱，通情达理，态度耐心诚恳，语言形象丰富，不时引用一些诙谐幽默的比喻和故事，把道理讲得很透彻。他还结合社会发展史和党的建设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即列宁与马尔托夫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论战）等内容，谈古论今，使大家逐步打开了思路、开阔了眼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艰苦的环境下，通过对实际斗争的认识，进一步认清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实质，更加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并增强了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之间的团结。
际春同志与刘伯承校长一样，不仅亲自抓教学计划的组织实施，还经常深入学员中了解教学情况，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听课、讨论，对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他都耐心细致地一一回答。他还动员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办墙报，如《战火》墙报，坚持每星期出版一次，共出了9期。墙报的内容都是大家学习、生活与思想情况的反映，同学们纷纷写稿，墙报办得生动活泼，很有意义。在红岩坝时，际春同志还创办了“红大”校刊《红炉》，刘伯承校长亲自书写刊头并题词。题词写道：“我们学校就是一个红炉，我们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以及向一切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就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红炉》校刊一共办了17期，开始为四开张，用油印，以后改为小册子。
（三）
1936年1月，“红大”在天全成立了中级干部队，调陈伯迟任队长，下属军事连、政治连。甘延林任军事连连长，我任指导员；皮定钧任政治连连长，黄志勇任指导员。“红大”进驻炉霍后，又继续招收了军、师两级干部400余人组织了第二期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同时还扩大了步兵学校。当时，连队同校部领导机构共约1500多人，与总部同住炉霍寺庙内。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等同志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7月，中干队学员毕业后，我即被调任“红大”政治部地方工作科任副科长。8月，“红大”随红四方面军总部由炉霍出发，经壤塘喇嘛寺、嘎曲河、堡座等地北上。
“红大”在炉霍住了5个多月，存粮很少，因此，部队准备过草地的干粮人均每天仅有2两炒面，除边行军边筹粮外，主要靠野菜充饥；我们地方工作科则全力负责群众工作和筹粮的组织与实施。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筹集粮草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际春同志多次召集我们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认真研究开展群众工作方法和制定筹集粮草的实施方案及注意事项，特别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并挑选政策观念强的同志组成筹粮队，随部队行军的先头分队行动。筹粮队的指战员克服种种困难，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及少数民族地区筹集了一些粮食，补充了部队的部分粮食供给，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双十二”事变后，中央红大随党中央领导机关迁到延安，并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张际春同志作为红军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旗帜鲜明地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的红军干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际春同志革命一生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他的革命精神，正激励着后人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李克农同志
耿飚 黄镇 王幼平 韩念龙 何英 郑为之
李克农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外交部只工作了5年多，但他的光辉业绩是令人难忘的。
李克农同志是新中国刚成立时被任命的第一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在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对于外交部机构的建立，干部、人事的配备、机关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以及其他工作制度的确立，起了重大的作用。
今年是李克农同志诞生9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对新中国外交有杰出贡献的老战士，我们这些早期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写了这篇纪念文章。
筹建外交部机关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同志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负责外交部的筹建工作，举凡机构的设置，重要人员配备和外交部政治思想工作制度的建立，特别是部领导集体办公制度和部内各单位职权划分的规定，都是由他亲自筹划办理的，甚至机要通讯联络工作系统，也是由他亲手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外交部的机关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当时外交干部来自5个方面（军队干部、中共中央外事组、华北政府、地下党工作者、统战工作者），各有不同特点，如何加强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强调首先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1950年他领导外交部整风、整干委员会的工作。从9月到12月，他前后做了3次报告，强调“整工作不整个人”、“整党内不整党外”、“整上不整下”，着重检查领导作风、工作关系和保守国家机密，号召领导干部多听群众意见，并带头进行自我检查。1951年上半年，他领导外交部审查干部的工作，在民主鉴定、联系三大运动的基础上，号召忠诚坦白、交代历史，贯彻说多少、算多少，不追不逼，依靠材料办事的实事求是方针，没有伤害干部，审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后来，他又集中力量检查文件、电报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了文电质量和工作效率。经过整风、审干和纠正文电缺点等方面的工作，外交部机关工作面貌日新月异。他曾就此专门向周总理做了报告，得到周总理的称赞。
