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国庆报告文学征文

他们特别能战斗
阿勇 李树成 李怀
一、开进
1989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一阵阵急促的哨声打破了京郊黄昏的宁静,戒严部队某部接到了开进的命令。当所有的部队由各集结地出发开向另一地区时,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某连——负责部队的勤务调整,保证顺利开进。
指导员韩仕祥打前站执行设营任务。连长李正芝派了一名排长带领14名熟悉路线的战士分赴7个路口,他则率领剩下的战士跟随部队开进。当他钻进汽车驾驶室“乒”地一声带上车门的时候,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他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情况。西边天际的最后一片云已经消匿,夜的成色又浓了几分,他的心情也更加复杂。当他乘坐的汽车绕过一群群堵截军车的群众时,他感到心里没底。但是当他的眼睛里闪过那14名战士的面孔后,他又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了解自己的战士。
当5月20日部队奉命来到京郊某地时,他们利用待命的时间,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文件精神,结合上级传达的形势和任务,发动骨干,有针对性地搞好教育,一时间,全连上下热闹非凡,不到一周,收效甚大。他和指导员很满意。这次派出执行调整任务的14名战士,都是这次学习中表现比较好的。
然而,他还是不太放心,因为他们毕竟是战士,面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极少数坏人,很难保证不发生什么事。
晚上10点左右,他到达指定地点后,和指导员碰了头,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情况,又乘车匆匆赶回原路,奔向每一个路口。他来到了第一个路口,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他跳下车,拨开人群,看到战士刘再民正在回答群众的问题,他的嗓子虽然已经沙哑,全身被汗水浸湿,每说一句话都要使出很大力气,但为了不使群众失望,为了部队能顺利开进,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战士还是千方百计地借助手势耐心解答群众的提问和质问。虽然有些群众问得急躁,甚至有许多不恭之词,但他的回答总是和蔼可亲、从容不迫的,如同一个胸有成竹的新闻发言人。请听一段他和群众的现场对话:
“哎,你说你们为什么进京?”
“我们奉命执行戒严任务。”
“戒严还不就是镇压学生!”
“不对!如果是镇压,一个团的兵力足够了。”
“你们为什么带枪?”
“军人执行任务怎能不带枪。枪,对于军人来说,就像你们工人上班的工具、学生上学的课本一样。”
“难道你们不赞成惩治官倒,反对腐败?”
“我们举双手赞成。但靠游行、绝食、喊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阵唇枪舌剑,绝大部分人退去,极少数人虽然将信将疑,但也失去了号召力。路口渐渐安静下来,但两名战士却累得有些支持不住了。
连长又登上吉普车,沿着每个路口走了一遍,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士均以严整的军姿屹立在夜色里等待大部队的身影时,一股感激和痛爱之情油然而起。这个平时以严格要求闻名部队的基层指挥员在心里默默地喊着:多好的战士啊!谢谢你们!几个小时后,大部队在他们的指引下避开人群,绕过障碍,向城里开进,保证了部队按时到达。当所有部队安全通过之后,执行勤务的战士们才撤离每一个路口。
1989年6月某日,当北京四周的军车、部队和成千上万的群众交织在一起,艰难地往城里开进时,该连又接受了为大部队迅速开进选择路线的任务。他们经过一番努力,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下午8时许,他们首先按照指定的路线,把首长和指挥机关护送到靠近天安门的某单位大院的一栋楼旁,部队长周玉书对他们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称他们是一只“能战斗的拳头”,这使他们深受鼓舞,又觉得担子更重了。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更严峻的考验。
二、战友
1989年6月某日凌晨的北京,出现了动乱以来少有的暂时宁静,高楼林立的东方渐渐发白,悬挂在天际的云彩在轻轻飘动,电报大楼的钟声一如既往地把北京时间告诉人们。这一切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不祥之兆。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战士们抵御不住瞌睡的侵袭,在一块露天水泥地上和衣而睡,一会儿,便响起此起彼伏的鼾声。头戴钢盔的哨兵挎枪来回走动,警觉的眼睛不放过蛛丝马迹,翻毛皮鞋叩击水泥地板的响声如同更鼓。突然,一阵刺耳的哨声响起,营长齐华军鼓起两腮用哨声打破了士兵们的梦。他把哨子衔在嘴上的那一瞬间,曾经犹豫了一秒钟,他是多么希望战士们多睡一会儿,但仅仅是一瞬间,他还是运足了底气吹响了哨声,因为形势已经突变,进城部队被围追堵截,有的战士被打骂,军车被砸、烧,情况十分危急,特别是一些掉队和散落的干部战士,他们人地生疏,急需去营救。一分钟之后,一支16名战士组成的应急小分队组成了。指导员韩仕祥任队长。营长齐华军简单向他交待了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对策,小分队便出发了。
指导员韩仕祥率领第一小组从某单位东北门进入长安街,穿过喧嚣的人群,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现了30多名被围困的战友。这些战友被人群团团包围,欲拔不能,经过长途行军已经极度疲劳,但他们依然在用沙哑的嗓子向群众努力解释着什么,然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仍然死死地堵住他们,有些人向他们投掷汽水瓶、石砖、吐口水,还有些人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谩骂着。韩仕祥和两名战士凭借对路线的熟悉,带着战友们拐进一条小胡同,果断甩掉跟随的人群,从某单位穿插,顺利进入了目的地。
二排长孙守民带领的第三小组从某单位的东门出来后,发现一群人正围着三名战士,质问、辱骂一起泼向他们,有人歇斯底里地高喊:“打死他们!”
