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各擅胜场的诗剧与史剧
——观两部《末代皇帝》随笔
黄式宪
最近，由同一历史题材衍化出的两部《末代皇帝》，差不多同时出台，影视对峙，中西竞雄，形成了很有现代文化意义的一件盛事。
溥仪——中国封建王朝的最末一代皇帝，其作为“人”的经历，俨然横跨在新、旧世纪之间，或沉或浮，迭经灾变，充满旷世罕见的历史传奇性，不仅使中国艺术家心驰神往，也让欧洲素有“电影诗人”之称的贝托卢齐如迷如痴。东、西两个半球之间，骤然从现代视角凝聚为一个历史和艺术的交汇点。
这两部同名影视作品，其艺术创造的旨趣，显然都跳出了过去写“宫廷戏”往往偏执于宫闱秘史的窠臼而别求新意，让艺术形象浸渗着一种历史的思绪或诗情。应当说，这是一种相当艰难的艺术升华，赋予影视作品以难能可贵的历史品格或光彩。
倘从历史和审美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以“国粹”自珍固然狭隘，而慕洋名便倾倒也未必就是开放。我以为，关键并不在于争出个孰优孰劣，而应善于发现双方之所长，以开拓我们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内的审美自觉。
电影《末代皇帝》以诗剧风格见胜，侧重于人性的发掘，具有欧洲式的潇洒，严格地说，银幕上呈现的是一个欧洲人目光里的中国神话。贝托卢齐早年曾从“诗电影”大师帕索里尼获得艺术启蒙，后来以《随波逐流的人》、《巴黎最后的探戈》等作品而蜚声世界影坛，成为欧洲“新电影”中最具吸引力的导演之一。八十年代初，他的艺术生涯受到挫折，一度沉寂了三四年。带着从困境中求解脱的心情，他到中国来寻找艺术灵感。溥仪的自传
《从皇帝到公民》（中文版名《我的前半生》），给予他巨大的震撼。从这本书，他发现了一种东方式的“皇权至上综合症”，它作为一种超然于人之上的历史精神，窒息着、扭曲着人，连溥仪也陷入了这种历史的悲剧。
在电影的开端，溥仪三岁登极，贝托卢齐只抓了一个细节，小溥仪在庄严的大典上只顾找蝈蝈，那象征皇权的黄色帐幔则被风鼓起，愈升愈高。这里，显然构成了纵贯全片的意象：人性与皇权的对立。
透过溥仪，贝氏剖析的远不是个别性的
“末代皇帝”，而是在亚细亚式的文明中远未绝迹的“皇权至上”的历史幽灵。写的是“末代”，而题旨恰在“并非末代”。这样，到影片结局，诗意提升，迭出绝响。一处是“文革”灾变，红卫兵唱着“造反歌”走上街头，已当了园林工人的溥仪却推着自行车作局外观，甚至，还走近造反“小将”为当年曾给自己以教育、此刻却被游斗的前战犯管理所所长进行辩白；另一处，年老的溥仪作为游客重入故宫，在金銮殿里欲登丹陛，却被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自称是故宫“看门人”的儿子”）所喝止。为了证明自己从前是这里的皇帝，他居然从龙座后面取出当年登极时所藏的那个蝈蝈罐（罐里的蝈蝈时过六十年仍然活着，还爬出了罐沿，俨然神话！）。这两处，诚然并不符合具体的历史真实，但却是一种充溢着诗情和历史寓意的艺术概括。那没有皇帝的“皇权至上”的历史幽灵，似乎仍在冥冥中游荡。
这显然是欧洲人的奇思妙想，蕴含着从西方凝视东方的现代幽默。
但是，真正富于独创性的奇思妙想，应当是从真实的历史关系及其必然运动中自然生成的。在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中，“天马行空”虽然是一种境界，但却不能没有界域，这界域便是与历史的必然律或可然律相符的历史的真实。真实，毕竟是任何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生命线。譬如电影里的慈禧之死，将她卧病的寝宫，强改为佛像回护的庙堂，用香烟缭绕、佛像狰狞来隐喻封建皇权的阴森可怖，把“立嗣”变成女巫式的作法，只能被认为肤浅；而皇后婉容在大婚之夜，居然吻了皇帝一脸的口红印，这同格格的教养、气质、身分，实在相去甚远，更与宫廷礼仪相悖。在我看来，这种“洋概念化”或“洋夹生饭”，同样是平庸而不足取法的。
贝托卢齐暂时尚难克服的局限是，作为欧洲人，他与中国的历史到底还隔着一层！因而，尚无力将人放回到真实的历史关系及其必然运动中去展开描绘。影片里，只有溥仪、庄士敦、战犯管理所所长等少数几个人物的艺术焦点比较实，其他人物大都或虚或朦胧，造不出一个完整的、富于历史感的艺术世界。
而电视剧《末代皇帝》则以史剧气质著称，侧重于历史的描述，以中国传统的“春秋笔法”写史写人，“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体现出一种相当醇厚的民族风格。
艺术家的主体到哪里去了？这得从电视连续剧这种特定的叙事形式出发，主体只能隐含在艺术叙述的流程中，电视剧编导是以悲喜剧式的审美视角来把握历史的，将溥仪的个人命运同中国近、现代史上若干重大的历史事变交织起来，从而折射出那一段历史的屈辱，黑暗和荒诞，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沉思。
