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呼兰河畔兴学热
赵连城 单宏
呼兰河畔，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因孕育了女作家萧红而闻名遐迩。
今年春天，从这里发出的呼号，曾惊动了首都。《人民日报》在3月27日一版刊载的呼兰某校学生在农户家中上课的照片，一时成为正在召开的全国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热门话题。
奇迹就发生在这里。
呼兰县60万人民在哈尔滨市委和呼兰县委的领导下，干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捐资助学事业。仅用半年时间，就在灾后的黑土地上建起了66所崭新的校舍。
而收获的，却不止这66所学校。
从艰难中起步
连续3年的大雨、冰雹、龙卷风，吞噬了全县几十所中小学。到今年春天，全县学校危倒房总数已达2.7万多平方米，有109个班的学生分散在村办公室、农户住屋、仓库，甚至鸡舍里上课。
许堡乡小得子小学只剩下一堆黄土，学校成了废墟。在做临时教室的农户家中，破木板拼成的两排桌凳高低不平。有的村里，孩子们根本无处就学。于是，有办法的就把孩子送到外地亲属处就学，有的干脆放任孩子去做“小商人”。莲花乡李宪屯的小学连续3年没招过学生了，教师们急得掉眼泪，家长们愁得直跺脚。
然而，解决教育困难需要钱。本来财政就很紧的呼兰县，由于连年受灾，财力已到了囊空如洗的地步，县里不得不向上级主管市求援了。但哈尔滨市的负担也够重的，市政府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3年向教育投资4000多万元，单向呼兰等县市就投入900多万元。但仍如杯水车薪。
哈尔滨市委、市人大和市政府的领导9次到呼兰考察，提出要以抢险救灾的精神解决呼兰中小学危倒房，年内重建最困难的57所校舍，并且要达到抗大风、抗暴雨、能稳固50年的水平。市长宫本言建议：市政府可打破常规，动用非常资金，支援呼兰教育事业。但同时他又指出：要走群众路线，树立全民办教育的思想，开辟多种渠道解决教育困难。
经预算，重建57所中小学校舍需要650万元。哈尔滨市政府在上半年从未动用过的市长预备金里拿出325万元给呼兰。
集资办学出成果
尚有3尺冰冻的呼兰河畔涌起一股重教兴学的热流：县领导首先每人捐款200元，各委、部、办、局也迅速行动起来，粮食系统一天就集资36100元；
莲花乡富有村干部一时筹措不出资金，便把村委会办公室卖掉，宁肯借地方办公，也要支持教育；
县乳品厂于春志厂长带头捐500元，副厂长各捐200元，全厂职工排成长队踊跃捐献，一天就集资2.5万元；
个体养鸡户杨勤听到消息后，当即把手头所有能凑到的5万元资金全都送到县政府；
更可贵的是，武汉市一家职工子弟小学的学生把自己的零花钱1分1分地集在一起，寄到呼兰县……
到5月份，呼兰县集资办共收到捐款409万元，加上市里补助和一些乡镇计划外筹集的资金，已达到近800万元！这些钱，饱含了多少心血、多少期待啊！
呼兰县有史以来最宏伟、最壮观的工程开始了。
全县新建校舍采取统一设计图纸、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检查验收的办法，建立了县、乡（镇）、村3级工程质量组织。几十个村相继响起了砸夯声，堆满了钢筋、水泥和从林区紧急运来的上好木料。县领导和专职工作人员常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到工地检查，哪怕有一块砖没垒齐、一扇窗户没安牢，都毫不客气地推倒重来。
六十六座校舍拔地而起
仲秋，收获的季节来到了。
呼兰县不仅把计划内的56所校舍按期完工（原计划57所，其中一幼儿园为跨年度工程），几个乡还超计划集资60万元，又建起10所学校。“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在呼兰成为现实。
莲花乡马家村李宪屯的村民们在开学这天像过节一样，他们庆幸自己的孩子结束了四处投学的困境。家家都把孩子梳洗得干干净净，穿上新衣，早早领到学校。上课铃响了，家长们仍不离去。听着朗朗的读书声，上了年纪的庄户人激动得眼泪汪汪。小得子小学那座漂亮的校舍还没最后完工时，60多个到外乡学习或停学跑买卖的学生就都被家长找回来，生怕耽误了在新教室上第一节课。呼兰县中小学流失率已由6％降到3％以下。
这66所漂亮的学校让老百姓大大地放了心。他们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能在学校乱涂乱画，不许打碎玻璃、踢坏门。他们把自家的鸡、鸭、鹅、狗牢牢圈住，生怕弄脏了学校。富有村派专人给学校打更，还让木匠做了精巧的图书角和卫生角。小得村委会明确订出6条管理新学校的规定。
学校变危房的历史再不能重演了。这是全县人的共同心愿。
66所学校不仅意味着孩子们又有了读书的地方，它还促成了尊师重教风尚的形成，加重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分量。
呼兰教育的巨变，也震撼了每一位教师的心灵。在困境中，曾有不少教师要改行，小得子村的校长几次找乡领导：“我宁可下屯撸锄杠，也不在这儿干了，这环境还怎么教孩子念书？”。随着一所所新校舍的建成，老师们变了：还走什么，抓紧时间备课吧，以后该看咱们的了。得拿出与那漂亮房子相称的成绩来，才对得起乡亲父老啊！
66所学校传出欢歌笑语，传出朗朗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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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肥职业教育的突破
新华社记者 蒋志敏
1989年夏秋之交，全国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由于国家继续压缩基建规模，企业用工受到控制，报考职业学校人数锐减，职业教育开始出现“滑坡”！
