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我国高就业低效率的局面需要改变
建国后，随着经济公有化、集体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城镇就业也就越来越多地被政府包揽下来，而且城市越大，包揽的程度就越高。在这种“包揽”机制下，城镇就业逐渐形成了“一高两低”——即“低工资，高就业、低效益”的就业格局。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狂热气氛的催染下，演化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革”10年，全国共有1700万知识青年被“动员”去了农村。与此同时，却有1300万农民和1000万随军家属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1966年到1976年，城镇职工总数增长了67.4％，城镇就业面提高到53.2％，但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了9.7％，职工人均实际工资水平仅增长3.4％。“文革”10年，是我国城镇“低工资、高就业、低效益”格局的形成时期。
打倒“四人帮”后，知识青年潮涌回城。不可避免地恶化了企、事业单位已有的人浮于事、效益低的痼疾。据统计，1978年—1986年间，我国共安排城镇就业人员5886万人，平均每年736万人。这一时期，尽管经济实现了较为稳定和高速的增长，但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扣除了统计指标中的水分）平均每年增长仍未超过3％，大大低于“一五”时期平均8.7％的水平。
一般地讲，一个国家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家庭结构及人口年龄构成等因素的变化有关。其中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经济愈发达，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才愈高。可是，经济发展水平颇低的我国，1983年就业面就上升到58.6％，大大高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是47.7％（1979年）；西德44.9％（1980年）；日本48.4％（1980年）；法国43.3％（1980年）。而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又大大低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日本1952—1975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9.13倍，就业面增长不超过3％；我国1952年—1983年，城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48倍，就业面的增长却提高了24％。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城镇就业仍未摆脱“高就业、低效益”的格局。随着改革的深化，它将愈来愈成为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难题。
（《中国妇女》1988年第8期 石小敏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辞书出版的喜与忧
近几年来，每年平均有200多种辞书问世，其中既有《辞海》、《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一批代表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大型辞书，又推出了《宗教词典》、《法学词典》、《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等许多填补辞书出版空白的专科性辞书，还有多种少数民族辞典、外汉辞典和年鉴、手册、年表等各种工具书，并同海外合作出版了几十种辞书。全国除了现有的5家专业辞书出版社外，其余400多家出版社几乎都出了辞书。
然而，在辞书出版业中也出现了一种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急功近利现象：
一是抄袭拼凑，把别人的几本词典拼凑成自己的词典。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介绍，近年来发现有多种辞典直接抄自《辞海》，有些地方甚至抄得一字不漏。有时，被抄的辞典有错处，抄袭拼凑者也照般不误。二是只讲辞书出版的速度，不讲质量，为早日赚得利润，草率从事，出版的辞书错误百出。三是辞书的选题重复，争出能够赚钱的热门辞书。如成语辞典，全国各出版社就出了七八十种之多。
辞书出版业的这种急功近利现象已使辞书出版的整体质量出现下降的趋势。一些辞书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一个“钱”字。出版界要讲经济效益，但出版辞书更要从文化积累的角度考虑，这是文化事业的基础工程，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集中体现。
（9月7日《文汇报》 张立行、金丹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关于机器人的争议
自1954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原型机，机器人这个崭新的家族便在人类中间“繁衍”起来。
很快，各种类型的具有视觉、触觉、能行走的智能机器人相继诞生。它们出现在精密装配、核工业、各种恶劣环境和农业等工作岗位上。
据统计，目前国外工业机器人主要生产厂家有400多，机器人品种达700多，这个新生家族的总“人口”也达到了14万。