按照毛主席“另起炉灶”的指示，外交部的机构是重新建立的，没有沿用国民党的旧外交机构和留用国民党外交人员。但李克农同志认为，国内还有一些曾在国民党外交机关工作过的外交人员，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并通晓外语，除了坚决反动的以外，应该加以教育改造，吸收他们从事外交工作。他的意见得到周总理的同意。后来被吸收参加工作的这些人员在外交工作中都做了有益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4年3月15日，在外交部党组扩大会上谈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时，他结合外交部的实际，提出了外交部党组政治生活的六项准则：1、团结高于一切；2、树立中央威信；3、加强集体领导；4、有问题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请示；5、检查自己的缺点；6、相互展开批评。与会同志完全同意他提出的这六条准则。这六条准则对于加强外交部党组的领导和团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领导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停战谈判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重要的外交斗争。1951年6月3日，金日成首相到北京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商谈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方针和对策。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签复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随后，两党商定派李克农同志亲临斗争第一线，主持谈判工作。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伟大胜利。李克农同志从头至尾在第一线领导了这项工作。周总理曾经亲自写信给他，说党中央肯定代表团的工作成绩。
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中朝方面的谈判工作自始自终是在李克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但他并没有出面谈判，因此他的作用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中、朝最高领导的方针、政策和具体谈判策略都是经过他贯彻执行的。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他认真研究思考，曾向朝中最高领导提出重要建议并得到同意。当时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亲密合作，对美谈判以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为主。志愿军代表团成立了党委，李克农任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为委员。
刚到朝鲜时，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总共不超过60人，过了一年，扩大到700人，后来又扩大到2000余人，有28个工作部门，如果加上战俘遣返委员会我方工作人员，总共有7000余人，是一个很大的摊子。他在开城（后在板门店）工作两年零4个月。初期生活非常艰苦，居住、供应条件都很差，晚上只能用煤油灯照明，大家挤在一起，生活很不方便。美国飞机还不断对代表团驻地轰炸和扫射。有一次，子弹甚至打到克农同志的吉普车上，但他沉着镇定，带领全团同志迅速转移。当时他心脏病有时发作，眼睛又不好，而斗争又异常复杂和尖锐。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带病坚持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领导全团同志忘我地进行工作。他同大家同甘共苦，以高度的敌情观念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妥善安排工作细节和应变措施，经常和同志们亲切谈话，起了鼓舞人心、坚持斗争的作用。当时美国总是想通过军事压力来为他们的谈判代表撑腰，前线上的一举一动无不反映到谈判桌上来。遇到这种情况，李克农同志总是教导我们的谈判代表要硬着头皮顶住，决不让美国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后来，他的哮喘病复发并且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住，决定派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到朝鲜去替换他，让他回国治疗和休养。李克农却考虑，他虽然身体不太好，但已熟悉了对外谈判的全部情况，摸清了各方面的规律，如果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对整个工作不太有利。他主张“临阵不换将”，建议在他身体还可以支持的情况下，不马上换人。他的建议上报中央，中央同意仍然由他负责领导谈判工作。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带病坚持岗位、顽强战斗、不下火线的精神，大大鼓舞了全团同志的斗志。
他在朝鲜工作期间，以身作则，十分尊重朝鲜同志，用国际主义精神和诚恳态度加强中朝亲密团结，并时时以国际主义教育干部。他强调指出，朝鲜民族是一个英雄的民族，朝鲜国家是一个年青有为的国家，朝鲜是同中国患难与共血肉相凝的邻邦，朝鲜人民是勤劳、朴素、善良的人民，要坚决贯彻毛主席讲的，必须把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的精神，要求全团工作人员切实做到这一点。他在朝鲜工作期间，不仅研究形势，掌握政策，还亲自过问代表团后勤的供应、机要联络的畅通，干部的选用、任命和培养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无论从对外斗争到内部工作秩序问题，他都抓得紧，抓得具体细致。由于他的领导，才使得一个临时由四面八方调集一起的各种类型的干部，在那样复杂、尖锐的斗争中，能够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参加日内瓦会议
考虑到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他被指定为由周总理为团长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团员（其他二名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他首先负责代表团的组成、挑选干部、收集资料等各项准备工作。正式会议是4月26日到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重要国际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与会者不仅有当时的主要西方国家（美、英、法、加拿大），也有当时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苏、中、朝、越、波兰）和当时的民族主义国家（印度、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情况比朝鲜谈判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李克农同志4月初就先后向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做了两次报告，第一次专门讲工作态度、方针和纪律，对西方国家要提高警惕，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对兄弟国家要避免大国主义，态度要热情和真诚，要忠实反映情况，保证组织上独立，对各类问题要采取协商态度。要尊重民族主义国家，争取它们的支持或中立。第二次专门讲形势和政策以及对会议的估计。李克农同志从头至尾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在6月23日至7月12日代表团团长周总理离开日内瓦期间，由他主持代表团工作（张闻天、王稼祥已先期离去），代表周总理出席会议。
