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论曾国藩与曾国藩研究
朱东安
提要：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他是阶级的产物、历史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当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面前存在着太平天国、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三股政治势力，曾国藩对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因此对曾国藩的研究，我们不应再去重复过去的做法，一味歌颂或一味批倒，而应作具体分析。
曾国藩从事军政活动的１９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正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转化的时期。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曾国藩提出一整套以小变应大变的对策，主张信守不平等条约，残酷镇压人民起义，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努力维护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从而为清朝统治者解决了新的政治课题，并对其后的历代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阶级的产物，历史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
当时，总的来说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已经腐朽，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情况亦有差异。曾国藩的家乡湖南，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民族杂处，动乱频仍。这种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养成当地地主阶级争强斗狠的习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政治嗅觉特别灵敏。湖南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也相应地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顽固保守，一是注重经世致用。自宋以来，儒学各派已几经兴衰，而湖南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则始终以程朱理学为宗；尤为突出的是，他们在学风上务实而不尚空谈，关心天下大势，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创自宋代的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就成为传授这种“义理经世之学”的中心。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局，气味相投，此呼彼应，逐渐结成一个集团，而身居高位的曾国藩就成为他们的领袖和代表。
曾国藩出身在一个处于上升中的地主家庭，自幼受到父祖两代忠孝思想和艰苦创业精神的熏陶。入仕前他刻苦攻读，一心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晋升高官后又一心效忠清朝。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屡上奏疏，力图推动咸丰皇帝兴利除弊，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扭转吏治腐败、民怨沸腾、兵不任战的状况。当这一切努力失败之后，才不得不改弦易辙，另寻出路。
曾国藩京宦十年，由一介寒士跃为二品大员，由一仅通八股试帖的普通学子而成长为学识渊博的学者。曾国藩治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兼取各家之长，对儒学各派、诸子百家乃至游侠刺客都采取兼收并蓄、择长而用的方针。他先习理学，再学考据，注重经世致用，尤嗜古文词藻，“精研百氏，体用赅备”，由此成为名噪京师的理学家。
曾国藩后来所以没有成为一位学问家，主要是一场伟大的农民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把他推到阶级斗争的最前沿，使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主要角色。
当曾国藩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面前存在着太平天国、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三股政治势力，曾国藩对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从而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基本立场和战略方针。
太平天国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认为，清朝经制之兵八旗、绿营已经腐败无用，要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只有另建新军。为此，他身为团练大臣，而对团练保甲不感兴趣，却要集中全力募练湘军。同时，他还接受江忠源的建议，购炮造船，兴办水师，使自己在整个战争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随后，曾国藩率军出征，自上而下地同太平军展开对沿江重镇的争夺战，并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几经反复，终于把太平军镇压下去。
曾国藩同清政府间根本利害是一致的，但在思想认识、政策与策略、尤其在权利分配等问题上，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双方关系的屡次调整，不仅影响着时局的发展，也关系着曾国藩个人的安危荣辱。
曾国藩出身地主阶级下层，入仕后十年七迁而身跻六曹，故对清政府感激涕零，誓死报恩。同时，他又对清政府的昏庸腐败感到不满，尤其在他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提出的建议一再遭到拒绝后，更感到愤懑失望。１８５３年清政府命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事务。他以为这是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遂改革军制和募练湘军，誓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一身担当。然而，他这一片忠君报国之心却触犯了满洲贵族的禁忌。尤其当曾国藩带兵攻占武昌后，清政府在一段时间内不肯授予他地方实权。直到１８６０年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清廷才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并利用和依靠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叶赫那拉氏执政后，对曾国藩更加放手使用，令其督办四省军务，有关东南数省军政人事，无不先咨而后行。