一些专家预测，到1990年，世界每年将有13万至14万机器人诞生，届时总数量将逾百万。机器人，正越来越多地降临人世。
尽管机器人与世无争，处处服从于人类。然而，对它的诞生，人们颇有异议。
在机器人的“考核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提高劳动生产率3倍左右，某些领域高达10—40倍；降低成本25％，每台节约劳力2—3人；代替人从事有毒、有害、危险环境下的劳动；深入某些人不能到达的极限作业领域等等。
也许正是由于机器人带来的高效率，使人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有人提出：大量采用机器人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失业。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假若机器人的发展会抢走人的饭碗，它无论如何都将难以在眼前这个世界上立足。那么，使用机器人到底能否造成失业呢？
事实上，采用机器人为社会增加了就业机会，增加多少呢？据美国1985年的实际统计，由于使用机器人使4000人离开原工作，随之新工作却增加了12794人，净增了8000多个就业的机会。
问题显而易见，人们对于机器人的异议，完全是杞人忧天。
（9月11日《经济参考》 孟祥杰、朱羽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知识分子定义种种
什么是知识分子？学术界众说纷纭。按其界定标准的不同，可以归纳如下几种：
（一）根据属性界定。即认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阶层，我国理论界普遍持这种观点。它只是对知识分子的属性作了规定，而对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特征，诸如知识分子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干些什么，以什么方式干等问题都没有说明，故算不上一个较完整的知识分子定义。
（二）根据占有知识的多少界定。澳大利亚学者丘奇沃斯说：知识分子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管他是否在职），高等学校的学生以及那些虽然没有受过正式高等教育，但能做好一般需要受过高等教育才能做好某项工作的那些人。丘氏仅对知识分子是哪些人作了说明而对其余没作回答，因此，也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义。
（三）根据劳动方式界定。这种定义首先规定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必须以生产智力产品而得到的收入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苏联《政治词典》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由被雇佣从事专业脑力劳动的人组成的社会阶层”。这一定义规定了劳动方式和阶级属性，它比（一）、（二）两定义全面一些。但应当指出，这不符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因为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已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存在“被雇佣”的关系。
（四）除上述之外，国外还有许多界定方式，美国学者豪认为，界定知识分子的方法有二：其一，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角色；其二，根据他自我宣称的思想。美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未必都是知识分子，只有那些敢于在反核议定书上签反对意见，怀有知识分子那种不屈于权势，敢于批评时政不怕牺牲即知识分子意识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总之，上述种种界定几乎都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多有片面之处。就目前的状况看，知识分子的定义尚须进一步研究确定。
（九月一日《社会科学报》 桑士显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茅盾的一首轶诗
在已故文学大师茅盾的家乡浙江省桐乡县，有一个由中学语文教师、文化工作者、店员职工、新闻记者等各个层次四十多人组成的茅盾研究会。在该会1 9 88年出版的第2期《会刊》上，刊出一首茅盾写于1 9 48年的未经发表的轶诗，这首诗是茅盾在香港写给石门附近农村他的姻亲邹桐初的。全诗为：
临水数峰无限好，最宜雨外复云中。今朝溪上移舟去，看我残阳又不同。野屋临溪足寄居，四方烟翠一床书。近来闲较沙鸥甚，秋水明月闻夜渔。
（摘自9月3日《文艺报》 倪元俊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本世纪末发展最快的行业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最近预测，到本世纪末，随着技术进步、需求增长和知识更新，一些职业将自行消亡，而另一些则迅猛增长。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医疗保健行业和计算机行业中的12种职业：超级程序员、医助、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和辅助治疗师助手、数据处理设备维修员、家庭保健师助手、计算机系统分析员、医疗档案专家、民间或政府雇佣的咨询服务人员、计算机程序员、放射学技术专家等。
