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风华杂文征文
“对号入座”
叶延滨
记得最早接触“对号入座”的故事，还是刚入小学。老师在讲台上告诉孩子们封建社会十分残暴，一个秀才因为窗外的风吹乱了桌上的书卷，随口吟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于是被清朝的官们杀了脑袋……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爷并非全是不懂诗书的草包，——比如极风流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下的诗词大概比李白杜甫的多。诗好诗坏另当别论，但至少不是外行。这位“内行”的“对号入座”有两个典型例子：乾隆43年，浙江举人徐述夔作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乾隆以有反清复明之心罪名，将徐满门抄斩。礼部尚书沈德潜写过一首《咏墨牡丹》，有二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沈氏死后此诗才被乾隆看到，大怒，令开棺锉尸！被斩首和锉尸的两位并非反清义士，徐氏诗中的“明朝”是指明天，沈氏诗中的“异种”是指不是红牡丹的种子；但以此说乾隆没懂其诗，我看也不全对。文艺作品一旦完成，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这是文艺的正常规律。鲁迅谈《红楼梦》，说才子佳人和经学家、道学家、政治家各人有各人的眼光，这段论述十分精辟。因此，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家的乾隆，他用政治家的眼光去理解诗，并且“对号入座”，以为“明朝”是指朱氏王朝，认为“异种”是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均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但是皇帝爷这种“对号入座”的结果能让人头落地，就在于皇帝有两种一般读者没有的权力。一是“唯一的解释权”；政治家的皇帝看见的皆是政治问题，于是他个人的见解就是政治结论。二是“唯一的专制权”；用杀头的办法来消除其“对号入座”后引起的不满。为了不让皇帝爷“对号入座”，当时的人就说过：“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能碍于天下国家，……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可见“对号入座”是一种有文艺作品以来就有的现象，当然也有免于文字狱的“对号入座”的诗文。歌功颂德的诗文让统治者乐于“对号入座”也！——这是另一种基调的文艺。
可惜，杂文从它一来到这个世界，在它的生命基因中就不带有这种“基调”。正如世上没有严肃的相声、批判的情书和抒情的数学等等，我们如果热衷于“歌颂性的杂文”即取消了其针砭时事的批判性的本质，那么就像太监不再是某人一样！杂文是批判的艺术和艺术的批判，是没有媚骨的散文。
这个时代仍需要鲁迅式的直面人生和现实的杂文，仍需要以冷嘲热讽的笔锋，指向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指向民族国民性中的丑陋面。因此一篇杂文写得好不好，有一个重要的标志：让某些人能够“对号入座”——或是他自己“对号入座”，或是别人替他“对号入座”。
尽管有人说我们今天已不是“杂文时代”，把鲁迅笔法划归只能用于敌我矛盾。但建国以来，不少杂文家因为某些人“对号入座”进入他们的杂文，而使这些杂文家知道“杂文时代”尚未结束，其标志就是扣在他们头上的各种帽子，并罹难20多年的事实。
民主盛，杂文兴。一个民主的政府是欢迎舆论监督的政府，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是不怕“家丑外扬”，敢于正视自己落后面的民族。近几年我们各种报纸上杂文的繁荣，使我从这些小窗口上的一个侧面看到了改革的希望。真格的，如果一篇杂文不能让某些人“对号入座”，还算什么好杂文？如果我们的社会完美得没有阴暗面和腐败现象，改革岂不是庸人自扰么？
让人“对号入座”的杂文如果也该“对号入座”的话，我想：杂文一定和改革坐在一起……
（作者单位：成都《星星》诗刊编辑部）
第8版(副刊)
专栏：
北方，有一株仙人掌树
纯人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萧红是一位颇有个性的著名女作家。她不向命运屈服，反抗人世间的不公正，渴望自由的生命，锋芒毕露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我三次去呼兰河畔访问过萧红故居，总想从她童年的屐痕，寻找出我所理解的萧红，寻找出她那极富魅力的个性。
我第一次访问萧红故居，是在1981年的6月。
