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我做梦都想着回国”
——阿富汗最年轻难民的呼声
任毓骏
“今天，大约有50万阿富汗人没有见过自己的祖国，他们是难民们所生的孩子。这些可怜的小东西一出生就沦为难民，他们没有喝过故土甘美的山泉，没有呼吸过高原清新的空气，没有欣赏过家乡春天的鸟语花香……”穆罕默德老人坐在树荫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我送给他的香烟，然后又一声长叹，双眼仰望着西北方的天空，好象在神游故国。
我几乎每个星期五都到伊斯兰堡的集市买菜，不仅因为那里的水果蔬菜种类繁多，价格便宜；对记者来说，这里是了解各色人等的好地方。我经常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一前一后相随着。男孩手里提着几十个空塑料袋，嘴里不断用普什图语、乌尔都语和英语交替喊着：“一卢比，一卢比！”他是在向买主们兜售包装。老者裹着厚厚的缠头巾，顶着一个扁形大罗筐，看到妇女或是外国人，便走上前去问要不要帮忙。集市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专门为顾客服务。买主买了东西后，他们就顶在罗筐里，然后送到汽车旁，挣得十来个卢比的小费。
见的次数多了，我发现老者能讲英语，就同他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8年前从阿富汗逃到巴基斯坦，先在白沙瓦谋生，后来到伊斯兰堡投奔亲戚。老人原来的职业是小学教师，来到巴基斯坦后什么杂活都干过。卖塑料袋的小男孩是他的孙子，叫马苏德，1980年出生在白沙瓦。
根据最近一份难民情况调查报告，难民营里的婴儿出生率约3％，但成活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难民儿童营养状况差，身体发育不及正常儿童，这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学龄儿童受不到正常教育。阿富汗的文盲比例本来就高，经过8年战乱，下一代的境况将更加可悲。
小马苏德的姐姐9岁就开始学织地毯，至今已有5年“工龄”了。在他们的聚居地，和马苏德年龄不差上下的几十个孩子没有一个上学的。年龄小的和马苏德一样卖塑料袋、火柴、水果以及其他小商品。年龄再大一些的，就独自背了各种各样的地毯，走街串巷叫卖，或是外出卖苦力打零工。不过，马苏德比他们要幸运一些，他爷爷每天晚上能手把手地教他读书写字，他还学了几句英语。
穆罕默德老人对我说：“世界上没有比难民再苦的人了。孩子们天真活泼，好象不知道苦，实际上他们的命运最悲惨。我节衣缩食，也要让马苏德吃饱；我再忙再累，也要教他读书识字，知道祖国的历史和地理，知道我们为什么沦为难民。我们已经苦熬了8个年头，好在形势终于有了变化。如果国内局势稳定了，我将第一个带着马苏德返回家园。”
我问小马苏德想不想回归祖国，回国后要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天真地答道：“我做梦都想着回国。今年以来，我天天问爷爷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小伙伴们最喜欢谈的话题也是回国。要说回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背着书包去上学！”
结识了穆罕默德爷孙俩后，又一次去集市买菜的时候，我特意带了两支中国制造的圆珠笔，送给了马苏德，并且衷心祝愿他早日回祖国上学的梦想能够尽快成为现实。
第7版(国际)
专栏：
超高速列车的竞争
陈鸿斌
目前，一场列车时速的竞争正在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之间进行。
西德国营铁路公司对其ICE列车是非常自豪的。ICE是“城市间试运营列车”的缩写。它是以200公里高时速将各主要城市联接起来的城市间列车。今年5月初，它驶出了406公里的最高时速。
ICE那流线型的车体是根据空气力学的原理设计的。列车在高速行进时车厢内显得非常平静；列车的摇晃度比日本的新干线列车还小。西德铁路专家不无得意地指出，它将于1991年正式在汉堡和慕尼黑之间投入营运，最高时速为250公里。到90年代中期，ICE的运行路线将进一步延长，其最高速度可望达到300公里。
然而，被ICE夺走最高时速的法国也不甘人后，新研制成的大功率机车明年将高速运行于新建成的巴黎至波尔图的大西洋新线上，时速将从目前的270公里提高到300公里。以维持其“列车营运时速世界第一”的地位。
在日本，时速为300公里的“超光号”列车的研制工作进展顺利，预计1991年可交付使用。现在正在努力解决减少空气阻力，减轻车辆自重，增加舒适感和降低噪音等问题。因此，看来在营运速度方面目前法国略胜一筹，接下来是日本和西德。只有这三个国家的列车具备300公里营运时速的实力。
其他国家对修建超高速铁路虽然也很感兴趣，但起步晚了些。英国正在研制的91型机车“艾莱克特拉”，打算在1991年达到时速240公里。意大利也在对试营运的高速列车“宾德里诺”加以改进。据悉苏联正打算将列车的最高时速增加到350公里。