这是3个满脸稚气眉清目秀的战士,嘴角刚刚拱出细细的绒毛,充满孩子气的脸上满是伤痕和血迹,面对失态的人群,他们不解、委屈、伤心,嘶哑的嗓子已经说不出半句话来,任凭唾沫、砖块、拳脚雨点般地落在他们的脸上、身上,他们已经疲惫得毫无抵御能力。孙守民一看见这情景眼圈就红了,他咽了一口唾沫,用袖子擦去溢出的泪,拉过本组两个战士就挤到3名战士身边。3个战友虽然不认识孙守民和两名战士,当看到前来营救自己的战友,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孙守民已经来不及暗示他们什么,便和两名自己带领的战士一个拉住一名战友,将他们带出人群,拐了几道弯来到一个僻静处,孙守民告诉了他们自己部队代号,3个战士一听眼泪就刷刷地下来了。孙守民迅速帮他们打开旅行包,为3名战士换了身上被弄脏了的衣服,命令一名战士将他们护送到某单位,自己带另一名战士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经过几天紧张的奔波和营救,应急小分队已经极度劳累。中午,他们只吃了一块面包,喝了一瓶汽水,肚子已经饿得发慌,四肢发软,他们是多么希望好好睡一觉,好好吃一顿像样的饭,可是,此时此刻,这起码的要求却如同奢望,因为,刚刚接到报告,又有不少名失散的战友被困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禄米仓干休所,需要马上派人接应营救。禄米仓干休所距这里有十几华里,而且对那里的情况、线路都不熟,情况这么复杂,大家都知道任务艰巨。一排长郭连海主动要求前往。指导员想了想,批准了他的要求。郭连海挑选了6名战士踏上了征程。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他们专门走小路,一次次地甩掉盯梢,终于和被围的战友接上头。在干休所同志和群众的帮助下,郭连海等为他们作了周密的安排,然后,3人一组,分批转移。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穿街走巷,绕道迂回,步行了20多公里。在第二天早晨6时左右,44名战友终于安全地被护送到了集结地。而郭连海和他的6名战士却因累饿交加,一进大门就躺倒在地上。
三、清场
6月某日凌晨,戒严部队某部接到命令,大部队要从某单位出发,准时进入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但就在部队出发之前,又听到一个情况:“高自联”的指挥部可能设在历史博物馆内。这时,“高自联”的部分人已掌握了一些抢来的枪支弹药。广场大喇叭里的谣言也频频从这里制造出来,送往纪念碑下的播音台。同时,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人也栖息在博物馆内,为“高自联”、“工自联”充当帮手。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隐患。必须在大部队开进之前清除掉。
1时30分,全连顺利通过某单位西北门,连长李正芝、指导员韩仕祥、二排长孙守民和志愿兵张宝平分别带领4个小组,迅速由北门潜入历史博物馆内。历史博物馆——人类5000年的文化浓缩在这里,凝固在这里。穿行在这座庄严高雅的历史殿堂里,指战员们仿佛又走进昨天、走进历史。今天,发生在这个古老的文明都市的风风雨雨,又为人类的历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历史会记住这一切的。
博物馆大厅里没有灯光,空旷寂静,展品黑乎乎的难以辨认,战士们端着冲锋枪摸索着前行。拐过一个弯,终于发现了一些人,这些身份不明的闲杂人员见到如从天降的士兵,纷纷卷起铺盖卷仓皇而走。从地下室到楼顶一共6层,战士们不放过一个空隙,确信不再有人时才返回大门集中,而那帮不明身份的人大概见势不妙,早已溜了。5分钟后,营长齐华军带领部分人员组成的排障队,护送首长到达预定指挥位置。随后,广场陆续响起车辆的引擎声,大部队在戒严指挥部的部署下,隆隆开进了广场。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平暴清场由此拉开了序幕。
