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漫笔
这个决心下得好
江溪
安徽阜阳地区，近年有7个县（市）发生过制售假劣药事件，上千人参与违法活动。仅去年查处的较大案件就有184起，收缴各种假药劣药片剂745万片、针剂112万支。
最近，阜阳地委、行署下决心整顿医药市场，层层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署专员汪文斌宣布：“如果全地区医药市场整顿不好，由我负责；哪个县、哪个区、哪个乡出现制售假劣药案件，唯县长、区长、乡长是问。”
这个决心下得好！
医药流通秩序混乱，假劣药充斥市场，危及人民用药安全和健康，对此应当大力进行治理、整顿。过去不少地方医药流通中出现的无序现象，主要在于主管部门放松管理，无人负责，如对药品经营单位发放“三证”（《合格证》、《许可证》、《营业执照》）把关不严，以至多头插手经营药品。以阜阳为例，这几年就冒出1800多家集体、个体药品经销店，阜阳城内两条街上，有300多家搞药品批发。其中，有的是无照经营，有的“三证”不全，有的则擅自扩大经营范围。有一些地方，对药品经营的违法行为，查处不严，打击不力。正因为如此，一些不法之徒就有空子可钻；有的人有恃无恐，大搞非法活动，致使制售假劣药等案件屡禁不止，手段也更加恶劣。
医药市场的混乱，直接影响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应该引起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重视，严加整顿。各级行政首长都要负起责任来，因为其一，维护医药市场良好秩序，保障人民用药安全和健康是自己的职责之一；其二，行政首长负责有利于部门协调、综合治理，改变互相推诿、扯皮的状况。由地方行政首长牵头，协调公安、工商、税务、卫生、医药等政府有关部门，既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有利于打击各种违法违纪活动。
当然，有决心只是前提，关键是落实。现在，阜阳已经行动起来，希望坚持下去，取得成效。这对于别的存在类似问题的地方，是一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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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本期要点
△从5个方面改善公路运输结构
△“低标准，瓜菜代”，给公路运输带来看不见的浪费，建议重视提高公路等级，公路干道逐步实行分道行驶
△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少办点工厂，多办点交通”，可以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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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需要改善五种结构
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副司长 孙鸿光 工程师 李振中
公路运输在世界上发展很快，但在我国发展较慢。为加快公路运输的发展，我们考虑需要解决几个结构问题：
一、改善公路与铁路运输结构。目前，宜于公路运输的短途客运货运，大量压在铁路上，增加了铁路的过重负担，严重影响了铁路和公路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我们建议铁路部门采取措施，进一步把短途客、货流分流到公路等运输方式上来，发挥铁路“长、大、重”的运输优势。
二、改善公路等级结构。我国公路等级低、质量差，三级以上公路少。今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公路等级。这是一条好、快、省的路子。同时，逐步地先在干道上实行分道行驶。
三、改善汽车车种构成不合理、吨位偏低的问题。全国载货汽车的平均吨位只有4.3吨，在营运中很不经济。今后要积极调整汽车车种结构，发展大吨位柴油车。
四、改善专业与社会车辆的结构。公路运输部门专业运输车辆仅31万辆，占全国民用车辆总数的6.7％，而一辆专业车辆等于两辆社会车辆的利用率。为了提高车辆运输效率，需要增加专业运输车辆的比重。
五、改善公路建设的投资结构问题。我国公路建设费用少，大部分靠养路费收入，建路资金十分紧张。今后要划清中央、地方的投资范围，实行分级建设、分级管理。国道由国家建，省道由省里建，县道由县里建。大家努力，使公路建设发展的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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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公路运输很有优势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秘书长 王德荣
公路运输在我国运输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公路运输的优势。这不仅指目前已具有的优势，还要注意到公路装备的改善所具有的潜在优势。大量研究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铁路将是我国客货运输的主力；公路则应该是短途客货运输的主力，它还应大量承担中距离的、高值的、时效强的工业产品的运输，对于一些鲜活易腐货物或小批量货物，上千公里的长距离运输也是合宜的。随着公路技术装备的改善，公路运输潜在优势的发挥，它的使用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在没有铁路、水运的地方，公路自然是运输的主力。这些结论是根据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从社会整体效益出发得出的。
