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从价格改革实践中学会价格改革
詹武
价格改革像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崭新事业，没有成规可循。从根本上说，只能从实践中探索，逐步学会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调整价格结构（体系）和稳定价格总水平等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上升到科学的规律性的认识，就可以提高自觉性，增加透明度，增强自信心。
从近十年价格改革实践中，我们能得到哪些认识呢？
第一，价格总水平稳定是价格改革取得好效果的重要前提。
我国从1979年到1984年这六年中，除1980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6％外，其他五年都是稳定在上升2％左右。由于保持了价格总水平的稳定，这段时间的价格改革出现了良性循环：一、调整价格迈的步子较大，工农产品间和部分工业品间的不合理比价得到相当调整，特别是工农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有明显的缩小。二、新的价格管理体制和市场价格机制开始形成，而且呈现向前发展的好势头。三、价格调整和放开促进生产的效果比较显著。突出的如农产品大幅度调价，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当时以双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极大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连续六年农业全面的迅速的大增产。有升有降地调整纯棉织物与化纤织物的比价，既有利于改善当时群众着装，又有利于解决当时棉织品供不应求与化纤织品积压的供求矛盾，使纺织品得到了平衡发展。
但从1985年起，价格总水平持续大幅度上升。这不仅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还给价格改革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一、工农产品间的“剪刀差”又重新扩大，粮食和其它许多农产品价格重新陷于谷底；前段已缩小了的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产品价格间的差距也重新扩大，煤炭、石油开采工业又出现全行业亏损。二、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中计划内外差价日益扩大，双轨制的流弊日益显露。三、有些已放开的价格又重新统起来，或恢复票证供应，地区间封锁加剧，重新出现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控制价格上涨的局面。四、许多该出台的改革措施，因怕加剧价格总水平上升而未出台；有些产品价格偏低明显妨碍生产，也因而未加调整等。总之，价格总水平持续大幅度上升，既危及改革成果的巩固，又制约新改革措施的出台，并使旧体制趋于复归。
第二，近几年价格总水平连续大幅度上升的根本因素是通货膨胀。要区分结构性与通货膨胀性两种价格上涨。
价格放开和调整是否必然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要看具体条件。
在下列条件下，放开价格或调价，可以不引起价格总水平上升：一、有升有降的调价；二、在宏观经济得到控制，供求关系比较正常，企业处于较正常竞争条件下，将定价、调价权下放到企业，或扩大议价和市场价的比重。
然而价格改革初期，由于我国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供求不平衡，有升有降的调价只是少数，多数是稳住价格偏高的，提高偏低的，因此，这种调价和放开免不了要推动价格总水平一定程度的上升。
但决定近几年价格总水平连续大幅度上涨的根本因素，不是这种结构性调整，而是通货膨胀。从1985年起，价格水平之所以持续地大幅度上涨，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连续膨胀，工业速度过热增长，财政连年赤字又靠向银行透支，这又集中表现在货币发行量连续以较大的幅度增长。近几年价格总水平连续上涨中，结构性调价的影响已越来越小，1986年和1987年基本上没有出台大的价格改革措施，主要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
价格总水平的结构性上涨和通货膨胀性上涨，形式相同，实质不同：一、起因不同。前者由价格放开和调价引起，后者由通货膨胀引起。二、作用不同。前者可促进生产发展，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效益提高，其作用是积极的；后者则扭曲了价格信息，冲击价格改革的成果，助长价格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降低经济效益，其作用是消极的、破坏性的。三、前景不同。前者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是暂时的，一旦生产发展了，有效供给增加了，经济效益提高了，价格总水平上升幅度就会回降并趋于稳定；后者如果宏观上没有有效控制措施，价格总水平上涨将会持续下去，而且愈演愈烈。
第三，理顺价格结构，应以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为主，结合调整价格。
为了理顺价格结构，有必要对政府定价的部分重要商品进行正确调价。调价时既要尊重价值规律，又要考虑企业与社会承受能力。但是，从整体看，要有效地理顺价格结构，必须以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为主，结合调整价格结构。这是由于：第一，这样较能适应各种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因地制宜进行，使价格结构得到比较及时比较合理的调整。第二，企业和个人不会一下承受很大的压力，价格逐步变动中的连锁反应也较小，易于被逐步消化。第三，在计划价格不具备条件全面调整时，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把一部分价格放开，实际上可起到自动调整价格的作用。第四，如果只调整价格结构，而管理体制不改革，基层和企业无权随着劳动生产率和供求关系的变动灵活变动价格，即使政府把价格调整合理了，过一段时间又会不合理。
应该看到，合理的价格结构不可能在静止状态中形成和保持，只能在不断变动中形成和保持。因此，理顺价格结构，主要依靠建立健全新的价格管理体制与市场价格机制。在这种合理的体制与机制的作用下，只要宏观控制适当和没有通货膨胀，就可逐步形成和保持合理的价格结构，自动调节价格比例关系，使之准确及时地反映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的要求和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从而引导生产和消费的合理调整，促使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第四，新的价格体制和机制，必须既能灵敏反映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又能在宏观调控下防止盲目性。
