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他为学生耗尽了心血
——追记大连理工大学优秀政工干部张广东同志
唐明春 孙懋德
“张广东老师去世了。”
大学生们于嚎啕之中捧出了“英灵永存”的挽联，疾呼苍穹：“还我敬爱的老师！！”这真挚痛切的呼唤，道出了全校教职员工的心声。
那是1989年8月31日，共和国经历了一场血与火考验后的新学年开学前夕。
早7点，化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广东同志就走出家门，为组织学生干部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观看录像、座谈，忙得不可开交。
下午3点40分，他清癯的脸上忽然一片刷白，浑身冒虚汗，头晕迷糊，竟一头趴倒在办公桌上。
17点45分，虽经多方抢救，但突发的脑溢血仍残忍地夺去了这位50岁的市劳动模范的宝贵生命。
为育人呕尽满腔碧血
近6年多来，张广东一直主持大连理工大学“超级大系”——化工学院的2000多名大学生、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他的手，有3000多名毕业生朝气蓬勃地走向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经他的手，有200余名莘莘学子加入了共产党。
同学们在挽联上这样表达对老师的尊敬与哀思：
为育人呕尽满腔碧血，对事业奉献一片丹心。
在动乱的50多天里，他抱病走到斗争的第一线，旗帜鲜明，呕心沥血……
今年春夏之交，当那股压城的乌云刚刚出现时，正在丹东出差的张广东挂念着那些正直善良但又幼稚偏激的学生，坐夜车匆匆赶回学校，没进家门，就拎着背包走到了他们中间。
不幸，他因途中受雨淋，发烧到40℃，导致肾炎尿血。经领导和同志们一再劝说，他被送进了疗养院。但是，他经常跑回学校。在那“住院”的30多天里，他走遍了学生寝室，找了许多学生干部、学生党员、非党积极分子和同学谈心。有一次，夜很深了，学生们密密麻麻地围着余丰年院长和张广东同志，热烈讨论如何正确分析当时的形势。两位长者用人民日报“4.26”社论的精神殷切希望他们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念。
这一切，那位会按摩的孙师傅最清楚。有好几次下午，病痛实在支持不住了，张广东就来找他推拿按摩。“几次我都想不给他按摩，逼他回医院，但看到他满头虚汗、步履艰难的样子，我又实在不忍，”孙师傅说：“劝他不能再耽误了，可他总说等忙过这一段再说，谁知……”他呜咽着说不下去了。
5月初，化工学院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关于发起“五·四大游行”的。张广东得知后，便和辅导室主任薛光一起前往劝阻，苦口婆心地讲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重要，足足谈了两个小时。大字报撕下来了，3名作者今天对老师分外感激。
5月中，部分学生要“声援”北京学生，而且把队伍拉到了火车站。张广东闻讯马上带领辅导员和学生干部赶到现场。在人声嘈杂的站台上，他一个一个地劝说学生，不停地用话筒向进入车厢的学生喊话，把嗓子都喊哑了。老师的赤诚之心感动了部分学生，他们卷起“声援”的大旗，悄悄走出了火车站。
6月，北京的反革命暴乱被平息后，动乱中的活跃分子一一被张广东找去谈话。这位循循善诱的长者，像对待出了差错的孩子那样，要求他们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端正自己的认识。暑假中，张广东只去了一次心向往之的海滨浴场，却冒着酷热，给这些学生去信，嘱咐他们好好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认清动乱的实质，总结经验教训，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在张广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泪水模糊了同学们的双眼。大部分学生从老师消瘦、慈祥的遗像中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少数同学则在深深忏悔：“要是自己在动乱期间不闹出那么多荒唐事来，让老师安心地休养，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离开我们！”
受命于多事之秋
张广东是在1983年思想政治工作已经“不吃香”时，再次挑起这副重担的，可谓受命于多事之秋。
