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评论》发表批评《历史无可避讳》文章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张炯的长篇论文，批评该刊第4期刊登的文章《历史无可避讳》的错误观点。并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张炯在他的长篇论文中指出：“发表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貌似考察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中国文学的关系，实则肆意歪曲史实，混淆是非，贬低和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新中国文学，集中地暴露了近年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拙劣学风与错误倾向，不能不加以论驳。”
张炯的文章从6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一系列著作和若干通信、批示、按语以及为报刊代拟的社论中。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精心修改，一定程度也反映了他后期文艺思想的发展。在上述著作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表述得最系统、影响也最广泛的要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断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容是‘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明显歪曲。”他认为，“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见解是从社会革命家和文艺战略家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解决中国革命文艺实践中带有根本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党的文艺政策，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文艺思想内核是包括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文艺与传统等方面的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内容，决非仅仅囿于‘文艺从属于政治’。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富于中国传统的、基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理论升华。毛泽东关于文艺必须为广大人民服务，并解决好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创作主体应该努力掌握正确世界观，思想情感与人民相通，并深入生活，通过典型化创造出美的文艺作品以推动人民振奋起来，改造自己环境的观点；既要重视文艺创作也要重视文艺批评，既要反对思想内容反动而又有艺术性的作品，又要反对思想内容好却没有艺术性的作品的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但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单纯抄袭前人和洋人的艺术教条主义的观点；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观点，等等，经过新中国文学40年实践的检验，仍然证明是正确的，是属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的普遍真理。”
张炯认为：“1949—1957年，是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欣欣向荣的七年，也是新中国文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貌，初步走向繁荣的七年。这期间文艺虽小有曲折，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整体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成与奠定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历史无可避讳》一文为了贬低和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竟诬蔑说，工农兵方向‘首先是为农民的’。毛泽东为解释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时，明明说过：‘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白纸黑字，岂容曲改。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和解决了文艺如何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作家与人民结合，深入人民生活与斗争；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妥善解决‘源’与‘流’、提高与普及、创作与批评的关系，等等。这一切加上建国后‘推陈出新’思想和双百方针的提出，都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文艺的日趋繁荣。50年代中期，无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佳作渐见，果实累累。”
张炯说：“1957年春夏从整风发展到反右派，成为新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也成为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转折。它给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这时期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倡，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都跟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直接关系。50年代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批判文章都维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人性、人类之爱的论断，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否定共同的人性人情，并把人道主义一律归结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不仅使此后文学中的人物描写失于简单化，男女之爱、父子之情成为创作的‘禁区’，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也受到压抑。但1957—1966的十年，在新中国文学史上仍占重要的篇章。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出色成就的许多作品都产生于这时期。它们都洋溢时代激情，对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作出富于民族特色的广泛探索，表现了我国悠久历史与社会主义今天的辽阔生活与各种人物形象、思想和艺术均更成熟。”
