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
陈丕显 叶飞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遭致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此前后，南方其他苏区的红军主力，也相继退出原来的根据地，作远距离的战略转移，被留下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奉命就地坚持斗争。从这时起，迄1937年秋，留在南方各红色区域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南方红色游击区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省15个地区。这些地区是：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的赣粤边游击区，赖昌祚等领导的闽赣边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领导的闽西游击区，黄会聪、何鸣等领导的闽粤边游击区，关英等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区，刘英、粟裕等领导的浙南游击区，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等领导的闽北游击区，叶飞、马立峰、詹如柏等领导的闽东游击区，王于洁等领导的闽中游击区，陈寿昌、傅秋涛、徐彦刚、严图阁等领导的湘鄂赣边游击区，谭余保、彭辉明等领导的湘赣边游击区，彭林昌等领导的湘南游击区，高敬亭等领导的鄂豫皖边游击区，张星江、周骏鸣等领导的鄂豫边游击区，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游击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荣的一页。
（一）
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云集在中央苏区周围的50万敌军，除一部分被抽调去追堵长征的红军外，绝大部分兵力仍然留下，继续向苏区腹地进攻。而奉命留在中央苏区的红24师和十几个独立团及其他地方部队，连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共计约3万余人，其中还包括大批伤病员。敌我力量对比更为悬殊，形势险恶。南方8省红色区域就是在这种空前的险境中开始了十年内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面临如此严重的危局，很显然，南方各苏区都有一个实行战略转变的问题，即由苏区变为游击区，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然而，为“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却没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周密的部署，只是在中央红军主力即将转移之际，仓促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又决定成立中央军区，作为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红军游击队的统率机关。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同志组成，项英任书记；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中央军区由项英兼司令员。临时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领导苏区军民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打击进犯苏区的敌人，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准备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苏区。
项英、陈毅等负责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初，他们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由于项英和中央分局为临时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所约束，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上，没有适实地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苏区向游击区的战略转变，反而不适当地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进行大兵团作战。结果使自己越发陷于被动。至1934年11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县城和交通要道均陷于敌手。1935年1月下旬，牛岭战斗的失利，红24师和部分独立团遭到重大损失，形势更趋恶化。
血的教训迫使项英和中央分局正视现实，牛岭战斗后即认真考虑转变战略方针问题，并将自己的设想电告党中央，急请中央给予新的指示。经过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党中央，于2月5日明确电复中央分局：“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接着，又于13日、23日迭示分局，再次强调要由原来的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打破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项英和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毅然决定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组织坚守中央苏区的机关、部队分九路突围，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会合当地革命武装转入游击战争。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历尽艰险，抵达赣粤边，与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会合于油山地区。随后，蔡会文等率领的从赣南突围出来的部队，也到达油山与项、陈会合。4月上旬，项英、陈毅等在大余县长岭召集负责干部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正确方针，同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分兵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至此，中央分局最终实现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长期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在此前后，南方8省其他各块根据地也都先后实行了由苏区斗争方式向游击区斗争方式的战略转变。
由于失去了电台通讯设备，加之敌人重兵包围分割，中央分局与党中央以及各游击区之间失去联系，从此形成了各个红色区域独立坚持斗争的格局。
（二）
南方8省游击战争的开展，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1934年底至1935年春，他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闽赣两省划分为12个“绥靖区”。同时，又在鄂豫皖地区增加兵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分区“清剿”。1935年7月，又成立“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妄图一举扑灭南方各红军游击队。
国民党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的方针，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无所不用其极。在军事上，国民党军以几倍、十几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对各游击区重重封锁。分区进行“驻剿”、“搜剿”、“清剿”。在政治上，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连坐法，以图隔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同时，还制定《共产党人自首法》，企图诱骗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自首变节投降。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对居民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日用品制度，控制圩场集市，妄图将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要同内部的动摇变节分子作不懈的斗争。至于游击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在那极其艰难的岁月里，我们长年累月被围困在深山密林里，粮食断绝是常事，只好以野果、野菜、竹笋充饥。在住宿方面，更是“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天明，几番梦不成”。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同志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没有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要胜利地渡过这漫长的岁月，是不可想象的。
在军事上，红军游击队采取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形，以山地为依托，避强击弱，昼伏夜击，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在斗争中各游击区都摸索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描述的：“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