当年的张家大院已经面目全非，院套早已没有了，曾给过萧红童年仅有的爱抚的后花园，更是无影无踪，只有五间已经斜歪的草房还在，萧红就诞生在这里。现在虽然住了几房人家，但看上去仍破烂不堪。那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地下满路泥泞。在屋里，在院里，我拉长了追忆往昔的思绪，向当地人询问张家大院历史的变迁，问萧红的童年生活。呼兰河畔出了一个萧红，是呼兰人的自豪，他们有理由为这位女作家建一个像样的纪念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萧红的在天之灵不知对故居有何想法？我敢断定，她是不肯把自己的尸骨葬在张家花园里的。虽然这里有过大自然对她童年的爱，给予过她许多美丽的遐想，也有过祖父的真挚的关怀，然而，更多的是父亲、母亲以及祖母留给她心灵上的许多伤痕。她那颗孤寂和渴望自由的心，早已离开了这块土地。一个漂泊异乡的人，如果故乡给予的是甜美的记忆，临死时一定会说：把我葬在家乡的土地吧！萧红没有说这句话，我理解她为什么不这样说。
我带着这种感慨走出萧红故居。我的心如沥雨阴闷的天空，充溢着怅然失望之气。等我看完萧红读过书的龙王庙小学和萧红童年常去玩的四望亭公园之后，我便在心中叨念着：萧红不在！萧红童年的影子也不在！
另一次访问是两年后。萧红故居开始修缮，住户也都搬走了。眼前的变化，令我吃惊，原来的破烂家不见了。院子被红砖墙围了起来，侧墙还修了一个小门楼。五间房也面貌一新。窗门都重新油漆过。靠东山墙又修了一个接待门房。还准备整修一些地方，尽快把萧红的遗物、文稿、著作等文物陈列起来。我相信，对于热心修缮萧红故居的人们，历史会记住他们的。但我心里总是不停地问自己，萧红笔下童年的家真是这样的吗？如果萧红活着，回到这里，能认识这个家么？我希望在萧红故居找到童年的萧红，找到那个不肯向命运低头、倔强而又郁闷寡欢的小姑娘的心愿越发强烈。
从萧红故居出来，我又去了龙王庙小学，去了四望亭公园。县里陪同的同志说，这个公园有个花窖，可以去看一看。
花窖不大，养了一些月季、槴子、木菊、杜鹃、茶花、米兰……花窖管理人员特意领我们观看了一株有二层楼高的仙人掌。
这株堪称奇迹的仙人掌被罩在一个大玻璃窖内，许多玻璃窗口是打开的，为的是通风透气。到了冬天，才把窗子关起来。管理人员说，这仙人掌已有七十多年了，和萧红的年龄相仿。萧红小的时候，常到四望亭来玩，很喜爱这仙人掌。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颤，低声地喁语着：
仙人掌——萧红……
萧红——仙人掌……
至此，我才感到一种欣喜的快慰，我觉得萧红仍活在自己的故土上，这挺拔的仙人掌便是她生命不泯的象征！
第8版(副刊)
专栏：
汹涌的潮汐
——有感于广东省舞蹈学校现代舞表演
赵国政
那是月亮对于地球的向往，因而用它无形的手臂对大海进行着不停顿地拨弄？那是海水对于陆地的向往，因而向岸边一次次地跨越和冲击？那是生命对于自由的向往，而永不停歇地奔呼跃起？那是人类对于未来的向往，而前仆后继地向前进发……这就是广东省舞蹈学校现代舞实验班在全国艺术院校第二届“桃李杯”比赛中，为大会展示一年来课堂训练成果时所表演的作品《潮汐》（编导：该班学生王玫）给我留下的印象。它不仅理所当然地荣获了这次比赛的优秀教学剧目创作奖，也像汹涌的“潮汐”一样证明着现代舞的生命力。
现代舞，这个崛起于北美和欧洲的舞蹈，是现代主义艺术家族中的成员。它有着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丑陋与怪诞，也有着我们传统舞种所不可企及的光彩与生机。它尾随着现代工业、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的步履，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今天已成为一种跨国的、世界性的、被文明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舞蹈形式。被誉为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奠基人的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都曾受益于现代舞的启蒙，并随着他们创作的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现代舞作品登堂入室的。然而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影响，致使现代舞只有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里才逐渐地、有条件地取得了合法的立足之地。依赖于这种生态土壤，才出现了像《希望》、《绳波》、《海浪》、《命运》、《八圣女》这样一些很有艺术光彩、注重社会效益的现代舞作品。然而它的兴起至今还处于一种零星的、分散的、自发的状态，原因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进行现代舞教育的专门系统和专门的演出团体。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舞蹈学校不失时机地于去年9月开办了三年制的现代舞实验班；并拟于第四年，当这批学生毕业后成立现代舞团。一年来，分别由瑞典的别吉特·奥克桑，美国的沙拉·斯特克豪斯、费鹤立、商如璧，以及香港等地的现代舞专家亲临执教，取得了堪称不凡的成果。学生们不仅初步掌握了现代舞的理论原则和知识、形体运动规律、编舞的技术与技法，还能独立地创作像《潮汐》那样的优秀之作。显然，在利用人体的表现功能上，受过系统训练与没有受过系统训练；在编舞技术上有法可循与无法可循，的确是有着文野之分和高低之别的。