张炯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国文学受到严重摧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反对过左倾，但5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他左倾思想的恶性体现。当时文艺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正是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张炯说：“《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攻击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贡献的周扬‘随着政治季节的转换而改变肤色’。之后，又胡说江青的样板戏原则‘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将它提高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填补’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空白’，因而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学生，也无愧为他的亲密战友’。”
张炯指出：“新时期文艺的巨大成绩的取得，应该说与拨乱反正后人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理解分不开。这时期涌现的众多优秀文学作品，莫不是作家长期生活的结晶，也是他们与人民相结合，深切感受人民心声愿望的艺术升华。”
张炯的文章最后说：“对历史的反思不仅要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史料，还应实事求是地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作出评析。
《历史无可避讳》一文之所以令人厌恶，就在作者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全篇或‘据说’，或想当然，或公然歪曲史实与历史文献，或干脆不顾事实进行妄断。”
“《历史无可避讳》一文的错误自非偶然。它反映近年学术界蔓延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不良学风，也反映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明显导向：否定革命传统，否定社会主义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真理毕竟是真理，从新中国文学的曲折历程及其取得的成就，人们正是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失误与局限，也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上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想通过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来否定新潮文学崛起前的新中国文学，搞新的‘空白’论和‘新纪元’论，某些新潮评论的这种倾向现在确应引起人们的认真注意了。”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新潮”与“蛮荒”
艾斐
新时期文学之潮头，在涌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河段之后，就像黄河跃出龙门峡口一样，遽然撒了开去，变成无边无际的浑茫的一片，没了规范，没了主体，没了目标，顿呈千流奔突、万注宕跃之势，各自都力求在自己的趋向上找到自己的归宿，确证自己的价值。于是，文学的思维范式受到了非理性美学文本的冲击，文学的辐射状构体和多元化格局形成了。这对于开拓作家的艺术视野和改变单一的文学思维方式来说，对于充分发挥每个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造成斑斓的文学景观来说，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有的作家的思想指向和艺术取向的尺度、目标和参照系，一定程度地发生了倾斜，乃至不但未能圆满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给文学的新生命机体造成了不应有的痞块，特别是在创作思想趋向和审美价值取向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和迷茫。
就中，“新潮”文学与“蛮荒”文学的次第出现和在一个时期内的日见潮涨，便是两个明显的例证。
新潮的悖反
“新潮”文学，就其形态和本质而言，在许多情况下，其实并非什么新潮，而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诸流派的因袭和模仿，是步西方现代派文学之后尘而起的一种在美学文本和艺术方法上，都有别于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以负载现代意识和现代心理畸变为其基本美学形态和审美追求的非理性文学。这使“新潮”文学在构建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过程中，必然要赋有某种游移性和离散性。
从现实的创作实践作考察，相当一部分“新潮”作家虽然在其作品中显示了不平凡的文学才能，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生气勃勃的探求精神，但若追索一下他们作品的社会意义、时代精神、思想内蕴和生活负荷，就会给人以外华内空的感觉，就会使人觉出与时代和现实的隔膜，就会使人产生迷惘的意识和沮丧的心情，就会令人发现民族文化精神的失落和传统美学力量的消泯。特别是很难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内曜光彩，很难感受到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富于进取性的人性精神，和文学中的美感、道义和力量。结果造成对探求和创新的初衷与本义的违反。
