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京剧：发展中的艺术
——“京剧新剧目汇演”观感
张庚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人说这是京剧艺术目前景况的写照，意思是说，它虽然精美，但已衰老，行将退出历史。同时京剧界本身有一些人主张，它历经百多年的发展，已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仅演传统戏就很好，而且只能按老样子演。这里虽然表现出了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一为消亡论，以为它是隔代之物，完全丧失了生机；一为勿动论，认为它是传世之宝，一动就要破坏传统。而仔细分析这两种意见，则在京剧艺术不能革新、不能发展这点上达到了“契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这次在天津观看“京剧新剧目汇演”，使我感到很兴奋，京剧工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近年来艰苦求索而获得的成果，他们以事实向我们证明了，京剧艺术可以同时代、同民众息息相通，它非但不会衰亡，并且充满了生机，它尚处在发展过程中。京剧革新的成功实验，使上面谈到的两种论点落到了实际后面。
京剧要继续革新，不能抱残守缺，这是不可遏止的发展趋势。但怎样革新，或者说新到什么程度，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为了较为科学地解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京剧乃至戏曲的规律。一般来讲戏曲的规律，是它的故事性、音乐性和舞蹈性，而这一切都需归结到节奏上。区分戏曲剧种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它们所具备的不同的音乐特征。京剧所特有的音乐唱腔是它有别于其他剧种的本质特征，京剧的革新与发展要依着这条规律前进，而不能违背它。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永恒不变，发展就是变。在“汇演”剧目《曹操与杨修》中，运用的言派老生唱腔，其原本就是从谭派发展演变而来的，在《曹》剧中又有了新变化。要表现剧本所揭示的杨修——这一人物新的性格和思想底蕴，其主要表现手段之一的唱腔，就需有发展与变化。而在杨修的唱腔创新中，设计者所依据的仍是京剧老生唱腔的基本节奏（板式）。
真正的艺术是开放性的。戏曲从不拒绝吸收新的表现方法和技巧，从“汇演”的剧目看，京剧也如此。譬如《曹操与杨修》第二场的编剧手法，使用了其他表演艺术“闪回”、“意识流”等方法，来写曹操欲杀孔文岱的心理过程；而在二度创作的导演处理上，却和谐地运用了典型的京剧传统“做”与“打”的表演程式来完成，并无陈旧感。又如《香港行》中，麦薇在夜总会向离散十年的恋人倾吐自己的辛酸经历。创作者放弃了通常在这样的情境中安排大段唱腔的作法，而是借用一段极富感情色彩的现代舞厅舞去表述；但剧作者又没有去作转换时间的倒叙，恰恰是以戏曲传统的直述，更贴切地表达了此时此地剧中人物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的苦衷。
以上两例可否说明一个道理，即京剧艺术既要表现当代人的思想意识，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就要在题材内涵上或开掘、或拓展；为了表现新的内涵，在形式上就一定要有所吸取、有所创新，从而突破原本形成的程式，只不过要恰当而已。
依照这样的说法，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戏曲程式是不是规律，能不能改变？我以为，程式并不能等同于戏曲规律本身，它只不过仅仅是戏曲规律性在戏曲艺术发展中的表现形式。所以，程式在戏曲某一发展阶段中呈相对的稳定状态，而在戏曲发展的长河中，却是在绝对地变化着。由此看来，程式是可以被改变和突破的。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革新才算适度？除了不能违反京剧的发展规律外，主要应该考虑的是，京剧不能脱离观众。戏剧要经过文学、舞台、观众三方面的创造才能完成它的艺术效果，三者缺一不可。无论是一度创作还是二度创作，都需取得它所服务的对象和艺术创造的参予者——观众的理解，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之战栗、沉醉、浮想联翩，进入创造的境地。如果一出戏经过文学和舞台演出这两度创作后，向观众所发出的信息、符号尚不能为他们所理解，而致使第三度创作不能有效地出现，那么，整个戏曲艺术创造过程就归于中断与失败了。如何引导观众，使之理解艺术家所要传达给他们的信号，是戏剧成功或失败的关键。作为演出的戏曲，一定不能脱离你所选择的大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太远，过于超前或落后都是不明智的。一度、二度创作与第三度创作的最佳衔接是在观众跟得上的前提下，不断追随着时代前进。