近几年来，国家大力开展公路分流短途客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项工作还应大力加强。目前国家已对铁路旅客运价做了调整，这对公路客运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应因势利导，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公路分流铁路客运工作。这对缓和铁路运输紧张局面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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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公路是个“大肚汉”
安徽省交通厅厅长 金明生
公路是个“大肚汉”。它的“食量”很大，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体质瘦弱，很难承受沉重的负荷，看来很需要给它增加一点“粮食定量”，最好能“输点血”，输不了“血”，也千万不能再抽“血”。
安徽现有公路28000多公里，机动车69万辆，自行车上千万辆，人口5400万。平均每公里机动车达24辆，自行车300多辆，每万人仅有公路5公里多。1988年，我们对路网交通量作了全面调查，路网饱和度已达1.23，比设计通过能力超负荷23％。
为了使公路能勉强维持通车，全省近2万人常年在路上养护，每年拿养路费的50％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这不过是一个“吃不饱，饿不死”的标准，好路率只能维持在60％—70％。现有5000多公里柏油路已经“超期服役”，濒临崩溃边缘。“从南京到北京，中间有个跳舞厅”。这顶“跳舞厅”的帽子，已经拿在手上，随时有可能重新戴上。
为了改善提高公路的技术状况，我省“七五”期间公路建设需要投资15亿元，“八五”期间需要21亿元。即使照这个规划建成后，到1995年公路运输紧张状况也很难有大的缓解。这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应该引起国家和全社会高度重视。我们遵照邓小平同志“多搞一点公路”的指示，力争多筹措一点资金。我们也请求国家从财力上真正实行“倾斜”政策，变“抽血”为“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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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变限制为扶持
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金履忠
交通运输严重滞后，根本原因在于只重视眼前的直接的经济效益；对交通这个基础产业实际上采取的不是扶持而是限制政策。表现在：第一，对交通投资既少，比例又不断下降。从1953至1986年交通业基建投资只占全国的14.4％
（世界银行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占到20—28％），其中1953至1978年为15.3％，1979至1988年反而降至13.4％。第二，我国低运价政策几十年不变，但交通业所需的物资价格却不断上涨，形成低收入对高支出，谈不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了。第三，税收、金融、信贷政策有不少问题，突出的是以扶持交通能源名义征收的能源交通基金，实际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并未专款专用。
目前，货运中约有20％属100公里以内的短途，不能发挥铁路“长大重”的优势；每年承运几千万吨的成品油，不能发挥铁路双向运输的优势。这类运输可由公路和管道分流，铁路将节省的运力用于煤炭等长途运输，缓解能源运输紧张，从而发挥铁路和公路、管道的综合优势。这样调整运输结构，可以在同样投入条件下，取得更大的运输能力和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经国家正式颁布的正确政策，应当提高其严肃性，认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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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重视看不见的浪费
交通部计划司副司长 毛家安
我国公路基础设施先天不足，等级低，质量差。四级路、等外路占公路总里程的80％以上，加上养护经费被挤占，道路状况日益恶化。根据近几年的统计，每年公路水毁的直接经济损失都在8亿到10亿元左右。
道路质量低劣，不仅使公路直接使用者遭受经济损失，而且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十分惊人。
现在我们干线公路上汽车行车时速每小时约35公里，如果我们能改变公路状况，使行车时速达到国产车辆的经济时速每小时55公里，燃料消耗将下降20％左右，每年可节约燃油100万吨，节约营运费用约100亿元！