这部电视剧的可贵处，在于求真，并充分发挥连续剧在时间上的优势，从1908年溥仪登极，写到1959年“特赦”，历史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对于历史的概括，编导以象征皇训、皇权的“吉祥草”作为叙事的主导动机，牢牢抓住了一条隐而不显的叙事动力线：从冲出“黄圈圈”的焦灼——做“皇帝梦”的迷狂——人性复归的艰难。由此便构成了溥仪在历史的激烈动荡中个人命运的历程，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认识价值。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电视剧善于捕捉历史矛盾并形成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将主人公溥仪置于矛盾冲突的焦点上予以浓墨重彩的描绘，既不是简单地以历史功罪来绘制其脸谱，也不是琐屑地一味去铺陈宫闱轶闻，而是在事关天下民族存亡的复杂历史动荡中去揭示溥仪的性格及其深层心理，全剧分别由张萌、蔡远航、陈道明、朱旭扮演幼年、少年、青年、老年溥仪。如第九集的“剪辫子”，第十一集的
“出宫受阻”、第十五集的“淑妃离婚案”、第十七集的“伪帝登极”、第二十三集的“出庭作证”（东京远东国际战犯军事法庭）、第二十六集的“立嗣”（在战犯管理所）等，演员对角色都有绘形绘神的刻画。陈道明特别注重揭示溥仪在人性分裂中的神经质表现，很见光彩。
更见艺术功力的是，群像的塑造以及由宫廷礼仪、世风民俗等细节描写所烘托出的特定历史氛围，这里应当特别提到，众多独具造诣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的贡献，如朱琳的慈禧、蓝天野的醇亲王、牛星丽的张谦和、童超的奕劻、李大千的袁世凯等，环绕溥仪组成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厚度的皇室、廷臣人物谱系。我以为，这是任何来自异域、民族文化的艺术家所根本无法逾越的。
在艺术处理上，有的场面和细节，在求真的基础上又作了出色的艺术提炼，既耐观赏，也耐品味。如溥仪三岁登极大典，正值国丧期，丹陛大乐设而不奏，于隆重、庄严的庆典中，透出一股衰世的凄凉感。这里，又穿插了小溥仪憋尿吵闹的细节，摄政王载沣只得哄他说：“完了完了，这就完了！”（而幼帝终于还是尿湿龙座）——一语双关，俨然成了谶语。这样的含着悲喜剧式情趣的处理，既是写实，又是隐喻，暗示着这个末代王朝末日的临近。电视剧开端部这一笔，对于索解溥仪这个“跨世纪”的谜，不妨说，提示了一种颇具历史幽默感的剖析。
还需指出的是，这部长达28集的连续剧，在艺术的总体把握上，显然还存在局部倾斜或断裂的问题，有的地方求真或过于迂执，或流于琐碎，造成叙事节奏的迟滞或拖沓，有的分集又因史料与素材不足，在求真上仅得历史的表象而缺历史的深度。而最后四集则直奔“改造皇帝”的主题，又以“特赦”告终，显得相当封闭而缺乏发人深思的余韵。艺术的创造力，是不是还应再解放一点？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两个《末代皇帝》的碰撞
童道明
两个《末代皇帝》“碰撞”到了一起，火星四溅。
“碰撞”实际上早就发生了。电影《末代皇帝》在北京开拍时，贝托卢齐和电视剧《末代皇帝》顾问朱家溍有一次长谈。朱先生最近回忆道：“从这次长谈，我感觉这位导演的设想和要求与我的设想距离很大，简直是南辕北辙。”
这就提醒我们，两个《末代皇帝》很可能“各有所禀，自为佳好”，切不可拿朱先生手中的尺度去衡量贝托卢齐导演的影片的长短，也不必用贝托卢齐心里的准绳来判断朱先生当顾问的曲直。
因此我认为，现在颇为流行的所谓“电影《末代皇帝》不及电视剧《末代皇帝》忠实历史”的断语就有失公允。
看过电影《末代皇帝》的人恐怕都不会低估贝托卢齐的写实功力。那场表现红卫兵跳“忠字舞”的文革街头即景，拍得简直达到了纪录电影式的逼真。只要这位意大利导演愿意，我想也不难把慈禧病危接小溥仪入宫的戏，拍得“真实”得让朱先生这样的清宫专家啧啧称赞。但贝托卢齐偏偏要来个使朱先生觉得离了“谱儿”的艺术虚构，把老佛爷的病榻放在一个烟雾弥漫、佛像环绕的殿堂里。他有意识地违背具体的历史细节的真实，为的是追求另外一种艺术化了的、也许更具概括力的历史真实。
文艺评论有一条规矩：应该根据艺术家自己选择和认可的艺术原则来评判艺术作品的艺术得失。举个浅显的例子：如果有人以焦点透视的绘画原则来评判用散点透视原则画出来的《清明上河图》，他便是违背了文艺评论的这一条规矩。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同志在对电影《末代皇帝》说长话短的时候，就忘记了这条规矩。
是的，贝托卢齐选择的这个艺术原则，与我们习惯了的清宫片创作原则相距很大，但它决不是旁门邪道，比方说，它就接近于被鲁迅誉为“革命者、艺术家、批评家”的卢纳察尔斯基的一个艺术见解：“任何一部称作历史剧的文学作品，都是某种或以历史事件为依据、或以历史事件为借口的骊歌、抒情、自白：诗人所利用的，不过是历史的材料或历史的衣裳。”
所以，还是让我们不要死抠历史，而是努力透过贝托卢齐为我们剪裁的这件“历史的衣裳”，窥见艺术家“以历史事件为借口的骊歌、抒情、自白”。所以我欣赏谢飞同志经过这一番审美感受之后作出的判断：“贝托卢齐不是在单纯地表现一段中国历史，而是在表达他对一个人从被限制了自由到恢复了自由的看法。”（《光明日报》1988年8月14日）他在电影《末代皇帝》中发现了一个深蕴着的“人的主题”。