会议结束以后，他向外交部干部做了一个精彩的报告，总结了日内瓦会议的工作。他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印度支那停火的协议是遵循了以下原则：和平统一原则；承认各民族独立与不干涉各国内政原则；集体安全与集体保证原则；印度支那不作为外国军事基地、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原则。关于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他谈到以下策略：不急不断（不急催对方，不中断谈判）；不跨大步，也不停小步；求同存异；要解决一些小问题，引起对方兴趣；采取温和说理态度。关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他说到以下各点：要尊重苏联，在外交上它比其他国家有经验；多通气、勤联系，多介绍情况，主动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真诚地帮助朝鲜和越南，防止包办代替；一般问题尊重当事国，重大问题不能决定时报告中央。他还提出了参加日内瓦会议几条主要经验：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尊重邻近小国、善于掌握时机，提出若干不损害原则的建议以及求同存异的工作方法。
令人怀念和敬佩的工作作风
李克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十分感人的，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主要谈以下几点。
做政治思想工作，身教和言教并重。不论在北京、开城和日内瓦工作期间，李克农都是自己带头做出表率，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从不诿过，不居功，他强调遵守纪律和遵守制度，并且认为这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然后才能贯彻执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他经常对我们说，先正己，才能正人，上梁不正，下梁歪。无论到哪里，他都身体力行。他党性强，经常对干部说，我们工作做好了，不是我们好而是党好。党有成绩，其中有我们的一份，但主要是党的功绩。他在各种会议上对干部提出的严格要求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的，这就使他的讲话有极大的说服力，而且讲得极为生动。他的报告稿总是亲自草拟，极少假手于人。听过他做报告的人，总觉得他深入生活，有针对性，并有血有肉，往往被他的激情所吸引。
对待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关怀爱护。凡是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对干部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从不放过他所发现的任何缺点和错误，但他对干部又极为关怀和爱护。五十年代初期，有些使节刚从事外交工作，对外表态时有不妥之处。一位大使有大国主义情绪，受到中央的批评。他说，对其错误，批评从严，但组织处理要从宽。这种爱人以德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他经常对我们说，虽然你们刚做外交工作，但外交工作是主席、总理领导的，只要多请示报告，不掉以轻心，大问题出不了。只要有工作积极性，就会有创造性，不要束手束脚。
放手使用干部，让他们在实际锻炼中增长才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一向认为，凡是选定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应该有权根据中央的既定方针政策独立地进行工作，全权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别人不要干涉。在开城工作期间，有些直接参加谈判和其他对外工作的同志是从外国留学回来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李克农同志向他们交代各项方针政策制度后，放手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这些同志进步很快，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他曾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些情况并建议外交部有计划同开城轮换干部，因为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考验干部，是最好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战斗环境同正常环境不同，由于环境所逼，无可依赖，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在力量。周总理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了解干部情况，不能光靠档案，要亲自对话，了解现实表现。在外交部建部初期，从国外回来述职的主要外交官（有时甚至还包括低级外交官），他都是亲自接见，认真了解情况，直接解决问题。部里高级干部有思想问题，他也是不厌其烦地多次谈话，了解其真实思想，帮助解决问题。对于领导干部的情况，他除了按组织系统进行考察了解以外，还非常注意直接找下面干部谈话，了解领导干部的情况，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因此他对干部的了解，比较全面，处理干部问题，比较公平。
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反对浮华、浪费等不正之风。例如解放初期，有些老干部把自己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抛弃了，另找年轻的对象。他对此深为不满，他曾对同志们说，这是缺乏革命道德的表现。而他自己又是身体力行的，他的老伴没有文化，而且缠过脚，他并不嫌弃，长期患难与共。他的子女也非常敬爱妈妈，家庭关系非常融洽。他的老伴先去世，他常带子女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扫。对于他的4个子女，他要他们自己去闯，不要靠父亲做后台。从这里也可以看他是如何正确对待家属子女的。
李克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回忆这些往事，仿佛他那可敬的慈容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那感人的语言又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重温他的言行和教导，是为了深切地纪念他并再次从他的榜样中吸取深刻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