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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不平静的潜流
——读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王愚
经过数年的潜心创作,陕西作家路遥终于写完了他的百万余言的三部曲《平凡的世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作品以黄土高原上的乡镇小村为基点,以1975年进行整顿到1985年改革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在农村的轴心上形成一个辐射图,显示了当代生活的变动与互渗,展现了众多最普通、最基层的人民的感情世界和心理层面的躁动与衍变。
这部小说,百余万言,并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情节,也缺乏汪洋恣肆的笔墨,但作者务求逼肖、本色的叙述,构成了作品朴实深厚的基调;而作者对那一个个普通农民心灵隐曲的体察,对那块土地上寻常生活的一往情深,给作品注入了鲜活的生机与生命;加上作者致力于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把握,把生活的流变和人心的起伏,放在“文革”后期到改革起步这样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中,揭示了平凡的土地上那并不平静的潜流,那不甘于贫困、愚昧、重压的蠕蠕欲动的变革心态,使作品具有了较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心理的内涵。
而这一切,都熔铸在作家对人物形象的描述和展开上。《平凡的世界》贯穿三部的人物为数不少,但主要是以孙氏兄弟为轴心,孙少平、孙少安生长在共同的家庭,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感受时代生活的角度不同,人生的追求相异,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之旅,这就更便于触及到更宽更广的生活网络。
在第一部中,虽然由于作者限于长篇的发展,要用较大的篇幅推出生活在一定历史背景、一定地域条件中,互相以各种关系组成社会景观的人物,对他笔下的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组成,还来不及作精微细致的剖析,但已经可以看出,在孙家的两代人中,衡量事物的尺度,怎样做人的标准,如何处理周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的取向,假如说孙玉厚老汉身上,旧式农民的素质还相当浓重,立身做人的标准基本上不脱离长期渗入心理深层的清白、善良、忠厚、老实;那么在他的兄弟孙玉亭身上,就更多流露出:农民无知和狭隘的头脑一旦和不正常的政治气候纠结在一起,会形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失重的心理状态,正常的人性也显得扭曲了。至于孙家的第二代两兄弟,尽管从父辈那里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这些影响也确实对他们的人生追求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时代的转折,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对走过的道路有了沉思,对未来的途程有了困惑。虽然孙少安仍然像父辈一样,埋头在耕作之中,努力以沉重的劳动换取温饱的水平,但已经不可避免地进行反复的思忖,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尽力做一个善良温顺的农民,却长久摆脱不了贫困生活的折磨,更不用说改变家庭困窘的处境了。
到了第二部,作者把笔墨集中到人们命运的转折契机和人们精神风貌经历的波折和嬗变上。在第一部中给人较深印象的孙氏兄弟,在第二部中有了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选择,农村生产体制的改革,把孙少安拥上可以施展本领的地位,然而面对纷至沓来的矛盾,他的内心里又充满着起伏不已的冲撞,这种种冲撞打破了他艰苦创业的稳定心态和持重而行的品格,使他在时代转变中迈出了重新选择的新路,办砖厂看似寻常,如果结合着孙少安从父辈那里接受来的以农为本、劳动持家等等传统观念的开始动摇,实在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新拓展,从这里不难看出历史铸就人,而人也不断创造着历史、推动着历史的双向流程。这一点,在孙少平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不仅和他的兄长一样,在变革的大时代中经受着诸种社会冲突对自身内心世界的反复冲击,而且通过每一次冲击,迫使他进行着不断的思考,这思考中溶入了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照和体验,也渗透着他对自身价值的估价,你也许不一定完全接受他离家出走自讨苦吃的生活安排,但你不能不从中感受到一种人格力量,一种在复杂时世中不随波逐流、不寄人篱下、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追求和人生追求,从表面上看,这种种追求十分平常,十分朴素,但从中却流露出深沉、深厚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第二部并不仅限于对孙氏兄弟的勾勒,像第一部中来不及展开的田福军,展开而略嫌粗疏的田福堂,都有相当精采的描绘,即使路遥擅长表现的几个善良、多情的女子,也在时代大潮中经受着冲击,温柔和娟好的心灵也负荷着人生的忧患。