然而，在安徽省的合肥市，情况却迥然不同：全市26所职业高中，校校报名爆满，有的学校因报名人数一再突破而不得不多次修订招生计划。来自合肥市教育局的统计表明：今年1至9月，该市包括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技工学校等各种职业学校共招生4500多人，继续超过普通高中的招生数。
合肥市职业教育为何长盛不衰，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独轮车”变成“双轮驱动”
职业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和企事业单位培养适用的中等技术人才。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如果没有掌管劳动就业大权的劳动部门参与，仅靠教育部门独家办学，犹如独轮车行驶羊肠道，显然无法把职业教育引向蓬勃发展。
前几年，合肥市由于教育部门与劳动部门互不联系，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互相脱节，职业高中发展缓慢，招生数一直为800人左右。市委、市政府调查发现这一问题后，决定打破僵局，摆脱教育部门独家办学的困境，实行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同步改革。市委、市政府制订了“先培训、后就业”的政策，规定社会招工一律从经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合格人员中择优录用。接着，由教育和劳动部门两家联合成立全市职业技术教育办公室。这个新的管理、决策机构，对用人预测计划、招生计划、教学计划、毕业生录用计划和社会招工计划实行“五统一”的宏观调控，教育、劳动两部门既共同管理，又各有侧重。劳动部门每年春季对各企事业单位的用工情况进行预测，并制订社会招工的3年“滚动计划”；秋季又指导学校和企事业做好职业高中毕业生的推荐与择优录用工作。教育部门则着重抓好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管理和学生实验、实习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劳动部门也对技工学校毕业生实行差额分配和合同工制，技工学校也像职业高中那样实行1—3年的灵活学制，使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在学制和用工分配等方面逐步趋于一致。“独轮车”变成“双轮驱动”。
近几年来，合肥市职业高中的招生数扶摇直上，职业教育类学校招生数与普通高中招生数的比例一直保持或超过1∶1；职业高中的毕业生，每年都有90％以上被社会和企事业单位择优录用。
联合办学有依托
教育部门办职业教育缺乏经费，缺乏专业教师，缺乏实习场地……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合肥市在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之后，又使出新招：大力发展以行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为主的联合办学。这种形式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使职业教育有了依托，教育部门无法解决的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教育经费有了补充，专业教师有了来源，实习场地得到保证，毕业生分配有了去向。目前，该市26所职业高中，有12所主要由企事业单位主办，其余由教育部门和社会力量主办的学校也都有相对稳定的挂钩单位。近几年全市每年招收的各种职业班，有联办单位的占75％以上，联办的行业有27家主管局和公司，联办的企事业单位达50多家。今年9月，该市还与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联合举办了一所“双元制”试验学校。
合肥重机职业高级中学是由合肥叉车总厂与重机中学联办的。这个学校每年经费的80％以上由总厂提供，专业教师从厂里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选聘，学生日常的实验和实习也都在各个分厂进行。校长裘祖芮告诉记者，该校3年来已培养了21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既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许多人毕业不久就成为企业的骨干技术工人。因此，每年毕业分配时期，总厂下属各个分厂都纷纷前来“抢”学生，以致常常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
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的职业教育，大多是从普通教育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普通教育的痕迹，往往与社会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相脱节。合肥市的职业教育努力克服这个弊端。几年来，教育、劳动部门不断注意调整、改革职业教育的内部设置、专业结构，主动适应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该市已有冶金、机械、电工电器、电力、纺织、轻工、化工、市政建设、医护、经济管理及商业服务11大类71个专业，初步形成了与本市产业结构基本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布局。
去年以来，由于国家紧缩银根，压缩基建规模，使企业用工受到了限制。根据这一变化，教育、劳动部门今年及时调整、修订招生计划，相对压缩工科类招生人数，同时扩大商业服务和面向农村类的招生数，新增加了美容、时装设计与表演、商业会计以及果树栽培、贮藏加工等10多个专业。这些专业因有很强的实用性，又具备“新潮”特点，很受社会的欢迎。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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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留学归来