近千年来的中国戏曲及百余年来的京剧艺术，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美学规律，但至今为止，它们的艺术表现手段，并没有达到充分体现这些规律的完美境地。所以说，戏曲乃至它最具代表性的剧种——京剧，都尚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并没有到某种极致的程度而面临衰老。这就是在这次“汇演”中出现了诸如《洪荒大裂变》这样的剧目的原因之一，它从京剧的母体中蓬勃地生长出来，有力地冲击了我们视之为传统的戒律，甚至也冲击了一些基本规律。它的出现一方面向我们显示了京剧的生命力，一方面引起了我们的震动，这种震动的意义是足以引起我们深思的。
总之，京剧工作者们的实践，证明了京剧艺术在一天天扩大表现力；在一天天克服我们（包括艺术家与观众）的狭隘眼光；证明了京剧艺术正坚定地走向更完美的未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郑振铎和中国版画史研究
李平凡
郑振铎先生因公遇难，已经３０周年。他作为著名学者，一生勤奋工作。早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其后在党的影响下，始终站在左翼文化界的行列中，热爱祖国，追求光明，坚持学术研究，在文学、文化艺术、考古、出版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成就卓著。他的许多著作、遗稿和驰名全国的“西谛藏书”，已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他数十年中，费尽心血收藏的中国古代版画珍品，以及编印的一系列古版画出版物，使他成为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中国古版画搜集家和中国版画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这个方面的业绩、成就和贡献，将被我国乃至国际学术界所永怀不忘。
在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９０年之际，我作为他的遗稿《中国古木刻画史略》和《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的整理者，引起不少往年的回忆。
４０余年前，我侨居日本期间，从日本改造社《大鲁迅全集》，得知鲁迅与郑振铎合作搞过《北平笺谱》与复刻《十竹斋笺谱》，这是我知道郑振铎先生的开始。１９５０年，我回到祖国举办首次日本木刻画展览会，听说郑振铎先生曾经参观。１９５６年，我们筹办日本画家丸木位里夫妇大型组画《原子弹灾害图展览会》期间，我和郑振铎先生有过一次会面和交谈的机会。他的一番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些年，我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寻求和抢救古版画，是为了给中国争气。现在我又在过去的基础上编选《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和撰写《中国古木刻画史略》，都是为研究中国版画史为后人积累研究史料。我们的版画史学，可以说还是一个远远没有开发的处女地。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版画遗产，但我们的版画史学，却落后于外国。这不是我们的光彩，而是要尽快扔掉的耻辱。”
１９６１年春，人民美术出版社老社长萨空了同志交我一大包稿件，是郑振铎早已交到编辑部的遗稿，要我接手整理。这使我能够全面了解郑振铎先生有关收藏古代版画和版画史学的开拓工作。
我接收的遗稿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是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由唐代至晚清编成八卷，彩色木刻画一卷（尚未选画），还有一卷木版年画，这十卷本共已选图６４６幅。另一部分是数册《中国古木刻画史略》手稿，由１２章组成，此外还有附录的文稿５篇。
我们几乎经过了３年岁月，调阅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数千册“西谛藏书”，走访了南北十余个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和不少单位，普查了原稿中涉及的所有史料。此外，我们还访问了傅惜华、孙楷弟、赵万里、张秀民、赵朴初等等古版本研究家和鉴定家。编选了一卷６０余图的《古版画增补》。
但是，《选集》与《史略》正在一一付印、制版、排字和校对期间，“文革”风暴突起，全部稿件下落不明。１９８２年，发现了一些散乱的图稿。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回了大部分稿件。我与刘玉山同志稍加整理然后付印。１９８５年，也就是郑振铎先生因公殉职２７年之际，遗稿才正式出版。
郑振铎遗稿《史略》和《选集》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日本东京中国文化学院，为祝贺出版举办了一次研究会，认为郑振铎遗稿的出版“为研究中国版画史树立了一个光辉的纪念碑”。日本报刊以《中国出版界的最大收获》为题，发表了日本研究家隆木宏司的评论。１９８５年９月，日本学术单位日中艺术研究会委托特派代表，专程到北京参加隆重的授奖仪式，向出版社授予“版画史出版贡献”金杯奖。后又荣获德国莱比锡“世界最佳最美图书博览会”奖。回顾郑振铎先生生前最后遗留的《史略》和《选集》，的确为我们的祖国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界留下了应当赞颂的成就和贡献。