这一切,发展到第三部,不论是历史中的人和人的历史,都不断触发着更深层的律动,从展现的生活网络看,已不再局限于土地山川和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中,既触及到农村的一家一户,也牵涉到区、乡、县、地;既有务农,也有做工;既有小镇,也有煤矿,是以农村为轴心的辐射网,显示了当代生活的互渗与互补。特别是作者通过一个个普通农民所经历的普通生活,以本色的笔墨剖析这些农家子弟的心灵隐曲,衬以“文革”后期到改革起步那种暴风骤雨将要来临的变革背景,揭示了表面沉静的土地上那不平静的潜流,那不甘于贫困,不溺于愚昧重压的变革心态,老实善良的孙少安终于不再局限于背向蓝天面对黄土的以农为本,开砖窑、包砖厂;热情洋溢的孙少安终于离乡背井,以矿山为归宿,都是在人生旅途上,开始迈出了新的一步。他们不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的传统的烙印,但他们能够冲破旧有的樊篱,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求得自身价值的确立,已经预示着沉重而贫瘠的黄土地上将会卷起变革的风暴。这既是对历史性变化的追踪,也是对当代青年选择人生道路的情绪体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生存选择和心路历程,不是以人物为载体的现代观念的演绎。
近年来,对于文学如何体现现代观念,文学界(特别是理论界)表现出异常的关注,也出现过一些以人物为载体,汇集各种现代观念的作品,但大多失之于抽象,缺少了活力。从这一点讲,《平凡的世界》的探索,也许更有一点启示作用。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奇哉怪哉,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突然出现杂文鼎盛的局面。不仅无报无杂文,无刊无杂文,而且有专门的刊物和报纸。且有某些省委领导提倡杂文之说。咿吁乎盛哉,杂文之兴起也!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当然,恐怕由于这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
这是一个奇异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希望与矛盾,前进与倒退,正义与邪恶,秩序与混乱,欢乐与眼泪,歌颂与咒骂,庄严工作与胡涂荒谬杂然分陈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大转变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然而生长艰难;旧事物趋于消灭,然而垂死挣扎。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失去了权威的光彩,许多视为不可更改的观念,变成了可笑的符咒。一些被人们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偶像突然坍塌下来,一些多年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突然时兴起来,并被化为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实行起来,而且取得意外的好效果,把人民从水火之中拔于衽席之上。许多被踩在脚下的衣食不周的凡夫俗子,突然抬起头来,西装革履,昂然走进豪华的酒店,登上呼风唤雨的指挥台。一些人在欢呼,一些人在得意,一些人在突破,一些人却在抵抗,在叹息,在咒骂。
这样的时代,五光十色,瞬息万变,在生活的快节奏中,人们不耐烦等待精心刻划历史的鸿篇巨制,也不满足于道理深奥的长篇大论。人们需要赞颂,需要呐喊,需要发泄,需要匕首和投枪,直指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一切腐朽的体制、思想、文化、道德、习俗以及形形色色的精神垃圾。于是时代需要和现实相适应的杂文。