他大学时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1964年毕业后长期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服从工作需要搞专业，担任了分析化学教研室的副主任。正当他踌躇满志，想在化工领域上大干一番的时候，组织上找他谈话，拟任命他担任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没有思想斗争那不可能，但“服从党的需要”这一说来简单而做起来不易的信念，驱使他说出了一字千金的话：“让我试一试吧！”
谁知，这一试就是6年多，竟耗尽了他的心血！
有20多年党龄的张广东深知：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经阶段。教育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目标，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但是，时代在前进，改革开放中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六七十年代积累起来的老经验不够用了。他一头扎进大学生德育教育这一新的学科，立志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从此，张广东家的书架逐渐改变了面孔，《简明社会科学辞典》、《论共产主义教育》、《人生心理学》、《唐宋诗词鉴赏辞典》、青年修养等书籍很快占据了统治地位。据粗略统计，他这些年来购买的此类书籍摞起来超过8米。为了从中汲取营养，他付出了无数漫漫长夜，他献出了许多节假日。1980年起，《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列入教学计划。张广东走马上任后不久就担任了化工系这门课的主讲教师，他开出了“成才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任务”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大学生心理学”及“党的基础知识”等讲座，并撰写了十几篇论文，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化工高等教育》等刊物上。其中，《大学生心理特征浅析与我们的工作》、《理工科院校德育教育初探》（与薛光合作）被评为去年大连市德育年会的优秀论文。
张广东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是理论联系实际。前些年，部分学生迷上了萨特、弗洛伊德和尼采的作品，一时间，“自我选择”、“自我奋斗”、“自我超越”等口号叫得蛮响。张广东被迫也去啃这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啃着啃着，他来了兴味，在开阔自己视野的同时，也发现了这些著作的局限与错误。在德育课上，在专题讨论会上，他诚恳地谈出自己的体会：个人的自由发展，过去我们的确重视不够，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更高阶段。《共产党宣言》说得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青年学生的任务，就是要把“自我价值”的实现纳入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轨道。老师的一席话，使不少“萨特迷”、“弗洛伊德迷”们心服口服。
动乱中，张广东发现有的学生总是说西方民主好。为了在新学年的教学中增加正确认识美国式民主的内容，8月15日，他专门让儿子上街买来了《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和《美国社会问题》两本书。刚堆上他的案头，只可惜，他永远看不见了。
张广东上学期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讲德育课，一开课就是4个大班（每班120人左右），教学工作量大大超过。同志们心疼地说：“他这个人哪，干起活来不要命。”由于他的成绩和才干，1988年学校聘任他为德育副教授。
不是父兄 胜似父兄
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家教，张广东觉得这个宝贵的遗产不能丢。和青年学生相处，他在严格要求的同时，总是充满了父辈之爱，兄长之情。
