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科学繁荣之路
——中国科学院四十年
本报记者 王友恭
今年11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40周年。
在北京东四的一个四合院里,担任过该院第一任办公厅主任的严济慈老人在深情地回忆:早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做出了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以及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科学院的决定。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不久,1949年10月19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便通过了任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决议。11月1日,标志中华民族的科学事业进入崭新历史阶段的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宣告成立。
一支科研“国家队”的壮大
建院之初,全院仅有21个研究所,近300名科技人员。他们有的是摆脱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毅然留在祖国大陆;有的是满怀报效祖国的热忱,冲破帝国主义的重重阻挠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还有些是从全国各地、高等院校中挑选来的。
1955年政务院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300多位当时全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专家当选为学部委员。他们大都是我国各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他们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创建,为解决国防和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为培养几代科技人员呕心沥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辞离人世,但其为人民共和国科学事业做出的光辉业绩将永志史册。
中国科学院从当年那样十分薄弱的基础起步,经过40年的风风雨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如今已经成为拥有9万职工、具有相当科学技术储备和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能力的全国自然科学综合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科技事业的中坚。如今全院已有123个研究所,65个对外开放的实验室。5万多名科技人员中高级研究人员就有13000多人。该院还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远东最大的太阳磁场望远镜等一批先进的科学研究实验设备。
为人民服务的中国科学家
据统计,40年来全院共有1300多项重大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其中获自然科学奖165项,占全国总数的49%,创造发明奖148项,科技进步奖177项,科学大会奖762项,其它国家级奖励100多项。
该院上海生化所、上海有机所和北京大学的科学家们从1958年底开始,经过共同努力完成的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1965年获得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以及层子模型、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都在世界同类研究竞赛中拿到金牌或名列前茅。
在寻求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过程中,该院为国家有关部门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如陆相生油理论,对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和石油工业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该院冯康教授等创立的有限元方法,成为求解偏微分方程的一套现代化系统化的数值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复杂工程设计和科学计算等多方面。该院吴仲华教授早在50年代创立的三元流动理论开拓了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新领域,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并被一些发达国家用于设计高性能跨声速叶轮机械。1986年底以来兴起的世界性高临界温度超导材料突破性进展中,该院物理所的赵忠贤教授等与中国科技大学和全国各有关单位的科学家们团结奋战,在数次国际间的激烈角逐中使我国保持领先地位。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祖国赢得了荣誉。在数学方面,补偿列紧理论的提出;在物理方面,气动力学方程组的研究,以及五次和八次对称准晶;在生物和化学方面,酵母丙胺酸转移核醣核酸的人工合成,青蒿素的结构分析与合成,蛋白质功能基因的修饰与其生物活性的定量关系研究,有机化合物线性同系规律和诱导效应,晶体非线性光学效应的离子基因理论;在资源、环境、生态、农业等地学领域,建立了大地构造学说,层控矿床学说,研究了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东亚大气环流等,并积累出版了各种图志、基础资料。这些都充实、丰富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科学宝库。