人类正在向高龄化发展。以美国为例，到本世纪末，85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将以4％的比例增加，而人口出生率每年则为1％。将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房屋、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服务。
估计到2000年，服务行业将会产生出2000万种新工作。随着服务行业的发展，还将产生出专门为这些服务行业服务的新行业。
（9月6日《科技日报》 欣欣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笔迹学——年轻的学科
目前，笔迹学作为一门新学科，正引起世界上一些学者的浓厚兴趣。
美国一家公司因机器零部件失窃，每年的损失达100万美元。美国国际笔迹学咨询处主任安德勒·麦克尼霍尔通过审看这家公司每个职员的笔迹，马上确认公司副经理就是盗窃案的幕后策划者。经过一番侦察，终于获得了这位副经理的犯罪证据。
今天，美国约有3000多家运用笔迹分析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笔相鉴定公司。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认为，笔迹学是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开设了笔迹学课程。在法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地，笔迹剖解广泛运用于疾病诊断、遗产公证、缉拿罪犯等方面。
美国纽约的心理学泰斗赫尔斯坦认为，笔迹是大脑传递给手指的意念。就像指纹一样，世界上没有完全雷同的笔迹。笔迹学家只要对300个书写符号下笔时的用力程度、符号间的空隙、符号的大小以及笔划布局等进行分析，就可以断定此人性格的基本特征。一些国家的笔迹学者认为，笔迹的运动是人体语言的重要象征。急进、流畅、成圆形的字体表示果断、和蔼可亲、善于交际的性格；呆板生硬的笔划意味任性、好斗；断断续续、不连贯的书写说明优柔寡断和不彻底性；字体潦草表明逻辑思维能力强；字与字之间距离大是羞怯或孤僻的象征。
（9月12日《解放军报》 冬廷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孔祥熙当选奥委始末
孔祥熙其人，自己不搞体育，也从不关心体育事业，却于1939年出任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中国第二任委员。
孔祥熙怎么“当选”的呢？原来，是由当时我国体育界名流、第一任中国奥委王正廷推荐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本来不景气的中国体育事业奄奄一息，唯一的民间团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已处于瘫痪状态。“体协”的董事们东奔西散，无人过问。在这种情况下，王正廷只好自做主张推选了孔祥熙。
王正廷这么做，主要的考虑是“体协”没有经费，要找个有钱的来挂名。他曾向人说起这一原委：“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依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当国际奥委的中国委员，必须选一个能向政府说话、有钱有能力的人才行。”这样，这个当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就被请进了奥委会。当然，这里也有“私交”关系：王正廷和孔祥熙都是基督教徒，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又起自教会的提倡；他们都是留美同学，又是同属一个“兄弟会”的哥儿们，过去王正廷又任过孔祥熙的实业处长等职；加之孔祥熙那时已是国民党的显赫人物，也有必要拉紧关系。
王正廷把孔祥熙这个“财神爷”拉进奥委会，在经济上也确实得了一些好处。194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去伦敦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回来没有路费了，王只好向孔告急，孔祥熙从纽约汇了3000美元，中国代表团才得以回国。
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后，从没参加过奥委会任何会议及活动，也不过问国内体育事业。按照《奥林匹克协章》，一个委员两年不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就要以辞职论处。但孔祥熙自1939年“当选”直到1955年8月，才由奥委宣布他辞职，这颇富讽刺意味。
（9月11日《解放军报》 匡达人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办公桌暴露你的优缺点
美国效率专家约翰·李博士在研究中发现，办公桌上的情况可显示其主人的性格、能力和为人：
“叠”：桌面上、抽屉里所有的文件资料都叠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这种人工作比较有条理，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办事效率高，工作责任心强，但事事小心谨慎，往往缺乏开拓创新精神。
“塞”：桌面上可能很干净，但抽屉里却很乱。这种人只注重外观，喜欢投机取巧，文过饰非；聪明，但比较懒，不太可靠。
“散”：文件东放一些，西放一些，比较散乱。这种人缺乏自我组织能力，很难集中精力，工作有头无尾，条理性差。
“堆”：办公桌就像垃圾堆，集前三种缺点于一身。这种人应该从头训练起。
专家认为，办公桌上乱，也可能是这家公司人手不够；但如果每张办公桌上都整洁干净，井井有条，更可能是公司冗员太多。
（9月9日《青年参考》）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原载8月28日《深圳特区报》 锡龙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