1983年入学的本科生小姚由于性格孤独，又缺乏集体生活经验，处理不好同学之间的关系，情绪消沉，导致两门课不及格，后来谈恋爱失败，更加痛苦。他对照一本所谓“心理分析测试”的书籍评价自己，又得出了处处否定自己的荒谬结论，一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张广东耐心开导他，不要相信那些伪科学，反复讲明社会主义祖国前程远大，青年一代大有希望。在小姚因病休学期间，张广东又经常给他写信，共同探讨如何正确对待人生、事业、友谊和爱情等问题。小姚从老师的身上体会到了人世的温暖，很快走出了怪圈，扬起了生活的风帆。最后一学期，他毕业论文得了94分，其它各科的成绩也大都在90分以上，获得了学士学位。
张广东教育、关怀、体贴学生的事真是举不胜举！
同学有病，他送去了自家仅有的一点白糖；自家的小砂锅经常放在传达员处，为的是方便学生煎草药；家里的钱粮悄悄地资助给来自农村家境困难的同学，而他自己出差，有时买个大煎饼就是一顿饭……在他随时携带的小本上，记满了同学们的姓名、自然状况和要求，一旦需要，他立即作出奉献。
有位毕业生给张广东来信，说：“时光的流逝，将带走我记忆长河中的许多东西，但那颗曾给我光明和智慧的星却会永远留下去。我只有不懈地努力，为了不辜负这颗星，也就是您呀，敬爱的广东老师！”
身教重于言教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广东之所以在师生中享有很高威信，就是因为他人品突出，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张广东是独子，父母都已80多岁。他牢记二老的养育之恩，按月汇去老人家的生活费。
他与前妻刚结束两地分居生活，不幸她就瘫痪在床，4年后病故。为了不让90多岁的岳母遭受失去爱女的打击，张广东坚持以两个人的名义按月寄去20元零用钱，已达10余载，至今老岳母仍不知女儿已先她而去。
张广东现在的爱人薛大明同志，以前的未婚夫在“文革”中意外故去。她与老张商量，是否仍旧帮助赡养那位未婚夫的老人，张广东二话没说，全力给予支持，逢年过节还领着全家前去探望。乐得老人逢人就说：“广东、大明他们真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
就这样，张广东挑起了这个“组合家庭”的重担。他的月工资仅130多元，经济状况是拮据的，无疑，他的儿子考大学时选择了师范院校与家庭财力不无关系，因为念师范家里不用怎么负担。
当今社会，有些人的生财之道蛮多。张广东也并非发“财”无门，但他硬是分文不取。毕业分配时，有个学生想留大连，在茶叶中夹了几十元现金，趁他不在时送到了他家里。他把那位同学找来，严肃地说：“你够条件，我会设法把你留下；你不够条件，送再多钱也白搭。年纪轻轻，怎么学得如此市侩？”掷地有声的话语羞得那名同学满脸绯红，收回了钱。
他爱人开刀住进了医院，张广东很少前去照顾。他爱人跟他开玩笑：“在你眼里，我哪有你的学生重要？”
他的儿子也曾这样谈起他的爸爸：“我大学快毕业了，我爸却从未与我谈过毕业分配去向的事，就像当初我报考大学时，他也没顾得上过问。”这里有对未能尽到责任的爸爸的理解，更多的是为自己没让爸多操心就顺利闯过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关隘而产生的自豪。这一点，不正是他爸爸殷切希望于他的吗？！
采访中，薛大明同志劝告记者：“还是别写他吧！否则，会把再干这一行的人吓退的。”
我们尊敬这位优秀政工干部的“贤内助”，也理解她的心情。但是，她的担心不一定能成为现实，因为淡化党的建设、“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这种“小气候”正在转变。
一个张广东走了，更多的“张广东”将出现在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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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振旗鼓再送“瘟神”
——南方血防调查札记
新华社记者 马雪松 骆国骏
“小虫”之灾牵动中南海
今年9月上旬，中央信访局转交的一封群众来信摆在了总书记江泽民的案头。信中反映武汉出现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疫情，江泽民同志阅后当即批示：“前几年血吸虫病基本消灭，毛主席有送瘟神诗歌颂。近年来包括江南一带，似有复发之势。望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中南海的声音传到，无疑给武汉三镇乃至南方广大疫区人民平添二送“瘟神”的信心和斗志。据悉，武汉地区疫情已经控制，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防治措施业已拟订，将逐步向毗邻疫区辐射。
历史的闪回何其相似。新中国初创时期，尽管百废待兴、国事冗繁，可是，南方血吸虫病疫区群众给党中央写信，发出“救救我们”的呼声依然震撼了中南海。党和政府将这“瘟神”视为压迫亿万人民的“第四座大山”，积极开展除害灭病。