另外，我们如果能将现有客车行车时速提高10公里，按1988年公路实际完成客运量计算，节约时间是13.6亿小时，按每小时增加国民收入0.47元计，即可增加国民收入6.4亿元。如果我们能把这笔资金投入到公路建设中去，将会是个什么面貌呢？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从“八五”开始，如果仍然不增加公路的投入，每年的公路水毁可能是20亿元或者更多；营运成本浪费可能是100多亿元甚至200亿元，人力和时间损失也会更多……这笔浪费反映在全社会是“看不见”的，也无法去追查任何部门和任何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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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少办点工厂 多办点交通
贵州省交通厅 杨守岳
贵州，古代的不毛之地。贵州人民对公路的渴求十分强烈，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美好的说法：“要致富，先修路”；“公路修进苗家寨，县长选票多起来”等等，充分表达了贵州人民对公路交通的感情。贵州之所以落后，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交通落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到一九八八年底，贵州省公路通车里程三万零四百四十五公里，比解放初期增加十五倍。但是，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公路交通无疑是一个制约的因素。
贵州素有西南煤海之称，已探明的储量有四百九十多亿吨，居全国第四、南方之首。然而，丰富的煤炭资源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什么原因？受交通制约，运不出来。贵州是全国四大烤烟产区之一，年产量达四百五十万担。每到收获季节，道路不好，交通不便，保了东边就保不了西边，保了烤烟就保不了油菜。贵州林木总蓄积一点三亿多万立方米。由于交通不便，采伐的木材在有的地区腐烂的和运出的一样多。
贵州公路交通落后，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公路交通建设没有能够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国家花钱建设各式各样的工厂，非生产性项目也不少，却很少花钱建设公路，改造公路。希望在国家计划中逐步提高公路建设投资比重。
第二，养路费收入要严格用于公路的维护和改善。对交通部门和企业开征“两基金”从理论上说不过去，在实际上是“杯水车薪”，建议国家免征。
第三，要扩大公路交通建设的资金来源。适当提高养路费、车购费的征收费率，“取之于车，用之于路”，促进公路建设发展。
第四，要继续实行以工代赈、民办公助政策，希望中央补助修路治河政策继续下去，这项政策深受群众拥护，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的人民群众第一次见到了汽车，群众称之为“伟大的德政”，“历史的丰碑”。
我们国家在发展中，财力有限，急需办的事情很多。遇到矛盾，挤交通、压交通，久而久之，交通这条腿就愈来愈短，失去了平衡。这种现象再不能重复。资金不够怎么办？“少办点工厂，多办点交通”就可以事半功倍，真正把国务院产业政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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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井下“小老虎”
陈登明
新华社记者 刘谓福
他刚从井下上来，一身泥水，满脸憨笑。大个儿，大块头儿。他就是陈登明，淮北煤矿猛虎掘进队队长，全国煤炭战线闻名的“小老虎”。
陈登明21岁来到这个队当工人。他体壮力大，更不惜力，月月出满勤。在井下，他常常是丢下风钻就去开扒矸机，丢下扒矸机就去推矿车，一刻也不闲着。推矿车，队里安排是两人推一辆，他主动要求一人推一辆；三人合抬的棚梁，他一人扛起就走；砍棚子，别人一班只砍七八个，他一班就砍20多个。他每天都是一身干衣服下去，一身湿衣服上来，流淌的汗水就像雨珠似地灌进长统靴。因此，大家便送他一个“小老虎”的美称。
十八年来，“小老虎”先后当了班长、副队长、队长，多次被评为淮北市、安徽省、全国煤炭系统劳动模范，去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最近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职务升了，荣誉多了，但那股“虎劲”没有变，仍然保持着工人阶级本色。
他常说：“干部，干部，就要先走一步；干部能吃苦，工人才心服。”他天天坚持跟班劳动。有时队里其他干部因事外出，他就主动一人跟两班。遇到危险的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有一次在朱仙庄矿南大巷施工，地质情况突然变化，“冒顶”几十米，并伴有每小时30多吨的淋水，如果不及时抢修，大巷随时都有塌掉的危险。这时，陈登明二话没说，凭经验找了个比较安全的角度，顶着哗哗掉落的矸石冲了上去。又有一次，在临涣矿西二采区施工，由于斜巷坡度大，距离长，爬一趟上坡，人就累得腿发软。“小老虎”再振虎威，天天在现场指挥大家攻难关，有时一天要爬上爬下七八趟。在不到四个月的施工期间，他的胶靴磨坏12双。