为祖国奉献光和热
——记北京理工大学冯长根教授
安万林
今年10月1日晚上，在“火树银花不夜天”的背景前，一位年轻的教授接受着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成千上万的同胞听到他说：“我取得的一切都属于祖国和人民，没有祖国和人民，就没有我的一切。”
他，就是今年被《中国青年》杂志和团中央、全国青联分别选进“青年十杰”的北京理工大学冯长根教授。
1979年，冯长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异国留学的日子里，他深切体会到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的教育科研制度方面的差异，但所有这些使他更坚定了一个信念，即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更先进。
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课程的学业，而且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1篇论文先后在有影响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1983年，当他完成了饱含4年心血的博士论文时，他提笔用中、英两种文字在扉页上写道：“本论文献给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年12月，他刚刚通过论文答辩，放弃了还有几天就要举行的博士学位授予典礼，毅然登上返回祖国的飞机。
回国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回国的第一年，他就开了3门课，同时为中青年教师辅导英语口语，每周上五六次课，还编写了教材。一位老教授原来给研究生讲授“热爆炸理论”，因患病停课一年多，他稍经准备就重新开出了这门课。
冯长根主要研究方向是热自燃理论，这在我国还是一个年轻的领域。比起国外发达国家，我们的研究条件差，经费不足，但他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缩小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其中也包括科研方面的差距。”
在校系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不久，他就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基金，不到一年就接受了3个研究课题。几年来，他在热爆炸理论方面发表了40余篇论文，并出版了专著《热爆炸理论》，这些成果在燃烧、爆炸、化工、传热和安全工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意义。由于他对热爆炸理论创造性的研究，完善了经典的热爆炸理论，特别是他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等先进手段，对各种条件热爆炸临界条件和延滞期做了大量的数学处理，被誉为“我国系统研究热爆炸理论的第一人”。
他的成就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和人们的赞誉。1986年，他荣获首届北京“青年科技奖”；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青年奖励研究基金；1988年，又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首届“全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首届“青年科技奖”。面对着接踵而来的荣誉，冯长根说：“这使我更加坚信我的路走对了，我的研究专业是热爆炸理论，今后，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释放出我全部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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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关于个体户子女家庭教育的调查
云献科 冯静
最近以来，笔者会同有关部门的同志，就个体户子女的文化学习和家庭教育问题，在陕西宝鸡市区重点调查了百户个体户。同时，走访了6所学校的部分老师，了解了数百名个体户子女在校学习和表现情况。结果表明：在个体户中，普遍存在只顾做生意赚钱，而严重忽视子女文化知识学习和家庭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上存在重挣钱、轻教育，重钱财、轻人才的错误认识。新民路小学二年级一班一名个体户的孩子，经常迟到早退，旷课逃学，考试不及格，学习成绩很差。班主任老师多次向学生家长反映，希望家长能配合学校教育，让孩子迎头赶上。可家长却对老师说：“我娃学好学坏不要紧，只要有人看住他不出事就行，我们不指望他长大考大学，我挣的钱他一辈子也花不完。”另外，许多个体户早出晚归，整天忙于做生意，根本无暇过问子女的学习和教育。有的个体户把子女长期交给老人代管，老人若管不了，就放任自流，最后导致在学校不好好学习，表现差，甚至逃学、辍学；有的学生家长还让孩子一放学，就帮大人看摊做买卖，影响学业。许多个体户对子女的学习根本不闻不问，使子女养成长期不做家庭作业的坏习惯。据对金台、渭滨区近10所学校的调查，个体户家庭的学生多数经常不做家庭作业，老师向家长反映也无济于事。因而，在这些学校成绩差、表现不好的学生中，80％以上是个体户的子女。