郑振铎先生以现存世界上优秀的中国古代版画筛选成为画集，具有说服力地揭示了我国古代木刻艺术的发展历史，概括而集中地体现了我国版画艺术史的重大成就。
《选集》自唐五代直到晚清，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一千余年我国历代版画艺术的样式、题材、特色、流派、继承关系，以及民间民俗版画和各类多样化的插图成就。由于古代版画应用范围极广，形成了历代社会生活的形象化百科全书，因而对于社会学、民俗学、建筑学、考古学、书志学、医药学、历史学、农学等等，都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
郑振铎撰写的《史略》是和《选集》接合在一起而不能分离的姊妹篇，起着文图并茂的相辅作用。《史略》可以说是他数十年开拓和研究中国版画史学的结晶。他用许多史料，切切实实地证明千百年来我国木刻画家、雕版工人和印刷工人的不朽功绩；也证明中国版画从它创始之日起，就和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热爱生活，表现人间，形成中国版画历史的优秀传统和鲜明特色。
郑振铎先生虽然离开我们３０周年了，但是他一生中用尽心血搜集中国古版画和开拓中国版画史学的功勋，渗透着他对祖国文化艺术和版画遗产的深厚爱情。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感情，他的业绩和成就，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性的贡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全国画院会议在京召开
全国部分省市画院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结束。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市画院的代表围绕着画院的管理体制、画院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经济形势和社会要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代表们认为，画院作为美术创作和研究的实体，首要任务是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高质量的艺术品，并造就出一批具有较高修养和功力深厚的书画家。为此，国家给画院以政策上、经济上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画院为画家提供生活和创作的保障，使画家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是防止人才外流和吸引国外人才的有效措施。
关于美术品的商品规律问题，大家认为，美术品具有艺术品和商品的二重属性，但它首先应是好的艺术品。商品属性为艺术创作带来了两方面的作用。有的代表说，商品化的追求往往会降低其艺术水平，粗制滥造破坏了艺术价值，反过来也大大降低了其商品价值。因此，商品价值必须建立在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只有创作高质量的艺术品，才有商品价值。
代表们反映，几年来，画院在开展经济创收、创汇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它对补充经费不足，增强内部竞争机制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足和失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代表们还指出，画院的建立应具备一定条件，不能过热过快，不能放任自流，国家应该加强管理。
（日艾）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文学和人的思考
石言
文学和人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也就无所谓文学。因此，文学的发展进程和人对自身的发现是密不可分的。
人们常说，人类已两次发现了自己。
“第一次发现”：发现人是主人，不是上帝和帝王的奴仆。大大发展的生产力使人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要求更大的自由，并逐步争得了两个空前的自由：人权自由、资本自由。
这是呼唤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自由的人——真、善、美，健全、智慧、理性。巨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对人类的奋进是明灯、是指针、是动能、是鼓角。
“第二次发现”：发现人又成了奴仆，机器的奴仆、金钱的奴仆，人自身的奴仆。资本主义齿轮挤压，人异化了。异化的人——假恶丑、变形、蒙昧、反理性。人失去了自由。