正在研制高速列车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将车头设计成尖锥型，像飞机的头部一样以减少空气的阻力。因为物体的运动速度每提高一倍空气阻力便会增加两倍。为进一步减少阻力，“超光号”的车身比新干线列车更为瘦长，减少了车门等结合部的凸凹。减轻列车自重也是很重要的。重量减少后，同样功率的马达就能达到更高速的目的。这不仅使乘客感到舒适而且还节省能源。如今已研制出了用轻铝合金制成的车厢。除了电器设备和转向架外，每节车厢仅重6吨，比新干线车厢轻4吨。
尽管噪音与列车的性能没有关系，但这却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西德ICE正式营运所需解决的唯一问题便是噪音。如今车轮与钢轨之间摩擦产生的噪音已大为减少，主要是列车高速运行时劈开气流所产生的噪音。这个难题如今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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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兰克福的摩天大楼热
孟宪谟
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掀起兴建摩天大楼的热潮。在正计划建筑的这些高楼中，有两座比欧洲目前所有摩天大楼都要高：梅塞图尔姆高254米，卡姆帕内尔高264米。前者已正式动工。
由于对高层建筑有一种恐怖感，在70年代，法兰克福的高层建筑计划经常引起争论。现在，公众舆论已由对高层建筑的敌视态度转变为对建筑师艺胆匠心的一种好奇。这一转变可能是因为近期盖起来的三座摩天大楼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三座楼是德国银行大厦的两座对称的高楼和博览会大厦。德国银行的姊妹楼光耀夺目，它们的玻璃外壳将空间的海市蜃楼般的奇景反射出来。而博览会大厦则以其红色的基石和长剑形蓝色玻璃而独标一格。
像这样的高层建筑已显示出：摩天楼可以是大胆的、优美的和富于机智的，并非所有高层建筑都是单调和令人窒息的。它们的有反射作用的外层还可被用来将光线向下折射到街道上。涂上各色颜料后，随着光线亮度的变化，还能形成各种美景。
新一代的建筑师已卷入美化摩天大楼的潮流。梅塞图尔姆的顶端加上了34米高的“金字塔”，这就把欧洲大陆古典的塔形建筑同现代建筑结合了起来。据说法兰克福的高层建筑群将出现这种新老结合的合乎时尚的混合体。卡姆帕内尔则将建成67层高（比梅塞图尔姆多12层），顶部再置一类似天线的装置，这样它的高度将达到300米，也就是说，几乎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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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加坡正向高空发展，高层建筑如后雨春笋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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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生的痛苦与死的安乐
张祝基
在法国北方亚眠市一家医院的救生室里，24岁的帕斯卡·洛埃特已昏睡了13个月。一年多以前，他在一次车祸中脑部受了重伤，从此一直不省人事，虽经多方抢救，却从未神智复苏。但帕斯卡的爱妻埃德维日却认定帕斯卡一定能活过来。她每次到医院探视，都要伏在丈夫身边说些悄悄话，她觉得丈夫总是悉心聆听。有一次，护士把常来医院看望儿子的让保—罗叫到一边，告诉他帕斯卡的脑电图已经变成一条平线，说明帕斯卡大脑已经临床死亡，目前全靠机器维持生命。让—保罗彻底绝望了，他宁愿儿子死去也不愿看儿子这样痛苦地延活。但在帕斯卡死后，她妻子埃德维日却向法院起诉，控告医生犯了谋杀罪。
在西方，虽然法律规定医生绝对不可用药物中止病人的生命，否则就是犯罪行为。但是在美、法、西德和荷兰等国，越来越多的医生同意并实施安乐死。实施安乐死有多种方法，但一般却少有实例报道。
当代医学的进步给病人带来了福音，例如人工器官移植术可以救活在一二十年前医生徒唤奈何的病人。但是这也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一些致命的急症被不死不活的慢性病代替，甚至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可以维持“植物人”苟活多年，亲属探视时必须隔在无菌玻璃罩以外。这给病人及亲属造成极大痛苦。于是倡导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呼吁，既然每个人都有免受疾病折磨的权利，因而也就有要求自己无痛苦即安乐地死去的权利。
1936年，美国出现了“自愿安乐死协会”，这个协会向参议院提出了一份要求在严格规定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的议案。近些年来，西方赞成安乐死的人日益增多。民意测验表明，72％的美国人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法国有76％的人希望修改安乐死为非法的法令；在荷兰，支持安乐死的组织已有2.4万名会员，约有10万人立下遗嘱，要求在其生命垂危时，不用医疗技术延长其生命。此外，这种组织还遍及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