此种因果错位现象的发生，主要由于一部分“新潮”作家，在延揽“先锋”文学的过程中，态度浮躁，指向模糊，心理失重，审美主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倾斜，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民族文学传统和革命文学传统的盲目贬抑，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的逆向超越，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和非社会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地与生活、与时代、与社会等，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意义上发生了阻隔或断裂，造成了文学的片面回归自身和单纯符号化倾向，以及作品主题的迷惘和形式的荒诞，无形之中把文学的思想涵蕴和美学形态，与人们的意识期冀和美学情趣拉远了，与生活和时代所负载于文学的社会责任感拉远了。
正是在这种逐渐“拉远”的过程中，旨在驾驭时代文学潮头的“先锋”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出现了主体意向与客体效应的逆向运动。至少在其某个阶段或某些作品的创作中，表现了这种倾向和迹象。有些作家是具有创作活力和探索精神的，但相当一部分“新潮”作家的“探索型”作品中，却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创造，更鲜有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现。它们往往是在对民族文学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摒弃中，是在对作家的时代使命感和文学的社会意义的消融中，对隶属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范畴的黑色幽默、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意识流、意象主义等的刻意摹仿。
当然，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有指向有选择地吸收一些对我们有用且有益的艺术营养，完全是必要的和必须的。但，这种吸收必须是经过选择和升华的，必须是对我有用和有益的，必须是充分理解和真正融会的，不能以消泯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摒弃文学的传统美学品格和民族艺术个性为代价。否则，就从根本上违逆了“汲收”和“探索”的初衷与本义。
无须讳言，一部分“新潮”文学之所以始终摆不脱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子，始终走不出文学的象牙之塔，始终只能在一个很狭窄的圈子里俯仰沉浮，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蛮荒的误区
在美学文本上与“新潮”文学相一致，而在艺术形态上却又与“新潮”文学相对立的，是文学中的“蛮荒”现象，亦即“蛮荒”文学。
所谓“蛮荒”，自然含有野蛮落荒的意思。但对“蛮荒”文学来说，其本义却并不仅仅止于此。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它是指从现代文明向图腾时代的倒退，它是指人性向兽性的归复，是指对一种早已被历史湮没、被时代超越、被现实淘汰了的浑沌蒙昧状的初民意识和原始世相的发掘与留恋。
在“新潮”涌动的无定向、无秩序的多元文学格局中，这种现象是明显的、突出的，甚至成为一种趋向、一个“热点”。有相当一些立意表现文化寻根的作品，其美学文本往往都沉浸在对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负面的张扬与玩赏上，而对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脊梁，却人为地予以掩埋和摒弃，仿佛只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才堪为文化寻根小说的永具魅力的文学范本。其实，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的
“根”，其形态与内涵都是大不一样的。以我们中华民族而言，虽然也有类似阿Q那样的精神重负，但更有羿射九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那样的阳刚之气和浩然大度，即使是在清代中叶以前，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抑或在文化上，都堪称为世界强国，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不就至今仍被世界上许多国家作为实现经济起飞而不可或缺的精神因素而加以弘扬和应用么？
然而，在我们的一些文化寻根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这些。所看到的只是落后、愚昧、顽劣、庸懒，一大批作品，所构建和所追求的，就基本上是这样的美学文本。即使是在一些写得相当成功的作品中，有时也像是遏制不住似地露出了这样的痕迹，现实生活中早已绝迹的或者偶有残存的生活和意识负面，在文学作品中却被着意勾沉、开挖、强化和放大，乃至随心所欲地进行杜撰和编造。这当然不是忠于生活、忠于历史，而是迁就于作家的主体意象和感觉。由于这些并非就是历史和生活的本质，所以作家的迁就便必然造成文学的误区。
兴趣和旨向在于对原始的野蛮、历史的秽迹和人性的负面，是对文学的本义和使命的曲解！任何文学，如果不以发现和表现生活与人性的美为主旨，不以生活大潮和时代精神作为其审美创造的基点和目标，不能给人以激情、理智、良知和力量，不能使人心灵得到纯化、思想得到升华，并不断地把人们引向新的更高一层的生活境界和精神境界，不能在艺术汁液中浸透历史的脊梁、民族的灵魂和生活的趋向，那就会失去文学自身所赋有的价值和意义，而使文学在本质上变得不再是文学了。在“蛮荒”文学中，有的作家就正是在这一点上出了偏差。他们把顾及两面变成了顾及一面，即只顾及历史的这一面，而且是这一面中的负面。尽管这类“蛮荒”文学被划归为“文化寻根派”之中，但诉诸于纸面的却常常是鄙陋的人格、粗蛮的举动、蒙昧的意识，乃至枭首剥皮、兽欲野性之类。
野蛮的兽性的性描写，是蛮荒文学中的一个热点。这个“热点”的兴起，据说是为了唤起崇高的生命本能，贬抑社会的理性倾向，展示传统文化的血缘纽带所带给人性的束缚，振奋生殖崇拜的原始神威和性本能的原始冲动，从而实现对人性本能的复归和对民族生命的更新！且不说这个文学“目标”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究竟有多少，仅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惜在观念意向上返回蛮荒的史前期，返回个体生命直觉，返回浑朴民俗和自然原野，返回现代文明分娩前的蛮荒时代和混沌世相而言，就已经超出了文学的同时也超出了生活的必然规律，就已经对文学自身的生命活力与魅力起着消泯和耗散的作用了，更何况这个文学“目标”的设置本身，就是缺乏科学基础的。