对大冶、白云鄂博和攀枝花复杂铁矿的研究和试验,为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沙漠、盐碱地、红壤、丘陵、黄土高原等所进行的综合考察、生态环境研究与卓有成效的中、低产田综合治理的试验及示范、推广;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理论、技术的发展与抗病高产优质品种的选育,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科学、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许多科学家以其广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就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资源利用等,为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进行宏观科学决策坦诚提出的大量咨询建议,充分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忠心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40年来,该院一直把出人才与出成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为国家培养出彭加木、蒋筑英、钟家庆、张广厚等一大批献身于祖国科学事业的优秀人才。该院曾多次成批、成建制地向国防、产业部门输送人才,协助开辟新兴产业。这也是该院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种特殊贡献。
为了开拓尖端科技
在建院40周年的前夕,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谈起了中国科学院对发展尖端科技所做的贡献。
建院不久,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当时进行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赵忠尧、邓稼先等二三十位核物理学家胸怀报国之志,毅然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继回国。在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情况下,科学家们自己动手制造设备仪器,同时通过科学与技术实践培养了一批核科学方面的技术骨干。
1955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的重大决策,一时间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钱三强参加了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工作。到1959年,由于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苏联首先撤走了这方面的专家。这反而激发了中国科技工作者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不久,党中央作出了自力更生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定。
中国科学院对这项工作首先在人才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不久,包括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在内的中国科学院10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干部被调到核武器研制机构。与此同时,该院还调动了占当时1/4的力量支援核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内,为配合核武器设计的需要,有的分工进行与核裂变有关的研究,有的进行铀同位素分离的理论研究、实验和试制,有的进行钚、氘和氚的提纯,工作干得热火朝天。
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壮我国威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在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也组织了30多个研究所参加工作。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样机就是在中关村科学城里研制出来的。钱老概括说:总之,这些工作充分显示了中国科学院在科技储备方面对国家的重大作用。
两个科学的春天
中国科学院的同志们都觉得建国以来有两个科学的春天。第一个科学的春天是1956年来到的。那是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经过建国后几年的创业播种之后,进入百花盛开的季节。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宣布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此期间,中央制订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远景规划,我国的科技事业从此走上有计划发展的轨道。重点发展自动化、半导体、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四项紧急措施”为我国新兴技术科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科学院进入了兴旺发达的时期。
10年动乱使一个蓬勃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院濒于瓦解。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广大科技人员还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千方百计创造和利用一切机会开展研究,并在数学、资源环境考察和综合治理、高能物理、天体物理、生物物理以及集成电路设计与计算机研制等方面取得一批可喜的成果。
从1978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重新走上了振兴之路。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郑重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英明论断,再次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等,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中国科学院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原有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日益暴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在中央确定的“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总方针指导下,确定了“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的办院方针。