伟人毛泽东以恢宏的气魄，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195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开会，决议成立“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南方诸省血防工作。
为一条“小虫”而由执政党专设一个中央级机构，而且机构一设就是31年，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先例。但是，中国共产党这么做了！
陈云1957年3月以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亲临全国10大重疫区之一的上海青浦县调查血防工作。事隔一月，由陈云负责起草、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的《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就发表了。
血防工作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视为一项政治任务，从中央到地方，耗资上百亿元予以保证。
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新中国的血防事业，已经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
捷报频传当数60年代之后。先是县区后扩大到省市，先是“基本消灭”后升格为“消灭”。截止1989年3月，我国已有闽、粤、桂、沪4个省市区宣布在全境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全国373个流行县中，已有263个达到“消灭”或“基本消灭”标准。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值得欣慰的是，绝大部分送走“瘟神”的地区严格进行疫情监测、继续狠抓扫尾工程，历经二三十年，仍然牢牢巩固住了血防成果。就拿余江县为例，两届县委坚持用“四不”政策——机构不撤、队伍不散、人员不减、经费不扣，保证了实现“两无”指标——无一例新感染病人、无一处新流行疫区。31年间，余江曾在35处螺点52次发现残螺，尽管都是未被感染的阴性钉螺。县委仍组织人力及时扑杀，防患于未然。
但是，就在一片“消灭”声中，肉眼难察的血吸虫以及它的“中间宿主”钉螺又悄然孳生、繁衍，它们星散于湖滩、草洲，蛰伏于泥淖、芦根，伺机滥施淫威。
许多血防人员纷纷投书新闻媒介，呼吁人们行动起来——
再送“瘟神”不卸鞍
血防专家张绍基介绍说，血吸虫、钉螺作为生物物种，要想灭绝并非易事，关键在于持之以恒、连续作战。
据卫生部提供的材料，全国目前尚有钉螺面积34.66亿平方米；血吸虫病人100万，其中晚期重症患者有4万多人；受威胁人口超过1个亿。
在这张“疫情图”上，如果把几项疫情指标回升状况排个座次的话，那么首推湖北省，次第而列的便是湘、赣、皖、苏、川、滇、浙。在这些省份，日益回升的血吸虫病疫情已经成为疫区经济腾飞的阴霾、治穷致富的隐患。
湖北省在尝到了“瘟神”荼毒的苦果后，认真分析原因。党政领导自觉承担了这些年重视发展经济、放松血防工作的责任，并提醒全省上下，若再延误战机，蔓延的疫情最终将毁掉经济发展的成果。江汉平原上汇集50万劳力、数百辆拖拉机，灭螺大军打了一场漂亮的“送瘟神”之战。
皖赣两省对于近些年血防经费被“刀削斧砍”的情况纠偏。江西省长吴官正、副省长陈癸尊去年秋汛后相继视察疫情严重的鄱阳湖区，此后的一次省长办公会议决定：1989年全省用于血防的480万元经费一分不准减，另由省财政一次性增拨300万元血防专款。安徽省今年血防经费在去年150万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0万元。再送“瘟神”有了最坚实的财力保障。
最近，为期3年的江西鄱阳湖大区域控制血吸虫病总体战役已经打响，湖区群众彻底摆脱“瘟神”之灾为时不远了。
疫情严重的湖南省为再送“瘟神”作了立法尝试。这个省针对疫区干部、群众血防意识普遍淡化现象，及时推出《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管理条例》。把血防任务落实到疫区各级政府肩上，纳入干部政绩考评内容。
种种迹象表明：前些年“滑坡”的血防工作正在走出低谷，遏止蔓延的疫情终将成为现实。
今天，如何挟改革之春潮，尽快缓解南方的血吸虫病疫情，这是广大血防干部孜孜以求的。他们潜心琢磨着——
血防改革的新思路
改革的年代不允许也不可能事事因循旧例。拓宽视野谋良策，一条适应改革形势、充满生机活力的新思路正在形成。