二是以金钱代替教育。调查中，许多个体户认为：作为孩子家长，抚育子女成长的主要义务是生活上关照好，只要有钱，啥事都好办。至于能否学好文化知识，那是学校的事。笔者在金台、渭滨区的几所学校调查时，老师普遍反映说：个体户子女每人每天手中的零花钱少则几元，多的二三十元。新民路小学一个今年刚上一年级的学生对老师和笔者说：“我爸爸妈妈开商店，挣的钱可多呢，他们每天给我10元零花钱。”这些学生手中有了钱，不仅从小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而且，还沾染了许多坏习气。例如：有的从小就学会了抽烟喝酒；有的经常领上小伙伴进食堂、酒馆吃喝；还有的年龄只有十一二岁，就开始恋爱，找女朋友。
三是自身不能为子女作表率。有些个体户手中有钱后，便大肆挥霍，甚至违法乱纪。子女对家长的不良行为耳濡目染，盲目仿效，积以时日，也就不思上进，学习退步，甚至腐化堕落，走上犯罪道路。教育和公安部门提供的一些情况表明，近年来，城镇学校辍学的学生和犯罪青少年，大多数的家庭是个体户。另外，还有一些文化程度低、甚至是文盲的个体户低标准要求子女。他们竟然对子女说：你只要能识几个字，认得钱就行，别看我们文化低，就是没文化也照样挣大钱，成万元户。正是在这种错误的现身说法引导下，这些孩子在学校根本不好好学习，游游逛逛，老师也管教不了。经调查了解，金台、渭滨区的6所小学，近两年就有30多名学生只上到四五年级，就休学随父母经商。
针对以上情况，教育、工商、妇联、公安、少儿教育等有关部门的同志认为：个体户中存在的只顾挣钱，忽视子女学习文化知识和家庭教育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目前，全国的个体户已发展到数千万户，希望有关部门能对这一问题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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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求育人的艺术
——记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探索者刘吉
湘均
12月1日上午11时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由刘吉同志签名销售他的思想政治教育近作《从困惑中走出》。100本800页的大书1个小时内全部销完……
政治工作在一些单位被“物化”，思想教育在一些单位遭冷落，一些青年中出现“信仰危机”，一些政治工作者“不安心”，……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刘吉多年来苦苦探求的课题。
现任国防科技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吉大校在实践中发现，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同志嗟叹有余、研究不足。为此，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先后走访了全国数百家工厂、学校、部队、机关，整理群众提出的问题近万个，主持并参加了对全国47所高校、1500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从中选出近百个基层干部普遍感到棘手的难题，进行坚持不懈的攻关研究。
在探讨育人艺术的过程中，他不搞关门研究，而是坚持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广交朋友，把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起来，把继承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1982年，担任企业党委书记的他，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要“清左”、“交朋友”，并主动与后进、失足青年交朋友，挽救了一批失足青年；1983年至1984年又提出“双向疏导”，率先提倡和实践用“对话”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1985年提出要创建“思想政治工程学”，思想政治工作要走“继承、借鉴、改革、创新”的新路子；1986年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力求进行正面教育，要“民主化、科学化、艺术化、开放化”；1987年提出“初级阶段思想政治工作六原则”等。伴着改革的节拍，他在育人艺术的舞台上，弹奏出一曲曲拨动人们心弦的旋律，他先后出版了《时代的思考》、《对话的艺术》、《刘吉答学生700问》等10本160万字的书；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值得思考与探讨的回答》、《刘吉与科大学生对话》、《真心与后进为友、热情帮后进转化》等100多篇论文；同时主编了“高校大学生思想修养”教材4本和“青年学丛书”10本约300万字。
研究问题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这是刘吉同志从事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多年来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行着知识的积累和汲取群众智慧，把解答社会和群众中普遍关心的思想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融汇贯通地应用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文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来探讨和回答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从1987年他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后，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把塑造、培养有远大理想的新一代大学生的教育视为己任，与学生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先后写出了《学潮过后的反思》、《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选择》、《“课桌文学”与大学生心灵世界》等数十篇文章。