“小老虎”不光有股拚劲，还有股钻劲。他原来文化水平不高，连施工图纸都看不懂。他利用一切机会学文化，废寝忘食攻读《井巷工程》等专业书籍；当了队干部后，又学习科学管理知识。现在，他是队里公认的掘进技术权威。“小老虎”带领全队熟练掌握了13种掘进新技术、新工艺；还首创“双循环工作法”，促进施工管理、技术管理科学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全队人员减少50％，而“进尺”却年年提高。这个队已连续12年蝉联国家等级队。
“小老虎”哪来这么大的劲？我问他。他答道：“其实也没啥。俺只是想着快打井，打好井，早出煤，多出煤，好支援国家建设。”这朴实的话语，字字掷地有声，道出了“小老虎”的理想和追求，也道出了他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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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新中国建立初期，当白花花的化肥送到乡下时，有农民惊奇地问：庄稼也吃“盐”？当“突突”的拖拉机开进村时，有老农不解：这是啥？可是，今天的农民，不仅熟悉了化肥、拖拉机，还满口杂交稻、复合肥、地膜、配合饲料、“敌杀死”之类的词儿。短短四十年，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农业经历了——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本报记者 陈健
（一）
40年前的中国农业，仍沿袭着几千年祖辈们的古朴和辛劳：耕种，用的是木犁、锄头；收割，舞的是镰刀。地里种的作物，家里养的畜禽，不是地方土种就是陈年老种。没有电，没有农机，也没什么化肥和农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亿万农夫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平均每亩地也不过打出70公斤左右的粮食，亿万农妇在家一年到头养鸡养猪，可全国人均每半个月才能吃1个鸡蛋，每3个月才能吃1公斤肉。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农业那时的生产水平，用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实在是太低了。
仅仅把中国农业的低生产率归于封建的土地关系是不全面的。中国历史上农民曾有过很多次均贫富、分田地的机会，可都未能促成农业生产率稳定持久地大幅度提高。今天看来，农业生产条件和手段的落后，缺乏现代科技文明的营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解放初期的中国农业仍沉睡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的迷梦中，几乎没有尝到现代科技进步的甜头。
近40年，中国农业掀开了历史的新一页。198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39408万吨，棉花产量达415万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2.5倍和8.3倍；猪牛羊肉产量达2194万吨，水产品达1061万吨，分别增长9倍和23倍；按可比口径计算，农业总产值40年增长5.1倍，平均每年增长4.8％。1957年，我国棉花、油菜籽、花生、肉类等产量居世界第二位，谷物产量居世界第3位；现均居世界第一位。完全有理由说，我国现在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种养殖业大国。这一切都不能不归功于现代科技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可以说，现代科技进步正在根本上改变着我国农业的形象。
（二）
“老农业”们都记得，1950年，一场锈病大流行，全国损失小麦60亿公斤。那时，人们看着蔓延的瘟神心急如焚，可就是束手无策。中国农民被这类瘟神折腾了几千年，还是只能听天由命。可谁也没想到，到1965年，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们就基本上控制了小麦锈病的流行。
这类事例举不胜举。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上，记载着农业科技工作者们的不朽功勋。
40年来，我国的粮食作物已进行了3—6次品种更换，每次更换，都使产量增长10％左右。仅1949年—1985年间，全国40多种作物共育成并用于生产的品种就有3400多个。尤其是占我国粮食总产1／3左右的水稻育种，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两大突破：1959年我国育成了第一个高产耐肥抗倒的矮秆籼稻良种“广场矮”，此后又相继育出“珍珠矮”、“广陆9”等50多个矮秆良种，使水稻单产提高100公斤。70年代，我国又育成籼型杂交水稻，又使单产提高了50公斤左右，并成为80年代我国第一个输往美国的农业专利，引起国际农业界极大重视。
与良种的普及推广相应，新型农业生产方法也逐渐完善推广起来。1957年，我国每亩地施用化肥量为0.2公斤，用电量为0.1千瓦小时，机耕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4％；到1988年，上述指标分别发展为14.8公斤、49.3千瓦小时和42.5％。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新型栽培技术不断出现和完善。被贫困缺粮地区农民誉为“温饱工程”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从1982年到1987年共推广1.14亿亩，共增加产值67亿元，一些主要农作物的增产幅度在20％—50％，高的甚至达100％。近年来，塑料薄膜技术正向养殖业发展，增产潜力很大。