电视剧《末代皇帝》的一大成功，是通过描写末代皇帝前半生展现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而电影《末代皇帝》的讨好之处，恰恰是在于它抓住了这个无往而不在的“人的主题”。
两个《末代皇帝》的碰撞点也恰恰是在这里。
这里有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观念差异。电视剧《末代皇帝》的作者相信“存在决定意识”的真理，所以他着眼于溥仪的两次改造——由人而龙（皇帝）和由龙而人。电影《末代皇帝》的作者相信“人与环境冲突的永恒性”，所以他着眼于溥仪的人性在非人性环境中的顽强生存，他甚至不像我们的艺术家那样地相信战犯管理所具有脱胎换骨的熔炉作用，后来的充满人性的溥仪在银幕上的出现，与其说是“改造”的结果，毋宁说是他作为一个人在恢复了自由之后久被压抑的人性的踔厉发扬。
由此而来的，是两部《末代皇帝》的表现重点的不同。
如果说，电视剧《末代皇帝》着力表现的是溥仪由人成了皇帝之后的“龙性”（即人的异化）；那么，电影《末代皇帝》所着力表现的则是溥仪当了皇帝之后也没有泯灭的人性。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剧情中的细微末节的、或并非细微末节的“碰撞”。比如——
电视剧里的小皇帝喜欢一屁股骑在匍伏于地的奴才脊背上，这自然为溥仪日后一口气搧奴才十几个耳光的惊人场面作了铺垫；
而电影里的小皇帝则喜欢一张口吸吮奶妈的乳头，这自然也为小溥仪不久怅怅然送别奶妈的感人镜头留下了伏笔；
电视剧里的小皇帝喊得最响、最揪心的一句话是：“还我三大殿！”
而电影里的小皇帝喊得最响、最揪心的一句话是：“我要出去！”
象征皇权的插着36根芳草的罐子是电视剧里的溥仪须臾不可离开的爱物；
而电影里的溥仪更加向往着一道道宫门之外的大千世界；
一旦作为皇帝的尊严受到触犯，电视剧里的溥仪就会“龙颜大怒”；
一旦作为人的尊严遭到伤害，电影里的溥仪就会郁郁不欢；
电视剧写到溥仪获赦戛然而止，因为在它的作者看来，溥仪一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就意味着他所经历的“人——龙——人”的两度脱胎换骨改造过程已经完毕；
电影写到溥仪晚年，因为在它的作者看来，溥仪获赦仅仅是获得自由的开始，他还要表现一下获得了自由之后的人的人性焕发……
而这最后一点也正是电影《末代皇帝》在艺术上占尽上风的地方。
贝托卢齐在影片的尾声处大施浪漫主义色彩，他让那只小溥仪当年玩耍过的蝈蝈神奇地活过半个世纪，而正是借助于这只神奇的“蝈蝈”，神奇地实现了溥仪的晚年与童年的“对接”，这同时也是历史与现实的“对接”。这种“对接”所释放出的情感能量相当丰富。这里既有世事沧桑的悲凉，也有童心（人性）永存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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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新的文化精神进行理性反省
——评刘再复、林岗的《传统与中国人》
吴家睿
从《传统与中国人》（以下简称《传》）的副标题——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基本主题的再反省与再批评——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宗旨。“五四”至今，过去将近七十年了，然而，当时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国民性的批判，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人们重新进行检讨。正如作者说的：“中国的现代化将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
这本书在“五四”前辈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再一次剖析了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同时对“五四”的反省也进行了批评。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国民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有许多人对它们作过批评、研究。有贬有褒，“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直是这个领域研究的常见现象。指望就此作出定论，将是一个过高的奢望。但这部专著与同类论著相比，值得人们注意的，不在于它对国民性本身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把国民性问题与产生它们的广阔背景——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所作的分析批评。
“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首先对古老的文化传统进行了认真和全面的反省。“他们的反思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仅见的