在政治上，红军游击队实行灵活的斗争策略，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发展革命“两面政权”，就是成功的一例。各地党组织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开明绅士，去担任保甲长；对有悔改表现的保甲长既往不咎，并逐步争取他们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为共产党办事；至于个别极端反动、坚决与红军游击队为敌的保甲长，则坚决给以严惩。这样，国民党反动的保甲制度也就不灵了。而我们则在工作上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经济上，采取保护工商业，红白区来往自由贸易的政策，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军民关系至关重要。那时，红军游击队与广大群众溶为一体，生死与共，患难相依。在战斗中，群众想方设法为我们侦察敌情，送情报，当向导。在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只要红军游击队员一进村，当地青壮年便自动为游击队员站岗放哨。最难能可贵的是，有的群众被敌人逮捕后，虽遭严刑拷打，也不吐半句真情，以鲜血乃至生命，保护红军游击队的安全。群众不仅与我们一起战斗，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把大米、食盐和药品送上山，接济游击队，使我们得以打破敌人长期的经济封锁而生存下来。陈毅曾满怀深情地歌颂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推动下，蒋介石表面上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被迫在西北停止了对红军和边区的进攻。但在南方却继续调兵遣将，实行“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蒋介石任命刘建绪为闽赣浙皖四省“剿共”总指挥，卫立煌为鄂豫皖督办公署督办，集中兵力，采取“大抄山、大烧山、大砍山”和“篦梳式”搜山等凶恶的手段，企图给南方各游击队以“最后的一击”。
然而，这时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战略战术更加巧妙，政策更加灵活，意志更加坚定。尽管国民党使出浑身解数，但其图谋始终未能得逞。我们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顺应全国抗日潮流，壮大了力量，扩大了影响。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各游击区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的军事“清剿”，一方面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想方设法获取来自党中央的信息。为此，我们用各种办法收集国民党的报刊，从字里行间去揣摩和分析政治形势，研究和领会党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精神。同时还派人到香港、上海、武汉，找地下党建立联系，或转道去陕北，直接与党中央联系。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张云逸、李克农等在南京和武汉，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张云逸还奉命到南方与各地方当局谈判。在这前后，一些游击区又从不同渠道得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据此，南方各游击区进一步转变策略方针，由“抗日反蒋”改为“联蒋抗日”，正式向各地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这时，国民党迫于形势，表示愿意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但一些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仍缺乏诚意，在谈判中使用诱降（即“收编”）和分化瓦解政策。他们或者以“谈判”掩护军事进攻，或者诱我下山“收编”。“收编”和“改编”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谈判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妄图通过谈判把我们“收编”过去，以实现其在“清剿”中未能实现的目的。因此，在和平谈判过程中，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国共合作抗日及独立自主政策，在谈判中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坚决进行自卫还击；对搞阴谋诡计的反共顽固派，予以严正的揭露，坚持改编，反对收编；对肯坐下来进行谈判者，则以诚相待。经过艰苦斗争，红军游击队终于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若干和平协议。
1937年9月中旬，陈毅在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的陪同下到达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初步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9月下旬，项英前往南昌继续就停战和合作抗日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同时，中共中央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南京达成了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另外，以闽中和湘南部分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特务营。随后琼崖红军游击队也通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改编为广东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后来发展成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
南方红军游击队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尤其可贵的是，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和革命火种，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如同长征的红军发展成为强大的八路军一样，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八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对此，中共中央曾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当我们每每回忆往事，总是激起我们对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先烈们的无比怀念。他们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开创的那种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化改革、开放，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怀念黄琪翔同志
周谷城
黄琪翔同志是广东梅县人，农工民主党的创党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年胸怀壮志，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因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满于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1922年回广东投身革命，在东征南征诸役中屡建战功。北伐战争时期，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率部从海南岛赶到湖南平江，与叶挺的独立团主攻据高固守之敌，首战告捷。汀泗桥之役，是北伐进军的关键一战。在敌人援军即将赶到的紧急时刻，琪翔同志向政治部主任兼前敌总指挥邓演达和师长张发奎请战，由他率三十六团为前锋，黑夜从汀泗桥右侧约50里处渡河，迂回敌后突击，一举占领敌区制高点和汀泗桥北面阵地。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率叶挺独立团和三十五团从桥南向守敌发起猛攻，8时前占领汀泗桥，并于午前进占咸宁县城。随后，琪翔同志率部同叶挺的独立团乘胜前进，勇夺贺胜桥，直捣武汉，取得辉煌胜利。琪翔同志因战功卓著升为十二师师长，时年28岁。据郭沫若同志回忆，当时琪翔同志是一位年青的军官，在军中有很好的声誉。攻克武昌以后，琪翔同志率师进攻江西，在马回岭一役，他勇敢善战，击溃孙传芳主力。北伐战争的第一阶段，琪翔同志与叶挺将军亲密合作，战绩显赫，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写下了国共合作的光辉篇章。1927年4月，琪翔同志晋升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出师北伐，在河南临颖击败奉军，为北伐再立战功。