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杂文作者具有特殊的品格。正因为这样,在那专制的年月里,杂文是注定要衰落的,杂文作者是注定要受难的。就是在这思想解放、杂文勃兴的时代,杂文作者既然是顶风冒雨的人,披荆斩棘的人,便注定要在风雨里讨生活,在荆棘中寻路前行。他们的命运决不如坐在沙龙里写赞歌那么轻松愉快,而可能受到风暴的袭击,可能在荆棘丛中仆倒。他们将受到视杂文为眼中钉的人们的攻击,这倒没有什么,这些人的不舒服正是杂文的荣耀。但是有时由于杂文在为新体制新思想扫清道路的时候,有时对于新政的不完备之处进行评说,或者作者在使用这锋利武器的时候疏于把握,偶尔失手,误忤新政,也是有的。因此杂文被斥为“片面”、“偏激”是常有的事。至于偶触逆鳞,或被忌讳者自动“对号入座”,兴师动众,打上门来,以致“对簿公庭”,甚至“捉将官里去”,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我想,血管里流着沸腾的血的杂文作者,既然决心以笔作刀枪,以血作墨,为光明的事物鸣锣开道,做精神垃圾的清洁工,就该有不惜“我以我头祭杂文”的决心。不过我又想,时代不同了,执行新政的决策者们是开明的,有远见的。一个聪明的指挥员,知道自己那些在硝烟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战士的可贵和他们偶然失手、误伤战友的可以原谅。而且作家的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已经写进了宪法,如有什么权威还想呼风唤雨,祭起什么法宝,施展过去的身手,也颇不合时宜了。
当然,作为一个杂文作者应该对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无比热爱,对阻碍改革的势力深恶痛绝,对事理有清醒的理解,敌友界限泾渭分明,行文务求实事求是,不乱讽刺,也不宜冷嘲,更不可谩骂,不致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一无可为。这就需要鲁迅说的写杂文时的“善意”和“热情”。杂文针砭时弊应取典型,不以点名或影射为能事。作者有心,读者有味,当事者可得鉴戒足矣。
杂文为新体制新事物呐喊,针砭时弊不留情面,在政治上能起清道夫的作用。但我想杂文既然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它应该在艺术欣赏上赢得读者,因此杂文必须在思想上力求有深度,在艺术上力求精益求精,使一篇篇杂文都如珠串,闪出玲珑剔透的艺术光辉。不如此,杂文便难以传之久远。当前正当杂文鼎盛之际,提出努力提高杂文的艺术质量,应该是时候了。
杂文初看起来是杂的,古今上下,天南地北,经国大业,茶酒余事,世道人心,是非得失,青萍之末,一叶之落,无不可议,无不可谈。其实杂文是杂而不杂的。杂文作者总是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中摘取典型,于微末中见大义,于褒贬中知趋避。针砭时弊固应不留情面,但却应真以指事,诚以对人,心存汉阙,无伤大雅。这便是好杂文。也有那种吞吞吐吐,转弯抹角,隔靴搔痒,刺不到痛处,说不到是处的杂文,无非“今天天气哈哈哈……”,不敢言及现实中有目共瞩的弊端,徒然给人以粉饰太平的印象。这种杂文杂则杂矣,文则不足,不算好的杂文。当然,歌颂盛世自然是应该的,但那是另外一种文体,不能再叫在特定时代有特殊涵义的杂文了。
目前有些杂文颇喜以古证今、以旁征博引为能事,揣摩起来,其用心甚苦,多是事有所指而笔有所忌,只好这么含糊其辞,让读者去寻谜底。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曲笔也是杂文中的一种文体,但我以为终不如直面惨淡的人生,取其类型,直抒胸臆为好。或有人曰:“老兄敢直面人生,敢碰硬头钉子,勇则勇矣,无奈碰得鼻青脸肿,于事无补何?怎及我说古道今,指桑骂槐,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好?”我再拜曰:“敬领明教。”然而我却难免有几分悲哀,危言竟不容于盛世乎!我却还是宁愿以《盛世危言》的题目继续写我的杂文,即使要付出鼻青脸肿的代价,非所计也。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命意识的复苏
——评胡嘉禄的现代舞作品
黄麒
今年秋季,以从事现代舞设计而闻名的上海舞蹈家胡嘉禄,奉献给观众一台现代舞蹈作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早在1983年的同一季节,胡嘉禄就推出过一台“青春歌舞晚会”;其中的《友爱》、《乡间小路》、《理想的呼唤》等作品以一股清新、质朴的舞风,不仅奠定了他“青春派舞蹈”的地基,而且,“青春歌舞晚会”本身在当时特定历史境况下,几乎成了年轻一代欢欣鼓舞、身心突破陈规陋习之樊篱的象征。这以后,复杂的生活愿望和精神负载在胡嘉禄身心中所生成的冲动,迫使他开始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交汇,旧的思维习惯瓦解和新的观念丛生的边缘,并促使他竭力企求改变一下对舞蹈时空和运动方式的体验。这就有了后来揭示现代家庭生活“危机”的《绳波》,和更为抽象地隐喻人类历史境况的《对弈随想曲》。跟胡嘉禄早期作品相比,他已一改纯粹感性的创作,而深化到一种抽象构思的层面,有意识地对“现代主题”和“现代舞技巧”进行探索。这两部作品虽然在形象的塑造上仍有模式化和观念过于直露的倾向,但作品涵义的确定性因素业已松动,动作的空间形式和构图造型显示出较强的活力。