一是设立国家级血防基金、开设血防保险，集中社会力量为血防事业添薪加油。
血防专家建议，国家级血防基金可以由如下部分构成：承担血防职责的各部委应投入的事业费；血吸虫病流行省份地方财政的投入；全国各级、各类血防科研、防治机构从其生产经营活动收益中上交一部分；发动、鼓励社会各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海外人士捐赠一部分。该项基金要由国家掌管血防工作的权威机构统筹调度，专款专用。
保险部门可以考虑我国约有1亿多人口受到血吸虫威胁这一严峻事实，开设血防保险。据测算，如果人均年投保1元，保费就达亿元。这样做，于国于民有利。
二是总结推广安徽试点成功的“以林代芦”灭螺法。据专家介绍，这为攻克江、湖、洲“三滩”灭螺难关提供了新的经验。
这项灭螺新法的试验点设在安庆市新洲乡。1982年，该乡长江滩涂陆续引种了1.36万亩意大利白杨取代原先的芦苇。这些林地全部划包给当地群众，造林的经济收益超过芦苇5倍以上。新洲乡群众大受鼓舞，每年数次铲除萌生的芦苇，改变钉螺孳生环境。据测定，1982年以来，新洲乡江滩钉螺密度逐年下降，1985年阳性钉螺率即为零，前年、去年两年已没有发现一枚活钉螺，群众粪检的阳性率和患病率也大幅度下降。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等人到此考察后认为，“新洲经验”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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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血吸虫病疫区急需五氯酚钠
血吸虫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疾病。当前，正值秋季灭螺大好时机，我县是全省重疫区，现有钉螺面积41774亩，灭螺任务繁重而艰巨。一些基层乡、镇、血防组领导和医生普遍反映，受疫区群众欢迎的高效灭螺药物五氯酚钠紧缺，在市场上到处买不到，满足不了灭螺的需求。据统计，自1988年来，全县实际需要灭螺药物五氯酚钠共328吨，上面只供应115吨，还差213吨，造成21300亩次有螺面积不能得到灭螺，影响了血防工作的正常开展。全省其他疫区县、市均存在这个共性问题。
灭螺药物五氯酚钠为何这样紧缺？据笔者走访了解，生产这种药的全国只有一个厂家，其数量之少，远远不能满足全国灭螺用药的总需求；生产五氯酚钠要用农药“六六六”粉的中间产物作原料，毒性大，对人体有害，且原料少，不能保证生产需要；加之使用这种药容易污染环境，厂家限量生产。
为了保护疫区人民的健康，恢复和保护劳动力，促进工农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我们呼吁：
希望有关厂家采取紧急措施，抓紧灭螺药物五氯酚钠的生产，也希望商业部门加快调拨转运工作，以满足血防工作急用的需要。
湖北汉川县卫生局 裴元芳 李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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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区的义务发行所
——记洪湖贺龙中学书报刊发行所
提起书报发行，人们自然想到邮局，想到身蹬脚踏车行进在乡间小道上的绿衣使者——邮差。可在洪湖革命老区、贺老总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人们交口称赞的却是那些没着绿色邮装、没挂绿色邮包的义务发行员——贺龙中学义务发行所里的同学们。
近两年来，贺龙中学校领导经常教育同学们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针对一些报刊改革发行方式，由原来邮局代办发行改为自办发行，而湖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特点，为解决农民读报难，学校办起了义务发行所，发动学生利用每周周三、周末放学回家之便义务投递书报刊，并向农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科学致富的门径。
青年农民胡中汉通过同学们传递的信息，学到了养鳖技术，养鳖半亩田，收入五千元的佳话不胫而走，更使义务发行所的声名传遍十里乡邻。农民群众信任贺龙中学的义务发行所，纷纷踊跃到义务发行所订购报刊。他们豪爽地说：“二十个鸡蛋管半年，值得！”
一九八八年，义务发行所共发行书报三千六百份，今年将要发行书报四千五百份。