在基础研究中,他们积极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封闭体系,创建了一批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开放实验室,通过设立科学基金等办法创造让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为了克服课题分散的状况,他们成功地组织了综合性的科技队伍上主战场。根据科研和开发两种工作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实行了“一院两制”的运行机制。为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他们积极试办以开发高技术产品为主要任务的经营实体。目前该院所属的一批公司已在中国的高技术企业中崭露头角。据1988年统计,这些高技术企业的营业额已达10亿元以上。超过百万元产值的产品多达700多项,出口创汇逾千万美元。
站在世纪之交的桥头上
站在两个世纪交替处,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科学院的同志们心情激荡。周光召院长说:21世纪将是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的世纪。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舞台,有幸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不仅要给本世纪我国的科技史留下足迹,也要为21世纪中国社会进步、经济的振兴与教育、科技的发展做好准备。
他说,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要发挥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队的作用。这使全院的同志们更加感到时代赋予历史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他们决心与全国科技工作者一道,深入研究我国国情和科技、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他说,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国科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基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在新的时期要更加努力做出无愧于祖国、无愧于科学、无愧于后人的贡献。
(附图片)
1958年,中国科学院举办自然科技成就展览,毛泽东在郭沫若院长陪同下参观展览。
(选自《中国科学院四十年》画册)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高原上的白衣天使
——访西藏日喀则妇幼保健院儿科医师何薇
本报记者 王娜梅
在1989年少数民族儿童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儿童发展中心的伍蓓秋主任告诉我,这里有一位在西藏高原工作了10个春秋的沈阳姑娘。
认出何薇并不太难,她总走在一位穿藏族服装的女同志身边,白衫黑裙、亭亭玉立,秀丽的脸庞上是“白衣天使”特有的那种让人一见便生信赖的亲切温馨的笑容。
但她并不柔弱——能在海拔3888米、人体缺氧46%的日喀则高原坚持工作10年的女性肯定不是弱者,我想。
1976年,何薇高中毕业,成为当时沈阳去西藏插队百余名青年中的一位。从祖国的东北到西南,何薇走了一条漫长的对角线,但比空间跨度更大的是习俗、是观念、是民族的差异。
何薇到沈阳医院学习了3年,又到山东医学院进修“儿科临床”,然后成为日喀则人民医院(现为妇幼保健院)一名儿科医生,这以后,她对此感受更深。
初到西藏,对环境的适应是个很艰苦的过程。交通不便,语言不通,喝酥油茶、吃抓糌粑、喝青稞酒……“入乡随俗”并不容易。但何薇必须做——为了让藏民亲近她、信任她。西藏实行免费医疗,可宗教信仰虔诚的藏民们有病宁可翻山越岭去寺庙跪求神佛的福佑,而不去近在咫尺的医院治疗。城镇旧法接生率高达90%,有些妇女认为生孩子是见不得人的丑事,不去医院而让家中老人接生,将孩子生在牛圈里,用不消毒的羊毛将脐带一扎完事。“西藏气候干燥、紫外线照射强且时间长,不然不知要出多少破伤风,死亡率还要高。”何薇不无庆幸地对我说。
两年下来,何薇已能用挺熟练的藏语告诉藏民有病要及时去医院,用锅灰抹鼻尖驱鬼、到寺庙烧香磕头是治不了病的。她和藏民们逐渐熟悉,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加深。自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医疗效果。
何薇说:“到时候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己处理,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一个人又当护士,又是医生。这就要大胆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因此业务提高也快。”
为了更好地为藏族妇女儿童服务,每隔一年半,那三个月的探亲假成了何薇充分利用的学习机会。她两次利用探亲时间,在沈阳自己联系医院自费学习,听有经验的教授、主治医生讲课,了解内地医疗水平、临床发展动态。她不光学儿科,还学了3个月的针灸。她说:“在偏僻的藏乡,遇到病人头痛、牙疼什么的,扎针效果既好又方便。”听说沈阳医大办心电图学习班,她又跑去学习了20天,这个学习班刚结束,她立刻又参加了主治医师进修班。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内地的医疗技术带回去,促进边疆医疗保健工作的开展,提高藏民的健康水平。
这就是何薇——一个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西藏、献给了藏族妇女儿童保健事业的普普通通的汉族姑娘。
10年中,何薇本来白白的皮肤逐渐变黑;干燥的气候、狂肆的风沙使她常常流鼻血;紫外线过敏脸上起疙瘩;可爱的儿子放在年迈体弱的父母身边,每年一次的探亲假,孩子一见她出门就急得直摇小手喊:“妈妈不去西藏!”
……何薇付出了很多。当年的同伴许多已陆续返回内地,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迫使何薇提出了回沈阳的申请。但她依然惦念着西藏妇女儿童的健康,谈起西藏医药上的落后,她的眉宇间染上一层忧虑。她说:“我在西藏一天就要好好干一天。”她是个淳厚朴实的人,听说我要写她,她顾虑重重。她笑着问我知道不知道西藏有句顺口溜:“干得好走不了,干得坏走得快。”