此外，小麦锈病的控制、东亚飞蝗的根治、中国美利奴羊的培育、对虾工厂化育苗和养殖技术、橡胶北移种植技术等科技成果，不但在学术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统计，取得农业科技成果3137项，其中有20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后的1979年—1988年，农业科研成果获国家发明奖的有76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有5项，获国家技术推广奖的有130项。经过40年的努力，全国已初步形成完整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各级干部教育和农民技术培训等四级农业教育体系。
当然，科技进步也不是不花钱的事业，尤其是像农业这种庞大的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必须进行大量的投资。我国农业技术变革的成就和国家以农业为基础的投资政策是分不开的。据统计，1950年—1987年间，国家财政拨付的支农资金约293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0.3％。用这些钱，建成了大量的防洪、排涝、灌溉、发电等工程措施，建立了大中小相结合、门类比较齐全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体系。1988年，全国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658亿瓦，比1957年增长219倍，大中型拖拉机87万台，增长57倍；农用化肥施用量达2142万吨，增长56倍。可以说，我国农业已走上了一条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
科技进步，不仅有效支撑了我国40年农业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某研究机关最近在一份题为“关于中国农村长期发展几个问题的系统研究”中，对中国农业长期发展的资源前景分析得出了很不乐观的结论，认为“我国自然资源总量多，但人均占有量少，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在不断下降”；“我国农业资源雨热条件好，但水工匹配欠佳，质量不高，并呈明显下降趋势”；“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处于人口负荷过重的临界状态，并有可能超过承载极限。”但就是这份报告也颇有信心地宣称：“科技进步是突破人口与资源矛盾僵局的希望所在”。与此同期，另一单位一份报告题目就是“依靠科技进步是解决中国食物问题的根本途径”。
早在“七五”计划初期，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农业部门就提出加速推广新品种、农作物模式栽培等10项农业技术。每项技术都蕴藏着巨大丰产潜力。农业部科技司副司长朱宝馨说：“仅仅把现有的几百个谷物良种全面推广开来，我国粮食总产就不是4000亿公斤而可能是6500亿公斤。”
科技进步的潜力还在于我国农业现在的科技水平还相当低。行家们估计，我国目前灌溉用水、化肥和农用机械在量上仍很不足，但现有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仅30％—40％，化肥的有效利用率仅30％，农机的有效利用率仅20％。据测算，如果只是把施用化肥办法变得更科学些，使利用率从目前的30％提高到40％，就相当于全国增施化肥1000多万吨，可多增产粮食150多亿公斤，农民也少花20多亿元生产成本。农业部和财政部从1987年开始实施以推广适用先进技术为主的“丰收计划”，两年来共安排42项先进技术，增产粮食48亿公斤，皮棉9609万公斤，畜产品7351万公斤、水产品6419万公斤，经济效益近47亿元。可是有关部门却深为资金不充足而忧虑。他们认为，现在国家每年为此投入的资金仅几千万元，若再多一点，还可以办很多事情。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在测算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时认为，1978年—1984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增值中，有35％是靠农业科技进步取得的。而国外一些农业发达的国家已达到60％—80％。差距和潜力都是明显的。到本世纪末，我国的这个比值达到50％是完全可能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每一个农业工作者，都无一例外地对科技兴农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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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自力更生建造的第一座水电站。装机容量66万千瓦。它在华东电网中起着调频、调峰等作用。今年是该站建站30周年，已发电429亿千瓦小时，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本报记者 王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