放开价格，应从取得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具体条件，有区别、有步骤、有准备、有管理地进行。
所谓具体条件，主要指：资源条件、供求状况、企业和社会承受能力、某种商品放开价格与保持价格总水平稳定的相关程度等。
所谓有区别，是指价格放开程度因不同商品、不同地区而有所不同。如极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由国家定价，其他大量商品和劳务分别实行国家指导价和市场价。就不同地区说，如经济特区可多放开些，基本上实行市场价，和内地有所不同。
所谓有步骤，是指要根据具体条件逐步放开。如果不问条件，将应该放开的商品价格一下全部放开，可能使企业与社会承受不了，刺激价格总水平剧烈上升，同时也不利于逐步形成市场价格机制。
所谓有准备，主要指国营商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有必要的准备，在若干重要商品放开价格后，有能力进行购销调运，吞吐调剂，稳定物价，发挥好主导作用。还要搞好毗邻地区间的协调，避免放开后发生抬价抢购。
所谓有管理，是指对放开价格的商品，要活管结合，活管同步。越是放开，越要加强管理。管的目的，不是管死，而是管活。管的方法，不是过去那套单纯行政手段，而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思想的、信息的、服务的多种手段，进行管理和引导，使价格既活又稳，真正走出一条“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新路子。
放开价格，只是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同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价格管理体制和机制。新的价格管理体制，要以国家指导价和市场价为主体，除极少数重要商品由国家定价外，企业拥有必要的定价调价权。在这种新体制下，绝大部分商品实行指导价和市场价，能够灵敏反映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要求。同时，极少数重要商品仍实行国家定价，如农用生产资料等还可实行国家指定部门专营。
还要建立起有经济调节手段作后盾的有计划的市场价格机制。在能灵敏反映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市场价和指导价的基础上，对若干种重要商品还有必要采取以下经济调节的配套措施：一、规定收购的保护价和最高限价，使生产者既不能获取暴利，又不致利润过低，从而保证能稳定进行生产。二、国营商业发挥主导作用，在市场进行购销调运吞吐调剂。市场出现卖难时，它按保护价收购；市场出现买难时，它适当抛售，并带头遵守最高限价。三、设立价格调节基金，用于补偿国营商业执行保护价收购时的价差损失，成为对国营商业起蓄水池作用的财力后盾。有了这样三位一体的配套措施，在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下，就有可能建立起一种稳定价格的机制，消除市场上价格暴涨暴跌，消除市场供求的大起大落和生产的忽上忽下，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稳定地向前发展。
第五，价格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内部与外部都协调的配套改革措施和后续措施。
价格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内部需要将上述的稳定价格总水平、调整价格结构、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新的价格机制四个环节都协调解决好；外部则需要在生产、流通、分配诸领域都有得力的配套改革措施和后续措施，才能持久地发挥综合效益。
放活价格和优化价格结构，有可能促进生产增长和经济效益提高。然而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有其他鼓励企业增加生产、提高效益的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例如1985年将粮棉油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内按比例价收购，合同外按市价，市价低于比例价时按比例价收购。这种合同制与价格机制如果运用得好，是可以促进粮油稳定增产的。然而由于把当时粮食因为流通环节和加工转化跟不上而出现的暂时的相对的富余误认为生产绝对过剩，以致实际收购价格偏低，使粮农的比较利益下降，各地奖励粮食生产的措施又大都废弛了，结果这项方向正确的改革不仅没有发挥出促进粮食稳定增产的应有作用，反而出现减产和徘徊。但同时也有少数市县对这次改革有正确的认识和掌握，当农民粮食多余时实行保护价收购，奖励粮食生产的措施照常执行。结果，他们这几年粮食生产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的好势头。就工业生产说，很多工业品放开价格，或调高偏低产品比价，企业也得到一定定价权后，还需要深入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善企业经营机制等。这些配套改革措施搞好了，价格改革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预期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价格改革要起到促进流通顺畅的作用，也要有健全的市场机制、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稳定的市场环境相配套。1985年取消生猪派购和放开猪肉销价后，刺激了生猪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充裕，这种好形势保持了一年多。但由于没有从市场机制、市场环境等根本条件上解决改革前就存在的“卖猪难”和“买猪难”的问题，1987年就大范围出现了生猪生产下降，供应紧张和恢复票证供应。今年生猪生产稍有回升，又有些主产区露出“卖猪难”的苗头。然而也有少数市县，采取了有效的流通措施，使渠道畅通，猪多时卖猪不难，养猪者得到了保护价的保护，从1985年改革起到现在，一直产销平衡，生产稳定上升，出现了良性循环的“小气候”，使价格改革发挥了良好的效果。这说明，在进行价格改革的同时，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是何等重要。
价格改革还必须同分配领域的工资改革配套进行，以保证职工实际工资继续有所增长，并将职工的劳动贡献同企业经营效益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在调动起广大职工积极性的基础上，发挥出价格改革促生产促效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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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危机的反省与超越