‘人的自觉’的思想文化高峰。”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得过于匆忙，许多事情还来不及做。那时，他们对国民性的批评，停留在指出问题的层次，他们注重揭示中国人“是什么”，传统“是什么”，而很少论及（或只是淡淡而谈）“为什么”。因而使反省缺少系统性和理论性。
《传》在上述的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工作。他们先把结论还原为问题，然后放到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考察，直追“为什么”。这里我们可以用书中讨论的基本主题之一的阿Q性问题来作例子。
作者首先分析了“精神胜利法”的内涵，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的在个人内心中自己同自己达成的契约，心外世界的真实性是依自己内心的契约而转移的，改变了自己同自己达成的契约，就进而修改了世界。然后，作者进一步挖掘了阿Q精神的哲学基础。指出阿Q精神是道家哲学和佛哲学身上长出来的一段“盲肠”。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共同塑造了一个“在碾除自我中达到个体的永生”的人生观。它把视点转移到佛老思想如何左右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把尘世的生民引向“通往无限的歧途”。最后，作者还以自己确认的“人”的价值尺度，重新评估了佛老的人生论，认为它的深层价值取向和儒家是一致的，“都是要取消‘人’”。作者还提出自己的生命观：“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它们已经创造出什么，已经达到什么发展程度，而在于它具有永不止竭的创造欲求和创造力，这才是生命的真谛。”
与鲁迅及“五·四”其他思想家的杂文相比，这本书似乎没有多少惊世骇俗之笔。但是，作者本意并不想让我们“吃一惊”，也不想摇动牢固的“现在”，只是让我们认清一些似曾相识的“面孔”，认识一些也许我们已经遗忘的真理。如果说“五·四”先驱者们拿的是“镜子”，那么作者操的是“X光机”。前者照出丑陋，后者则深挖出病根；前者以情感的炽热烧灼着人们麻木的灵魂，后者以理性的冷峻寻找着隐藏的真理。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分析，但应该欢迎他们的方法。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深刻的分析，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研究后而提出来的真知灼见。
两位作者在书中还表现出另一个特色——现实的批评精神。所谓现实的批评，指的是我们对一个理论的评价，不是看它的理想状态是什么，而是看它在实际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以现实的结果来评价一个理论的好坏并决定对它的取舍。这样的批评观尤其应该用于和现实息息相关的人文科学理论上。我们不能像讨论数学理论那样只考虑理论的形式美和理想状态。换句话说，我们在讨论一个理论的时候，首先考虑“它是什么”，而不是“它应该是什么”。
根据这个尺度，我们先看看新儒家怎样评价传统文化的。余英时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书中认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的观念是遍及于一切人的，虽奴隶也不例外”。理由是在先哲们的理论中曾经有过“人皆可以为尧舜”一类的古训。但在《传》一书里，作者使用的评价方式则不这样。例如在谈到佛老哲学时，作者首先承认“极端相对主义的宇宙观和‘丧我’、‘克己’的人生价值观，可以引导出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生：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人生和苟且偷生、自我陶醉的人生。”接着作者指出前一种人在中国极少，充斥在社会的大多是后一种人。这跟中国实际的具体历史环境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作者认为“佛老的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可以说是从内在个体人生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和主体。”在作者看来，不能因为佛学塑造了一个谭嗣同，就置千千万万个阿Q于不顾。
在这种评价尺度差别的背后，还深藏着一个哲学上的差别：二分法和整体论。理想论者热衷于二分法，喜欢把理论和现实分开，喜欢把理论“大卸八块”。当然，这并不是说《传》一书的作者思想方法就没有问题。勿庸讳言，作者有时也会背离初衷，由整体论滑向二分法。