但我想,把先进、模范人物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终于写下这篇文字。因为我相信,不论走到哪里,何薇都不会忘记她的事业,不会忘记有她10年奋斗足迹的西藏高原,不会忘记西藏的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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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应该懂得自己的历史
——历史学家白寿彝谈《中国通史》
张儒 格来
1974年,巴基斯坦史学界的朋友对来访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谈到,过去的世界通史均以西方为中心,东方不怎么讲;现在要讲东方,要讲喜玛拉雅山背后的中国文明。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自己编写的中国史书。
15年过去了,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终于推上了书架。这部通史预计12卷、42册、1200万字,耗费了白先生和他的合作者们十余年的心血,将于明年年底基本完成。记者闻讯前来祝贺,80高龄的白先生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讲述了当年出访西邻的这个小细节。
史学家的胸怀,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盛满了对祖国的执着情意。
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介绍,过去《中国通史》一直没有真正贯通,纵不通,横也不通,史学界引以为憾事。范老、郭老都编写过通史。范文澜的第一部通史很大的特点是讲经学、辞章,讲隋唐佛教,尤其隋唐讲得好。这部史书经过修改内容丰富,文笔生动,读起来引人入胜。但是,范老这部通史是解放前写的,主要是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解放后,范老自己也感到不满意,觉得所讲的都是中国历史的阴暗面。他想修改,但是没修改完,就辞世了。郭老的通史,主要写的是先秦。1975年,白寿彝先生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首倡编撰真正纵横贯通的《中国通史》,立即得到北师大党委和国家出版局负责同志的支持,史学界、考古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望风而应。
12卷本的大型《中国通史》工程十分浩大、艰巨。仅参加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有70多人。为加快编写工作,1979年,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此后,编撰工作便逐步展开了。
在酝酿多卷本《中国通史》编著体例等问题的同时,白先生决定先突击编写《中国通史纲要》,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就为多卷本通史在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出版,随后被译成英、日、西班牙文。这本书以中国一般读者和外国读者为主要对象,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数年之间,国内发行80多万册,先后被评为1983年全国政治理论通俗读物一等奖和1988年全国优秀教材奖。这本书的续编《中国通史纲要续编》也于1987年问世。
国内许多史学家认为,从这两本书的内容上看,中国通史开始通了。白寿彝先生解释说,所谓通,就是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下左右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讲清楚。虽然只是个提纲,但它意味着纵向贯通了,从北京猿人一直写到1949年;横向也通了,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各个侧面通了。
白先生举例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把《中国通史》写通,既要重视汉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要尊重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时以友好为主,有时以矛盾、战争为主,这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局部现象。白先生认为,应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看到中国民族间的关系,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白先生以为,这是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造成的。我们应看到少数民族在困难的自然条件下,开发边疆及捍卫祖国的功劳;还应看到,少数民族区域不少地方的艰苦情况是内地难以想象的。
白教授向记者表示,多卷本《中国通史》虽然可以说写通了,但这个通,还是很有限的,认识还未完结。他期待着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
他的助手刘雪英介绍说,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任务十分艰巨。组织协调和编写的工作量都很大,延续时间长,撰稿人、特约撰稿人散居各地且时有变动,真是困难重重。但这些困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一克服了。尤其白先生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白寿彝先生是全书的名副其实的主编。从组织13个编写组,到讨论、制定各卷的编写大纲,他都亲自参加或主持。为了加强各卷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他又亲自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编撰通讯》,经常与各卷主编通信联络、讨论疑难。他亲自审阅各卷书稿,有时还动笔修整。在12卷中,他本人主编的有两卷。为了通史的工作,他经常夜以继日。白先生的眼睛高度近视,又处在白内障成熟期,几近失明。但他以惊人的毅力,请助手反复诵读,坚持工作。后来,他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即使在手术住院期间,他也从未把通史的工作停下来。审稿时,他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凡遇到史料问题,他都不惮其烦地去核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从他身上,我们又一次感到中国知识分子严谨的治学精神。