目前，在西方实施安乐死是以无视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的。由于那些因实施安乐死而被诉诸法律的医生均未受到深究，所以安乐死的发展范围越来越大。如何在法律上对安乐死作出新的规定，将日益成为这些国家立法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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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丘尔巴诺夫受贿案与乌兹别克贪污盗窃集团
孙占林
丘尔巴诺夫受贿案震动苏联，《真理报》、塔斯社等苏联新闻媒介就此发表了大量材料和消息……
苏联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因收受乌兹别克党政官员巨额贿赂，9月5日被押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案件，轰动全苏，一时成为苏联新闻媒介的注目中心。苏联最高检察院的调查表明，从70年代起到80年代初，乌兹别克共和国活动着一个庞大而有组织的贪污盗窃集团，其首要罪犯是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
顺藤摸瓜直捣巢穴
乌兹别克贪污盗窃集团和丘尔巴诺夫受贿案的线索是在侦破一桩地区性案件时发现的。1983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以徇私舞弊罪逮捕了乌兹别克布哈拉州内务局长和物资技术供应局长等显要官员。接着，这几个人供出了邻近州的一名区委第一书记。苏联最高检察院认为情况复杂，立即派出以特别要案主任侦察员格德良为首的侦查小组飞往乌兹别克。侦查小组从这位区委第一书记家中及其亲友和心腹的住处查抄出价值155万卢布的赃款赃物。在此过程中，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卡里莫夫也露出马脚，他向拉希多夫共行贿30万卢布，还用黄金为勃列日涅夫和拉希多夫铸造了半身像。在拘捕卡里莫夫时，因他有私人保镖和警察保护，侦察小组决定智取。一天早上，侦察人员以给卡里莫夫送礼品为由，进入了他的住宅。当这位第一书记打开房门，伸手接礼品时，一副手铐卡住了他的手腕。侦查人员遂将他押上汽车，疾驶而去。
格德良带领100多名侦察员，抓住这条线索深入追查。当他们的视线转向乌兹别克某些高级领导人及其在莫斯科的庇护者时，犯罪集团的反抗活动疯狂到了极点，公开扬言要与侦查人员“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格德良后来回忆说，“只是由于苏共中央的支持，侦查工作才得以坚持下去。”
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侦察小组终于侦破了这个几乎遍及全共和国的犯罪集团。除党魁拉希多夫外，此案还涉及共和国的4名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内务部高级官员和许多部长及州、市领导人。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以及部长谢洛科夫自觉地充当了犯罪集团的直接庇护者和行贿对象。
网结八方互相利用
拉希多夫曾对其下属面授机宜：对于用得着的人，送点物质好处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如此，乌兹别克犯罪集团在物色“朋友”时，首先看中了这位当时有恃无恐的“驸马”。根据苏联最高检察院不久前公布的材料，丘尔巴诺夫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共收受来自乌兹别克的贿赂65.7万卢布。拉希多夫等人为了搞到资金，每年向国家虚报棉花产量100多万吨，国家如数付钱，其中不少塞进了他们个人腰包。多年来，乌兹别克犯罪集团共侵吞国家资财达20多亿卢布。
乌兹别克有一个几乎是公开的秘密：离开贿赂就一事无成。官职、党证、住房、奖章、文凭，乃至主席团座位，都可以变成供买卖的商品。据报道，拉希多夫有一次给下级授勋时，一面佩勋章，一面向对方耳语：“这可不是白给的”。受奖者心领神会，赶忙准备贡品。长期以来，乌兹别克贪污行贿的犯罪活动十分盛行，包括集体农庄主席在内的数千名领导干部卷入其中。而且，行贿数目之大，令人瞠目。原乌兹别克内务部副部长别格尔曼一人就向丘尔巴诺夫行贿20多万卢布，原部长亚赫亚耶夫在10年间接受下属的贿款14万多卢布，并将其中的10多万卢布送给了苏联内务部长谢洛科夫。一名在押的州委书记供认，为在本地区兴建一个新的经济部门，他向莫斯科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行贿9万卢布；为了搞到紧缺的钢轨和枕木，又向莫斯科的一位“朋友”送去10万卢布。