从另一方面讲，传统舞蹈艺术的发展，也需要现代舞蹈艺术的接应和补充。如果我们站在人才培养的高角度上进行审视，不难发现，现代舞无论在施教方法和教育目标上，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借鉴价值。它培养的不只是会跳舞的演员，还是会教学的教师、会编舞的编导；它不仅开发着学生的形体技能，还开发着学生的智慧才能；它不仅教会学生如何承袭前人的成果，更着眼于要学生创造出超越于前人的成果。这与我们封闭性、单一性的传统舞蹈教学所教出来的学生只会模仿，不会变通；只知承袭，不会创造的旧有模式要优胜得多。广东省舞蹈学校现代舞实验班的成就对我国舞蹈教学的改革，无疑将会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和催化。
当然，现代舞毕竟来自于西方，在我们借鉴和移植过程中，如何使其与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相沟通，如何使我们的观众不会感觉其怪诞和晦涩，而能产生理解和亲切的情感，还有待于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在实践中去求索。
（附图片）
《双人舞》 叶进摄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词世界”的新探索
——读陈迩冬《宋词纵谈》
陈建根
词，或称曲子词，是我国古代文学形式之一，萌芽于隋、唐，盛于五代，到宋代即进入全盛时期。宋人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市民胥卒，均有能倚声填词者。今传宋词约二万余首，林林总总，百花纷呈，堪称瑰丽多姿的“词世界”。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迩冬《宋词纵谈》一书，是对宋代“词世界”可贵的探索。全书以词人为纲，词作为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按照晏欧、苏辛、周姜三大词派，分别论述。作者统观有宋一代词的发展脉络，剖析其利弊得失，着眼于宏观，落笔于微观，有许多精到的见解。他认为历代词作多是写景、咏物、纪游、赠别、怀人、思乡和谈情说爱，词作家把词这种文学形式当作“抒情诗”写，很少把它用来叙事、说理的，致使宋词也很难完全跳出“轻”“软”双重的习惯束缚。这段论述，可以说抓住了宋词的症结。
《宋词纵谈》评论宋词，大多不是演绎已有的研究宋词的定论，而是凝聚着作者大半生研究宋词的心血，是他的宋词研究成果的升华和结晶。宋词研究者早已肯定婉约派词和五代“花间”词有着血缘关系，但对最先“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的苏轼豪放词的由来和形成，却很少有人去寻“根”。作者举出像北宋词人潘阆《酒泉子》这类“句法高古，语带烟霞”的词，和范仲淹《渔家傲》那一路词，“未尝不各有影响于苏词，或者说他们是苏辛词派的先驱”。
再如评论周姜词派的大词人吴文英，当时南宋人对他或毁或誉。建国后有一段时间对吴文英词的评价，大致也是“棒杀”居多。《宋词纵谈》对吴文英的评论，吸取旧评的“合理内核”，自立新说。他指出吴词“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但过于密丽处，往往变成晦涩和朦胧。这就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在艺术技巧的分析中找出吴文英词的艺术个性。其它像分析柳永的慢词所表现的新语言和新感情，评赞周邦彦词谋篇的匠心，探索黄庭坚瘦硬峭拔词风的形成等等，均极精到。
《宋词纵谈》还设专章介绍“宋代词人是怎样写词的”。作者擅长作诗填词，深知个中甘苦，他从宋代词人填词和词论中概括了一套相当完整、细密的写作方法和写作程序。这既填补了宋词研究的一项空白，也为读者揭开了“词世界”的创作之谜。
目前古典文学论著，大多文字冗长，语言乏味，一副死板板的面孔，而《宋词纵谈》作为研究宋词的普及读物，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确实难能可贵。
第8版(副刊)
专栏：
大漠行 〔国画〕 刘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