——评《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
章清
近百年来，随着古老的中国骤然从原先封闭式的“大一统”格局中跌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世界联系之网，已经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面临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和冲击。现实已不容中国文化继续封囿于旧的架构之内。于是，冷落多年的文化问题一跃而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姜义华、吴根梁、马学新编著的《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出版），反映了港台及海外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成果。
与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摆脱的把文化只理解为阶级意识形态一部分的狭隘文化观念不同，港台及海外学者更多的是以世界理论中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去把握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各种思想文化潮流的。《自由主义的趋向》是以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晖为典型，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醉心的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命运的反省，既揭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与自由主义发生亲和作用的“退避不争”、“全生保真”，但不能鼓起人争自由的热情的佛老思想，又强调了西方自由主义兴起所具备的王权衰落、自由贸易，中产阶级壮大以及民主政治之成长等条件在近代中国都还处于萌芽状态。本文的作者殷海光先生是在胡适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他来总结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无疑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关于自由主义，史华慈先生的《严复与自由主义》解释了何以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一体，而自由主义又昙花一现，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醉心的涅槃。
与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当代新儒家）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思想。最近几年，新儒家不胫而走，他们用心阐明的“儒家人文论”，“五四断裂说”、“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等论断，也成为当前文化论争中的热点。本论集除了收录傅乐诗追溯保守主义在近代社会递嬗面貌的论文《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与文化》，还介绍了分别从自由主义背景和新儒家的立场来反省或弘扬新儒家的重要文章——张灏的《新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危机》和刘述先的《当代新儒家的探索》，特别是张灏的文章，曾引起普遍的反响。张灏强调理解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不能只着重于“认同危机”、“现代化危机”等观念，还须重视宗教哲学上对生命意义探讨的“意义的危机”层面，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当代新儒家的性格。另外，这本论集还选收了以当代新儒家开先河的思想家梁漱溟和熊十力为中心的论著，即艾恺的《梁漱溟——以圣贤自许的儒学殿军》和杜维明的《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代新儒家的认识。
除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形成巨大洪流并在思想文化界获得执牛耳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思潮。遗憾的是有关总体性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的论著未能收入这个集子。其原因是，尽管港台及海外学者讨论社会主义的论著甚丰，但多囿于陈见。可见，抛却前嫌，摆脱各种障蔽，也是将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双方都应致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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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众哲学》一书出版
由北京、上海、辽宁、山西等地理论工作者共同编写的一部通俗的哲学读物《当代大众哲学》，最近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吸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哲学领域一些最新成果，较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尝试性地纳入了当代自然科学向哲学提出的新范畴和新命题，诸如信息、层次、系统、中介、无序和有序、开放和封闭、连续性和间断性、认识的精确性和模糊性、排列组合和质变等；还采用同类书中没有或很少采用的新鲜的知识性例证，将哲理、新知、情趣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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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中的人才问题》
主编 彭文晋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本书汇集了近年来我国人才研究的成果，集中探讨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外向型人才开发、人才市场与人才流动以及有关人才的开发对策和人才学基本理论等问题。
（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