大革命失败后，琪翔同志赴德国，在柏林受到宋庆龄、邓演达的影响，赞成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共商建立新党，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1929年他随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典礼。1930年邓演达回国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琪翔同志是邓的得力助手之一，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1931年夏，邓演达准备武装起义，派琪翔同志赴粤开展军事活动，深得邓的信赖。邓多次给他去信说：“军队工作应加紧，你应指导他们工作。”“现在蒋派出大批黄埔生回粤，吴乃宪亦其中之一，不可靠，望勿见他。北方近日消息甚多，都说‘快动’，我们动手更容易了，你以为如何？”8月间邓演达不幸被捕，倒蒋起义功亏一篑，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琪翔同志与章伯钧、季方等同志为营救邓演达和恢复组织倾注了全力。“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慨，与同志们共同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并于1932年组织义勇团和救护队，积极赞助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春，又派出北平一批同志，到张家口参加“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秋，他带领大批干部到达福建，参与发动福建事变。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的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琪翔同志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大声疾呼“外侮日亟，国土日蹙，非抗日无以救国，非推翻蒋介石政权，无以实现全民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琪翔同志当选为政府委员，任军委参谋团主任。为抵御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他常长途跋涉，不避艰险，亲临前线各地视察。福州告急时，他和蔡廷锴将军是最后离开福州的，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反蒋救国的决心。
闽变失败后，琪翔同志重赴德国，参加“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继续从事反蒋抗日的爱国救亡活动，因而遭到柏林警察当局的拘捕。1935年，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力主联共抗日，认为“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选琪翔同志为总书记。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促蒋抗日的指示》，琪翔同志鉴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已有转机，决心回国参加抗战。10月间到达香港，与章伯钧、彭泽民等同志相聚，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动联合，进行抗战，我们应响应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号召，在国民党中间做促进工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琪翔同志先后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率部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三个月之久。是年秋，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在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琪翔同志同他们常相过从，由衷赞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表示“愿尽到自己的责任。”有一次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来访，琪翔同志热情地设家宴款待，并邀请国民党要员张群作陪，饭后还在庭院合影留念。1938年春，白崇禧特托琪翔同志邀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参谋长叶剑英到蛇山下熊廷弼私邸，就对敌作战掬诚会商，周副主席提出了应采取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指挥作战时，白崇禧前往协助，就执行了这一方针，取得了血战台儿庄的辉煌胜利。1938年，琪翔同志与周恩来同志一道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们彼此坦诚相处，亲密合作，扩大了团结抗日的影响。后来琪翔同志常回忆说，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但他当时却为当局所不容，8月间被调离政治部，任军训部次长闲职。武汉失守后，因军事上的需要，琪翔同志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著名的枣宜会战，激战七昼夜，敌军一无所获，琪翔同志获得华胄荣誉奖章。以后他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在那戎马倥偬，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他常以司令部为家，延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身边工作，他的司令部驻湖北恩施时，适叶挺将军被国民党当局拘禁于此，琪翔同志以友情为重，不避嫌疑，常亲往看望，并给予生活上的关照。1944年，琪翔同志调任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指挥滇西远征军作战，在盟军中显示出了杰出的指挥才能，为打通被封锁达三年之久的中印公路，结束我国被围困的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八年抗战中，琪翔同志转战东南，几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同时他待人接物温文儒雅，有军人政治家之称。他同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有深厚的革命情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可贵贡献。
抗战胜利后，琪翔同志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建国。当他识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时，曾公开表示“从此退伍，绝不参与内战”。以后见国内和平无望，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现役军人，为回避内战，请求出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离开了国土。到任之后，他认真考察国内和国际形势，认识到民主力量必胜的道理，反内战之心更为坚决。1948年秋，他回国述职，途经巴黎时获悉国民党反动集团已决意向内战的死胡同钻到底，幻想凭长江天堑苟延时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寻找出路。迄回到南京，他一再向蒋介石力陈己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内问题决非战争所能解决。由于他的意见与蒋相悖，最后蒋恼怒地对他说：“你不要再到德国去了。”此时，适傅作义将军来南京参加军事会议，与琪翔同志会晤，他密劝傅说：“此次内战毫无意义，违反大势，丧失民心。目前战局已成，即拚死挣扎，也只能延长战祸，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中。在此关键时刻，正是有志者当机立断，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中国人民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琪翔同志毅然出走，化装潜往香港，公开宣布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谈话，积极从事迎接全国解放的爱国民主活动。1949年8月，琪翔同志应邀来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琪翔同志非常激动，说“中国人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没有白费，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建国后，他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尊重与信任，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还在农工民主党中央任秘书长、副主席。他曾感慨地说：“数十年来在政治圈里摸索，终于得到了光明。”在新的生活里，他自感才疏学浅，立意从头学起，勉力赶上。他收集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坚持学习，且好独立思考，写下了许多学习笔记。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豪爽坦率，表里一致。他参观人民公社，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感到无比兴奋，但也不顾当时被扣上“泼冷水”的帽子，往往有疑必问。他提出了按列宁的电气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还提出了自己对阶级斗争的看法，认为重要的还是发展生产，单纯地搞激烈的阶级斗争，对国家经济建设是有妨碍的。他认为应让理论与事实结合来说明问题，才能使人信服。但是，新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曾经有过艰难的岁月，琪翔同志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从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从没有淡漠对长期合作共事的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与爱戴。
琪翔同志有长期指挥国民革命军为反帝反封建而战的光荣历史，有冀求祖国成为统一、富强、文明国家的赤子之心，他对台湾和海外诸多亲朋故旧从未忘怀，总希望有团聚叙旧之日。遗憾的是，琪翔同志没看到今天祖国的伟大变革就与世长辞了。但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全国人民正共同努力，为祖国的统一、为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琪翔同志赤诚的爱国之心，当可得以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