这是曾国藩从军以来同清廷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然而，就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就成为清廷的最大威胁。于是，清廷开始向曾国藩步步进逼，迫其退利让权，俯首听命。曾国藩既不想北上问鼎，又怕迁延受累，遂断然推出“裁湘留淮”之策，并奏请胞弟曾国荃回籍养病。曾国藩自剪羽翼的做法，甚合叶赫那拉氏的心意，天京藏金的去向不再追查，使曾国藩暂时安下心来。但是，１８６５年蔡寿祺奉旨发难，疏劾恭亲王奕?，词连曾国藩等湘军将帅多人。叶赫那拉氏亲拟谕旨，革去奕?的一切职务，欲加“不测之罪”，并抬淮压湘，以李鸿章取代。这时，曾国藩渐渐悟出：清廷再不想让他重立新功，提高声望。剿捻中途换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待清廷，在前为争权夺利，步步进逼；在后则推权让利，步步后退。其争让进退之间显露出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和老谋深算。
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是曾国藩最感棘手的问题。起初，曾国藩同清朝统治者都十分害怕洋人乘虚而入，改朝换代。１８６０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确信洋人并无取代清朝之意，同太平天国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遂可化敌为友。所以，他主张自觉信守不平等条约，以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尽快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同时，他又认为，洋人贪得无厌，恃强凌弱，无论谈判中讨价还价抑或被迫开仗，都需要有一定的实力。为此，他积极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为筹办中国海军做准备。然而，曾国藩造船练兵却不敢反对外国的侵略。他认为，中国战必败，与其战败而降，不如不战而降。对于洋人超越条约规定的侵略要求，他也曾斗争过，但外国人一旦把武力摆到面前，他就立刻软弱退让。所以，他的外交方针，归根到底还是“委曲求和”四字。
总之，既要妥协退让，又要讲究战略；既要练兵造船，又绝不抵抗外国的武装侵略。这就是曾国藩对付西方列强的所谓“隐图自强”之策。
曾国藩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使清政权免遭倾覆之灾，但却无法挽救清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他在生前就已经清楚地感知到这一点，使他在精神上倍感痛苦。
早在京宦时期，曾国藩即有所谓“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１８６１年叶赫那拉氏的政变上台和军事上对太平天国的决定性胜利，更使他欢欣鼓舞，于是，“中兴”便成了他的口头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却渐渐凉了下来。曾国藩一直把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归咎于清朝吏治的腐败，故把招集人才、整顿吏治视为长治久安之计。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却收效甚微。当时整个中国水旱频仍，民不聊生，清政府腐败依旧，阶级矛盾无从缓和，大江南北各种反清团体活动此起彼伏，连他的家乡湖南亦不时发生哥老会起事，使他惶惶不可终日，总是担心曾氏家族会成为造反农民的攻击目标。１８６７年他曾忧心忡忡地同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谈及此事。赵氏认为清王朝不出五十年就会彻底灭亡，重现割据局面。曾国藩听后沉默良久始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但仍对叶赫那拉氏、奕?寄托一线希望。直到１８６９年在京见到他们，方发现皆非治国之才，曾国藩的中兴幻想完全随之破灭。
同时，曾国藩对自己亲手掀起的“求富求强”运动也感到前途渺茫。１８６２年他曾提出，欲求自强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轮船为下手工夫。经过几年的实践，尤其天津教案之后，他发现这套做法已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这就不能不使他的“自强”之策走入死胡同。
曾国藩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内，精神上是极为痛苦的。这固然与他在政治上所受的打击和冷落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对清朝政治前途的失望和对“自强”方针失去信心。“补救无术，日暮道穷”八字，就是他的这种悲凉心境的最好写照。
曾国藩终生以“末世英雄”自许，以“心力劳苦”自任。其思想上、文学上之造诣，以及伦理道德修养等等，在历代封建官吏中都是不多见的。然而，曾国藩却生不逢时，当整个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时候，他仍效法古人，“扶危救难”，这就势必堕为倒行逆施的反动派，根本不可能同封建社会的“盛世英雄”得到同样的历史评价。
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之所以争论激烈，除上述因素外，还同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急剧变化和各派势力的激烈冲突有关。曾国藩通过自身的言行，在思想政治上适应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发展趋势，反映了某些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利益，并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故得到一些人的拥护。然而，事实证明，由于其所处的阶级地位本身决定了他必然逆历史发展的潮流，当然也就无法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这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的严厉批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时出现在人们面前，尤其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曾国藩更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议题，因此，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种条件下，要对曾国藩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利害冲突外，人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也影响着对曾国藩的评价。在近代中国，曾国藩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其强劲生命力和致命弱点，在他身上都得到充分体现。同时，曾国藩又是洋务派的首领，“中体西用”的实际创行者，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起了很大作用。这样，人们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就不能不涉及到他，并根据各自的观点作出各式各样的评论。