白先生透露,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完成周总理的嘱托。1972年,周恩来曾提出,要写一部《中国通史》给中国青年们看。周恩来认为,现在的青年不懂得历史,要教育他们知道中国的历史。
白先生深情地对记者说:“历史是思想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中国人应该懂得自己的历史。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教益。如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对待国家,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如何观察未来等等。了解了中国历史,人们会更加热爱今天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努力奋发地从事现代化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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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交给学生开启宝库的钥匙
——记南京山西路小学特级教师耿方珠
本报记者 龚永泉
耿方珠自17岁从师范毕业后来到南京市山西路小学,一干就是26年。他热爱学生,潜心教学改革,先后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省特级教师,最近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在山西路小学,学生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耿方珠班上。为什么?家长们说:“把孩子交给耿老师,我们放心”;“我听过耿老师上课,那真是没得说”;“耿老师比咱当父母的更知道怎样才叫疼孩子”。
不向孩子慷慨赠送结论
在教学中,耿方珠纠正传统教学中轻过程重结论的现象,把阅读过程作为训练过程,提高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比如,上“琥珀”一课时,讲到形成琥珀需要什么条件时,他没有简单地把答案告诉学生,而是先让学生们大胆发言,然后,再围绕什么叫条件,条件主次顺序、以及如何锻炼语言等问题一一让大家讨论。这样,同学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到了分析归纳的方法。
耿老师认为:“如果慷慨赠送结论,实际上就取消了学生的思维过程”。
耿方珠上课时着眼于全体同学,注意不留“死角”。一次上课时,耿方珠提问,全班有一半人举手。他想:还有一半同学未举手,证明他们卡壳了。他请举手的同学把手放下来,却向未举手的同学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难在哪里?”这些同学高高举起了手,一下子说了十几个难点,他便就此向学生征答。但征答得差不多时,下课铃响了。虽然这堂课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答案,但耿方珠把阅读过程作为训练过程的目的是圆满地达到了。耿方珠曾开设过数百节观摩课、研究课,凡听过他课的专家和同行都交口称赞:听耿老师的课,既是一种语文教改的启发,又是一种艺术欣赏。
作文本上的小猴子印章
在指导小学生作文上,耿方珠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对有的教师一打到90分就心疼表示不解:“他们往往是跟报刊上的优秀作文相比,这怎么行?这很容易挫伤学生作文的积极性。合理的打分办法是,分清各年级在作文方面所达到的要求,只要达到了就该给高分”。耿方珠注意从日常琐事中激发学生写作文的兴趣,使作文成为学生倾吐感受的机会,从而成为一件愉快的事情。再一个环节就是要及时地讲评。耿方珠认为,从小学生的心理来看,恨不得上午交了作文,下午老师就能讲评,如果等下星期作文课时再讲评,学生可能早就忘掉了。
因此,他总是抓紧时间批阅,从第二天起,利用晨会、个别谈话等时机,化整为零,陆续讲评,效果很好。在学生的作文本上,只要有一点新意,甚至用了一个新鲜贴切的词汇,他也要打个符号,以示激励。耿方珠目前所教的班级,学生大都是1980年出生的,属猴,他便刻了个猴的生肖印,活泼可爱,凡作文做得好的,本子上就可盖一个猴印。于是,学生们一拿到作文本,便迫不及待地翻找有没有那个可爱的小猴子。
学校教育不能出“次品”
从1980年起,耿方珠已进行了三轮教学实验。这些年来,他教的毕业班语文成绩都在全区名列前茅,这些学生在升入中学后,仍有良好的学习态势和后劲,受到家长和中学教师的好评。他的课堂教学实况也被拍成电视录相,进行推广。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等省都慕名请他去讲学或上示范课。去西安时,头天下午到,第二天一早就进行了讲学。应当地要求,临时决定增上示范课,他立即着手定主题,拟教案,第二天下午接触学生了解情况,第三天上午上公开课,事后连午饭也未顾上吃,直奔火车站乘车返宁,赶回学校上课。
作为班主任,耿方珠的宗旨是:工厂的产品允许有不合格率,学校的教育却千万不能出次品,否则,对教师来说,也许是几十分之一,但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却是100%。因此,他对后进生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去年,一位后进生临毕业前,父亲出差,母亲生病,他就把这个学生接回自己家中,照料他的学习和生活,结果他顺利地升入中学。针对一些家长对孩子教育方法简单化,他邀请家长来校听课,向家长介绍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方法,使家长深受启发。
耿方珠就是这样把一串串宝库的钥匙交到了孩子们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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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边防部队某部与驻地罗白屯建立了军民共建文明村,10年来免费为村民看病,免费让适龄儿童进校上学至四年级。图为卫生人员为小学生打预防针。 农如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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