凌晨5时30分,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已基本撤完,部队进入广场。但在历史博物馆西南角的台阶下,还聚集着100余名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他们凭借着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在学生绝食和动乱期间,救护过大批学生和群众。他们不分昼夜地奔忙在广场和医院,以他们的善良和诚意呼唤和感召学生和群众停止绝食和游行。但是,学生和群众撤走了,“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大部分成员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只剩下他们守着救护器材和药品天真而耐心地等待着。等他们发现等来的不是群众和学生,而是端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时,又惊又喜。这时,连长李正芝走上前去,向他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对他们说:“现在广场上正在清场,我们是来护送你们出广场的,请跟我们走。”这些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纷纷跟着战士们向南撤去。战士们把救护人员围在中间,边走边搜索。当队伍行至东交民巷附近时,“哒哒哒”、“哒哒哒”,连续几个冲锋枪的点射从巷口的一座高层楼房上传来,使刚刚宁静的天空又增加了几分恐怖。几个点射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却乱了队伍的阵脚,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只熟悉伤员的呻吟和节日的鞭炮声,而对真正的枪声却很陌生,毫无思想准备的大夫们顿时不知所措,乱成一团。连长和战士们一边要求大家不要慌,一边迅速组织他们隐蔽,利用现场的遮蔽物抵挡随时可能射过来的子弹。营长齐华军带领一个尖兵小组,贴着墙跟,很快抢占了高层楼房西侧的另一座楼,利用地形优势对高层楼房实行监视,控制对方的火力点……
这时,红十字会救护人员在战士们的掩护下,继续南撤。当大部队全部进入天安门广场,当金色的太阳把她的光辉又铺向大地,全体红十字救护人员已被全部安全地送到指定地点。
四、排忧
人们一定还没忘记6月4日早晨木樨地到公主坟那长龙般被烧的军车车队吧;人们也一定没忘记蓟门桥上被堵截焚烧的军车吧;人们也一定没忘记北京城里和城郊那一片片燃烧的火焰和军车的呻吟。
6月3日深夜,部分部队进入城区之时,几辆草绿色的无轨电车又堵在了木樨地的桥上。6月4日凌晨,从西向东开过来的装甲车和汽车队也相继被堵住。无轨电车的身躯死死地卡住桥头,塞住路面,无法挪动。车队被迫停下,群众迅速拥过来。为了避免冲突,部队干部战士弃车撤退之后,少数打、砸、抢、烧分子,相继点燃百余辆装甲车、卡车、吉普车及其它车辆,枪支弹药以及其余的军用物资,有的被扔得遍地都是,还有的被扔进河里,装甲车顶部的机枪也有的被拆卸拿走或扔进河中。散落在群众和少数坏人手中的武器弹药,在平息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有的被陆续收缴上来,而部分被扔进河里的就要靠人去打捞了。人们深深明白,这些丢入河中的武器弹药一旦被坏人捞走,将后患无穷。他们为了首都长治久安,不留隐患,迅速决定组织力量打捞。这打捞枪支弹药的重点任务又被这个连抢了过来。
7月13日下午,连长和指导员带着全连来到了木樨地桥上,连长首先带着两名水性好的战士下河试水,接着战士们纷纷脱掉外衣和鞋子趟向河中,河水的表面是平静的、清澈的,但水下是复杂的,不但深浅不一,而且还沉落着各种各样的杂物和垃圾,有碎玻璃碴、铅丝、铁皮、砖瓦石块、动物尸体等等。战士刘占刚脚心被划了一个大口子,不得不返回岸上,殷红的血把河水染红了一大片。战士们仍继续赤脚搜……但是,3个多小时过去之后,除了捞上来几个汽车零件之外,别的一无所获。