这发现是倒退？不，是前进。人又一次发现了历史的真实，并揭示了人类的危机。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告诉人类应当正视人和世界的全部荒谬。
中国的两次发现和西方的大同而又大异。
明末，中国人也曾讴歌人性、呼唤自由，但很快被窒息。历经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才步入“第一次发现”——但一开始就处于东西异质和历史错位之中。有四种强大的社会意识制约了它：依然庞大的封建意识；西方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发现”；苏俄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面临列强瓜分而怒发的民族主义。这就使中国“第一次发现”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可能沿着西方的道路前进。中国的“第一次发现”起了质的变化：由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变为中国式的集体主义。虽然都发现自己是主人，却由“我”变为“我们”。
战争绝对需要军事集权，需要暂时压抑甚至牺牲个人的一切。这，符合中国“第一次发现”的历史要求，保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１９４９年，中国人谁不认为自己成了祖国的主人！
然而胜利掩盖了一个严峻的事实：“第一次发现”所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所应有的个性解放、人权自由和政治民主，在中国没有来得及发育。早在全国解放之初，关于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之争，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争，就开始了中国走哪条路的大争论。争论实质正是：充分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民主制度之长，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绕过它们，直接由农业文明集权政治跃进到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争论结果，胜利的是后者。实践的结果则是政治生活的极不正常和经济发展的极其缓慢。以致直到三十多年之后党中央才能正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由对人的发现联系到文学，中国的“第一次发现”的文学大致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产生了巨星鲁迅和灿烂的群星。由于同时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苏欧革命文学之长，中国这时期的文学产生了较深地进入人类灵魂与较高地俯视社会的这样两种优势，并且审美性也较强。由于民族危机和抗争，也产生了政治上、人性上强烈化的优势。中国“第一次发现”的文学本该有更丰硕的成就。但是，革命战争的客观需要与革命功利主义的定向引导，使中国文学的主流发生了政治强化。一方面，大批作家投入火热斗争与工农兵结合，文学对历史的前进、人性的昂扬起了空前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却也使文学产生了服从政治任务、两极化构架和排他性等倾向，削弱了作家自我和对“人”的深入探索。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六十年代前期。“文革”开始，中国的“第一次发现”的文学，乃从发现“人”逆变为膜拜“神”，而宣告了自己的夭折。
中国的“第二次发现”更有自己的内涵和形态。直到“文革”后期，中国人才发现自己仍然不是主人，而是自己参与制造的“神”的奴仆。同时，也在浩劫中看到人的各种兽性。但人们也迸发出了“第一次发现”式的新的热情：四五运动！揭批四人帮、歌颂民族精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农村改革！……“第二次发现”的怨愤和“第一次发现”的振奋交织喷射，使中国新时期最初几年的文学出现空前的繁荣。但这只是中国“第一次发现”的最后的闪耀。“第二次发现”则继续深入。
三十年来积成的许多巨大包袱，使深入改革的步履沉重而踉跄：庞大的素质低下的人口；高耗低效的工业；低物价高补贴剪刀差；能源原料交通紧张；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和大量冗员；无处不在的官本位……这些包袱是任何一个先进工业国家所不敢想象也无力承担的。尤其是官本位的包袱，能使一切苦心筹划的改革措施大大减效。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温床，流风所及，中国有许多人在丧失信仰、丧失文化。西方的“第二次发现”主要是发现人的异化，中国的“第二次发现”主要是发现人的腐败。