至今，每到周三、周末的下午，从贺龙中学的校园里就飞出一个一个的便衣邮差，他们活跃在通往湖区的条条小径上，把党的声音、致富的种子撒播在千户万众之中。 （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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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皇粮”不足以后……
——内蒙古伊克昭盟医院五年改革的变化
赵咏峰 李春萍 王志发
大概，全国的医院都不很富裕。医院为何越办越穷？病根是：医院吃国家事业费的“皇粮”，“皇粮”供应不足，医院便半死不活。
面对这种困惑，1984年初出任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医院院长的云鹤认为，医院要治穷，光依赖国家是不行的，必须在注重提高医疗道德的同时，学会并提高经济管理的本领。不久，云鹤就在这里推行了医院经济管理责任制。有人说工业承包，天经地义，农村承包，合情合理，商业承包，保本求利；医院如何结合医院的实际进行改革呢？
改革是困难的。云鹤要背水一战。
伊克昭盟医院这几年变了。变在哪里？
门诊不限号。即使是口腔科这样的挂号难科室，当天也能看上病。
各科挂号、取药、化验、交费不排长队。
各项检查预约时间缩短。
危重病人送进急诊室立即抢救，不必再转送病房耽误时间。
每天都有经验丰富的专家出门诊。
住不上院的患者可到旅店接受治疗。
进不起城的偏远农村患者可以由流动分院的大夫前往治疗……。
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和治愈率都在95％以上，1988年业务总收入达到414万元，是1983年的2.97倍。
改革从1984年4月开始，变化也在同年同月出现。
医院同盟卫生处签订责任合同，各科室再同医院签订责任合同。全院各项工作都置于99项规章、121条技术质量标准的监督之下，凡门诊病人3次来诊仍无确诊，又不请上级医生会诊的，疑难病例不讨论的，发生差错的，正副主任医师每周出门诊不够两个半天的，病历书写不合格的，急诊出车拖延的，药房常用药品短缺3种以上的，和病人吵架的……都要扣分。
医院考核科室，科室考核个人，工作量，医护质量，业务收入乃至用品消耗等，全订出考核细则和奖罚标准。
向来认为社会主义医院是赚不得钱的。不算经济账，医院岂能不穷？连起码的医疗设备都没有，救死扶伤又从何谈起？相反，如果只讲赚钱，忽略服务质量，也会背离办院宗旨。伊克昭盟医院用责任效应的办法解决了这一矛盾。
责任合同果真有这么大作用吗？
以功能检查科的B型超声波为例，机器还是那么一台，人还是那么多，工作效率却是今非昔比。副主任医师、科主任王金锐介绍说，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一周只开机3个半天，一天检查7到10人，病人常常预约到一个月以后。现在一周开机10至12个半天，病人预约最多不过一周。机器发挥了更大功效。功能检查科医护人员的劳动也得到一定补偿。
口腔科过去限号看病，现在合同规定不许限号，每天要看60人以上。工作虽累，这个科的一位主任却对考核大加赞赏。他说：“过去没有考核，科主任难当；现在每人干多少活，工作质量如何，清清楚楚，科内考察时，很容易划分一、二、三等。”
其实，这个科的奖金级差并不大，奖金不仅是商品等价物，还是荣誉的载体。在妇产科，医生们总是想多找些事干，因为改革使她们为患者服务有了更大的自由度。1985年科里派出几名医务人员到准格尔旗蓿亥素乡卫生院搞技术帮教，21天看了400多个病人，作了59例手术。他们下到乡村，既解决了群众“看病难”，又提高了当地医院的技术水平，所得的手术提成拿回来，搞业务建设，送医生护士外出参加学术活动。实际上，这个投资又通过医疗服务返还给了患者。
在对病人的护理上，医院也实行了责任护理，加强了查对，减少了差错。以往护士发药，病人得数数药片，看有无差错。现在没人去数了。有一心肌梗塞患者，入院后心跳骤停75分钟，由于发现和抢救及时，竟转危为安，创建院史记录。
高质量的医护服务使伊克昭盟医院的669名医生、护士比以前更紧张，更辛苦了。但是经过协同努力，他们共享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和自治区命名的文明医院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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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乘务部培训中心对乘务员进行规范化、程序化服务培训，94％的人成绩优秀。图为教员考核一等舱乘务员供餐程序和标准化动作的情景。刘斌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