笔者认为，时至今日，对曾国藩的研究，不应再去重复过去的做法，一味歌颂或一笔批倒都是不尽妥当的。对他的政治主张，是应该坚决否定的，但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应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对他的思想文化方面，则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第5版(理论)
专栏：
一项有助于治理通货膨胀的抉择
张树人
我国于１９８６年恢复开办邮政储蓄。至１９８８年９月，已开设储蓄网点１３０９８个，吸收储蓄存款近６４亿元。这笔存款悉数缴存中国人民银行，充作基础货币。与此同时，原有的汇兑业务也有所改善。我国邮政办理储蓄、汇兑等金融业务在方便居民经济生活、充裕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开拓国家建设资金来源等方面，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对治理通货膨胀也发挥了一些有益的作用。
然而，邮政部门现有的机构、人员、技术设备等，在收揽储蓄存款、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潜在能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运用。邮政储蓄存款金额，在全国储蓄存款总额中所占比重还很微小，只及２％左右。储蓄网点，在全国金融基层服务网点总数中所占比例尚不足４％，并且仅占全国邮政局、所总数的２３％。计算机等先进技术设备在金融业务上的应用，尚停留在少数大中城市试点。对照当今世界上办理邮政金融的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同联邦德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些国家的邮政储蓄存款分别占到全国个人存款总数的３０—６０％，办理居民储蓄和个人收支划拨结算业务。储户不仅在国内存取款方便，而且还可在国外直接取款。其作用之大，业务之发达，可见一斑。
我国的邮政金融目前还处在它的起始的、低层次的发展阶段。功能上不完备，缺乏自主经营权，基本上是在邮电部统管下，服务于中央银行的储蓄代办点。经营业务依靠邮电部、银行双方协商议定（现在的代办储蓄协议１９８９年４月期满）；营业收入以银行付给的手续费为主要来源；资金存取调拨要通过在银行开立帐户办理；业务行政归邮电部有关职能部门管理；财务收支与邮电部门其它系统实行统一核算。总之，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平衡、自我发展的金融经济实体，没有法人的地位，也没有开展业务、选择发展目标的决策权利。
根据目前的状况，结合治理通货膨胀的迫切需要，我们对于邮政办理金融在指导思想上是维持现状，还是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其向多功能、经营型的目标发展呢？还有待作出抉择。
邮政金融是传统邮政的新功能、金融组织的新形式，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以吸收储蓄存款，为居民个人提供金融服务为主要业务内容。它同以特定产业部门（如工商、农林）或经济领域（如外汇、投资）为服务对象，这与充当信用中介的信贷专业银行不同，具有储蓄银行的性质。它的这种特点，使它在金融领域中起着重要的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我们对于邮政金融应该采取积极发展的指导方针。这完全符合我国发展多种金融组织的改革方向，是对我国现有金融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治理通货膨胀，紧缩信贷规模，控制金融机构发展，是当前金融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重要政策，邮政金融工作也应遵循和贯彻。邮政金融的业务重点、工作部署、实现发展目标的步骤和速度等，都必须服从这些要求。但同时也应看到，邮政金融不是以信贷为主要功能的金融组织，更不同于各类名目繁多的融资、信托公司，它是以储蓄为主要职能的金融服务组织。它所吸收的储蓄存款，全部至少是大部都上缴国家中央银行，充作基础货币。因而，邮政金融办得越活，储蓄吸收的越多，汇划结算越方便，节省现金越多，那么它对于回笼货币，改善货币流通状况，增强中央银行宏观控制和调节的能力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对治理通货膨胀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发展邮政金融，是一项有助于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抉择。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遵循党的十三大规定的金融体制改革方针，明确邮政金融发展的目标，确认邮政金融的地位，与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相适应、配合，要着手组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邮政金融法人组织，逐步实现企业化经营。鉴于历史的沿革和国外的影响，可考虑恢复重建旧中国就有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利开展业务。
二、邮政金融实行以邮电部公股为主的股份制体制，办成运用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资力，产权明晰，政企分开，多级经营、分级管理的金融企业，接受邮电部和人民银行的监督和指导。并以契约关系建立与其它金融部门的业务联系。
三、把开展储蓄，引导消费，放到头等重要位置上。当前，要抓紧时机，发挥自身优势，适应储户的不同心理和经济生活的需要，增加新的储蓄业务种类，如各种保值储蓄、住房储蓄、财产形成储蓄、养老育幼储蓄等，力求扩大储蓄面，有效开发深层次的储蓄资源。同时，要加速计算机网络在储蓄上的应用，提高服务效率，争取邮政储蓄在全国储蓄存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四、适应开放、搞活经济活动中汇划调拨资金的需要和当前治理通货膨胀、控制现金投放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国内汇兑业务，结合储蓄开展居民个人的划拨结算服务。开设个体工商户存汇结合户头，吸收存款，缓解搬运现金的困难，便利个体经济合法经营。还可以积极筹备开办国际汇兑业务，方便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汇划结算，并开展各项代理业务，充实邮政金融的业务经营项目。
五、邮政金融所汇集的资金，在收取适当利差的条件下，主要应缴存中央银行。此外，也可考虑允许邮政金融机构按照安全原则，在时机成熟时适当经营一些金融资产业务。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以现代化理论推进现代化发展
——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侧记