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是接受和培育现代主义文学的良好土壤。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新潮文学的风靡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多少变形、荒诞和怪圈可以发人深省！中国“第二次发现”的文学理应有极品，出大师。但是，中国的“第二次发现”同样处于东西异质和历史错位之中。人家是后工业文明，我们是工农业匮乏，我们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虚无。对于若干最敏感的题材，中国还不具备充分表现的社会条件。中国作家行色匆匆，思想和文化准备很不足。这些都限制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但是最大的限制还是历史错位——时间差。从世界文化的主流来看，如今不但“第一次发现”的天真时代已经告别，“第二次发现”的迷惘时代也已过了高潮。世界已经进入了“策三次发现”的新时代，自觉地探索和改革的时代，理性和信心正在逐渐恢复之中。中国“第二次发现”的文学还会有较大的开展，但必然会注入新的理性的因素。
“第二次发现”是“第一次发现”的否定，“第三次发现”则是否定之否定。
“第三次发现”将发现人类世界虽然矛盾重重、胜负难卜，但人的主体作用却可能使人探索出新的规律，获得新的自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似将崩溃的时候，那正是“第二次发现”的思潮高涨的时候，一部分精英人物已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作新的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探索更有成效。国家宏观调控、跨国宏观调控等带有社会性的机制被采用，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许多恢复生机的范例。原有的理论不够用了，他们探索和发现了新的规律。这是他们的改革。如今，社会主义国家也感到原有的理论不够用了，纷纷投入探索与改革。它们引进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的竞争机制，并且在许多方面显见成效。实际上，个体自由竞争与群体互助调控，本是人类必具的一对矛盾统一的功能。二者缺一，社会终将崩溃。二者以优选形态结合，是历史的必然。这必然中包含了许多偶然，可使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选择不同的道路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同时，有组织地战胜人口、生态、能源、吸毒、核战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这就是当今世界进入了探索与改革时代的主要动因。
人的主观世界同样充满矛盾。真善美与假恶丑、健全与变形、智慧与蒙昧、理性与荒诞，可以综合在同一个现代人身上。而且，各种思想和品质对客观起作用往往呈复杂状态。有时，真善美的目的有必要采用假恶丑的手段。主观世界的各种因素与客观世界矛盾的各方面如果对应适当，就能成功。反之，客观世界变化了而主观世界不及时调整，建设的愿望也会造成破坏。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都强调个体服从群体，则封建的宗法群体性便易于借社会主义之名，排除民主之义，而行封建特权之实。革命者如果忽视这一点，而被私利所惑，站到封建特权一边，那就会成为改革巨流的障碍，即使是庞然大物，也将为历史所唾弃。
所以，承认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存在着尖锐的胜负未卜的矛盾，是“第三次发现”的思想基础。而自觉地在实践中、在外界各种真伪混杂的反馈中，对主体进行改造和强化，从而更深入地探索和创造新的规律、新的自由，乃是人的“第三次发现”的基本精神。
每一种改革、每一个改革者，都会有三灾六难、九死一生。但正因如此，才得了锻炼，才辟了新路。从“第三次发现”的宏观来考察，因为一时的腐败和挫折而悲观绝望，正是非理性的表现。腐败和挫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伴生，迫人清醒，引导人作更深刻的探索与改革，作更新鲜的创造。这样取得的成功，才能大大提高人的素质。这样取得的自由，才不仅是经济的、人权的、文化的自由，而且是掌握了新的规律的自由。
对于文学，“第三次发现”意味着世界上将有越来越多的自觉地探索和改革的人，在各自的或小或大的领域内开天辟地做主人，势将成为文学的主人公。这绝不是说文学将简单地反映改革。文学的宇宙将空前深广。理性的和虚幻的、现实的和荒诞的，将竞放异彩。但“第三次发现”的文学将是极充分地展示矛盾的文学，极充分地展示探索的文学。从赚取蝇头小利到飞出太阳系，从绿色和平到红色民主，凡是为千百万人所关切所欢迎、得鼓舞得提高的都可入画修书。目前国内外大量的纪实性文学虽然被人认为审美价值不高，其中许多作品的文学性确实有待于增强，但它们受广泛重视的程度却预示着在探索与改革的时代，人们将热情欢迎社会广度深度力度和审美高度相结合的文学，能帮助人类提高素质获得自由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