作为一个敏感而成熟的舞蹈家,胡嘉禄今年推出的三部作品《血沉》、《彼岸》和《独白》,使真正想体验当代中国文化敏感点和感受现代舞“前卫心态”的观众刮目相看。无论是《血沉》中对史前意识、性以及生命之轮回的表现,还是《彼岸》和《独白》中对当代都市生活危机、现代人的焦虑、生存境况和寻求心灵沟通的隐喻,都既使我们领略到一种由舞蹈着的人体透视出的我们所处时代的矛盾,又留给我们颇感亲近的思想暗示。揭开胡嘉禄舞蹈实践历程背后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新的信息:胡嘉禄的舞蹈实践开始有意识地同传统舞蹈创作方式作出区别,与此同时,也竭力回避仅仅与欧美现代舞在形式上的相似。《血沉》、《彼岸》和《独白》代表着胡嘉禄在意念和形象的把握上,在舞蹈发生的时空以及展示舞蹈与世界对话的潜力上开始真正迈入探索的历程。
任何艺术品都是时代的产儿,而现代艺术也不可能全然与传统绝缘。真正的艺术品总是既源之于历史文化土壤,又企图突破传统文化具体阶段的历史局限性和一切精神上的障碍;同时还努力成为孕育新的时代情感的摇篮。纵观世界现代舞实践的历程,我们可以归纳出一条线:它一方面与西方文明和古典芭蕾史相连,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业已成为定势的舞蹈思想不断进行突破与变革的进程。可以说,胡嘉禄的作品正是在这样一条线上努力,而且将现代舞蹈强有力的光圈投射在时代矛盾的敏感点上,使它总像是一种给“模式和确定性意义”不断制造麻烦的技巧,一种针对“正常轻松的思想习惯”的冒犯。
从中国现代舞的现状和艺术倾向来看,无论是近年来已在舞台出现过的一些作品,还是广州舞蹈学校现代舞班开始进行的现代舞基础建设,尤其是这次“胡嘉禄现代舞作品晚会”都表明,作为一种文化先锋意识的产物,现代舞能够移植并融汇到当代中国开放性的地域文化之中。其实现代舞作为一种属于特定时代的世界性艺术,它在创作和审美意识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国界的现象。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胡风的“三十万言”重新发表
《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八年第四期重新发表了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文章分四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共约二十七万字。
梅志为此撰文说: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胡风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以后所谓的“三十万言”。一九五五年一月,《文艺报》一、二号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标题,以单册形式公开附发了《报告》的二、四部分,并在后面附印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报告》的第一、二部分也铅印成册,在内部一定范围分发。
这次重新发表了除《文艺报》曾公开印发过的外,增加了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保留了胡风本人的注解。         
    (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上海文论》辟《重写文学史》专栏
《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始开辟《重写文学史》栏。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先后在第4期发表了《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柳青现象”的启示》,第6期发表了《胡风文学理论的遗产》、《重返中世纪——姚文元“文艺批评”道路批判》等文。
主持人认为,开设这个专栏,希望能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编者认为,用当代的眼光返顾历史,从昨天中抽象归纳出一些对今天乃至明天文学创作发生作用的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新东西,避免今后再发生这种令人叹息的事情。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论新著
最近一个时期,各地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一批中青年评论家的理论著作和评论文集。其中有李庆西的《文学的当代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希贤的《文艺典型系统引论》,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宋耀良的《十年文学主潮》,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黄国柱的《困惑与选择:现实主义面临的挑战》,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陈晋的《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於可训的《小说的新变》和王先霈、张方的《徘徊在诗与历史之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何镇邦的《长篇小说的奥秘》,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艾斐的《小说审美意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故事和故事的后面