乌兹别克犯罪集团案件引起现今苏联领导的严重不安。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乌兹别克共和国鬼蜮伎俩，侵吞盗窃和贪污受贿成风，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粗暴破坏”。格德良在分析问题的严重性时说，在乌兹别克，要想谋得一个官职，需要付出一定的报酬，而要保住自己的职位，还得经常进贡。而要进贡，就会有所索取。所以，某个人往往既是行贿者，又是受贿者，它像连环扣一样，把许许多多干部推向犯罪的道路。他同时指出，拉希多夫一伙能够为所欲为，没有位居中央的人庇护是不可能的，“其主要庇护人是党的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的确，拉希多夫经常吹嘘他和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特殊关系”。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为了勃列日涅夫的威望和嘱托”。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他曾多次得到苏联最高奖赏。许多人站在他面前都有一种恐惧感。但他对丘尔巴诺夫却毕恭毕敬，完全是另一副面孔。一次，拉希多夫命令要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一位贵宾，并由他亲自率领大队人马去机场迎接。然而，走下飞机的却是胸前佩满勋章的丘尔巴诺夫。
踌躇满志好景不长
丘尔巴诺夫现年52岁。他年轻时就读于技术学校，后取得莫斯科大学函授毕业证书。他多年从事共青团工作，1964年是苏联内务部的一名上尉，同年和原妻离婚。1971年4月成了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第二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从此开始发迹。一年之内即连升数级，当上了苏联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副主任，后擢升为主任。1977年被任命为内务部副部长，1980年又晋升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被授予上将衔，占据了内务部第二把交椅，而实际上扮演着“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翌年便成了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又是苏共中央检查委员。
苏联报刊透露，丘尔巴诺夫其人缺乏教养，能力平平，但却善于看风使舵，投机钻营，取悦上级。当他担负内务部领导的职务后，越来越“目空一切”和“专横跋扈”。他依仗自己的权势和特殊地位，肆无忌惮地攫取私利，大耍淫威。据报道，苏联国家博物馆在5年内有130万克拉宝石不翼而飞，其中不少被丘尔巴诺夫窃为己有；国家的贵重古表竟成了他的私人用品。内务部改革专家克雷洛夫中将刚直不阿，屡屡和丘尔巴诺夫发生意见分歧，因此招致了对方的忌恨和仇视。丘尔巴诺夫将克雷洛夫排挤出内务部领导机关后，又诬陷他有经济问题，并亲自带领70多人的检查团进驻他所领导的内务部科学院，同时派人抄了他和亲属的家，结果却一无所获。这位专家感到难以承受人格上的侮辱和精神上的打击，1979年4月含恨自尽。
丘尔巴诺夫是莫斯科人经常私下议论的对象。苏联《星火》杂志披露，他酗酒成性，喜欢和“朋友们”一起滥饮，酒后丑态百出。人们多次看见他在内务部大楼的走廊里摇摇晃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酒鬼，竟被任命为全苏反酗酒斗争委员会主席。
在沽名钓誉方面，丘尔巴诺夫堪称登峰造极。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与他并无直接关系，但只因他光顾了一下贵宾席，就成了国家奖金获得者。他后来去阿富汗转了一圈，回国后，胸前又多了一枚战斗红旗勋章。
然而，丘尔巴诺夫和乌兹别克犯罪集团好景不长。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第二年，丘尔巴诺夫被解除第一副部长职务，改任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主任，但直到1986年9月才被拘留审查，1987年1月被依法逮捕。他的同伙谢洛科夫1982年底畏罪自杀，66岁的拉希多夫次年10月猝然死去。
据塔斯社报道，丘尔巴诺夫案的案宗多达110卷，证人多达501名。整个审讯将持续几十天。舆论界认为，这一案件无论就其经济数额，还是政治后果，都称得上苏联战后的惊人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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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冒险青年敢骑鲨
周本
这是发生在红海的事。
前不久，沙特阿拉伯几个青年人在季赞港南部驾舟出海，想领略一番大海的风韵。便任凭风吹浪打，翩然漂去。未想船到途中燃料用尽，一筹莫展。这时，一位青年自告奋勇只身游向岸边，寻取燃料。正当他搏击风浪奋勇向前时，突然一条鲨鱼向他游来。他急忙闪避，但鲨鱼总是片刻不离地追着他。在这万般无奈之际，他想，要想幸免一死，只有骑上鱼背。于是，待鲨鱼靠近时，他便伺机一跃而上，扑向鱼背……也不知过了多久，待惊魂稍定，他睁眼一看，已近海岸。他松了一口气，乘机跳离大鲨，奋力游向岸边。
使他惊奇的是，鲨鱼並未追踪袭击而是摇头摆尾地转身游走了。