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召开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于去年１１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会上着重探讨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有的同志提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至少其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因为不发达国家非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工业发展程度不高，所以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工业，发展经济，生产“增长第一”。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概念，除了实现工业化，发展经济，还包括着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变迁。还有同志提出，现代化与工业化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工业化是指技术、经济变革，即以工业技术及科学成果取代人的手工操作、体力劳动。现代化是指社会、政治变革，如社会都市化和政治民主化。西方国家现代化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因而造成人们将二者视为同一。但现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跟当初西方国家不同，因而现代化和工业化两个进程可以分开，现代化可能先于工业化，也可能出现在工业化之后。
二、现代化和改革的关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现代化和改革二者是互为依托，相辅相成的，改革为现代化开辟道路、创造条件，现代化是改革的根本目标和归宿。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当前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深入进行所有制结构改革。有的同志说，这些年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不少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好些地方并没有收到西方国家所具有的经济效果，根本原因是移花接木的“木”不同。因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进一步改造经济土壤，深入进行所有制结构改革，大胆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培育富有活力的市场机制，扩大企业家阶层的队伍。
二是积极推进政治民主化。有的同志提出，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民主制度，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和基本目标，我们不能把民主与现代化割裂开来。关于民主政治如何实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要重视多数参与，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另一种意见认为，仅强调多数参与还不够，因为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重要的是要采取措施，防止权力的滥用，防止对公民民主与自由权利的侵犯。
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大多数同志认为，这两项改革都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彼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但两个改革的范畴不同，任务不同，目标不同，不能只强调一个改革而忽视另一个改革，不能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仅仅是“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认为等经济体制改革完成后再搞政治体制改革，形势发展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赶快跟上来。
三、现代化和文化变革的关系
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第一、现代化为什么要重视文化变革？有三种理解：（１）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及人格和民风等等。现代化包含着文化方面的内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只适应传统的农业社会，不适应现代化社会运转的需要。（２）现代化从来源上说有两种：一种是自我本土创新、发展而成的，称为“内发型”现代化，如英、美、法等国；一种是外力促逼而生，称为“外发型”现代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走的是后一种现代化道路。这种现代化必然有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只有重视文化变革，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３）文化具有相对独立的能动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既可能出现“文化滞后”现象，由传统文化拖住物质变迁的后腿，妨碍经济发展；又可能出现“文化跃迁”现象，文化变革先行，新的文化趋前发展，带动物质变迁，推动经济更快发展。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够忽视。
第二、怎样认识文化上的传统与反传统？有三种观点：（１）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正面功能远远小于负面功能，即阻力大于助力，在一定意义上应该反传统。但这种反，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而是有选择地进行批判、扬弃，使之在新的形势下进行变迁，创造出包含着一定传统因素的新文化。（２）目前世界的文化有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之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后现代文化的超前渗入，并与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一种清算“反传统”的趋势，与现代新文化相抗衡。现代新儒家学说就有这种来势。（３）部分同志把中国文化分为两千年的“旧传统”和改革前３０年的“新传统”，认为这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大一统”文化，都是强调集中统一，强调一元化，忽视多元化。
另一些同志认为，３０年的“新传统”在本质上是与两千年的“旧传统”不同的。因为两年有两个新的基本因素，一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差异。
（萧体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