笔者认为，今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中，需要提倡“现实的批评观”和“整体论的哲学观”。在这里，笔者赞同杜维明的说法，“海内外学者所面临的思想挑战是共同的，不是不同的，这个挑战就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到底能否跳出五四时代以来那种简单的二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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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天一柱》座谈会
《现代作家》第八期发表了诗人周钢的长篇报告文学《西天一柱》，中国作协创研部同四川《现代作家》编辑部于九月十四日在京召开座谈会，讨论这部反映四川建筑行业在改革大潮中，冲破“盆地意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纪实作品。与会者一致赞扬作者在抒写这曲改革赞歌时表现出来的激情和历史使命感。大家还就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参加会议的有唐达成、马识途、肖桐、周克芹、谢守模、刘丹陵、张锲、顾骧、缪俊杰、陈丹晨、周明、何西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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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非洲农庄》出版发行会
丹麦女作家卡恩·布莉克森的长篇小说《我的非洲农庄》（王依依译）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九月二十三日，丹麦驻华使舘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丹麦驻华使舘联合举行首次中译本发行会。《我的非洲农庄》以优美的散文笔调，描绘了二十世纪初年发生在非洲庄园上的一个个平淡、真实而十分生动的故事。该书一九三七年首次面世，是二十世纪丹麦文学的一部有广泛影响的作品。
丹麦驻华大使阿纳·贝林和我国文艺界六十多人出席了发行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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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文学》召开汪曾祺作品讨论会
9月23——24日，《北京文学》编辑部邀集部分在京的文学评论家召开了汪曾祺作品讨论会。
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中，而今健笔不衰的，汪曾祺可谓硕果仅存。八十年代以来，汪曾祺以其丰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底蕴写出了一批精致、凝练的作品，显示出和谐完美而又独特的文人品格，成为当代文坛上为数不多的短篇大家之一。讨论会上，评论家们就汪曾祺其人其作与其师沈从文先生的关系，与当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汪曾祺本人也与大家交换了意见。
《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副主编李陀主持了这次讨论会。到会的有黄子平、陈平原、李庆西、吴方、李洁非、蒋原伦、潘凯雄等二十余人。几位在京的外国汉学家也应邀到会。（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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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故事学会对民间故事家进行专题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在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工作中，发掘出了一大批民间故事家。这些故事家有的可讲一百多则故事，有的讲几百则故事，有的能讲一千多个故事。这样的故事家仅沈阳市就发掘出了一百多个。为此，中国故事学会与沈阳市文联最近在沈阳联合召开了以故事家及其作品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
会上宣读了三十六篇论文，集中对民间故事传承特点、故事家的个人讲述风格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也邀请了日本专家参加。（马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