7月26至29日,该连在连长、指导员的带领下,又来到木樨地桥。这一次,他们把打捞的范围扩大到桥北300米,桥南600米,分区划片,进行打捞,经过4天的奋战,在木樨地河中共捞起冲锋枪2支,高射机枪2挺,以及大量的子弹、催泪瓦斯弹、录相带、胶卷、传单等,当战士们把这些暴乱的见证展示给围观的群众时,人群里一阵唏嘘和喟叹。那些说风凉话的人也惭愧地低下了头。继而向河中的战士投去敬佩的目光。有些群众还给他们送来面包和汽水。
蓟门桥是一个美丽的桥。它坐落在三环路与西土城的交叉点上,桥两边是绿柳成荫的公园和古海,然而,桥下的河却是肮脏的,准确地说是一条污水沟。整日哗哗流淌着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根据群众举报,暴乱时有人向这条河里扔过武器。
8月19日,该连在营长的带领下来到桥下,面对眼前的污水沟,战士们有点犹豫了;泛着泡沫的黄色的水缓缓流着,漂浮的粪便和垃圾在水中翻卷着,一阵阵令人难耐的恶臭扑鼻而来。但是,仅仅是短暂的犹豫之后,战士们便沿着台阶进入水中。河底淤积着近一尺厚的臭泥和垃圾,经搅和之后翻滚上来,恶臭的气味呛得战士们翻胃、流泪,沉淀的粪便、卫生纸、死鸡、死鸭、烂塑料袋也在水中漂浮,令人恶心。
看到战士们在河中打捞,一些好奇的市民又聚集在两边观看,其中有一对骑摩托来的穿着时髦的恋人模样的青年男女边看边议论:这帮当兵的是吃饱撑的,没事干在这臭水沟里折腾啥?当他们得知战士们是在打捞暴乱期间丢失的武器弹药时,又说:一定是给了不少钱他们才肯下水的,否则,谁干这傻事?这对男女每人攥着一个可口可乐易拉罐勾肩搭背边喝边说悠然自得。正在水中用脚边踩边走的排长孙守民对他们的对话听得真切,他抬头看看他们,心里觉得好笑,但又不愿向他们解释。他心想,要是为了钱我早就不当兵了,现在无论干什么,也比当兵挣的多,但这对亲昵的男女却使他触景生情。他也有一个温柔美丽的未婚妻,他很爱她,她也很爱他,相亲相爱,如胶似漆,两人年龄都不小了,本来准备年初结婚的,但由于部队正进入全训阶段,两人商定等到“五一”好好地办一下,就在方方面面准备就绪连请柬都发出去的时候,部队接到命令:紧急待命。不久孙守民随部队进京戒严。情人思念情人,温柔的未婚妻明知小孙地址不详,却连续给他写过6封发不出去的信,炽热的情感无法寄给心爱的人,悬着的那颗爱心也更放不下来,尽管心中仍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她还是止住了笔,她决意要进京找他。特别是当她得知一些执行戒严任务的军人被打、被烧的情景后,她更是呆不住了。
未来的女婿吉凶未卜,怎能再让女儿冒风险,她的父母使出浑身解数劝住了女儿。6月下旬,她托人把那6封信捎给小孙,小孙激动得彻夜难眠。这使他对她的爱更加强烈了。此刻,他是多么希望她能来北京呵,然而,他正在执行戒严任务,北京的形势还需要戒严部队去努力工作。他只能铺开稿纸,提笔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在这封充满恩爱的信中,所有炽热如火的词都用尽了,唯独没有提及让她来京之事……忽然战士张军举着一支冲锋枪兴奋地向他大声喊道:“排长,我捞着了!”所有的人都向他瞪大了眼睛……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脱坝石(散文)
盖祝国
全国劳动模范王志琪去世四年多了,但是那浸泡着他和他的乡亲们的血汗的脱坝石还在吧!我渴望再见到它。是凭吊?是眷恋?说不清。
记得那是1963年的8月初,我正在邢台县山里采访。忽然天色阴沉欲坠,瓢泼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只下得千山撒瀑布,万谷竞飞泉,东川口水库大坝经不住洪水倾注的压力,一声巨响,蹦塌了。库水和着山洪,以五六米高的水头排山倒海般地咆哮而下。水过雨停,南会半个村子被噬去,八百多亩土地被冲走六百多,伤亡惨重。昨天还是金灿灿丰收在望的南河滩,一下子变得乱石裸露,满目凄凉。唯独平添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脱坝石。它长八九米,宽四五米,高十米余。像个猛兽似的兀立在那里,森森然,巍巍然,在向人们显示大自然的威力。无疑,它是被洪水裹携了六七里而停下的。