诚然，文学并不排斥性描写，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性描写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的一些蛮荒型的性描写的作品，显然缺乏一种自觉性和自制力，几乎是不可抑制地流露出了浅薄、粗鄙、野蛮、卑下和狂滥的痕迹，盲目地表现对生命的自然本能和原始生殖力的渲染与崇拜，盲目地表现性意识和性行为的蛮荒与野性，盲目地割裂性本能与时代、生活、文明、道德的天然联系。当然，这种现象只是新时期文学景观的局部。即使如此，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仍然是惨重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曾以饱满的激情和纯真的感情、向上的精神和鲜明的态度，为新时期文坛奉献过暖人心、励人志的佳作的作者们，纷纷被所谓的“新潮”和“蛮荒”席卷而去，乃至手中的笔发生了倾斜，写出了与我们的时代不大合调的作品时，我们常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悲苦，我们不能不深感他们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旺盛期的浪费和虚掷。
自然，文学与“新潮”和“蛮荒”并不是绝对无缘的。关键在于作家如何认识它、把握它、表现它。引“新潮”和“蛮荒”入文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严峻的文学选择的过程，这自然也是对作家的思想水平、文学素质、艺术表现能力和审美概括能力的检验与考验。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军队生存发展命运的思考
——评报告文学《大势》
阿部
部队作家中夙的报告文学《大势》（载《昆仑》1989年5期）的出现，是近年来军事文学发展中的重大收获。这里面倾注了作者对部队建设的思考。
《大势》透过共和国将军们的眼光，来思考整个军队在改革大潮中的生存与发展的命运。作家的考察对象，不再是一个具体单位，而是共和国的300万军队的整体。军队需要站在很高的角度上来反思自己在改革中的作为，军事文学作家也需要站在很高的角度上来认识这种重大的社会现实。
中夙用将军们的思路来考察军队，他想对军队面临所有重大问题，都发表点属于自己的看法：关于军队的训练作战、关于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于军队的生产自救、关于军队的管理、关于革命英雄主义、关于军队科学建设、关于海洋观念、关于军队的本质等等。可以看出，这里面的任何一项，都有一篇或若干篇大文章好做，但中夙都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概括力和很大的信息量。
在这诸多章节中，写得最有声有色的，当数关于改革训练、政治思想工作改革、生产自救、内部决策和海洋观念这几章。《大势》对于军队生存发展的思考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在世界格局中，吸收军事理论新观念。中夙不仅注意改革对军队的影响，他更注意军队自身的改革，军队以什么样的姿态和面貌出现在世界之中，军队本身是否是个封闭的系统。他寻找的是中国军队跻身于世界强手之林的活力。他发现王诚汉将军、郑文瀚将军合力将沉重的铁门推开，让中国军事科学院这座高等军事科学殿堂面对着整个世界。他发现何道泉将军动不动就在各种会议上大讲全球的军事态势。作为军人，何将军关注的是世界风云，他在自己有限权力范围内，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指导训练。他更注意特种部队的反应能力。何道泉的滑雪部队训练计划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同和支持。
二、在民族文化心理中发掘传统的精华。
中夙把这几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整比作是一次“战略撤退”，这个比喻有其形象性。中国军队的日常政治思想工作，是有着历史传统的。也深深地打下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烙印，并受民族的文化心理制约。过去我们认识这些传统，从政治意义看得多，从民族文化心理角度看得少，因而有很多好传统容易受政治影响而坚持不够。就拿官兵同过春节这件事来说，人们往往只认为是干部与士兵同乐，但中夙从李光祥将军的言行中，看到了另外一番新意。李将军连续八年在连队边远哨所和战士们一起度过春节，每逢节前还有意去检查一下，看物质的精神的哪方面因素还欠缺，他这样以为：“同西方不一样，中国人从生到死都强调家庭之爱，带着这样一个文化心理参军入伍，士兵潜意识中是把连队当作家庭对待，连长、指导员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父母一类的角色，这是中国士兵的特殊心态。”这是多么自然，多么充满人情味，它融政治因素和民族文化心理为一体。中夙从李光祥将军的言行中，已经发现了一条发扬传统精华的新思路，这对我们认识传统和发扬传统，是大有启迪作用的。
三、在忍耐的困境中倡导创造“小气候”的精神。
就严格的意义而言，在军队这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中，任何一项大的变革，都应该是最高指挥部唱主角。然而，中国军队却有其难言之隐：没有钱，国家经济要发展，军费不能提高许多。这种困境使得王诚汉将军不得不研究补助豆腐问题，这种困境也不得不使各部队创造
“小气候”，以度过生存发展的难关。中夙理解军队的困境，也赞赏部队在创造“小气候”的积极精神，还理解军队在这些行动中的为难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从军队的行动中，看到了一种未来。他们做着不是军人应该干的事情，但他们却要达到是军人所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是中国军队在现阶段的工作特征。
中国的事情包括中国军队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一点也急不得，一点也等不得，必须面对这种复杂现实，既要有忍耐精神，又要有积极创造精神，不了解这些，就不能算真正地了解中国军队，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
就纪实性的报告文学而言，军事文学具有更大的难处和更多的局限性，这是由于军队的特殊性造成的。正因为这样，表现军队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一度不太景气。中夙在这样的氛围中，依然坚持在部队的调查研究，行程上万里，历时两三月，终于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深刻地了解军队的实际情况，并能对实际情况作出建设性地剖析和认识。因而，他就能够把握和概括军旅大势的主脉。
《大势》告诉我们：真正地了解和研究这支军队，真正地懂得这支军队，真正对这支军队进行建设性地剖析，可以产生出充满思辨色彩的好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