——评李秀峰的“村闾小说”
苏华
山西作家李秀峰在《火花》1988年9—11期上连续发表的六篇题为《村闾拾遗》的小说,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了一些的反响。他长期生活在晋西北黄土高原,热爱这块土地上的庄稼汉,怜悯这里的村妇,崇敬这里淳朴的生活情致和顽强的生存精神以及热烈欢愉的生命力量。这些便构成了他小说丰富的审美内涵,使他成为继李锐之后,又一位在这块充满生命原动力的“厚土”中,对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对人的生存意识进行探求和反思,并在历史和现实的撞击点上观照生活的作家。
李秀峰的这六篇小说,将现代文明的新潮与民族文化的传统,旧有的生存方式与渴望美好的生活愿望交织在一起,既叙述着一个个质朴、沉实而又流利的人物性格故事,又沉思着平凡普通的农民的命运。对农民旧的生活形态的缅怀和悲悯,胶合着现代的生命意识,形成了它们沉重的悲剧意蕴。
李秀峰的这组小说的题材处理和表现技巧也许不如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李锐的《厚土》,郑义的《远村》和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灵魂》,但他是驾驭故事的好手,通过讲叙邰国梁(《心乐》)、“猫奶奶”(《猫奶奶》)、解武(《窑神》)那奇巧动人、惊心摄魄、回肠荡气的诱人故事,将认识、娱乐、教育与文学的功能非常平衡、健全地传达给了读者,从而自然而然地让读者在这几个人物身上去寻觅、思考小说的思想内容。在《心乐》、《猫奶奶》、《窑神》这三篇小说中,作者把这三个人物性格故事提炼得十分精辟生动,每个情节都纳入了人物命运的一定轨迹,每个细事末节都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揭示人物命运主题的必然环节和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作者的目的,不仅是让读者看到人物的自然行动,而且还想通过这种引人入胜的故事,促使读者追前猜后,探其内里,从而加深对人物品格和命运的了解,不由自主地介入到作者所讲述的故事里面去,使读者由爱看到关注,由好奇而关心,读罢之后,对阅历的人和事,有所思考,有所领悟。当然,编好一个能摄住读者兴趣的好故事并不难,难的是一个有价值、有深刻意蕴的高品位的故事。而这种有深刻意蕴的故事,阅读者并不能一下子看清和捕捉住它的根柢,但读完整个作品之后又分明能感受到它是富有思想内涵的存在。李秀峰的诡谲就在这里。他的这几篇小说在故事的通俗易懂、奇文瑰句之中渗透进潜在的哲学命题,这便支撑了他的这几篇故事的品位。《心乐》中的邰国梁,带给读者留连玩味的生存哲学的空间就极大。这个带有阿Q意识的人物,将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的循环不已的人生感受与生存空虚说,和人既生活在人世间就各有各的活法凝结在一起,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张力和诱人思索的魅力,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因此也显得凝重。再如《牛变》,作者不过编造了一个神奇的、寓言体的杀牛给村民充饥解馋的荒诞故事,但故事最后引出“时至今日十三个年头了,七里河再没宰过牛,也再没斗过人……”的美中求善的意向,就使沉潜在故事中的生命本能和真善美的力量涨满在朴素的生活形态中。
李秀峰的这组村闾小说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下层人物,但人物性格很见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不仅是一些气质、性格的拼接物,而是圆的立体,就是背景人物也不是简单的扁平面孔。《窑神》中的解武是一个面对艰难的人生虽消极但不退却,冷峻地与腐败现象相抗衡的坚韧硬汉。他用自己的人格和生命有力地涂完了我行我素的最后一笔浓彩。他的生命虽然终结,但他那懒散中见刚毅的性格却在动态中凸现出来。
《干仗》和《老婚》在李秀峰的这组小说中显得比较单薄。虽然作者在《干仗》和《老婚》中力图表现一种已被国人早已熟知的民族劣根性,但因思想大于形象,又因主题太直露、太浅显,因而削弱了作品的主题冲击力。然而这两篇小说的对话却是相当精彩的。《干仗》中二兄弟俩的对话形象而又生动;《老婚》中二亲旦和婵婵的对话妥贴而又亲切、自然。从这两篇小说的对话中不但可以听出人物的身份,而且还可以揣摩出人物的性格和行为以及思想感情。在当前一些以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说中,李秀峰的这两篇小说的对话是我看到的颇有动作性和感情内涵、个性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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