那天下午,我踏着乱石残水来到脱坝石下的时候,王志琪正独自在那里。他望着由水泥把红色、白色、褐色石块浇铸在一起的脱坝石,顿足捶胸,热泪横流。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位铁汉子这样燥,这样悲,这样淌泪!但我理解他。
他原是东川口村人。这脱坝石上的每一块石头,他都是熟悉的。他曾用这样的石头埋葬了死在破庙里的父亲;他曾带领民兵用这样的石头制成地雷,击退了日本侵略军的三次进犯;他曾领社员用这样的石头砌起梯田,盖起新房,把东川口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富裕山村,因此曾被毛主席誉为“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第21页)。然而,为了治理七里河,让下游变受害为受益,县里决定修建东川口水库。东川口村将变为水库新湖的中心,必须搬迁。热土难离,亲手建设起来的好年胜景更是难舍。但王志琪还是悄悄地拜别祖坟,带头搬迁。搬到了当时还很落后的南会村。他又在南会落地生根,经过五年奋斗,南会变富了,又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刚要痛痛快快舒一口气,却又遭受了这意外的大灾大难。他心里是什么滋味,还不能体会吗?我设法上前去劝他。
王志琪终于擦干了眼泪。灾后两年,他和乡亲们,依靠双手、双肩,运土九万多方,造田四百多亩。紧接着又遍山开凿鱼鳞坑栽上了各种树木,真可谓“铁肩担重担,茧手造乾坤”啊!
今年9月中旬的一天,在南会南河滩里寻觅脱坝石。确实是寻觅,因为未能像记忆中那样出村就望见它。整个南河滩被条条林洲和高大茂密的玉米林遮盖了。在近午的秋阳照耀下,绿的浓绿,黄的金黄。被农田、石坝和树墙逼到南山根下的七里河,碧波荡漾,淙淙吟唱。南山上的洋槐、松柏,在蓝天下织着绿色的云。北山坡上的柿树枝头挂满了“红色灯笼”。花椒树散发着浓郁的芳香。苹果园里飘出姑娘们的笑声。原来是乱石岗的地方,立起了一排排青石红砖砌成的新房房舍。村那边传来村办的石英砂厂、大理石厂、铸造厂机器的轰鸣声。再远处,是耸立在山坡上的楼房区和试与高山比量的烟囱,那便是闻名中外的长征汽车制造厂了。
我心里油然升起一阵温暖,几分欢畅。山川毕竟是更美更繁茂了。这几年的新发展,毕竟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模范了。
我越发想尽快见到那块脱坝石。
在南河滩向西南走二里许,我们在玉米林里“发现”了它。它不像当年那样森森然、巍巍然了。它的2/3已被埋在泥土下。如今倒像是一头刹了威风的野牛乖乖地卧在那里。我爬上了“牛背”,上面竟长出了几株生机勃勃的小枣树。它那红的、白的、褐色的层面上又添了一层绿。我想若干年后,人们或许把它作为“天外来客”来欣赏,或者作为建设的障碍物,把它彻底炸掉。但我想到这些的时候,老模范在它旁边顿足捶胸掉眼泪的情形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站在“牛背”上,顺着弯曲逶迤而上的河川向西眺望。在六七里之外的巍峨的群山之上,升腾着白光和水气,那便是蓄水200多万立方的东川口水库了。它虽发生过垮坝之祸,但经过重修,终于又为人民造福了。在大旱之年,它为南会、为下游的20多万亩土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碧波清流,滋润了人们的心田。
脱坝石像一块碑、一块无字碑。它记述着人们艰苦奋斗后的失败,也记述着人们失败后的艰苦奋斗。它是失败的象征,也是胜利的象征。人,生存于大千世界间,就是这样迂回前进的。王志琪们毕竟是不见经传的老百姓,不像武则天的无字碑那样。我想以此小文把无字碑变成有字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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