今年初，他针对大学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一方面片面地要求民主，一方面在参政议政中又暴露出明显的弱点，写了《塑造现代完美人格——关于当代大学生健全发展的思考》的文章，发表在今年第五、第六期的辽宁《共产党员》杂志上。就在党和国家刚刚结束了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后，他顾不上休息一天，就投入主编《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系列讲座一书的工作。两个月后这本25万字的书，成为动乱平息后全国率先出版的第一本高校政治课教材，被湖南省教委定为全省大中专院校政治课的统一教材。
在探讨育人艺术、解决育人难题的征途中，他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重和欢迎，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他先后在全国各地作报告400余场，收到群众来信5000余封。他先后被评为纺织工业部优秀政工干部、全国优秀政治工作者，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群众称他有一种“人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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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算帐算醒了大家
本报记者 景险峰
地处秦岭南麓的商洛地区，管辖六县一市，总人口二百二十三点二七万。这里山大沟深，土地贫瘠，封闭偏僻，是陕西省和全国最穷的贫困山区之一。有材料表明，一九八八年这个地区人均占有粮食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要低近三百斤和三百元，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双三百差距”。
今年四月，地委书记冯煦初、行署专员杨永年在全国“十一亿人口日”座谈会上，跟大家一起算了两笔帐，陈述人口多、耕地少进一步加剧了商洛地区缺粮少钱的总体矛盾。
一笔是人口与耕地帐。从解放初到如今，全区总人口净增近百万人，可耕地面积净减百万多亩。人口膨胀、耕地锐减，导致全区人均耕地由二点六一亩下降到零点九九亩。预测到本世纪末，人均耕地将减至零点七七亩。
另一笔是人口与粮食帐。一九四九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约一点九一亿公斤，人均占有一百五十四公斤。一九八八年粮食总产量上升到五点二五亿公斤，人均占有二百三十六公斤。四十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近二倍，而人均只增加八十二公斤。
座谈会上，各界人士还就人口与就业，人口与住房，人口与教育，以及人口与环境、交通、社会治安等，从不同角度作了详细的阐述和算帐对比。杨专员总结说：“失控的人口出生态势，已成为全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最严重的抵消力量和制约因素”。他大声疾呼：在当前的治理整顿工作中，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本身就是压缩社会总需求、繁荣山区经济的一条出路。
会后，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进一步剖析了全地区人口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高的主要原因，找到了症结所在。据抽样调查，一九八八年全地区总出生人口中，仅早育人口和多胎人口就占三分之一以上。如果杜绝早育和多胎，当年即可降低人口出生率七点五个千分点，使全区人口出生率降到千分之十五点四二，自增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这两个突出问题，既是山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也是扭转长期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后进局面的关键所在。
有鉴于此，地委和行署果断提出了“抓早育、堵多胎”的计划生育工作指导思想，并且适时把二胎结扎作为堵多胎的主攻目标，收到显著成效，今年上半年就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一。与此同时，对控制全地区十四万低能人口的繁衍，也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层层算帐，不仅算醒了地区主要负责人，也算醒了县、乡、村各级领导，算醒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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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铜山县张集中学十姐妹学雷锋小组自1982年始，为两户五保老人赵荣才、赵云朵挑水、做家务。7年来，小组成员不断更新，但做好事从未间断。看，赵荣才老人和小姐妹在一起多开心！ 肖瑞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